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赫爾曼·布羅德翻了個身，睜開一只眼睛。他睡得稀裡糊塗，拿不准自己是在美國，在齊甫凱夫還是在德國難民營裡。他甚至想象自己正躲在利普斯克的草料棚裡。有時，這幾處地方在他心裡混在一起。他知道自己是在布魯克林，可是他能聽到納粹分子的哈喝聲。他們用刺刀亂捅，想把他嚇出來，他拚命往草料棚深處鑽。刺刀尖都碰到了他的腦袋。
需要有個果斷的動作才能完全清醒過來。“行了！”他對自己說，坐了起來。已經九點鍾了。雅德維珈早已起床。從對面牆上的鏡子裡，他看到了自己的模樣：扭歪的臉、剩下不多的頭發，以前是紅色的，現在已經泛黃，而且顯出一縷縷灰色。眉毛亂蓬蓬的，下面長著一雙敏銳而溫柔的藍眼睛，鼻子狹窄，雙頰凹陷，嘴唇薄薄的。
赫爾曼睡醒起來，衣服總是弄得皺哩吧卿，一副寒接相，看起來好像他整宵都在搏斗。這天早晨，在他的高額頭上還有塊烏青。他摸摸腫塊。“這是怎麼了？”他問自己，難道是在睡夢中讓刺刀給碰傷的嗎？想到這兒，他笑了。一定是他晚上起來去浴室時在壁櫥的門邊上碰的。
“雅德維珈？”他用還帶著睡意的聲音叫道。
雅德維珈出現在門口。她是個波蘭婦人，雙頰紅潤，獅子鼻，淡色的眼睛；她的頭發像亞麻那麼顏色淡，向後梳成一個卷兒，別著一枚別針。她的顴骨高高的，下嘴唇很豐滿。她一手拿著拖把，一手提著灑水壺。她穿著一件紅綠方塊圖案的衣服，這種圖案在美國是不常見的，腳上穿的拖鞋腳跟已經磨損了。
戰後，雅德維珈和赫爾曼一起在德國難民營裡生活過一年多，後來在美國又一起生活了三年，可是她還保持著波蘭農村姑娘那種陌生和羞怯的神情。她不用化妝品，只會講幾個英文字。赫爾曼甚至覺得她具有利普斯克的氣息；躺在床上的時候，她的身上散發出一股甘菊的氣味。這會兒，從廚房裡飄來燒甜菜、新土豆、勞蘿和其他長在地裡的夏季蔬菜的香味，這些植物他叫不上名字，卻能使他回想起利普斯克。
她帶著溫和的責怪神情看著他，搖了搖頭。“時間不早了，”她說。“我已經洗完衣服，買好東西。我吃過早飯了，不過我現在又要吃了。”
雅德維珈說一口帶鄉下音的波蘭語。赫爾曼用波蘭語、有時也用她聽不懂的意第緒語跟她講話；碰上情緒好的時候，赫爾曼會用希伯來語插進幾句《聖經》中的引語、或者甚至是《猶太教法典》中的語句。她總是傾聽著。
“謝克塞，現在幾點了？”他說。
“快十點了。”
“好，我要起床了。”
“你要喝點茶嗎？”
“不，不要喝。”
“別光著腳走來走去。我去給你拿拖鞋來。我把拖鞋擦了一下。”
“你又擦拖鞋了？有誰見過擦拖鞋的？”
“拖鞋太干了。”
赫爾曼聳聳肩。“你拿什麼擦的拖鞋？柏油？你啊，還是個從利普斯克來的鄉下姑娘。”
雅德維珈走到衣櫥那兒，給他拿來浴衣和拖鞋。
她是赫爾曼的妻子，鄰居們也稱她布羅德太太，可是，她在赫爾曼面前的一舉一動就好像他們仍在齊甫凱夫，她仍然是他父親裡布。謝纓爾。萊布。布羅德家的用人似的。赫爾曼全家都已在大屠殺中喪生。赫爾曼還活著，那是因為雅德維珈把他藏在利普斯克——她家鄉的村莊——的二個草料棚裡。雅德維珈的母親一直不知道赫爾曼躲藏的地方。一九四五年解放後，赫爾曼從一位目擊者口中得知，納粹把他的孩子從他們母親身邊拖走並殺害了，後來他的妻子塔瑪拉也被槍殺了。赫爾曼和雅德維珈一起到了德國，進了難民營，在他獲得一張去美國的簽證時，他已經和雅德維珈按世俗禮儀結了婚。雅德維珈一直想皈依猶太教，但是赫爾曼認為，用一種他自己也不遵守的宗教去束縛她似乎毫無意義。
去德國的旅程緩慢而聽天由命，後來他們又坐軍艦到哈利法克斯，坐公共汽車來到紐約，這些路程把雅德維珈弄得稀裡糊塗，直到現在，她都不敢一個人坐地鐵。她出門從沒超過幾條街。事實上她也不必到其他地方去。她能從美人魚大道上得到她需要的一切東西——面包、水果、蔬菜和清真肉食（赫爾曼不吃豬肉），有時還買雙鞋或買件衣服什麼的。
赫爾曼在家裡的日子，總是和雅德維珈一起到海濱木板道去散步。盡管他一再告訴她，她不必抓住他，他是不會從她身邊逃走的，可雅德維珈還是緊緊地挽著他的胳膊。各種嘈雜聲和喧鬧聲震得她耳朵都聾了；她覺得眼前的一切都在搖晃、擺動。她的鄰居慫恿她和他們一起去海灘，但是遠渡重洋來到美國的經歷，使她極其害怕海洋。只要一看到波濤起伏的海浪，她的胃就開始翻騰。
