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霧裡行走，追逐著張愛玲的腳步；我的靈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上海；我撥開迷霧，從天空俯視那庭院，聞到幽微的花香，聽見一個女孩子清泠的讀書聲。
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張愛玲，那時還叫做張，拉著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樹下讀書——我願意它是桃花，因為那個形容她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的胡蘭成說過「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至於書麼，或許便是《紅樓夢》罷，那是她反反覆覆讀了一輩子的書，她說過第一次讀時才八歲。
他們抱著母親從英國寄來的玩具，男孩子還戴著舶來品的草帽，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七歲，在一樹桃花下揚起純真童稚的臉，宛如天使。
我心動地聆聽。
——如果上帝在這個時候的天空經過，大概也會駐足傾聽。
她沒有弟弟美，神情也略顯呆滯，沒有弟弟那種討巧的乖恬。可是她的聲音抑揚頓挫，有著對文字天生的感知力與領悟力，滲透了靈性。
弟弟張子靜多少有些不專心，是在惦記保姆張干為他預備了什麼樣的晚飯，也是在想媽媽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回來——他已經想不起母親的模樣，甚至想不起「母親」這個詞所代表的具體含義——但總歸是一個好詞，是一件好事，不然不會一大家子人這樣興頭頭地回到上海來，接駕一樣地等待母親的歸國。
連下人們都較從前勤快些，因為知道她們的女主人就要回來，小的保姆何干和子靜的保姆張干，早早地就替兩姐弟預備下了見面那天穿的衣裳，連被褥也都拿了出來晾著。滿院子拉著長桿短桿，曬著金絲銀線的綾羅綢緞，發散著太陽的香氣，有種蓬勃富足的喜慶勁兒。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會清楚地感覺到太陽的光，是纖細熱烈的一條條。
天津家裡的一切都成了過去——揮之不散的鴉片味，父親和姨奶奶的吵鬧，親戚們關於小公館的種種議論和鄙夷的眼神……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著一個海洋扔得遠遠的。他們從天津來上海時，輪船一路經過綠的海黑的海，走了好遠好久，把不快樂不光明都丟在了海那邊，怎麼也追不上來了。
從天津到上海，命運在這裡轉了一個彎兒，似乎是在向好裡轉，至少一度是這樣充滿著好轉的希望。
人總是喜歡新鮮的，有變化總是好的。等到母親回來，一切還會變得更好。
弟弟忽閃著他的長睫毛大眼睛，打斷姐姐的朗讀，不知道第幾百次地問：「媽媽長得好看嗎？」
「你又不是沒見過。」姐姐有些不耐煩地看著弟弟，「媽媽走的時候，你也有三歲了，一點都不記得？」
她可是記得很清楚的。記得母親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時聳動的肩，記得她穿的綠衣綠裙上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裡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綠色的小薄片一閃一閃，是海洋的無窮盡的顛簸悲慟。那汪洋的綠色看久了眼睛會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歲。
一個早慧的兒童多半是不快樂的。敏感，彷彿總是與傷感孿生。
母親給她拍過許多照片，照片裡的她大多不笑，圓頭圓腦，有著懷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燦爛的一張，便被母親很用心地著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團團的，穿著藍綠色薄綢的衣裳，有著薄薄的紅唇——然而她明明記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綢領的淡藍色衣裳，印著一蓬蓬的白霧——藍綠是母親後來的著色，那是母親的藍綠色時期。
隔了許多許多年之後，她也會清楚地記著，那是一個北國的陰天下午，相當幽暗，母親把一張小書桌晾擱在裝著玻璃窗的狹窄的小洋台上，很用心地替這張照片上色。雜亂的桌面上有黑鐵水彩畫顏料盒，細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記得這樣清楚，因為是記憶裡難得的母愛珍藏。
