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歷山大·沃納的小說《牆中窗》裡,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裡行間穿行。他在這裡變身女人,脖子上的藍色條紋變成了首飾。她脖子上蹲著我童年時的桑椹王。「她接過父親遞給她的玻璃杯,一飲而盡的時候,我注意到她粗壯的脖子上有一根黑絲絨帶,上面掛著塊獎牌。一個月後,我們明白了父親沒錯。我問他母親是如何殺死自己的,我的問題純粹是個形式,因為我知道,殺死她的是這根黑絲帶??恐怕這勒緊的頸帶(手指稍微往裡一鉤,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著不動的原因吧。」
朋友死後,再看到繩子總讓我感覺異樣,我一直避免接觸它們。公車上的懸掛把手我不會去碰。大衣掛在立式衣架上,彷彿腦子裡響指一打,腳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隨後離地而去。我在車站的書報亭買了張明信片,講解各式領結的打法。領結是衣領下、環繞脖頸的再明顯不過的繩套。我買得太輕率了,我以為自己能夠直面這領結的大閱兵。為了驅走恐慌,我長久地盯著它看,直到它不再干擾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屜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幾年。我不會把它寄給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謀殺常常被導演成自殺。反過來,輪到自己人時,自殺也可能被說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層幹部都效仿齊奧塞斯庫打獵的愛好,有的出於自願,有的則是不得已。打獵成了幹部們的一項體育運動,森林裡的黨員活動,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員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個幹部,因為厭倦了生活,在獵鹿時,趁沒人注意,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嘴裡。報紙的「紙房子」說,他在打獵時意外身亡。我認識一個大學生,她父親當時也在場,所以對真實情況有所瞭解。我們生活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生命的長短全由國家定奪,看到這種報道往往會生出許多苦澀的幽默。我那個四五年後被吊死、檔案中被寫成是自殺的建築工程師朋友,聽到這「狩獵事故」時說:「原本是獵人打鹿,但鹿卻穿過了這位獵人的上顎。」我們就「上顎之鹿」編起了笑話,笑話又帶出新的笑話,成了連環笑話:「寧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寧要村中教堂不要櫃下臭蟲,寧要櫃下臭蟲不要棺上蓋子」。每個人添點油加點醋,編出一篇即興童話,一個由零星圖像拼成的馬賽克,一個壓一個,成為小組的一種詩歌練習,用諷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懼。遊戲產生了一種活力,因為每個人都把前面一句進一步推向荒謬。我們的作品像德國童話一樣規規矩矩地開始:「從前啊,」緊接著一個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始:「從前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羅馬尼亞童話都是這樣開始的。以這樣一個經典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端,直指政府蹩腳的謊言,已經足夠大家爆笑一場。我們還可以這樣不斷滾動下去:「從前啊,和從前一樣,當時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從前啊,也無所謂怎麼樣。從前的某一次啊,數不清是在第幾次了,和從未發生的一樣。從前啊,從前的最後一次,打獵時啊,一個獵人,和別的獵人一起,不知道啊,總共是多少獵人。當四周啊,不知道方圓多少里,再沒有第二個獵人的時候啊,除了這一個,也不知那是幾個獵人當中的第幾個??」這種比對要不斷升級直到頂點,句子則變成迷宮。
在縱橫交錯之中的某一個地方,獵人柔弱的粉紅上顎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堅硬的土地上,它必須碰到一隻鹿,要長大,長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夠以假亂真的程度,最後被自己的主人一槍打死。具體如下:「上顎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樹和樹枝和樹葉與別的樹和樹枝和樹葉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別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某個同志和另一個同志相像。」我們有個句子迷宮一覽表,很長,那是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把無數路徑和彎道放進去,直到腦子裡亂成一團。
