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歲除》這篇小說裡，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靜的客觀敘述法。採取全能觀點，以第三人稱寫成。整篇小說，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對話上：故事背景由對話供應，情節發展藉對話推進，而最令人驚歎的，是人物的性格，經由對話的內容與口氣活生生表現出來。在《歲除》裡，白先勇確實以實實在在，自然無比，卻又多彩多姿的對話，創造出一個有血有肉，可聞可見，十分令人憐憫令人難忘的角色——賴鳴升。
情節推展所囊括的時間，不過數小時；從頭至尾，寫只是除夕夜賴鳴升在劉營長夫婦家吃的那頓「團圓飯」。但因為喝酒吃飯時「話舊」，我們得知賴鳴升一生的故事。賴鳴升當了一輩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現是榮民醫院廚房裡的買辦，即軍隊裡所謂的「伙夫頭」。他與民國同歲，少年時期「就挑著鍋頭跟革命軍打孫傳芳去了」；他的生命巔峰，是抗日戰爭時在四川當連長的那段日子，而其後參加「台兒莊之役」，死裡逃生的經驗，是他記憶裡最光榮、最神聖的一件生活記錄。對於這段壯年時期的回憶，變成了今日年衰運外的賴鳴升藉以繼續生存的惟一精神滋養。如此，十分貧窮的他，在這除夕日，卻「偏偏還要花大錢」，買酒、買雞、買蠟燭，老遠從台南趕到台北，為的是和劉營長夫婦——知道他許多「過去」的老相識——守個歲，話話舊，重溫一次那已經長逝的，卻又因已凝成堅固記憶而依舊留存的生命光輝。
賴鳴升是《台北人》裡典型的不肯面對現實，在回顧中找尋生命意義的悲劇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裡有些人物那樣趨干自冷。這並非因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齡身份與以前不同，相反的，這一點他倒看得相當清楚；而是因為他覺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國家生命的大動脈，他的個人命運曾與國家命運緊密維繫在一起，於是對他自己懷著一個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當無情的歲月逐漸奪盡他的青春，逐漸侵蝕他的肉身，他卻堅持保守那個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賴鳴升所不能面對的現實，並非從連長降為「伙夫頭」之事實。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實。他不能接受的，是「時間能改變一切，無可挽回地改變一切」之殘酷事實。而他的悲劇根結，也在於他堅持在流動的時間裡，攀住這個與事實愈來愈遠離的自我意象；夢想著「改變」只是暫時，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趕快催走，就會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賴鳴升本人，一直沒覺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們讀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現在的賴鳴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間所存的大差距。這差距便是此篇小說的主要反諷，同時也是最令人對他同情歎憐的地方。
首先，我們注意到，作者在描寫賴鳴升的外貌、長相、舉止時，就著意把他介紹為一個歷盡滄桑的「巨人」模樣，以吻合賴鳴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頭寸把長的頭髮，已經花到了頂蓋，可是卻像鋼刷一般，根根倒豎；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儘是蒼斑，笑起來時，一臉的皺紋水波似的一圈壓著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著比旁人高出一個頭來，一雙巨掌，手指節節瘤瘤，十隻樹根子似的。