母親是時髦的，也是美麗的，總是不大容易高興。早晨，何干抱了小到她的大銅床上，她總是顯出微微愕然的樣子，似乎一時想不起這個小小孩童是哪裡來的，她忍耐地看著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詩，要想好一會兒才可以慢慢醒來——彷彿靈魂悠遊在天上，看見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捨得，只得無奈地還了魂——她於是顯出一點高興來，認真地教女兒認字塊，認兩個字之後，就給她吃兩塊綠豆糕。
——關於母親的記憶，統統和「綠」有關。
「你還記得綠豆糕嗎？」小循循善誘地提醒，「媽媽每次給我兩塊綠豆糕，我總是分一塊給你的。」
「我要吃綠豆糕。」子靜的心思立刻轉開去，但是嘩一下又改變了主意，「不，我更喜歡松子糖。」他說著，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來，彷彿已經吃到了松子糖。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摻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歡，彷彿生活的甜蜜全都濃縮在那裡，落實在那裡。
小時候，為著他體弱多病，得扣著吃，人們曾經嘗試在松子糖裡加了黃連汁餵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只拳頭完全塞在嘴裡去，仍然要。於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搽了黃連汁，他吮著拳頭，哭得更慘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時接受奇苦的黃連汁，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關於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這麼多年來，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聲明，很認真地聲明。
「那你去找張干要好了。」小終於不耐煩了。八歲的女孩子和七歲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離天差地遠。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陽台上找父親。
父親獨自坐在陽台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眼直視，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也許是在想像未來，也許是在面向死亡——因為打了過度的嗎啡針，他已經離死很近了，才只32歲，可是竟有了暮氣沉沉的況味。
小站在陽台門口，試探地叫一聲：「爸爸。」
張廷重緩緩地回過頭，看見女兒，僵滯的臉上顯露出一絲歡喜，問：「做什麼？你弟弟呢？」
「他餓了，找張干要吃的去了。」小湊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麼？」
張廷重搖搖頭，卻反問：「你想媽媽嗎？」
「不知道。」小老老實實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媽媽」像一個符號多過像一個人，是高貴神秘而又遙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遠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過節常常往中國郵寄禮物的投遞人——因為父親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鴉片，她藉口小姑子出國留學需要女伴監護，同去了英國。一去四年。從那時起，人們便在等她回來，把等待當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來上海後，更是每天從早到晚談論最多的話題便是「太太要回來了」，她隱隱地歡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貴而遼遠的母親真要回來，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張照片，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多少又有點奇怪而不自在。
小問父親：「媽媽是不是真的就要回來了？」
「她回來，也可能還是會走的。」父親答非所問，又歎了一口氣，不知是對自己還是對妻子歎氣。