赫爾曼偶爾也帶雅德維珈到布賴頓海濱一家自助餐廳去，但是餐廳附近高架鐵路上火車飛奔而過，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汽車向這邊或那邊急馳而過，發出陣陣刺耳的聲響；街上到處是人群，這一切都使雅德維珈感到不習慣。赫爾曼怕她迷路，給她買了一個小盒，掛在項鏈下面，裡面藏著一張小紙片，上面寫著她的姓名和地址；盡管這樣，雅德維珈還是不放心，一切筆寫的東西她都不相信。
雅德維珈的生活起了變化，這似乎是命運的安排。有三年時間，赫爾曼完全靠她生活。他呆在草料棚裡，她給他端來食物和水，把他的糞便端走。每當她的姐姐瑪裡安娜要到草料棚去的時候，她總是先爬上梯子告訴他往草堆深處挖空的地方躲躲。夏季，剛割下的干草要儲藏起來，這時，雅德維珈就把他藏在放土豆的地窖裡。她始終使她的母親和姐姐處於危險之中；如果納粹發現在草料棚裡藏著一個猶太人，那她們這三個女人都要被槍斃，說不定整個村子也會給燒毀。
2
眼下雅德維珈住在布魯克林一幢公寓大樓的樓上。她有兩間豪華的住房、一間門廳、一間浴室和一個廚房；廚房裡有冰箱，煤氣灶，電器設備，還有一架電話；赫爾曼出門去推銷書籍時總是打電話給她。赫爾曼可能在遙遠的地方做生意，可是他的聲音使她感到他就在身邊。興致高的時候，他還在電話裡給她唱她喜歡的歌：
啊，如果我們有一個小男孩，贊美天上的上帝吧！
我們的小寶貝將在何處安睡？
贊美天上的上帝吧！
在下面的街道上有一只浴盆在雪中，我們的小男孩將睡在盆中，對他唱上一支美妙的催眠曲如果我們有一個小男孩。
贊美窮人的上帝吧！
我們的小寶貝將裹在何處？
贊美窮人的上帝吧！
裹在你那寬大的圍裙和我的羊毛圍巾裡。
我們可以把他裹在這些東西裡，使他不致受凍，既安全又穩當。
歌僅僅是一首歌：赫爾曼采取措施不使雅德維珈懷孕。一個人的孩子們可以讓別人從他們母親身旁奪走並被打死，在這樣的世界上，這個人就無權再有孩子。對雅德維珈來說，他給她的那套公寓彌補了沒有孩子的缺陷。這套房子就像那些農村老太太在紡亞麻線或是拔羽毛時說的故事中的一座用魔法布置的宮殿：撤一下牆上的按鈕，燈就亮了。龍頭中會流出冷水和熱水。轉一下旋鈕，火焰就來了，你可以在上面做飯。屋裡有一個浴缸，可以天天洗澡，使你干干淨淨地不生虱子和跳蚤。還有一架收音機！赫爾曼總是將調諧旋鈕轉到一個早、晚用波蘭語廣播的電台，波蘭歌曲，瑪祖卡舞曲，波爾卡舞曲，星期日還有牧師的布道和從波蘭來的新聞響徹整個房間。
雅德維珈不會讀，也不會寫，不過赫爾曼會替她寫信給她的母親和姐姐。每次來回信時——信是村裡的教師寫的——赫爾曼就讀給她聽。有時候，她姐姐會在信封裡放上一顆谷粒，一小節從蘋果樹上摘下而且還帶著一片葉子的細枝或是一朵小花，使她在遙遠的美國也能記憶起利普斯克。
是啊，在這個遙遠的國家裡，赫爾曼是雅德維珈的丈夫、兄長、父親和上帝。她在赫爾曼父親家當用人那會兒，她就已經愛上了他。她一直認為赫爾曼具有價值和智慧，和他一起在國外生活了幾年之後，她明白自己的看法非常正確。他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該怎麼生活——他坐火車和汽車；他看書讀報；他掙錢。家裡需要什麼東西，只要告訴他一聲，他就會親自帶回來或者讓捷運公司送貨人送來。雅德維珈總是按他教她做的那樣，畫上三個小圓圈作為自己的簽名。
在有一次五月十七日她的命名日那天，赫爾曼給她帶回來兩只長尾小鸚鵡——這兒的人是這麼稱呼的。黃的那只是雄的，藍的是雌的。雅德維珈接她親愛的父親和姐姐的名字稱它們為沃伊圖斯和瑪裡安娜。雅德維珈和母親的關系一直不好。打父親死後，母親就改嫁了，繼父經常毆打她和前夫的孩子們。就因為他，雅德維珈才不得不離家前往猶太人家去當用人。
