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復雜性的作品。此書由十四個短篇小說構成，寫作技巧各篇不同，長短也相異，每篇都能獨立存在，而稱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說。但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聯成一體，則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說之幅面變廣，使我們看到社會之“眾生相”，更重要的，由於主題命意之一再重復，與互相陪襯輔佐，使我們能更進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義，並使我們得以一窺隱藏在作品內的作者之人生觀與宇宙觀。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觀之，我們發現這十四個短篇裡，主要角色有兩大共同點：
一、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都是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這一小島的。離開大陸時，他們或是年輕人，或是壯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後在台灣，他們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這兩個共同點，便是將十四篇串聯在一起的表層鎖鏈。
然而，除此二點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說囊括了台北都市社會之各階層：從年邁挺拔的儒將樸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僕順恩嫂（《思舊賦》），從上流社會的竇夫人（《游園驚夢》）到下流社會的“總司令”（《孤戀花》）。有知識分子，如《冬夜》之余欽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橋榮記》之老板娘；有幫傭工人，如《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有軍隊裡的人，如《歲除》之賴鳴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艷；有低級舞女，如金大班。這些“大”人物，“中”人物與“小”人物，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們貧富懸殊，行業各異，但沒有一個不背負著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而這份“過去”，這份“記憶”，或多或少與中華民國成立到遷台的那段“憂患重重的時代”，有直接的關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論》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說得不錯：民國成立之後的重要歷史事件，我們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運動（《冬夜》），北伐（《歲除》、《梁父吟》），抗日（《歲除》、《秋思》），國共內戰（《一把青》）。而最後一篇《國葬》中之李浩然將軍，則集中華民國之史跡於一身：
桓桓上將。時維鷹揚。致身革命。韜略堂堂。
北伐雲從，帷幄疆場。同仇抗日。籌筆贊襄。
在此“祭文”中沒提到，而我們從文中追敘之對話裡得知的，是李將軍最後與共軍作戰，退到廣東，原擬背水一戰，挽回頹勢，不料一敗塗地，而使十幾萬廣東子弟盡喪的無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對肉身不支的事實不肯降服的傲氣，又是多麼的令人心慟！
誠如顏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時空意識，社會意識極強的作家，《台北人》確實以寫實手法，捕捉了各階級各行業的大陸人在來台後二十年間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說《台北人》止於寫實，止於眾生相之嘲諷，而喻之為以改革社會為最終目的的維多利亞時期之小說，我覺得卻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潛藏在《台北人》表層面下的義涵，即《台北人》之主題，是非常復雜的。企圖探討，並進一步窺測作者對人生對宇宙的看法，是件相當困難而冒險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雖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將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認為當代中國極有才氣與成就的短篇小說作家，卻好像還沒一個文學評論者，認真分析過這一問題，我說這項工作困難，是因《台北人》充滿含義，充滿意象，這裡一閃，那裡一爍，像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遺下遍處“印象”，卻仿佛不能讓人用文字捉捕。現在，我願接受這項“挑釁”，嘗試捕捉，探討《台北人》的主題命意，並予以系統化，條理化。我擬在個人理解范圍內，憑著《台北人》之內涵，嘗試界定白先勇對人生的看法，並勾繪他視野中的世界之輪廓。
我願將《台北人》的主題命意分三節來討論，即“今昔之比”，“靈肉之爭”與“生死之謎”。實際上，這種分法相當武斷，不很恰當，因為這三個主題，互相關聯，互相環抱，其實是一體，共同構成串聯這十四個短篇的內層鎖鏈。我這樣劃分，完全是為了討論比較方便。
今昔之比
我們讀《台北人》，不論一篇一篇抽出來看，或將十四篇視為一體來欣賞，我們必都感受到“今”與“昔”之強烈對比，白先勇在書前引錄的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點出了《台北人》這一主題，傳達出作者不勝今昔之愴然感，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說，《台北人》一書只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過去”，一個是“現在”。籠統而言，《台北人》中之“過去”，代表青春、純潔、敏銳、秩序、傳統、精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現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欲，肉體、失敗、委瑣、絕望、丑、現實與死亡。
“過去”是中國舊式單純、講究秩序、以人情為主的農業社會；“現在”是復雜的，以利害關系為重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工商業社會。（作者之社會觀）
“過去”是大氣派的，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現在”是失去靈性，斤斤計較於物質得失的西洋機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觀）
“過去”是純潔靈活的青春。“現在”是遭受時間污染腐蝕而趨於朽爛的肉身。（作者之個人觀）