是他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來的，直到他答應戒煙，又攆走了姨太太，她才終於肯答應。他當然是高興的，可是多少也會覺得挫敗，而且他對自己以後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煙癮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鴉片是鬼東西，任憑再大的煩惱再多的痛苦，一個煙泡滾幾滾，自然百病全消，萬慮齊除。家勢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時不如一時，景況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沒了鴉片，還能叫日子嗎？
每個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總得有個念心兒，才會覺得活著的好。他的癮是鴉片，小的是書，子靜是松子糖，妻子黃逸梵呢？大概是上學吧。
說起來逸梵真是舊時代意義上標準的大家閨秀，還從小纏足呢。像張家這樣曾經顯赫的大家族在民國後也都不講究那些了，妹妹張茂淵也是一雙天足，逸梵卻是三寸金蓮。
但就是這樣一個嫻靜的淑女，竟然一雙小腳跨洋越海，跑到英國留學去了，聽說和茂淵兩個跑到阿爾卑斯山滑雪，還滑得不賴呢——就這樣子一天天地飛遠，從他的身邊飛離了去，從他的家庭飛離了去，他們漸漸活在兩個世界裡。
記得當年結婚的時候，他們都還只有19歲，金童玉女，一對璧人。男的風流瀟灑，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門後裔，旗鼓相當，端的惹人艷羨。那時候花前月下，他們都曾慶幸自己得到了傳說中的金玉良緣，遠遠好過他們的祖輩。
——張廷重的父親是前清名將張佩綸，母親是李鴻章的小女兒李菊耦，他們倆年齡相差了整整18歲，而且都不算長壽。張茂淵就曾很不孝地非議過自己的姥爺，說：「這老爺爺也真是——兩個女兒一個嫁給比她大二十來歲的做填房，一個嫁給比她小6歲的，一輩子都嫌她老。」
——黃逸梵的背景沒有張廷重那麼輝煌闊大，然而也是名門閨秀——清末南京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的女兒。她母親是農家女，嫁與將門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談不到的，而且也短壽，夫妻兩個都只活到二十幾歲，孩子由嫡母帶大。
按說這樣背景相近、年齡相仿的兩個人結為夫妻，那是沒有什麼不滿足的了。事實上，新婚時他們的確也曾快樂，也曾恩愛，也曾甜蜜和美過，然而後來，究竟是怎麼走到如今這一步的呢？
大抵是從他吸鴉片、捧戲子、養姨太太開始的。
張廷重再歎了一口氣，眼睛微微瞇起，看得更加深遠了。
這一次，他望見的是過去。2
李鴻章，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朝四十餘年，官至文學殿太學士，死後大清朝廷賜封謚號「李文忠公」。因為曾代表清廷與侵華各國先後簽訂馬關條約、中俄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歷史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即使蓋棺亦未能定論，我要在這裡討論的只是血統。
血統是一種神秘的東西，說它有，什麼也看不見；說它沒有，卻的的確確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裡，隨著新生命的來與去而周轉不息。
張愛玲在《對照記》裡提到祖父母的時候，曾寫道：「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
可以愛自己的祖先，並以他們為豪是一種幸運。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歷史，很多人發了財便要請槍手替自己杜撰歷史，很多人因為「我們祖上也曾富過」而一生鬱鬱，很多人為了自己的「歷史遺留問題」而蹉跎終生……祖先，是我們固有的歷史，是我們的來處，是今昔何夕我為何人的一種論述，它使我們在這世上不孤立、不虛無，而有根有據，如影隨形。李鴻章的私家花園——丁香花園「我」走在這世上，不是破空而來突然而去的，身後站著歷朝歷代的祖先，他們躺在我的血管裡借我的眼睛來看世界，借我的腳步行走，借我的頭腦思考，借我的生命再活一次，再死一回。
即使不是每一顆西瓜種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結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種子播下去卻一定結不出西瓜來——這便是血統。