他的「嗓門異常粗大」，說話濃濁，喜歡呵呵大笑。他向劉英（劉營長十歲大的兒子）表示疼愛的方式，是「伸出他那個巨掌在劉英剃得青亮的頭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說話拍大腿，激動起來，會「突然跳起身來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鍋裡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來」。這種種描寫，除了反映賴鳴升豪邁、粗獷、不屈的性格，更使這一角色在讀者眼中，看起來好像真是個用鐵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們觀察賴鳴升其人與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兩個線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談表現，然後與他的行為表現互相比較。其二是分析小說裡其他角色對賴鳴升的看法，然後與賴鳴升對自己的看法對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對話是這篇小說的主幹。這篇小說的成功，主要是靠對話的傳真與傳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劉營長夫婦和賴鳴升全是四川人：劉營長是「一口的四川鄉音」，劉太太的「一口四川話，一個個字滾出來，好像不黏牙齒似的」；賴鳴升的四川話，卻是「濃濁的川腔」，他們的對話裡，迴響著四川方言的音韻。然而白先勇處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異口氣，止於「逼真」「傳神」之目的，一點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學那樣刁鑽難解。也就是說，一個不懂某種方言的讀者，也大致能完全瞭解白先勇的小說人物用方言所說的話。四川活頗似國語，所以在「歲除」裡，作者成功做到這點，可能還不太難，但像在《永遠的尹雪艷》裡，由於上海話與國語大異，作者在逼真傳達地方口音之同時，亦不使人費解其意，這實在極為難得。然而關於白先勇的方言運用，值得專題討論，而且如果論起白先勇寫對話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關於這點，現在就說到此。
賴鳴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談話的內容與口氣，表露出來。從他談吐中，我們處處可以感覺到他的自視之高。由於覺得自己的過去，自己的血汗，曾經幫同創造了整個民國的歷史，直到今日他還保留那份驕做，那份頂天立地，捨我其誰的氣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紀已老，地位卑微：像他當「伙夫頭」，或被山地女人騙走退役金等顯示他「身份下降」的事，全是他談話中自己說起的。他並不恥於這些事實，因為他完全生活在「過去」；對於往日的回顧，給了他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尊嚴。在吃這頓年夜飯時賴鳴升所說的那許多話裡，除了醉後有一段，對自己現在的處境發了些牢騷（捧大腳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幹不來，幹得來現在也不當伙夫頭了）外，我們感覺到的，一直便是他這份凜然自尊，而不是自憐自哀。「過去」的光輝，籠罩著他，顯然使他對「現在」視而不覺，知而不悟。
細察賴鳴升在喝酒過程中，受酒精影響，說話口氣內容的逐漸改變，是件相當有趣的事。清醒時的賴鳴升，保持一般做人修養，在做客時，不說粗話，態度也相當謙虛。但我們還是不難覺出在這份「修養」後面，他的自視之高。首先，他就十分自覺並驕做於他身材之高大（「幸虧我個子高，把那對蠟燭舉在頭上，才沒給人碰砸了」），他自稱「大哥」，稱劉營長夫婦為「弟妹」，稱劉英為「小子」，稱劉太大的表妹與她男友為「驪珠姑娘」「俞老弟」；這固然是由於交情、習慣與年份差異，卻也顯示他以老大哥、老前輩自居的驕傲。他問劉英將來想幹什麼，劉英回答「陸軍總司令」，惹得大家大笑，賴鳴升卻讚許道：「好大的口氣！小子要得。你賴伯伯像你那麼大，心眼比你還要高呢。」賴鳴升說，他帶來的一打金門高粱，並不是買的，是從前一個老部下送的：「虧他還記得我這個老長官，我倒把他忘了。」言下頗流露他對自己感覺的重要性。經過他這一句無意的，或下意識的「提醒」，劉營長立刻說「你也是我的老長官」，要向他敬酒。接著劉太太也加入，「桌上的人個個都立了起來，一齊趕著賴鳴升叫『老長官』，要敬他的酒」。賴鳴升起先謙虛一大番，說堂堂一個營長，怎能稱一夥夫頭為「老長官」。但胡亂推讓了一陣之後，「笑著一仰頭也就把一杯金門高粱飲盡了，然後坐下來，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過酒」。只這麼幾句描寫，我們就看到賴鳴升當時那副愜意自得的樣子。
賴鳴升在軍隊過了一輩子，雖然大概沒擔任過比連長更高的職位，他卻對「軍人」這一身份，懷著一種籠統固定的意象；而此意象，正與他心目中過去的自己，合而為一。任何與此意象不符合的舉動表現，在他看來，都是對軍人身份的一種褻瀆。所以當他發現俞欣，一個年輕的官校學生，只喝下半杯高粱，沒有幹掉它時，「他立刻好像被冒犯了似的」，指責道：
什麼話！……太太小姐們還罷了。軍人喝酒，杯子裡還能剩東西嗎？俞老弟，我像你那點年紀的時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裝！頭一天醉得倒下馬來，第二天照樣衝鋒陷陣。不能喝酒，還能當軍人嗎？幹掉，幹掉。