只要赫爾曼在家的時間多些，或者至少每晚睡在家裡，雅德維珈就心滿意足。可是赫爾曼是靠推銷書籍為生的，四處轉悠。他一出門，雅德維珈害怕小偷，把門用鏈鎖上，結果鄰居也進不來了。住在這幢公寓樓裡的老太太們用俄語、英語和意第緒語跟她講話。她們打聽她的情況，問她打哪兒來，丈夫干什麼工作。赫爾曼告誡她，對她們說得越少越好。他教她用英語說，“對不起，我沒有空。”
2赫爾曼在刮胡須，澡盆裡放著水。他的胡須長得很快。只一夜工夫，他的臉就變得像只板刷那麼扎人。他站在藥櫃的鏡子面前——一個細高挑兒，比一般人略高一些，狹窄的胸脯上長著一簇簇汗毛，就像從舊沙發和扶手椅中拆出來的一團團棕一樣。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可是他仍然很瘦。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見，脖子和兩肩之間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喉結好像自動地上下移動著。從他整個外表看來，他顯得很疲勞。他站在那兒開始胡思亂想起來。納粹已重新上台並且占領了紐約。赫爾曼正躲在浴室裡。雅德維珈已經把浴室的門砌死，而且上了漆，看起來就跟其他的牆壁一模一樣。
“我坐在哪兒呢？就坐在抽水馬桶上。我可以睡在澡盆裡。不，太短了。”赫爾曼仔細估摸著瓷磚地，看看夠不夠他躺下。但是，即使他順著對角線躺下，他還得始著腿。嗯，在這兒他至少有光線、有空氣。浴室有一扇朝小院子的窗戶。
赫爾曼開始計算，雅德維珈每天得給他送多少食物他才能維持下去：兩三個土豆、一片面包、一塊奶酪、一匙素油，還不時地需要一片維生素。這些東西每星期花不了她一元錢——最多一元五角。在這兒赫爾曼會有書和信紙。和利普斯克的草料棚相比，這兒可以說是很豪華了。他可以手握一支裝有子彈的左輪手槍，或是一挺機槍。如果納粹發現他躲藏的地方來抓他，他會用一排排子彈歡迎他們，給自己留下一顆。
澡盆裡的水幾乎要溢出來了；浴室裡滿是水汽。赫爾曼立即關掉龍頭。他沉浸在幻想之中，入了迷。
他剛進澡盆，雅德維珈就推門進來。“給你塊肥皂。”
“我這兒還有一塊呢。”
“這是香皂。你聞聞。一角三塊。”
雅德維珈自己聞了聞，然後把它遞給赫爾曼。她的雙手還像農民的手那麼粗糙。在利普斯克，她得干一個男人干的活。她要播種，收割，打谷，種土豆，甚至還要鋸木頭，劈木柴。布魯克林的鄰居們給她各種藥性洗液，想使她的手變得柔軟些，但是這雙手還是像勞動人民的手一樣盡是繭皮。她的小腿肌肉發達，像石頭一般堅硬。她身體的其他部位都很光滑，很柔軟。她的胸部又白又豐滿；臀部圓圓的。她今年三十三歲，不過看起來要年輕些。
從天剛亮一直到晚上睡覺，雅德維珈從不歇息片刻。她總是找活干。他們住的這套公寓離海不遠，但是大量的灰塵仍從敞開的窗戶裡飛進屋來，因此雅德維珈整天洗啦，涮啦，刷啦，擦啦，忙個不停。赫爾曼記得，對於她的勤勞，他母親是十分贊賞的。
“來，我來給你擦肥皂，”雅德維珈說。
實際上，赫爾曼覺得自己像是單獨一個人似的。對於在這兒布魯克林如何躲過納粹搜查的一些具體細節，他還沒完全想好。例如，這扇窗戶該偽裝起來，這樣德國人就看不出是窗子了。可是怎麼偽裝呢？
雅德維珈開始給他的背上、胳膊上、腰上擦肥皂。雅德維珈非常想要個孩子，他一直阻撓她的願望得到實現，因此對她來說，他就取代了孩子的位置。她喜歡他，和他一起玩耍。每次他離家出門，她就擔心他可能回不來了——在混亂和遼闊的美國他可能迷路。他的每次回家似乎都是奇跡。她知道他今天要上費城，他要在那兒過夜，不過他至少會跟她一起吃早飯。
從廚房裡飄來咖啡和烤面包的香味。雅德維珈已經學會怎麼做齊甫凱夫的罌粟籽卷餅。她為他准備了各式精美的食物，給他做他最喜歡吃的飯菜：餃子，無酵面丸子紅菜湯，牛奶玉米糊，牛肉汁麥片。
每天她給他准備好一件新熨燙的襯衣、內衣和襪子。她想盡量為他多做些，可是他需要得很少。他在路上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多。她極其渴望和他講講話。“火車什麼時候開？”她問。
“什麼？兩點開。”
“你昨天說三點開。”
“兩點過一點。”
“這座城市在哪兒？”