張愛玲的血統無疑是高貴的。她在後來成名之後，一度猶豫過是否要借此出身來為自己的新書做宣傳，並且因此「劣跡」而一再被人攻擊虛榮——然而她為什麼不可以虛榮？她是貴族的女兒，並不是神的女兒，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虛榮。沒有虛榮，又何來的世界發展？
這大概便是張愛玲即使因為聲明貴族血統很吃了一點苦頭，並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後著作《對照記》裡卻再一次大膽地講出自己的出身，並大聲宣佈「我愛他們」的緣故。
好吧，讓我們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再沏一壺茉莉香片，尖著嘴輕輕吹開那浮沫，在茶煙繚繞中，開始聊聊這一段關於血統的閒話罷——
傳說中的張佩綸儀容瀟灑，能言善辯，頗有名士之風。直隸豐潤人，出身於士大夫之家，中舉人，點進士，從翰林院的庶吉士進至侍讀，後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清流派」的中堅人物，常與一些文人學士們抨擊時弊，糾彈官吏，往往一疏上聞，四方傳誦。閒時狎妓縱酒，風月無邊，尤其喜著竹布長衫，風流倜儻，招搖過市，一時引得京都士大夫爭相效仿，幾至竹布長衫大有暢銷京都之勢。
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張佩綸被派福建會辦海防，曾眼見福建海防空虛而向南洋和北洋呼籲船隻，但未獲理睬。7月3日，法艦突然發動襲擊，進犯中國南部沿海，中國軍艦連同生產這些軍艦的福州船政局頃刻間煙消雲散，張佩綸上中岐山觀戰，親眼目睹了炮彈橫飛、水幕沖天的悲壯場面，自知罪無可綰，心灰意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尾戰事」。
事後，張佩綸被革職充軍，流放邊塞張家口。其間作《管子注》二十四卷，《莊子古義》十卷。光緒十四年（1888年）期滿釋歸，因與李鴻章是世交，遂得收留為幕僚，協辦文書，掌理重要文件，並因此認識李鴻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張佩綸已經41歲，兩年前剛死了原配，又是個剛釋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歲，且素有才名，嫁與張佩綸做續絃是委屈了——這家的女孩子總是與層次比自己低的男人結緣，也是宿命。
《孽海花》裡形容李菊耦「眉長而略彎，目秀而不媚，鼻懸玉准，齒列編貝」；「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芸，威毅伯（即李鴻章）愛之如明珠，左右不離。」說李鴻章的夫人趙繼蓮為了他要把這個才貌雙全、德能兼備的女兒許給一個相差18歲的「囚犯」做繼室，不禁大怒，罵李鴻章是「老糊塗蟲」，又哭又鬧，卻到底拗不過。
結婚後，張佩綸自誓閉戶讀書，對李鴻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斷不置喙」，只與嬌妻每日詩酒唱隨，烹茶作賦。李鴻章為了愛女，在南京大中橋襄府巷給他們買了一所巨宅，這是康熙年間一個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張勇的舊宅，深府大院，花木競秀，頗為幽靜。張佩綸與李菊耦便是在那裡生下了一子一女，子即張廷重，女即張茂淵。
在張佩綸所著《澗中日記》裡，時有「午後與內人論詩良久」、「雨中與菊耦閒談，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時不禁心憮然」、「合肥晏客以家釀與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圓，花香搖曳，酒亦微醺矣」之類風花雪月的句子，伉儷情深，躍然紙上。即使妻子「小有不適」，亦可謂小病是福，兩人「煮藥，煮茶，賭棋，讀畫，聊以遣興。」很有點趙明誠與李清照的意味。張佩綸墨跡
他們甚至還合作過一部武俠小說叫《紫綃記》，書中俠女紫綃是個文武雙全的大家閨秀，文中常常只稱做「小姐」而不提名字——他們的進步使得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走出深宅大院的奇女子，然而他們的保守卻又使得一支筆緘默地不肯輕言千金閨秀的芳名——大家族的不徹底由此可見一斑，即使是在最荒誕的想像和杜撰裡也仍舊是「非禮勿言」的。
《對照記》裡有張佩綸與李菊耦的照片，我未能看得出張佩綸有多麼「風流倜儻」，卻著實驚艷於李菊耦的嫻靜恬美，人們一直形容張愛玲是「臨水照花人」，然而李菊耦神情中的那一種清秀靜美才真正稱得上是「臨水照花」。且她也的確是個惜花人，一聽說桃花或是杏花開了，便扶著女傭的肩膀去看——家裡沒有婢女，因為反對販賣人口，這也足可見出二人的進步。張佩綸還曾記載她「蓄荷葉上露珠一甕，以洞庭湖雨前淪之，葉香茗色湯法露英四美具矣」，像不像《紅樓夢》裡的妙玉？