俞欣只得勉強飲盡，賴鳴升連忙又往他杯子裡篩酒。驪珠向賴鳴升解釋俞欣確實不會喝酒，賴鳴升卻不以為然，說：「驪珠姑娘，你莫心疼。幾杯高粱，一個小伙子那裡就灌壞了？」接著，他開始「倚老賣老」，硬塞給人一些「勸言」，以自己單身漢的身份，居然談起夫婦相處之道，勸俞欣「要向你們劉營長看齊，日後好好的疼太太」。由此，話題轉到女人，他敘述如何在去年，因為「動了這麼一下凡心」，想結婚，被一個年輕的山地寡婆子把三萬多元退役金全拐走了。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時的賴鳴升，已頗有幾分酒意，「修養」開始減退，說的話，用的字，都比以前「粗」了許多，譬如他開始用「屁」字（「那筆錢給有錢的人看來呢，不值一個屁」，「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沒得」），也頭一次稱自己為「老子」（「走的時候，還把老子的東西拐得精光」）。敘述完畢，他上下打量俞欣一番，說：「要是我還能像他一樣，那個野女人——趕她走，她也捨不得走呀！」然而，在他心目中，年輕英俊的俞欣，是否真能和過去的自己相比？不然。他說：「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當年我捆起斜皮帶的時候，只怕比你還要威風幾分呢。」
接著，他便自稱「借酒遮臉」，追敘起「割靴子」往事，解說他在成都當騎兵連長時，如何受他們營長的一個姨太太挑逗誘惑，同她發生艷事，如何割掉他們營長的靴子。（我們注意到，這個營長是「小軍閥」，不是好軍人，所以和他的姨太太「偷情」，顯然絲毫不損害賴鳴升心目中的軍人意象。）這段對過去強旺青春的回憶，加上酒性發作，使得賴鳴升在敘述完畢時，「怔了半晌，然後突然跳起身來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齒的哼道：『媽那個巴子的！好一個細皮白肉的婆娘！』」這之後，他就常常自稱「老子」。他說那個營長心裡動了疑，「那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兒莊』去送死呢！」話題就這樣自然而然移轉到賴鳴升珍藏心底的最神聖光榮的往事。
俞欣因為軍校裡，教官講抗日戰史，正講到「台兒莊之役」，所以興沖沖地問賴鳴升：「老前輩也參加過『台兒莊』嗎？」
賴鳴升沒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裡送，嚼得卡嚓卡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轉過頭去望著俞欣打鼻子眼裡笑了一下道：
「『台——兒——莊——』，俞老弟，這三個字不是隨便提得的。」
對於未曾身歷其境而講授台兒莊之役的軍校教官，賴鳴升充滿鄙視。他突然撈起毛衣，掀開襯衫，露出胸膛上一個碗口大殷紅髮亮的圓疤，原來這就是在台兒莊之役，他被一炮轟掉半個胸膛，留下的痕跡。這塊圓疤是他一生最光榮的記錄，「比『青天白日』還要稀罕」，「憑了這個玩意兒，我就有資格和你講『台兒莊』。沒有這個東西的人，也想混說嗎？」這時的賴鳴升，由於話題觸及他心中的「聖地」，同時又已深受酒精影響，已經完全失去清醒時的謙虛修養，談話間毫無掩飾地表露對擁有「過去」的自己之驕傲，對沒有「過去」的別人之輕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頑固地盤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過去已經永遠過去；僅憑意念，僅憑精神，而沒有健壯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當劉營長勸他慢點喝酒時，他大不以為然他說：「這點子台灣的金門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台喝過幾罈子了？」言下流露對象徵「現在」的台灣之輕視，對象徵「過去」的大陸之嚮往。接著他對劉營長說：「莫說老弟當了營長，就算你掛上了星子，不看在我們哥兒的臉上，今天八人大轎也請不動我來呢。」這雖是一句醉話，卻赤裸裸揭露了賴鳴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賴鳴升，對自己現今處境發了幾句牢騷，然後晃蕩著頭顱說：「今年民國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歲……到了現在還稀罕什麼不成？……就剩下幾根骨頭還沒回老家心裡放不下罷咧。」這裡，即使賴鳴升本人沒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華民國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顯的。事實上，作者在小說開頭描寫賴鳴升的外貌時，就特別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見了線路的藏青嗶嘰中山裝」。