貫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對比之主題，或多或少，或顯或隱，都可從上列國家、社會、文化、個人這四觀點來闡釋。而潛流於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則源於作者對國家興衰、社會劇變之感慨，對面臨危機的傳統中國文化之鄉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對人類生命之“有限”，對人類永遠無法長葆青春，停止時間激流的萬古悵恨。
難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們光榮的或難忘的過去，不但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有關，不但與傳統社會文化有關，最根本的，與他們個人之青春年華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系。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如樸公或李浩然將軍，創立轟轟烈烈的史跡，固然在他們年青時，或壯年時，其他小人物如盧先生（《花橋榮記》）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所珍貴而不能擺脫的過去，亦與他們的“青春”攸關：盧先生少年時與羅家姑娘的戀愛，王雄對他年少時在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之不自覺的懷念。（他們的悲劇，當然，在表面上，也是實際上，導源於民國之戰亂）。這些小人物的“過去”，異於樸公、李將軍，在別人眼中，毫無歷史價值，但對他們本人，卻同樣是生命的全部意義。
《台北人》中的許多人物，不但“不能”擺脫過去，更令人憐憫的，他們“不肯”放棄過去，他們死命攀住“現在仍是過去”的幻覺，企圖在“抓回了過去”的自欺中，尋得生活的意義，如此，我們在《台北人》諸篇中，到處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實質迥異的布設與場景，這種“外表”與“實質”之間的差異，是《台北人》一書中最主要的反諷（irony），卻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讀者油然生起惻憐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稱這些中國大陸人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義的。這些大陸人，撤退來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來像台北人，其實並不是。台北的花橋榮記，雖然同樣是小食店，卻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金大班最後摟著跳舞的青年，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靦腆羞赦的男學生，卻不是當年她癡戀過的月如，《一把青》的敘述者遷居台北後，所住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干”。尹雪艷從來“不肯”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但她的公館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歲除》的賴鳴升，在追憶往日國軍之光榮戰跡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卻不是“台兒莊”之炮火沖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孤戀花》之娟娟，是五寶，又非五寶。《秋思》之華夫人，花園裡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卻非抗日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裡余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浪漫精神的余欽磊，卻是個一心想去美國大學念物理的男學生。竇夫人的游園宴會，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而她自己，年華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將軍夫人。
白先勇對這些大陸人之“不肯”放棄過去，雖然有一點嘲諷的味道，但我認為卻是同情遠超過批評，憐憫遠超過譏誚。所以。我覺得，顏元叔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說白先勇“是一位嘲諷作家”，容易引起誤解；而他說白先勇“冷酷分析……一個已經枯萎腐蝕而不自知的社會”，這“冷酷”二字，實在用辭不當。當然，白先勇並不似顏先生所說，只處理上流社會（白先勇筆下的下流社會，真正“下流”得驚人）。但就是在處理上流社會時，他對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對現實，懷著一種憐惜，一種同情，有時甚至一種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覺得，白先勇雖然刻畫出樸公與現實脫節的生活面貌，他對樸公卻是肅然起敬的。葉維廉先生在《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一文中，論白先勇的小說，寫道：
《梁父吟》裡的革命元老，叱吒風雲的樸公，現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員對弈不到一個鍾就“垂著頭，已經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氣完全消失了，而且還斤斤計較王孟養（另一革命元老）後事的禮俗，而且迷信：合於樸公那一代的格調已不知不覺的被淹沒……
我細讀《梁父吟》，卻和葉維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沒錯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達的，是樸公擇善固執、堅持傳統的孤傲與尊嚴。從一開頭，白先勇描寫樸公之外貌，戴紫貂劑冒，穿黑緞長袍，“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髯，臨風飄然……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就使我們看到樸公的高貴氣質與凜然之威嚴。而樸公事實上之“脫離現實”，恰好給予這篇小說適度之反諷，卻不傷害作者對主角的同情與敬意。樸公與雷委員對弈，“矇然睡去”之前，卻先將雷委員的一角“打圍起來，勒死了”。而他被喚醒後，知道身體不支，卻不肯輕易放棄，他說：