然而一個女人的心若不靜，便招外禍；心太靜了，卻又不容易盡享俗世的福分。張佩綸1903年逝於南京，享年55歲。那時幼子張廷重只七歲，女兒張茂淵才兩歲。李菊耦不足40便早早地守了寡，「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日子，許是只有她自己曉得了。
安靜與孤清，不知道是不是同高貴與叛逆一樣，也是流淌在血液裡，祖先留傳給張愛玲的一份不可拒收的禮物？
「碧海青天夜夜心」是我母親年輕時最喜歡的一句詩，她把它寫在自己大學宿舍的床頭，有人見了，提醒她：女孩子太愛這些孤清的句子不吉。她不理會。後來果然早早地守了寡。在我小時候，她常常念起這件事，並且不許我耽迷於李清照的詞，不許我去教堂參加唱詩班，不許我總是背誦《紅樓夢》裡有關妙玉的判詞。
——這樣的女子，是無法想像她會安靜地坐在一個滿清遺少家裡做少奶奶的。然而她丈夫的家裡就只有這些：姨太太，戲子，嗎啡，賭具，裹小腳的老媽子，終日不散的鴉片煙，還有無事閒坐打秋風的煙客……這些都是他生活裡不可或缺的道具。她一天比一天更無法忍受丈夫的浪蕩與頹唐，也一天比一天更嚮往國外的自由與文明。
張廷重也並不拒絕那「文明」，然而他的取捨卻與妻子有不同的選擇，他喜歡吃國外進口的蘆筍罐頭，各種新式的汽車，也看翻譯小說，比如蕭伯納的《心碎的屋》，他還給自己取了個時髦的洋名字叫「提摩太·C·張」，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卻又完全是清貴遺風——他盡得了父親的風流，卻未能擁有父親的才情，更沒有父親的溫柔。他與妻子的爭吵日益升級，終至不可調和。
在女兒小四歲那年，更名黃逸梵的黃素瓊終於借口陪小姑子張茂淵出洋留學而遠走高飛了。
一飛，便是四年。
張愛玲小的時候，原也趕得上看見了一點點浮華世家的遺風流韻，但多是些頹廢的事物——銹跡斑斕的古董，華而不實的銀器家什，幾代流傳的整套漆木傢俱，紅木嵌大理石的太師椅，水印木刻的信箋，線裝的絕版書籍，當然，還有終日煙霧不散的煙榻與煙燈。
總是在半明半昧的午後，她站在父親的煙榻下，囁嚅地小聲地提出她的要求。而父親，也多是半醉半醒地，愛答不理地回著她的話。使她感覺，進到父親的煙間一刻，好似游了一回太虛幻境，再出來時，恍如隔世。
親戚里有位被稱為「三大爺」的老人，小每次去，總見他永恆地坐在籐椅上，就像長在那裡似的，並且永遠重複同一個問題：「認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個詩我聽。」「再背個。」每次聽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就流淚。
還有，初回上海時，趕上伯父六十大慶，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會，十分風光……
這一些，都是傷感的，卻也是富貴的，帶著沒落家族特有的沉香。
後來，那大家族的縮影一再地出現在張愛玲的筆下，《金鎖記》、《傾城之戀》、《花凋》、《茉莉香片》、《創世紀》……到處都可以尋到那黯綠斑斕的痕跡。
自然，那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3
我的靈魂徘徊在1928年的天空，看到一個動亂的年代。
那一年，奉系張作霖在軍閥混戰中失利，從北京撤回東北途中，於皇姑屯車站被日本關東軍預先埋設的炸彈炸死；張學良「東北易幟」，以示由國民政府統一中國；那一年，女畫家張玉良旅法歸來，在上海舉辦個人畫展，引起轟動；那一年，上海大光明戲院由美商投資建成，首映美國影片《笑聲鴛影》；那一年，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經濟和戰亂的影響下漸漸式微，大批文化名人從北京來到上海，文學巨匠魯迅亦偕同妻子許廣平在虹口安下家來；年輕的劉吶鷗從日本回到上海，與施蟄存、戴望舒合辦了一份雜誌叫《無軌電車》；那一年，政府公佈上海市總人口數為2717000人，其中外僑人數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都市；那一年，張愛玲還不叫張愛玲，父親張廷重剛辭了姨太太，帶同全家南下，從天津到上海，迎接妻子回國。
黃逸梵回來了，張廷重搬走了——搬去了醫院戒毒——家裡突然寬闊起來，明亮起來，也熱鬧起來，多了許多優雅雍容的客人，多了許多諸如鋼琴、油畫這些新的擺設，多了許多歌聲與笑聲。
當黃逸梵和一位胖阿姨並肩坐在鋼琴凳上模仿一齣電影裡的戀愛表演時，小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她是真心快樂，好像從記事以來，這是第一次真正的快樂。因此很多年後都還記得很清楚。
