父親的抱負
外祖父逝世後，母親回家，我亦跟著回家了。兩年後，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歲，母親以為我該上學了，想叫我進我們家的家塾。但是父親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學習，但猜想起來，祖父是不肯教這些新東西的。他就乾脆不讓我進家塾，而要母親在我們臥室裡教我。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學堂的《字課圖識》，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後兩者是父親要母親從《正蒙必讀》裡親手抄下來的。母親問父親：為什麼不教歷史？父親說，沒有淺近文言的歷史讀本。他要母親試編一本。於是母親就按她初嫁時父親要她讀的《史鑒節要》，用淺近文言，從三皇五帝開始，編一節，教一節。
為什麼父親自己不教我，而要母親教我呢？因為一則此時祖母當家，母親吃現成飯，有空閒；二則，——也是主要的，是父親忙於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說是他的做學問的計劃。
父親結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戰爭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投降派，在這一戰爭中喪師辱國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對於富有愛國心的士大夫，是一個很大的刺激。變法圖強的呼聲，震動全國。烏鎮也波及到了。我的父親變成了維新派。親戚中如盧鑒泉，朋友中如沈聽蕉（鳴謙），都與父親思想接近。父親雖然從小學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裡討厭八股。他喜歡的是數學。恰好家裡有一部上海圖書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漢口經商走運時買下來的）。父親從這部大類書中找到學數學的書。由淺入深自學起來。他還自製了一付算籌（用竹片），十分精緻（母親一直保存著直到她逝世）。但當時，曾祖父尚在，父親只能偷偷學習，而且結婚以前，父親沒有錢，不能購買那時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書。
當時（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給，家中稱為公帳開支；這公帳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費用，外加零用錢，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親在內的六個兒子女兒），每月零用也就只這五元（祖父是沒有職業的，也沒有收入），統歸祖母掌握，如果父親向祖母要錢習書，祖母就會說：家裡有那麼多書，還要買？
但在結婚以後，父親知道母親有填箱銀元八百元，他就覺得他的一些計劃可以實現了。這些計劃，除了買書，還有同母親到上海、杭州見見世面，到蘇州遊玩等等（父親那時也沒有到過上海、蘇州），甚至還想到日本留學。當時母親笑道：「你沒有當過家，以為八百塊錢是個大數目，可以做這，做那。我當過家，成百上千的錢常常在我手上進出，我料想這八百元大概只夠你買書罷了。」
事實上，當時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鄉試，是不許父親到別處去"見世面"的，何況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歲到過上海，後來走南闖北，是最喜歡新環境，新事業的，不料他管教兒孫卻另是一套。
父親暫時只能滿足於買書，求新知識。他根據上海的《申報》廣告，買了一些聲、光、化、電的書，也買了一些介紹歐、美各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新書，還買了介紹歐洲西醫西藥的書。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間，光緒帝下詔定國是，決定變法維新。幾個月內，接二連三下了好些上諭，例如試土改八股文為策論，開辦京師大學堂，改各省省會之書院為高等學堂，府城之書院為中學堂，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堂，皆兼習中西學術。命各省督撫勸導紳民發展農政、工藝，優獎創製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為振奮，可是各省督撫遲疑觀望，陽奉陰違。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親政，將光緒幽拘於瀛台，殺譚嗣同等六人，通緝康有為、梁起超。百日維新，至此遂告結束。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戊戌政變。
我的父親空高興了一場。當維新變法正當高潮時，我的父親計劃到杭州進新立的高等學堂，然後再考取到日本留學的官費，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進京師大學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這些事接著而來，父親的出遊志願，自然要擱起來了，而況母親第二次懷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變後的第四年，即壬寅（一九○二年）秋，舉行鄉試，廢八股，考策論。父親本來不想應試，但是親友們都勸他去。盧鑒泉自己要去，也勸父親去。於是結伴到杭州應考的，有五、六人。沈聽蕉素來不想應鄉試，但想趁熱鬧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親下了頭場，就得了瘧疾，他買了金雞納霜（即奎寧），服下後瘧止，勉強下了二場。沒有考第三場，自然"中式"無望。但這次到杭州，未入場前，逛了書坊，買了不少書，其中有買給母親的一些舊小說（《西遊記》、《封神榜》、《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譯的西洋名著。父親還拍丁一張六寸的半身照相。這張照片一直掛在臥室內靠近大床的牆上，直到父親逝世。
這是父親最後一次出門，一年後他病倒了。
壬寅鄉試是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也是清朝舉行的倒數最後第二次的鄉試（最後一次即癸卯科），盧鑒泉於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鎮另一個中式的是嚴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