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寫樸公住宅院子裡的景色：“……蘭花已經盛開過了，一些枯褐的莖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可是那些葉子卻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盛開過的蘭花與殘苞，顯然影射樸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的葉子，應該就是樸公用以創建民國的那種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們大約可分為三類：
一、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過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屬於這一型，明顯的如尹雪艷、賴鳴升、順恩嫂、樸公、盧先生、華夫人、“教主”、錢夫人、秦義方等人。不明顯而以變型行態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與《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這兩人都“停滯”在他們的生活慘變（朱青之喪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發生之前，於是朱青變得“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伙子”；而王雄對麗兒之癡戀，卻是他不自覺中對過去那好吃懶做，長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尋。
白先勇冷靜刻畫這些不能或不肯面對現實的人之與現世脫節，並明示或暗示他們必將敗亡。但他對這類型的人，給予最多的同情與悲憫。
二、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棄過去而接受現實的，有劉營長夫婦《歲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師娘”，《花橋榮記》之老板娘，《冬夜》這余欽磊與吳國柱等。他們也各有一段難忘的過去，但被現實所逼，而放棄大部分過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憶。如此，負擔既減輕，他們乃有余力挑起“現實”的擔子，雖然有時絆腳，至少還能慢步在現實世界中前行。這些角色對於自己被迫捨棄“過去”之事實，自覺程度各有不同，像“師娘”，就沒有自覺之悵恨，但余欽磊與吳柱國，卻對自己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態度，懷著一種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之惆悵。這份無限的感傷，反映在《冬夜》之結語中：
台北的冬夜愈來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卻仍舊綿綿不絕的下著。
白先勇對於這類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筆觸傳達出發自他本人內心之無限感慨：要在我們現今世界活下去，我們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對“過去”的偶然回顧吧！
三、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這型人物，又可分二類，其一是年輕的一輩，也就是出生在台灣，或幼年時就來到台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他們是沒有“根”，沒有“過去”的中國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彥，《歲除》中的驪珠和俞欣，即屬於此類，他們因為沒能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對於前一輩人的感觸與行為，他們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遠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離。
另一類是“斬斷過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萬呂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驥，就屬此類。他們之斬斷過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樣，由於“回顧”過於痛苦（朱青其實沒能真正斬斷），卻是因為他們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們全面接受現實，並為了加速腳步，趕上時代，毫不顧惜完全丟棄了“傳統之包袱”。
惟獨對於這種為了“今”而完全拋棄“昔”的人，白先勇有那麼一點兒責備的味道。但是責備之中，又混雜著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認他們有道理：“當然，當然，分析起來，還是你對。”也可以說，白先勇的“頭腦”贊成他們的作風。但他的“心”，卻顯然與抱住“過去”的眾生同在。
讓我們比較一下《台北人》中兩個都是從外國回來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驥，和《思舊賦》之李家少爺，前者顯然是個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拋棄了中國傳統的人。他的父親王盂養（革命元老）去世，他從美國回來辦喪事，卻對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非常不耐煩，也不了解，把治喪委員會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給駁了回來”。王家驥捨棄了傳統，失去了中國人的精神，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卻能成功，跟上時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爺卻正相反：他也是中國舊式貴族家庭出身，父親當年也是轟轟烈烈的大將軍。他出國後，顯然因為突然離了“根”，不能適應外界環境，終於變成了一個白癡，我們不清楚他在國外，是否遇到什麼特別事故，引發導致他的精神崩潰。但我們卻知，他之退縮到癡癲世界，根本原因還是他不能接受現實，只肯回顧，不能前瞻。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客觀地寫小說，他對自己筆下人物所懷的態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歡或不喜歡），卻都從他作品之“語氣”（tone）洩露出來。我們讀《思舊賦》，可從其“語氣”感覺出白先勇對李少爺懷著無限憐惜之情。這使我聯想起美國文豪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在其巨作《聲音與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對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個白癡男子賓居（Benjy），也寄予同樣深厚的憐憫。