家裡的一切都是美的巔峰，藍椅套配著舊的玫瑰紅地毯，其實是不甚諧和的，然而她由衷地喜歡，連帶的也喜歡英國，因為「英格蘭」三個字代表著母親的來處，並使她聯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雖然母親一再告訴她英國是常常下雨的，然而她沒法矯正那固執的印象，堅信英格蘭暖麗如春。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姑姑每天都要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緊匝著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裡絞著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裡常常有花開著。琴上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並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掛著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致的，裝著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後，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於肺有益。無論什麼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葉的淡赭，肩上垂著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並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張愛玲：《談音樂》）我對於鋼琴的最初記憶，是小學時上音樂課，每次看到老師彈琴，就羨慕得眼睛發光。我一直在心裡默默地念：老師，能讓我彈一下嗎？曾經在家裡對著鏡子練習了很多遍要怎麼樣對老師說出這句台詞，但最終也一次都沒說出口過。
高中時有同學報考了幼兒師範，我去她的學校看她，得以溜去琴房痛快地撫摸了一回琴鍵。曾經提出向她學習，然而她說琴房通常是不可能讓外人進來的；後來，我靠接家教補助生活費，有一個學生家裡有鋼琴，我便提出免收家教費，條件是她每天在課後教我半小時鋼琴。還特地去買了琴譜。然而她母親擔心我無心授課，只堅持了一星期便停止了這交易——那是我惟一一次學琴。
再後來離開大連去廣州，臨行前決定多學一技傍身，於是參加打字培訓班。十指敲在鍵盤上時，發現那簡直是變相的彈鋼琴，不禁興奮莫名。一個月的課程我只用一星期就完成了，當時的成績已經是每分鐘六十字以上。而一場鋼琴夢就此放下，心裡覺得已經是圓滿。
卻沒想到仍有續曲。更沒想到我嚮往鋼琴這麼多年，而身邊就有一位行家——我出生的時候家境已經十分窘困，記憶裡父親一直生著病，而母親從來都不高興，所以從來沒想到鋼琴這麼華美的東西與我家會有什麼關係。直到那一年同母親一起去北京探親，親戚家有鋼琴，媽媽便坐過去彈了一曲。手指已經很生澀，可是她仰臉唱歌的樣子真是美麗。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母親是會彈鋼琴的，當時震驚得簡直說不出話來。那也是她第一次對我說起她小時候的教育，那時大連屬「偽滿洲國」，她念的是日本學校，然而家裡另請著一位老學究教私塾，教她鋼琴的則是一個洋教師，聖誕節的時候，那教師把她們幾個親戚家裡的小孩子都組織起來開演出，表演聖經故事。媽媽扮的是牧羊女，穿著雪白的蕾絲裙子，台詞只有一句：「Oh，Christmas!」
我一直都想把媽媽的故事寫下來，然而越是親近的人越難下筆。而且人生的不同時期，她的性格與形象發生了太多次脫胎換骨般的變化，完全不能想像是同一個人。但是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寫的，總有那一天。4
「家」的意義變得明媚而具體，意味著花園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話書、有蘊藉華美的來客和不時響起的琴聲、笑聲。
一個早慧而敏感的孩子，總是不快樂的時候居多；因此快樂就顯得格外珍稀，每一次都要銘記。
小是如此貪婪而緊張地收集著有關母親與快樂的回憶，她開始比較像一個正常的得人寵愛的好孩子那般乖巧起來，學英文，彈鋼琴，同母親一起去看電影或是聽音樂會，母親告訴她不要出聲，她便端坐著一動不動，完全是一個西式淑女的風範；閒時牽著母親的手在花園裡散步，討論英國與法國的天空有什麼不同，也是西式的浪漫；便連感傷也是西式的憂鬱——看到書裡夾的一朵花，聽母親說起它的歷史，她便像一個淑女那樣落下淚來。使得母親向弟弟誇獎說：「你看，姊姊可不是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
是了，有母親的好處，還有一項就是可以得到母親的誇獎——有什麼樣的禮物是比一句真誠有愛心的讚美之言更難能可貴呢？而又有什麼樣的讚美是比出自母親之口更令人覺得溫暖而幸福的？她甚至學會了嬌慣自己，家裡吃雞湯，她只喝了一口，便宣佈：「有藥味，怪味道。」大家都不理會，獨有母親卻不放心地叫人去問廚子，果然說是這隻雞已經買了兩三天，養在院子裡，因為看它有點垂頭喪氣，怕它有病，就給它吃了「二天油」。