劉太太阻止賴鳴升再喝酒。賴鳴升掙扎立起，狠狠拍了兩下胸膛，沙啞著嗓子說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雖然上了點年紀，這副架子依舊是鐵打的呢。」於是他離開桌子，擺起架勢，當眾扎手舞腳的打起拳來，炫示他的功夫。劉太太笑著，硬拉他到後面洗臉，賴鳴升臨走還回過頭來說，日後「打回四川」時，他至少還抬得動十個八個飯鍋頭。不久，從盥洗室，便傳出一陣嘔吐的聲音。
賴鳴升醉倒睡下了。本來計劃打通宵麻將的，終於沒有打成。當初吹說最會「逛花園」，約定「不到天亮，今夜誰也不准下桌子」的，原來是他自己。而現在，縱然「有心」，卻已「無力」；精神尚存（睡倒前還特別囑咐劉營長「替幾手，回頭他自己來接」），但肉體到底支持不住。他這一睡下去，當然是爬不起來的。即連放爆仗給劉英看的小小諾言，也沒得守住。今日的賴鳴升，其人與其自我意象之間，是很有一段距離的。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這篇小說裡的其他角色，和他們對賴鳴升的看法。
劉營長和賴鳴升是老朋友，同鄉、同輩、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紀比賴鳴升小一截，還沒到退休年歲，「一個營長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幾百人」。所以他的「身份」，就職業方面來說，異於賴鳴升，並沒「下降」。此外，更大一個區別，是劉營長有家室；他有一個賴鳴升認為是「前世修來」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個才十歲大，活潑頑皮，還很需要照顧的兒子。所以目前的現實生活，對劉營長夫婦，還是有意義的；對「過去」的回顧，雖然帶給他們溫暖，但只能說是生活的「調劑」，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劉營長和賴鳴升原是患難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稱呼，談話之間，頗能使人感覺出他們的手足真情。然而劉氏夫婦對這位「賴大哥」，所懷的真摯友情之中，卻又夾雜著相當成分的憐憫與縱容。他們看得見賴鳴升自己看不見，悟不到的弱點，但基於一般人情，以及對賴鳴升的同情與友誼，他們縱容他、隨和他、容忍他。在吃這頓「團圓飯」時的談話過程中，我們一再感覺出劉氏夫婦的這種態度。常常是經由賴鳴升某一句話的「提示」，促使他們趕緊附和，說一句兩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話，來幫著肯定一下他們明知已成虛幻的賴鳴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幾個例子：
賴鳴升：「虧得他還記得我這個老長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劉營長：「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長官，我先敬你一杯。」賴鳴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當年我捆起斜皮帶的時候，只怕比你還要威風幾分呢。」
劉營長：「大哥當年是瀟灑得厲害的。」
賴鳴升：「這點子台灣的金門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台喝過幾罈子了？」
劉營長：「大哥的海量我們曉得的。」
劉太太是個很好心腸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樣，出於憐憫與人情，說些熨帖的話，使賴鳴升心裡高興。但她對賴鳴升的情誼，是由她丈夫而來，所以她對賴鳴升的看法，比劉營長「客觀」一籌。她雖也真心跟著喊「老長官」，同聲扶持賴鳴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對真正的他，看得相當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認真地想把他介紹匹配給「我們街口賣香煙的那個老闆娘」，一方面固然顯示她的關心，一方面卻也多少洩露出她對他身份的真正估價。她的「容忍」成分，遠勝「瞭解」；在她看到賴鳴升喝醉時，能冷靜地把酒瓶「劈手奪了過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婦，對烹飪的興趣高於對朋友的瞭解；在賴鳴升那樣激動地再度活於過去時，她心裡顧念的，卻是沒人嘗她拿手的「螞蟻上樹」。賴鳴升醉倒後，她對俞欣和驪珠搖頭歎氣說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這樣的。我們大哥愛鬧酒，其實他的酒量也並不怎麼樣。」