事實上，雖然白先勇和福克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處（譬如作品之“語氣”，白先勇冷靜，福克納激昂），我卻覺得此二作家有幾點相似：一、他們都偏愛喜回顧，有“清”，但逃避現實的失敗者，在《聲音與憤怒》中，福克納憐愛賓居，也憐惜蔑視肉體“貞操”的凱蒂（Caddv），更悲憫與死神戀愛，對妹妹懷著某種亂倫感情而最後自殺的寬丁（Quentin）。但他對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神經正常，有理性，抱現實主義的傑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極端鄙視（白先勇對王家驥，倒無鄙視之意）。二、他們都采用癡狂、墮落、死亡等現象，影射一個上流社會大家庭之崩潰，更進而影射一個文化之逐漸解體。福克納所影射的，是美國南北戰爭之後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Culture）。這“南方文化”之精神，頗有點像中國舊社會文化：農業的，尊重傳統與榮譽的，講究人情的，紳士派頭的。福克納對這被時代潮流所卷沒的舊文化舊秩序，也滿懷惦緬與鄉愁。所不同的，美國南方文化，不過一二百年的歷史。而白先勇所背負的，卻是個五千年的重荷！
靈肉之爭
靈肉之爭，其實也就是今昔之爭，因為在《台北人》世界中，“靈”與“昔”互相印證，“肉”與“今”互相認同。靈是愛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現實，肉體。而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間的張力與扯力，極端強烈，兩方彼此撕斗，全然沒有妥協的余地。
《花橋榮記》之盧先生，來台多年，卻緊抱“過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時期在桂林戀愛過而留居大陸的“靈透靈透”的羅家姑娘成親。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見現實生活的艱辛痛苦，因為他的“靈”把他的“肉”踩壓控制著，然而，當現實之重棒擊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沒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夢幻，“靈”立刻敗亡，“肉”立刻大勝，於是他搞上一個大奶大臀唯肉無靈的洗衣婦阿春，整日耽溺於性欲之發洩：既失去“過去”，就絕望地想抓住“現在”。但當他連丑陋的“現在”也抓不住時（阿春在盧先生房裡偷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連撕帶扯”咬掉大半個耳朵），他馬上整個崩潰，而死於“心髒麻痺”。他之死，他之“心髒麻痺”，可以說是他的靈肉沖突引致的悲劇。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和盧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個男傭，顯然沒受過什麼教育，對於自己的行為與感情，完全沒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們可從白先勇幾句輕描淡寫的對話敘述中，窺知這男主角對麗兒如此癡戀的原因：他要在麗兒身上捕捉“過去”。麗兒之影像，與他少年時代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合而為一，他今日對麗兒之迷戀，其實正是他對“過去”的迷戀。如此，在他不自覺中，“過去”之魅影統攝著他——“靈”的勝利。這期間，“肉”也起來反抗，企圖將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壯”“肉顫顫”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體內的“肉”之象征，但“靈”的力量太強，擠壓“肉”於一角，“肉”完全抬不起頭，卻想伺機報復，這種靈與肉的對峙對敵，白先勇在幾句敘述中點出：
舅媽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王雄一來便和她成了死對頭，王雄每次一看見她就避得遠遠的，但是喜妹偏偏卻又喜歡去撩撥他，每逢她逗得他紅頭赤臉的當兒，她就大樂起來。
然而時間不能永駐，麗兒必須長大。入中學後的麗兒之影像，就開始不再能符合凝滯於王雄心目中那十歲的“小妹子”之影像。而麗兒在實際生活上，開始脫離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現象，來投射王雄之內心現象，最後，當麗兒捨棄了王雄，也就是說，當“過去”捨棄了王雄，他的生活意義頓失，“靈”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現在”，只是肉體，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閹割了的“靈”，哪裡肯就此罷休？他最後對喜妹之施暴，與自殺身亡，其實就是他的“靈”對“肉”之最後報復，最後勝利。可不是嗎，他死後，靈魂豈非又回麗兒家裡，天天夜裡在園子裡澆水，把那百多株杜鵑花，澆得很像噴出了鮮血，開放得“那樣放肆，那樣憤怒！”
過去是愛是靈，現在是欲是肉，這一主題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時常出現。過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靈愛郭軫。現在，在台北，“朱小姐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伙子”。過去，在上海百樂門，金大班曾把完整的愛給過一個名叫月如的男學生。現在，在台北夜巴黎，她為求得一個安適的肉身棲息處，即將下嫁老邁的富商陳發榮。“教主”（《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對那具有“那股靈氣”的姜青之同性戀，是愛情。現在，他與三水街小ど兒的勾搭，是肉欲。余欽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靈，是愛，是理想。他現在的妻子，是他為了維持“肉體生命”（吃飯睡覺），被迫接受的丑陋現實。
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不可能妥協，或“昔”與“今”之不可能妥協，歸根究底，起源於一個自古以來人人皆知之事實：時間永不停駐。時間，不為任何一人，暫止流動，青春，不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盧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羅家姑娘成親，抬回“過去”。但誰能拾回過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沒有騙他，即使羅家姑娘真的由大陸來到台灣與他成親，他怎能撿回失落的十五年歲月？單就“時間”的侵蝕這一點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樣：“那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風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而盧先生自己，“背有點佝……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怎能和當年那個“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干干淨淨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愛情”與“青春”有不可分離的關系。人既不能長葆青春，愛情也只在凝固成一個記憶時，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說裡的愛情，必維系於生離或死別）。然而可憐的人類，卻往往不甘於只保留一份記憶。他們要把這份凝固的過去，抓回移置現實中，以為這樣就能和從前一樣，卻不想到流動的時間，無法載納凍結之片刻。“過去”，永遠不能變成“現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尋的理想，是根本不能實現。