眾人都做出恍然的表情，並且驚訝地看著這孩子，母親雖然並沒有說什麼，可她已經很驕傲了，把頭埋得低低地扒飯，可是身下飄飄然地好像要飛起來——因為母親重視她的話，因為她的話是正確的，她是水晶球裡的預言家。關於嘴刁的故事，我的記憶裡有兩個——父親從前在清華大學教書，我兩個姐姐都是在清華園長大，好歹趕得上一點浮華世家的影子；我卻是一出生就跟隨父母下放去農村了。極小的時候聽母親數落大姐小時候嘴刁，有人送餅乾給她吃，她卻啪一下打落，發脾氣道：「我要吃奶油夾心餅乾！」我聽得一頭霧水，湊過去問：「媽媽，什麼是『餅——干——』？」又一次，是說二姐，她吃雞蛋不肯吃蛋黃，於是一叫她吃雞蛋就嚷著洗澡，偷偷把蛋黃塞進浴缸出水孔裡沖掉。我更加驚訝了，因為從來沒見過浴缸，甚至沒見過自來水，聽得兩眼瞪圓，這回是連發問也不敢了。
如果日子可以一直這樣地下去，那麼這世上就會多一個幸福的家庭，但或許會少一位深刻的作家。
真不知道黃逸梵與張廷重的離婚是一件幸事還是不幸。
在張廷重從醫院回來不久，便又重新抽上了鴉片。戒不了。因為他的心魔不死，煙癮也不死。
他的心魔有很多個形象，就如繩子的許多個結——懷才不遇自然是其中盤得最大、系得最緊、歷史也最悠久的一個結，悠久得都有點陳舊了，有一點磨損，發黑，面目模糊起來，甚至發出腐爛的氣味，解開已經幾乎不可能，斬斷了還差不多；對於妻子的矛盾的情感是舊結之上加了新結，關於鴉片與姨太太，關於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關於審美追求，橫橫豎豎，重重疊疊，簡直成了麻團，剪不斷理還亂。
有一個美麗而聰慧的妻子是男人的福分，但是倘若這慧而美的妻子同時還個性剛硬原則分明，而那個性與原則又與丈夫的主張格格不入南轅北轍，那便是婚姻的冤孽了。
不幸黃逸梵與張廷重夫妻便是這種狀況。留洋歸來的逸梵比從前更加美麗、更加時髦、也更加聰敏有主見了。她穿著華麗的歐洲服裝，灑著香水，說著英文，笑容明媚，談吐風趣，走到哪裡，哪裡的陽光便燦爛起來，所有的人都像是花朵向著太陽那樣仰起臉來注視她，追隨她。這真叫做丈夫的充滿了危機感——他看著她，怎麼也不能確信這美麗的天使一樣的女子是屬於自己的。
天使是長著翅膀的，她們隨時都會飛走。黃逸梵也是隨時可能飛走的。
有什麼辦法可以繫住天使的翅膀，讓她腳踏實地甚或畫地為牢，再也不會飛走了呢？
張廷重想出了一個很笨的方法，真的很笨，可是在大家族裡長大的他，卻很迷信這方法管用——那就是金錢約束——他就是被他兄長用錢約束了許多年不得自由的。
在結婚前，尚未自立門戶時，張廷重兄妹原一直依傍著同父異母的兄嫂生活，被剋扣得很緊。這使他一旦有了金錢的支配權後，立刻便揮霍無度起來。彷彿一棵被盆栽的梅花，扭曲拗折多年成了「病梅」，一旦打破花盆重新栽在土裡，也很難長成可造之材，而多半只會長瘋了。
大家族裡的人性向來是涼薄的，我自小便看慣了兄弟倪牆，爭財奪利，為了分家產而打官司——我小時候最常聽見的詞彙之一就是「打官司」，幾乎以為那是同「看親戚」、「買衣裳」、「吃館子」差不多意義的，都是不會天天發生然而時時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完全的無產階級是無所顧忌的，而真正富有到不知金錢為何物的巨富也實在少見，這世上多的是略微有那麼一點點便多出許多捨不得的小眉小眼——怎麼才能把那「一點點」弄到手，是大家族的每一個成員不捨晝夜要操心掛慮的，可以此重新安排自己的角色與位置。
大家族裡的親戚太多了，兄弟姐妹也多，同父同母的，同父異母的，異父母而同一個爺爺的，異父母而同一個爺爺卻不同奶奶的，每一個和每一個也只差一點點，這「一點點」卻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漸漸發展至對所有的親疏遠近都可以忽略不計，直至泯滅親情——探春和賈環的關係便遠不如同寶玉親，儘管他們才是一母同胞的親姐弟。
在大家族裡，血脈的親疏並不是最重要的，資產和權位才是關鍵，也是族裡掌權者用以挾制眾人的至要法寶。張廷重曾被兄長用此手段挾制過，如今也打算用這一招來挾制妻子，剪了她的遠飛的翅膀。他從醫院出來後，編盡理由，不肯拿出生活費來，要妻子貼錢出來，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那時想走也走不了。於是兩夫妻再度開始爭吵，吵得不可開交，比賽著砸杯子，砸傢俱，結果砸碎了自己的婚姻，也砸碎了兒女的美滿童年。
——那簡直是一個受到詛咒的噩夢，只有結束，沒有醒來。