這幾句話，除了揭示劉太太對賴鳴升的客觀看法與容忍態度，亦讓讀者得知，原來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不足為奇了。而最後一句「其實他的酒量也並不怎麼樣」，觸及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他現在的酒量並不怎麼樣，還是他的酒量一向並不怎麼樣？這聯帶引出一個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問題：賴鳴升的「自我意象」，現在當然已不合實際。但以前呢？壯年時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還是由於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顧」的酸甜交集的溫馨中，把過去的自己，多描了幾筆理想的色彩？賴鳴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過嗎？……然而，若沿這條線路想下去，則故事的「反諷」（irony）強烈得有點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這樣的反諷，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們還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中，我論到《台北人》裡的人物，大致可分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過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現實，但也時而回顧「過去」的人；第三是捨棄「過去」，或沒有「過去」，而完全代表「現在」的人。在《歲除》裡，賴鳴升屬於第一型，劉營長夫婦屬於第二型。剩下的三個配角，驪珠、俞欣和劉英，便屬第三型。這三個年輕人，因為幼年無知時就來到台灣，或出生在台灣，對於代表「過去」的大陸，與前一代人經驗的與國家命運攸關的滄桑個人歷史，不能有深切的認識與同情。劉英還只是個小孩，暫且不論。俞欣和驪珠二人，顯然都是二十出頭，都是很有禮節，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這從他們犧牲難得的單獨相處機會，而答應留在劉家陪賴鳴升吃飯打牌之事實，可以看出。但因他們不瞭解賴鳴升，又沒有劉氏夫婦對他所懷有的那種情誼，他們的看法完全客觀，完全理智，絲毫不牽纏自己感情。如此，當賴鳴升激動無比地敘述日本鬼打棘澤時，他用自身血肉換取的驚天動地經驗，俞欣卻像隔在一層玻璃之外，背書似地稱誦：「那一仗真是我們國軍的光榮！」事實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賴鳴升二人，做成對比。賴鳴升的外貌（鋼刷般的短髮、特大骨架、臉上密密麻麻的蒼斑等），與他身上那套「磨得見了線路的藏青嗶嘰中山裝」，都暗示他是一個耿直不屈，歷盡滄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實質，固執保守中國舊傳統的代表「過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筆挺的淺泥色美式軍禮服」，「金亮的……領章」，「黑領帶」，修剃得整齊服帖的頭髮，以及最後臨走時對著鏡子整理領帶等動作，都暗示他是個與傳統疏離，受了相當洋化，很能貼合適應環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內容深度，又頗有點沾沾自喜的現世人物。這倒不一定是說，俞欣這個人不如賴鳴升。而是在白先勇視界中，因為俞欣沒有「過去」，生不逢時，便由不得他自作選擇地被注定必須「膚淺」，必須是個形象相似但實質不同的「複製品」或「贗品」。這樣有點專橫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當然，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個架構，以及「今昔對比」的一貫主題。
驪珠是一個好女孩，羞澀、有禮、懂規矩。但當然，因為她也沒有「過去」，和俞欣一樣，不能瞭解賴鳴升的心情。她答應留下來陪賴鳴升吃飯打牌，顯然主要是礙於情面，所以當他醉倒，劉太太建議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時，她像解脫了一大負擔，「趕忙立了起來」。吃飯過程中，她把賴鳴升最令讀者——經由作者的成功傳達——憐憫難受的悲劇表現，視為喜劇表現；臨走還咯咯地笑著說：「賴大哥喝了酒的樣子真好玩。」其實，不只驪珠俞欣，就連劉營長夫婦，對賴鳴升的心情也常不能瞭解。如此，在賴鳴升敘述往事，無限感觸激動之際（如敘述「割靴子」事件後），或當他做出使同情的讀者最覺心慟的舉動時（如裸露胸上傷疤，與醉後表演打拳），同桌吃飯的人卻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哄然大笑起來」、「笑著偏過頭去」、「捂著嘴笑著低下了頭」，「笑得前俯後仰」。白先勇用這種對比描寫手法，烘托傳達出賴鳴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絕」。即連最親近的患難弟兄，也不能瞭解他心底最深處的悲痛。這種與世隔離，無法與別人心靈溝通的悲哀，即所謂「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現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學的一大主題。