“你是說費城？在美國啊。它還能在哪兒？”
“遠嗎？”
“在利普斯克，這點距離是很遠的；可在這兒，只要坐幾小時火車就到了。”
“你怎麼知道誰要買書？”
赫爾曼沉思著。“我不知道誰要。我盡量去推銷。”
“你干嗎不在這兒賣？這兒有那麼多人。”
“你是說科尼島？他們到這兒是來吃爆玉米的，不是來看書的。”
“都是些什麼書呀？”
“啊，各種各樣的書：怎麼造橋、怎麼減肥、怎麼管理政府等諸如此類的書，還有唱歌書、小說、劇本和講希特勒生平的書……”
雅德維珈的臉變得嚴肅起來。“他們寫關於這個豬穢的書？”
“各種豬移的書他們都寫。”
“嗅。”雅德維珈走進廚房。過了片刻，赫爾曼也跟了進去。
雅德維珈已經把鳥籠的小門打開，長尾小鸚鵡在屋子裡飛來飛去。那只黃的鸚鵡沃伊圖斯停在赫爾曼的肩頭上。它喜歡啄赫爾曼的耳垂，吃他嘴唇上或是舌尖上的面包屑。雅德維珈感到驚訝的是，赫爾曼梳洗完畢以後越發顯得年輕、神采奕奕、精神愉快。
她給他端來熱的卷餅、黑面包、一只煎蛋卷和牛奶咖啡。她想讓他吃好，但是他沒有吃什麼。他咬了一小口卷餅後就把它放在一邊了。他只嘗了嘗那只煎蛋卷。他的胃口一定是在戰爭期間變小的，不過雅德維珈記得他一向吃得很少。他在華沙上大學的時候，每次回家，他母親總要為這事跟他爭吵。
雅德維珈關切地搖了搖頭。他沒有嚼就把飯咽了下去。離開兩點還早著呢，可是他仍然不住地看表。他坐在椅子邊上，好像隨時准備著跳起來似的。他的兩眼好像正盯著看牆外的地方。
突然他擺脫了這種心情，說道：“今晚，我要在費城吃晚飯了。”
“誰跟你一塊兒吃飯？一個人嗎？”
他開始用意第緒語跟雅德維珈說話。“一個人。這是你的想法！我會和示巴女王一起吃飯。我壓根兒不是個書籍推銷員，就跟你不是教皇的妻子一樣！我給那個滑頭貨拉比於活——不過，不給他於，我們就要挨餓。還有布朗克斯那個女人簡直叫人捉摸不透。跟你們三個人周旋，我居然沒發瘋，這實在是個奇跡。乖乖！”
“你這麼講話，我能懂嗎！”
“你於嗎要懂呢？《傳道書》上說，‘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要是在我們可憐的靈魂裡真有什麼遺留下來，那真相總會知道的，不過不是現在，而是以後。如果沒有什麼遺留下來，那我們只好將就一下，沒有真相算了。”
“還要咖啡嗎？”
“好，再來一點。”
“報紙上有什麼新聞？”
“啊，他們簽訂了停戰協定，不過這是不會長久的。過不了多久他們又會發動戰爭的——那些野牛。他們永遠也不會停止戰爭。”
“在哪兒打？”
“在朝鮮。”
“收音機裡說希特勒還活著。”
“即使一個希特勒死了，有一百萬個人准備好接替他。”
雅德維珈沉默了片刻。她倚在掃帚上。後來她說：“住在底層的那個白頭發鄰居告訴我，我每星期可以在工廠掙二十五元。”
“你想去工作？”
“我一個人在家呆著太寂寞。可那些工廠又離得大遠。要是近一些，我倒想去做工。”
“在紐約去哪兒都不近。你得坐地鐵，否則你哪兒都去不成。”
“我不懂英文。”
“你可以去上英語課。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替你去注冊。”
“那個老大太說，他們不接收連字母都不識的人。”
“我來教你。”
“什麼時候？你老是不在家。”
赫爾曼知道她說得對。不過像她這種年齡，要學習是困難的。當她不得不畫三個小圓圈作為自己簽名的時候，她滿臉通紅、渾身冒汗。就是最簡單的英文字的發音對她來說也是困難的。
慢慢地赫爾曼聽得懂她的農村波蘭語了，但有時在晚上，當她在激情奔放時，她會蝶煤不休地講一些他聽不懂的含混不清的農村用語——一這些字眼和表達方式他從來沒聽說過。難道這是古老的農村部落的語言？也許是從沒有宗教信仰的時代傳下來的呢。赫爾曼早就知道，一個人腦子裡裝的東西比他一生的經歷要多。遺傳因子似乎能記住其他世紀的東西。就是沃伊圖斯和瑪裡安娜也有一種從長尾鸚鵡世代相傳下來的語言。它倆顯然還在繼續交談，它們總是在轉瞬間朝同一方向一起飛行，這表明它們互相了解對方的思想。