上面討論“今昔之比”之主題時，我將《台北人》的人物分為三類，並指出白先勇對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現在我們亦可從靈肉觀點，作同樣之分析。白先勇給予最多悲憫的，是抱住“靈”而排斥“肉”的人，如盧先生和王雄（當然，我們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過去”中之角色）。但他顯示出這些人必將敗亡，因為大多的“靈”，大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對於只有肉性而無靈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現在的太太，白先勇則不同情，而且鄙視。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現實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卻保留“靈”之記憶而偶然回顧的人。如金大班，余欽磊。白先勇好像滿懷悲哀無可奈何地承認：人，要活下去，要不敗亡，最多只能這樣——偶然回顧。
在《台北人》世界中，對過去愛情或“靈”的記憶，代表一種對“墮落”，對“肉性現實”之贖救（redemption）。如此，現實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與月如的愛情時，能夠突然變得寬大同情，把鑽石戒指卸下給朱鳳和她肚裡的“小孽種”。“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異於一批比他資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麼一點服眾的氣派”，是因他過去曾有三年輝煌的藝術生命（靈），並曾全心全意戀愛過他那個“白馬王子”。余欽磊接受了現實，卻還能保持人情與人性，是因他對前妻雅馨的愛情之記憶，以及他對自己參與五四運動的那種光輝的浪漫精神（靈）之偶然回顧。
生死之謎
而時間，無情的時間，永遠不停，永遠向前流去。不論你是叱吒風雲的將軍，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論你是風華絕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會的女娼，到頭來都是一樣，任時間將青春腐蝕，終於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偉大功績，一切榮華富貴，只能暫留，終歸滅跡。所有歡笑，所有眼淚，所有喜悅，所有痛苦，到頭來全是虛空一片，因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虛無。一場夢。一個記憶。
細讀《台北人》，我感觸到這種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潛流於底層，白先勇把《永遠的尹雪艷》列為第一篇，我覺得絕非偶然。這篇小說，固然也可解為社會眾生相之嘲諷，但我認為“象征”之用意，遠超過“寫實”。尹雪艷，以象征含義來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靈，是死神。她超脫時間界限：“尹雪艷總也不老”；也超脫空間界限：“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她是“萬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風”之意象，暗示她是幽靈：“隨風飄蕩”，“像一陣三月的微風”，“像給這陣風薰中了一般”，“踏著風一般的步子”，“一陣風一般的閃了進來”。而她“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雙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觀世音”，“踏著她那風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極樂殯儀館”等等，明喻兼暗喻，數不勝數。加上任何與她結合的人都不免敗亡之客觀事實，作者要把她喻為幽靈的意向，是很明顯的。
我之所以強調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艷喻為幽靈，即要證明《台北人》之底層，確實潛流著“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為尹雪艷既是魔，既是幽靈，她說的話，她的動作，就超越一個現實人物的言語動作，而變成一種先知者之“預言”（prophecy），也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作者對人生的評語。其功效有點像希臘古典戲劇中的“合唱團”（Chorus），也類似莎士比亞《馬克白》劇中出現的妖婆。
所以，當尹雪艷說：
宋家阿姐，“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受富貴呢？
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對人世之評言，而當“尹雪艷站在一旁，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的噴著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吒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廝殺（表面意思指打麻將），互相宰割”，我們好像隱約聽到發自黑暗古墓後面的白先勇的歎息：“唉，可憐，真正可憐的人類！如此執迷不悟！卻不知終歸於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艷，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臨下，俯視芸芸眾生，看著他們互相廝殺，互相宰割。然後，不偏不袒，鐵面無私，將他們一個一個納入她冰冷的懷抱。
女此，《永遠的尹雪艷》，除了表面上構成“社會眾生相”之一圖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隱形之“開場白”。這使我聯想起《紅樓夢》第一回中，亦有含義相差不遠的“預言”。即“跛足道人”口裡念著的：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但曹雪芹的“預言”是“明說”。白先勇的“預言”是采用現代文學技巧的“暗喻”。