上面的內容是我自己新編的,原來的早已淡忘,但大致意思是一樣的。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國王。習詩使我們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飾的幽默笑話是對現政權解體的一種想像,同時也是給自己打氣,因為我們嘲諷的對象隨時可能終結我們的生命。與其說集體創作笑話給我們帶來了喜悅,毋寧說那是我們偷來的喜悅。房間裡的確有我們嘲弄的臭蟲——竊聽器。有時,我們已經記不得哪些內容是自己或朋友編的,在天知道第幾次的審訊中,審問者會倒回到這段已被遺忘的時間,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們的「反動觀點」個別對質,一字一句和我們清算。有時,他們還把整個故事翻譯成蹩腳的羅馬尼亞語,翻譯後的文字幽默感蕩然無存。審訊往往要持續半天,直到自己的腦袋都不知道是誰的了。審訊終於結束之後,我們坐在一起商量對策,如何在否認自己言行的同時不致牽連別人。我們的故事翻成羅語後,政治風險沒有降低,文學性卻被嚴重歪曲,詩意喪失殆盡,這是我十分不願看到的結果。審問時,連續幾個小時的反芻讓我漸漸憶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復原文中的詩意,但我必須忍住,否則就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當審問者認為已將死我的時候,總會以一種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事物總是相關聯的。」他說得對。但他不瞭解,在我頭腦中,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關聯在一起是違背他的。他坐在一個拋光的大寫字檯前,而我面前是一張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這在我就已經是一種關聯。「你瞧。」是的,我瞧見了,桌面上的許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審的人——對他們我們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留下的。連續幾小時的審問,我必須一直盯著審問者看,這讓他成了國王。他的光頭恐怕需要我祖父戰俘營的理髮師來處理,他褲角和襪邊之間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沒有,閃著難看的白光。是的,在他腦子裡,所有事情聯繫在一起對我很不利,但我腦子裡聯繫的是別的東西:如象棋子中站著一隻王,微微鞠躬,審問者體內也有個王,是殺人的王。那是我剛剛開始受審中的一次,在一個夏日的午後,刨子幽靈也來了。窗玻璃在陽光下泛著波浪形微光,在地板上灑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環。在審問者橫穿房間時,光環爬上他的褲腿。我暗自希望他蹣跚一下,讓光環爬進他的鞋,穿過腳掌將他殺死。
幾個星期後,國王不僅走進他光頭上消失了的頭髮,也走進我依然存在的頭髮。我們倆的桌子中間,明亮的光環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樣盤旋著,比平時要長。外面風很大,光環飄忽不定。審問者一忽兒站起來,一忽兒又坐下,顯得神經兮兮。刨子幽靈很不安,審問者一直看著它。我一動不動坐在那兒,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刨子幽靈只是個影子,像小丑一樣跳來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靈之間失去了控制。他走過來走過去,在我桌邊大聲咆哮著,我感覺耳光就要上來了。但他舉起的手,卻從我肩膀上捏起一根頭髮,準備讓它在兩指之間落到地板上。我不知為什麼突然對他說:「請把頭發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鏡頭一樣——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搖搖頭,穿過光環走到窗邊,望著外面的樹笑起來,他的笑帶著回聲。趁他笑的時候,我順著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頭,他真把頭髮按原樣放回去了。這一回,國王之笑也沒用,他對頭髮插曲沒有思想準備。他從馬鞍上被甩得太遠,落得個出醜。我感到一陣愚蠢的滿足,好像我從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他的摧毀訓練只在程序正常時起作用,他只會按部就班,即興發揮對他來說是一種冒險。這一切並不真實,是純粹的臆想,但對我有用。
頭髮與理髮師總是和國王有關。我和朋友們離開住所前,會把頭發放在門把手上、櫃子把手上,抽屜裡的手稿上,書架的書上。這是機警而不為人注意的標誌,能告訴主人不在家時是否有過不速之客。「差之毫髮」、「髮絲般纖細」、「髮絲一樣精確」,對我們來說不只是固定的用法,它們已經變成了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在小說《心獸》中寫道:「我們的心獸像小鼠一樣溜走。它們將皮毛扔到身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我們事後予以談論,它們會更長久地滯留在空氣中。寫信時不要忘記寫日期,永遠記著往信封裡放一根頭髮,埃德加說,如果頭髮不見了,就說明信被打開過。我心想,一根根頭髮,就這樣隨著火車走遍整個國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淺色的是我的,庫爾特和喬治是紅色的。」
我的朋友羅爾夫·波塞特,準備離開羅馬尼亞前往德國的時候,家裡被秘密警察徹底翻了個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帶走了。他們走後,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鏡子前,剪下一縷頭髮和一撮鬍子。七個星期之後,人們才明白這瘋狂剪刀其實是一次自殺演習。到德國六個星期後,他從收容所的窗戶跳了出去。
男人的髮型較之女人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徵,它能顯示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干預,象徵壓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屬於國家後,都會被剃光頭,比如士兵、囚犯、孤兒院的孩子,和犯了錯誤的學生。學校每天都會監督孩子們頭髮的長度——脖子到頭頂的下半部分不能留頭髮,耳垂要有一指寬不能被遮擋。不只小學生如此,在中學甚至大學,頭髮的長度也沿用這個標準。理發館按性別分開,男男女女在同一間髮廊理發是不可想像的。國王要求男女有別,好讓他能夠一覽無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