可是赫爾曼呢？他對自己都捉摸不透。他使自己糾纏在狂熱的糾紛中。他是一個騙子，一個罪人——也是一個虛偽的人。他為蘭琅特拉比寫的布道稿是一種恥辱，一種諷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幾條街以外，大海洶湧澎湃。從海濱木板道到浪花大道傳來了科尼島一個夏日早晨的嘈雜聲。然而在美人魚大道和海神大道之間的那條小街上，一切都很寧靜。微風吹拂，那裡長著幾棵樹。小鳥在樹枝上鳴呢。隨著潮漲，飄來一陣魚腥味和一股說不上是什麼味兒的氣味，一股腐爛物的惡臭。赫爾曼從窗戶裡探出頭去，這時，他就可以看到丟棄在河灣裡的廢船。有殼的生物貼在稅糊糊的船體上，處於半活著、半睡眠狀態。
赫爾曼聽到雅德維珈責怪地說：“咖啡都快涼了。回到桌旁來吧！”
3
赫爾曼離開公寓，奔下樓梯。他如果不是很快就走得看不見影蹤，說不定要被雅德維珈叫回去。他每次出門，她跟他告別的時候，就好像納粹正統治著美國，他有生命危險似的。她把發燙的臉頰貼在他臉上，懇求他要小心汽車，別忘了吃飯，記著給她打電話。她像條狗那樣忠心耿耿地纏住他。赫爾曼經常逗弄她，叫她傻瓜，但是他永遠忘不掉她為他作出的犧牲。她的直率和忠誠可以跟他的鬼頭鬼腦和慣於扯謊相比。不過，他仍然不能日夜和她呆在一起。
赫爾曼和雅德維珈住的公寓是幢陳舊的大樓。許多難民，那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夫婦，因為健康關系需要呼吸新鮮空氣，早就在那兒定居。他們在附近的一所小會堂裡祈禱、閱讀意第緒語報紙。在炎熱的夏天，他們把長凳和折疊凳搬到外面，圍坐在一起談論他們的故國、他們的美國孩子和孫子、一九二九年華爾街上的金融機構紛紛破產，還談論用蒸汽浴、維生素和薩拉托加溫泉治愈的病例。
赫爾曼偶爾也想跟這些猶太人和他們的老婆交往，但是他自己復雜的生活使他必須回避他們。這會兒他匆忙走下搖搖晃晃的樓梯，在他們還沒來得及叫住他之前就迅速地向右一拐，來到街上。他現在去蘭珀特拉比那兒上班已經晚了。
赫爾曼的辦公室坐落在靠近第四大道的第二十三街上一幢大樓裡。他可以沿美人魚大道、浪花大道、或是海濱木板道走到史迪威大道，在那兒乘地鐵。這幾條路各有各吸引人的地方，今天他走美人魚大道。這條路有一種東歐風味。牆上還貼著去年公布的、會堂唱詩班領唱者和拉比的名單，以及重要節日會堂座位價目表。從飯館和自助餐廳裡飄來雞湯、玉米粥和炒肝片的香味。面包店出售硬面包圈和雞蛋小甜餅，薄餅和洋蔥卷餅。在一家商店門前，婦女們正在一個個桶裡摸蔬蘿泡菜。
即使他的胃口從來不大，可是在納粹統治的那些年裡的饑餓使他一看見食物就感到興奮。陽光照耀在一簍簍、一筐筐的橘子、香蕉、櫻桃、草毒和西紅柿上。這兒允許猶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大街小巷都掛著希伯來語學校的招牌。甚至還有一所意第緒語的學校呢。赫爾曼一邊向前走，一邊東張西望，尋找藏身的地方，以防納粹哪一天來到紐約。附近什麼地方能挖個地下室嗎？他能躲到天主教堂的尖塔上去嗎？他從未當過游擊隊員，可現在他常常想到從哪些地形可能開槍。
在史迪威大道上，赫爾曼向右一拐，熱風帶著甜滋滋的爆玉米香味向他吹來。招攬觀眾的人吃喝著勸人們去逛游樂場，看雜耍。裡面有旋轉木馬、室內射擊場，還有巫師，他能招魂顯靈，一次收費伍角。在地鐵進口處，一個腫眼泡的意大利人手拿一把長刀，乒乒乓乓敲著一根鐵條，嘴裡反復地喊著一個字，他的叫聲變成一片喧鬧聲。他正在賣棉花糖和冰淇淋，冰淇淋一放入圓錐形的蛋卷裡就化了。在海濱木板道的另一頭，一群群人的後面，海洋閃閃發光。這個五光十色、物質豐裕、無拘無束的場面——一切都是蹩腳和虛假的——赫爾曼每次見到總是感到驚奇。
他走進地鐵，乘客們，絕大多數是青年男子，從一列列火車裡湧出來。在歐洲，赫爾曼從未見過這麼粗野的臉。不過這兒的青年人似乎都一心追求享樂，而沒有害人之心。小伙子們奔跑著、尖叫著，像公羊似的互相推揉著。他們中有許多人都長著黑眼睛、低額頭和髦頭發。有意大利人、希臘人和波多黎各人。那些臀部寬大、胸脯高聳的小姑娘帶著午餐袋、鋪在沙地上的毯子、防曬劑和擋陽光的傘。她們在笑，還嚼著橡皮糖。