與尹雪艷同樣深具含義的，是最後一篇《國葬》，中，突然出現於靈堂的老和尚劉行奇。這和尚也不是“人”。他對著李浩然將軍的靈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義方兩半句話，掉了幾滴眼淚，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裡飄飄曳曳，轉瞬間，只剩下了一團黑影”。尹雪艷如果是幽靈，劉行奇便是個菩薩，他悲天憫人——由於親身經歷過極端痛苦，而超越解脫，而能對眾生之痛苦，懷無限之悲憫。而老和尚那種因慟於世人之悲苦，連活都說不出來的胸懷，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懷。
不錯——自先勇是尹雪艷，也是劉行奇。既冷眼旁觀，又悲天憫人。是幽靈、是禪師、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覺得白先勇也抱一種“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類似道家哲學之思想。憑著常人的理性與邏輯，“過去”應該代表死亡，“現在”應該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視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這一特殊看法之根結，在於白先勇將“精神”，或“靈”，與生命認同，而將“肉體”與死亡印證。如此，當王雄自殺，毀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來，擺脫了肉體的桎梏，回到麗兒花園裡澆杜鵑花。郭軫與朱青的逝去了的愛情，是生命；但埋葬了“過去”的朱青，卻只是行屍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為隨著他“藝術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時死亡。
最後，我想借此討論《台北人》生死主題之機會，同時探討一下白先勇對人類命數的看法。我覺得他是個相當消極的宿命論者。也就是說，他顯然不相信一個人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讀《台北人》，我們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沖犯”等論調：會預卜凶吉的吳家阿婆，稱尹雪艷為“妖孽”。金大班稱朱風肚裡的胎兒“小孽種”。麗兒的母親戲稱她“小魔星”，又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順恩嫂得知李長官家庭沒落情形，兩次喊“造孽”，而羅伯娘解之為“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樸公關心王孟養“殺孽重”。娟娟唱歌像“訴冤一樣”，“總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過幾次，都說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個“不祥之物”。藍田玉“長錯了一根骨頭”，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須趕快指出，我上面舉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對話，即是出自他們的意識，絕對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實上，這種談話內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觀描繪的中國舊式社會之實際情況。然而讀《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或，更明顯的，如《孤戀花》，我們確切感覺出作者對“孽”之濃厚興趣，或蠱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遺傳而來，出生就已注定，根本無法擺脫。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說：前世之冤魂，會再回來，討債報復。
《孤戀花》中的娟娟，身上載有遺傳得來的瘋癲，亂倫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絕對逃不了悲慘結局。白先勇確實有意把娟娟寫成五寶再世。五寶是此篇敘述者（總司令）在上海萬春樓當酒家女時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戀愛的對象。五寶和“總司令”唱戲，“總愛配一出‘再生緣’”。後來她被一個叫華三的流氓客，肉體虐待，自殺身死，死前口口聲聲說：“我要變鬼去找尋他！”十五年後，在台北五月花，“總司令”結識娟娟，長得酷似五寶，同樣三角臉，短下巴，“兩個人都長著那麼一副飄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帶回家裡同居。後來娟娟結識柯老雄（與華三同樣下流，皆有毒癮），“魂魄都好像遭他攝走了一般”，任他萬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節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鐵熨斗，將柯老雄的頭顱擊碎，腦漿灑得滿地。白先勇用非常靈活的“鏡頭急轉”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與五寶的意象合而為一，傳達出娟娟即五寶的鬼之旨意。娟娟殺死柯老雄後，完全瘋掉，但她已報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並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雖只剩下一空殼，也好像沒什麼遺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說人物之“冤孽”，常與性欲有關，而且也常牽涉暴力。但我覺得白先勇亦存心將他的冤孽觀，引申而影射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無法控制與生俱來的冤孽，那麼，同樣，一切人為之努力，皆無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國家之興亡，社會之寧亂。此種哲學理論固然成立，但畢竟太消極些，只能適用於“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這種基於實用社會學觀點的價值判斷，卻絕對不能介入文學批評之范疇內。因為實用社會學所針對的，是終將成為“過去”的“現在”，而文學藝術，惟有文學藝術，是不受時空限制，融匯“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威廉·福克納，對人類命運的看法，與白先勇相差不遠。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數）curse（孽，天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