至於劉營長夫婦的兒子劉英，由於年幼無知，當然更無法曉得賴鳴升沉重的心情。在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幾乎完全集中在「放煙炮」這件遊戲上，而他對賴伯伯的興趣，也可說是止於他「電光炮抓在手裡爆」的諾言（小孩子本來就是這樣，若不這樣，就不「真」了）。他在吃飯過程中，說的話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過的想當「陸軍總司令」的天真對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關。他的話，最令人注意的，有兩句。當賴鳴升追敘他在棗澤死裡逃生的經驗，而被「台兒莊」的回憶激動得「突然變得口吃起來」時。
……這時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沉默了許久的劉英，陡然驚跳起來，奔向門口，一行嚷道：
「他們在放孔明燈啦。」
劉營長喝罵著伸出手去抓劉英，可是他已經溜出了門外，回頭喊道：
「賴伯伯，等下子來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黃牛噢！」
劉英這裡說的兩句話，頭一句，使讀者在剛聽完「台兒莊」故事的緊張情緒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劃空爆響」與窗上的「強烈白光」，原來只是人們戲放的孔明燈。和「台兒莊」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並論，是作者何等之諷刺！劉英的第二句話，「不要又黃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們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發生過。等到後來劉太大對驪珠說「每次都是這樣的」，我們這一揣測，就獲得了證明。
白先勇把賴鳴升的悲劇，安排發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義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況下，圍坐吃「團圓飯」，就有諷刺意味。又把一個經歷過猛烈炮彈戰火的老兵滄桑血淚史，安置在戲放鞭炮煙火的喜慶節日，對比之下，產生尖銳的反諷效果。此外，小說頭一段，白先勇在籠統描繪台北市除夕黃昏景致的幾句文字裡，提到「各家的燈火，都提早亮了起來，好像在把這一刻殘剩的歲月加緊催走，預備去迎接另一個新年似的」；而小說最末幾句，是：「四周的爆竹聲愈來愈密，除夕已經到了尾聲，又一個新年開始降臨到台北市來。」白先勇前後強調「迎新」（趕走壞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賴鳴升不能面對「時間已不可挽回地改變一切」之事實，也暗示他固執持守已經不合實際的自我意象。當然，其中所含對當今社會國家處境的影射，顯而易見，不必細說。
我們已經相當詳細地分析討論了賴鳴升這個人，並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間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實際，然而是否就等於是全無價值的幻影？作者顯然認為不然。作者顯然認為，賴鳴升雖然老朽，做夢自欺，但由於精神上一直不肯放棄，不向現實低頭，於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嚴。肉身之必須逐漸衰老，是人類絕對無法抗拒的命運。在這與生俱來的「限制」下，只要曾經一度真正熱烈地享受過生命的光輝，而留存一份記憶，則此記憶之光，還是會照亮逐漸枯朽的殘餘生命。就像賴鳴升帶來那雙尺把高，有小兒臂粗，由於他個子高，舉在頭上才沒給人碰砸的紅蠟燭，「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問簡陋的客廳，照亮了許多」。
然而，那對紅蠟燭，終於還是「燒去了一大截，蠟燭台上淋淋瀝瀝披滿了蠟油」。記憶，無論是怎樣堅固持久的記憶，無論是怎樣輝煌燦爛的記憶，終有一天，還是會跟著肉身的死亡，化為灰燼，化為烏有。這是人類永恆的悲哀。也難怪喝醉酒的賴鳴升，在劉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掛的蠟油時，會突然痛苦嘔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