赫爾曼走上高架鐵道的台階，過了一會兒，一列火車進站了。車門一打開，他感到一股熱氣。通風機隆隆地響著。光禿禿的燈泡射出使人目炫的燈光；紅水泥地上撒滿了報紙和花生殼。幾個半裸著身子的黑孩子正在給旅客擦皮鞋，他們跪在地上，像古代的偶像崇拜者。
有人在一個座位上遺下了一張意第緒語報紙，赫爾曼拿起報紙看看大標題。斯大林在一次談話中宣稱，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共存。在中國，紅軍和蔣介石的軍隊正在激戰。在報紙的裡面幾版上，難民們描述了馬伊達內克、特雷布林卡‘，和奧斯威辛的恐怖。有一個逃出來的親眼目睹的人在報上撰文談論俄羅斯北部有一個勞動營，那裡拉比，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教士，猶太愛國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在開金礦，死於饑餓和腳氣病。赫爾曼自認為對這種恐怖已經司空見慣，然而，每一個新的暴行仍使他感到震驚。這篇文章的最後預示，總有一天世界會在平等、公正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會治愈世界的弊病。
“什麼？他們還熱中於治病？”赫爾曼把報紙扔到地上。“更美好的世界”、“更燦爛的明天”這類話對他來說，就好比是辱罵被折磨死的人的屍體。他一聽到“那些犧牲的人是不會白死的”這類陳詞濫調，就會冒火。“可是，我能於些什麼呢？我盡力為非作歹。”
赫爾曼打開公文包，拿出一份手稿，邊看邊做著筆記。他的謀生手段像他遇到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樣奇異。他是一個拉比的代筆者。他也允諾在伊甸園裡有“更美好的世界”。
赫爾曼讀著讀著，臉扭歪了。那個拉比出賣上帝就像他拉出賣別的神的偶像。赫爾曼只能為他自己找到一個辯護的理由：絕大部分聽拉比說教和看他文章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老實人。現代猶太教有一個目標：模仿非猶太人。
火車的門開了關、關了又開，每一次開關，赫爾曼都要抬頭看一下。紐約市裡肯定有納粹在轉悠。盟軍已經正式宣布大赦七十五萬“小納粹分子”。把殺人凶手送上審判台的諾言從一開始就是謊言。誰來判決誰？他們的審判是騙局。赫爾曼缺乏自殺的勇氣，只得不看、不聽、不想，像一個可憐蟲那樣地生活。
赫爾曼該在聯合廣場由快車換乘慢車，然後到第二十三街下車，但是當他朝窗外一看，發現火車已經到了第三十四街。他走過梯子來到對面的站台上，登上一列去市內的火車。但是他又一次誤了下車站，坐得太遠了——到了運河大街。
他在地鐵裡犯的這些錯誤，他愛收拾東西可總是忘記放的地方的習慣，他還總是走錯路，經常遺失稿件、書籍和筆記本，所有這一切就像災禍似的糾纏著他。他老是在口袋裡尋找他失落的東西。他的自來水筆或墨鏡也會遺失；他的錢包會不見；就是自己的電話號碼他也會忘記。他買一把傘，當天就會把它拉在什麼地方。他穿上一雙膠鞋，可是幾個小時之內就會把它弄丟。有時候，他想象是小鬼和小妖精在捉弄他。終於，他來到了辦公室，它坐落在那個拉比擁有的一幢大樓中。
4
米爾頓。蘭珀特拉比沒有會眾。他在以色列的希伯來語雜志上發表文章，給美國和英國的英語一猶太語刊物撰稿。他和幾家出版社簽有出書合同。他應邀去公共會堂、甚至大學做演講。拉比沒有時間也沒有耐心研究和寫作。他靠房地產發了財。他擁有六個療養院，在巴勒邪園和威廉斯堡建造了不少公寓大樓，還是一家營造公司的合伙人，該公司承包價值百萬美元的造房計劃。他有一位上了年紀的秘書，裡加爾太太，雖然她對工作不太盡職，他仍然雇用著她。過去他和妻子分居過，但現在兩人又生活在一起了。
拉比把赫爾曼為他的工作叫“研究”。實際上，赫爾曼替他寫書、寫文章和演講稿。赫爾曼用希伯來語或意第緒語寫作，再由別人把它們譯成英語，然後由第三個人進行編輯加工。