小再次陷入無助的憂鬱裡。每當父母爭吵，傭人們便會把小姐弟倆拉出去，讓他們在一邊靜靜地玩，不要出聲。春暮遲遲，院子裡養著一條大狼狗，姐弟倆百無聊賴地逗狗玩，聽到樓上父母的爭吵聲越來越響亮，中間夾著砸東西的脆聲巨響。小和子靜驚怯地面面相覷，都不說話。晚春的陽台上掛著綠竹簾子，滿地密條的陽光。子靜推出他的小三輪腳踏車，一圈圈無聲地騎著，畫了一個圓，又畫了一個圓。小抱著膝坐在一邊，默默地看著月亮從雲層裡走出來，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可以走出這吵嚷的噩夢。記得小時候，我每次聽到那些吵嚷聲，便使勁握緊自己的雙手，不斷地默默地哀求這一切可以快點過去，如果爭吵在隔壁，而我呆的屋子裡恰好沒有旁的人，我會跪下來向月亮祈禱，求它幫我止息那戰爭，要麼就乾脆把我帶走，遠離這一切——我不知道寫了那麼多個不同的月亮的張愛玲，小時候有沒有做過這樣的祈禱。
在黃逸梵與張廷重爭吵的眾多題目中，有一條是關於小的——黃逸梵堅持要送小到學校裡受教育，她自己是個學校迷，自然不會讓女兒錯過上學的樂趣；然而張廷重卻堅持私塾教育，他的母親李菊耦一天學也沒上過，還不是能詩善賦巾幗不讓鬚眉？而且，那些洋人辦的學堂裡能教出什麼好來呢，讓女兒也同她母親一樣，滿口講英文，撒開腳丫滿世界跑嗎？
然而他終究沒有爭過妻子。有一天他上樓休息的時候，黃逸梵像拐賣一樣地拉著女兒的手偷偷從後門溜了出去，逕直來到黃氏小學報名處。在填寫入學證的時候，她猶豫了一下，支著頭想了片刻說：「填個什麼名字好呢？張這兩個字叫起來嗡嗡地不響亮——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罷。」於是，便隨手填了「張愛玲」三個字。
那個歪著頭取名字的樣子，給了張愛玲很深的印象。
後來，張愛玲曾經寫過一篇隨筆《必也正名乎》，開頭便說：「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
又說：「回想到我們中國人，有整個的王雲五大字典供我們搜尋兩個適當的字來代表我們自己，有這麼豐富的選擇範圍，而仍舊有人心甘情願地叫秀珍，叫子靜，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而她弟弟，就叫做「張子靜」。
姐弟兩個的名字，都被她批得體無完膚，可見「不可原恕」的應該是那取名字的父母。
不過她後來給自己取過筆名「梁京」，也未見得有多麼響亮，而且也仍然是脫胎於「張愛玲」的聲韻母切換。倒是她小說裡的主人公，諸如范柳原與白流蘇、許世鈞與顧曼楨、葛薇龍、吳翠遠、言丹朱，甚或碧落、嬌蕊、霓喜、瀠珠、愫細、小寒、綾卿……都是雅致纖巧有詩意，即使現在的作家們給主人公取名字，走的也仍是這一種字眼秀麗的路線。
張愛玲又寫道：
「現在我開始感到我應當對我的名字發生不滿了，為什麼不另取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點美與深沉，至少投起稿來不至於給讀者一個惡劣的最初印象。彷彿有誰說過：文壇登龍術的第一步是取一個煒麗觸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麼？」
「中國的一切都是太好聽太順口了。固然，不中聽，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
「話又說回來了。要做俗人，先從一個俗氣的名字著手，依舊還是『字眼兒崇拜』。也許我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戀戀於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
遠兜遠轉，繞山繞水，最後到底還是歸到「母愛」這個題目上來。還是那句話——對於溫情，尤其來自家庭的溫情，張愛玲得到的實在太少了。於是那一點點一絲絲，件件都銘心刻骨，無時或忘。
母親是為了她而同父親開始的這一場爭吵，母親難得一次拉著她手的記憶新鮮而刺激，母親歪著頭填寫報名單的樣子更是永恆定格，於是，這個由母親隨手填寫的惡俗的名字，便就此跟了她一輩子，可謂意義重大。
發生在那一年的重大簽字還有一起，便是張廷重夫妻兩個的離婚書。
離婚，自然是由黃逸梵提出，並且請了外國律師。張廷重起先是不願意的，直到簽字那天也還吃吃艾艾地挨磨時間，然而黃逸梵說：「我的心已經像一塊木頭。」這句話使他十分受傷，便也簽了字。
這個字一簽，小的童年也便就此結束了。
那一年，她十歲，改了名字叫「張愛玲」。我給自己改名字比張愛玲早一年，是九歲。父親去世後，媽媽帶著我們三姐妹被父親的家族趕了出來，她因為痛恨父親身後所代表的劉氏家族，決定為我改姓她的姓，還起過一個名字叫「於眉」。我在作業本上寫了這個名字，惹得每個人見了都要問問原因，甚至懷疑我母親是不是改嫁了。後來因為改名字的手續實在麻煩，這個提議不了了之，然而我卻從此對姓名失去了應有的尊重，帶著同張愛玲一樣「懷疑一切的眼神」決定為自己改名，不隨父姓劉也不隨母姓于，我把自己叫做「西嶺雪」，並且後來一直堅持用這個名字，除非要填寫各種證件，否則執意向人介紹我是西嶺雪。
可惜的是，我至今也未能在身份證上把名字改過來——改名字的手續實在太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