赫爾曼為蘭珀特拉比工作好幾年了。拉比性格多種多樣：臉皮厚、心眼好、多愁善感、做人滑頭、蠻橫、純樸、他能夠記住《舒爾坎一阿魯克雞中晦澀難懂的注釋，可是在引用《摩西五書》中的話時卻經常出錯。他搞證券交易，賭博，為各種慈善事業籌錢。他身高六英尺，大腹便便，體重二百六十磅。他扮演著唐磺的角色，但是沒過多久，赫爾曼就清楚地發現拉比和女人沒緣分。他還在尋找真正的愛情，常常在這種似乎是毫無希望的尋找中給弄得狼狽可笑。事情糟到這樣的地步，他有一次被一個住在大西洋城旅館的丈夫在鼻子上打了一拳。他經常人不敷出——至少他在稅款申報表上是這麼寫的。他晚上兩時上床，早晨七時起床。他吃兩磅牛肉，抽哈瓦那雪茄，喝香按。他的血壓高得嚇人，他的醫生一再告誡他要注意心力衰竭。他六十四歲，精力仍很旺盛，他以“精力充沛的拉比”著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一支軍隊中當隨軍拉比，他曾向赫爾曼誇口說，他那時候的軍銜是上校。
赫爾曼一跨進辦公室的門口，電話鈴就響了。他拿起電話，電話線那頭立即傳來了拉比低沉有力的男低音，沖他直嚷嚷。“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今兒早晨你第一件事是該上這兒來！我要去大西洋城作的報告在哪裡？你忘了我除去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情之外，還不得不仔細看一遍呢。你搬到一處沒有電話的房子裡，這是什麼意思？凡是為我工作的人，我都要能找到他，絕不允許他像一只耗子似地呆在一個洞裡！啊哈，你仍然是個新來的移民！這兒是紐約，不是齊甫凱夫！美國是個自由國家；你在這兒不必東躲西藏。除非你在於非法的勾當賺錢，或者鬼知道你在干什麼！我今天最後一次告訴你——在你住的地方安個電話，否則你就別干了。你等著，我這就過來。我有些事要跟你談。等著別走開！”蘭珀特拉比掛斷了電話。
赫爾曼迅速地用小寫字母寫起來。他在第一次見到拉比的時候，沒敢承認他和一個波蘭鄉下人結了婚。他說他是個鰥夫，在一位貧困的同鄉朋友——一個裁縫——那兒租了間狹小的屋子，裁縫家沒有電話。赫爾曼在布魯克林的電話戶名是雅德維珈·普賴克茲。
蘭拍特拉比經常問他能不能到裁縫家去拜訪他。駕著他的凱迪拉克，在一個貧民區的街上駛來駛去，這使他感到特別高興。他也很欣賞自己肥胖的身軀和漂亮的衣著給人留下的印象。他喜歡做好事——為貧困的人找工作，給慈善機構寫接納他們的推薦信。赫爾曼迄今為止總算沒讓拉比上他家。他解釋說，裁縫怕見生人，再說他曾在集中營關押過，神經有點兒不正常，也許不讓拉比進屋呢。有時，赫爾曼隨便說到裁縫的妻子是個瘸子，兩口於沒有孩子，以此打消拉比的興致。拉比喜歡有女兒的家庭。
拉比一再對赫爾曼講他應該搬家。他甚至給赫爾曼介紹對象。他提出在他自己擁有的房屋中撥出一套公寓給赫爾曼。赫爾曼解釋說那個老裁縫在齊甫凱夫救過他的命，需要赫爾曼付給他的那幾塊房租錢。謊言一個接一個。拉比作演講、寫文章反對不同的民族通婚。赫爾曼自己在為拉比寫文章中也不得不再三闡述這個問題，告誡不要和“以色列的敵人”攙和在一起。
他的一些行為怎麼能解釋得通呢？他已經對猶太教、對美國法律和道德犯下了罪行。他不僅欺騙拉比，而且欺騙瑪莎。但是他不得不這麼做。雅德維珈的極端善良使他煩惱，跟她說話的時候，他好像不是人似的。瑪莎的性格復雜、固執而且神經質，赫爾曼也不能告訴她真相。他已使瑪莎相信，雅德維珈性冷淡，還賭咒發誓地說，等她和丈夫裡昂。托特希納一離婚，他馬上離開雅德維珈。
赫爾曼聽到沉重的腳步聲，拉比打開門。他是個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正好穿過門洞子，他臉色紅潤，長著厚嘴唇、鷹鉤鼻、一雙鼓出的黑眼睛。他穿著一套淺色衣服，黃皮鞋，系著金線縫的領帶，上面別著一枚珍珠別針。他的嘴裡叼著一支長雪茄。黑裡夾灰的頭發從他戴著的巴拿馬帽子下突出來。手腕上，紅的寶石鏈扣閃閃發光，左手一枚刻著名字的鑽石戒指光彩奪目。
他把雪茄從嘴裡拿出來，把煙灰彈在地上，大聲叫道：“現在你才開始寫。前幾天你就該准備好了！我可不能像這麼著等到最後一分鍾。你都胡亂寫了些什麼啊？稿子看起來已經大長了。這是一次拉比的會議，不是齊甫凱夫的長老會議！這兒是美國，不是波蘭。嗯，你那篇論述巴爾一希姆的文章寫得怎麼樣了？應該寄出去了。交稿期已經到了！如果你干不了，請你告訴我，我會另外找個人——一或者我用錄音機把我的話錄下，讓裡加爾太太打出來。”
“一切都將在今天完成。”
“把你寫好的稿子給我，還有，你一定要把住址告訴我。你住在哪兒？——住在地獄裡？住在阿斯莫丟斯的城堡裡？我開始懷疑你在什麼地方有個老婆，而你瞞著不讓我知道。”
赫爾曼覺得口干。“我巴不得有個老婆。”
“你如果想結婚，你可以要一個嘛。我給你介紹過一個漂亮女人，可你連面都不願見。你怕什麼呀？沒有人會硬把你拖到結婚的華蓋下的。好了，你的地址呢？”
“說實在的，這就不必了。”
“你一定得把地址告訴我。我的通訊簿就在這兒。怎麼樣？”
赫爾曼把自己在布朗克斯的地址告訴了他。
“你房東的名字？”
“喬。普賴克茲。”
“普羅茨奇。一個少有的名字。怎麼寫？我會給他們安一架電話，告訴他們把帳單送到我這兒辦公室來。”
“你不能不經他同意就去安裝。”
“這跟他有什麼相干？”
“他害伯電話鈴聲，這會使他想起集中營。”
“還有別的難民嘛，他們不都裝了電話。把電話安在你房間裡。這樣他就會覺得好多了。如果他有病，就能請醫生，或是請人幫忙。神經病！瘋子！我們每隔幾年要打一仗；希特勒的興起，這就是原因。我認為你每天一定得在辦公室呆六小時——那是我們都同意了的。我付房租，為了能少付一些稅款。如果一個辦公室老是鎖著，那就不叫辦公室了。沒有你，我的麻煩已經夠多了。”
蘭珀特拉比停了一下，然後又說：“我希望咱倆做個朋友，但是你的一些事情卻妨礙了這點。我可以給你很多幫助，而你卻像個牡賑，把自己藏起來。你在心底到底隱藏了些什麼？”
赫爾曼沒有立即回答。“凡是有過我這種經歷的人，已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了，”他最後說道。
“胡說，蠢話。你跟我們其他人一樣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你可能有過上干次離死亡只差一步，但是只要你還活著，要吃飯、要走路，對不起，還要上廁所那麼你就像其他人一樣有血有肉。我認識幾百個集中營裡出來的人，其中有些人當初真的已在走向焚燒爐。他們現在就在這兒美國，他們開汽車、做生意。你或者是在另一個世界上，或者是在這個世界上。你不可能一只腳站在地上，而另一只腳站在天空中。你在扮演一個角色，就是這樣。但是為什麼呢？你特別應該對我開誠布公。”
“我是開誠布公的。”
“什麼事使你煩惱？是病了嗎？”
“不，真的不是。”
“可能你陽展吧？那都是因為神經緊張，不是器質性的。”
“我不陽展。”
“那是怎麼啦？好吧，我不會把我的友情強加在你的身上。不過，今天我會打電話去，要他們給你安一架電話。”
“請再等一等。”
“為什麼？一架電話又不是一個納粹；它不會吃人。如果你神經過敏，找個醫生給看看。也許你需要一位精神分析醫生。你別怕，這不是說你瘋了。最健全的人也去找他們的。就是我，有一段時間也找過精神分析醫生。我有個朋友，叫貝爾霍夫斯基醫生，從華沙來的。如果我介紹你到他那兒去看病，他不會向你收大多的錢的。”
“說真的，拉比，我沒有病。”
“是啊，沒病。我妻子也堅持認為自己沒病，不過她仍然是個病人。她打開煤氣爐，自己就上街買東西去了。她在澡盆裡放水，把一條毛巾忘在澡盆裡，堵住了排水管。我坐在辦公桌旁，忽然看見地毯上有一攤水。我問她為什麼要干出這些事情，她變得歇斯底裡起來，還咒罵我。這就是為什麼有精神病醫生的原因—一在我們病得太厲害，不得不送瘋人院以前幫助我們。”
“是啊，是啊。”“嗯，全是廢話。讓我瞧瞧你都寫了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