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2時左右，懨懨欲睡的幾個人擁在沙發中度日如年。盧漢派來自己的副官，不露聲色地將軍階、資歷最望的李彌與余程萬請下了樓。須臾，一陣尖利的馬達聲響過後，沈醉往窗前一望，見這二人被擁上車拉了出去。
「政變都這樣。李將軍、余將軍肯定被他們送去上路了（槍殺）。」沈醉不由得閉上眼，喃喃自語。
這時，副官又帶著衛士走入室內，將沈醉和李楚藩二人帶了出去。沈醉整整衣冠，腦中懼死的概念已過了臨界點。走到走廊，他暗自思忖，過去冷血殺人，從不手軟，如今落到自己，真個是應驗了那句話「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看來是躲不過這一關了。要死索性死個痛快，可不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兩頭受罪。於是，他從口袋中掏出那幾兩黃金，趁其餘人不注意，立即塞進解他的那名衛士手中，求道：
「兄弟，槍打准一點，拜託了。」
那衛士瞅瞅黃金，又瞅瞅一臉怪異的沈醉，最後伸手將黃金擋了回去，然後將他向前推了推。
沈醉只得尷尬地揣好黃金，跟下了樓。
上了車，隨著五華山盧漢官邸的臨近，沈醉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他明白，這是將他們幾人趁著夜幕轉移到此，不會有性命之虞。果然，到了五華山盧漢官邸，他們被安置到了盧漢的辦公室，而且，早到的李彌、余程萬已盤腿坐在了行軍床嶄新的褥子上。
次日上午10時，一名叫楊文清的省府委員將一份事先擬好的起義通電擺在了沈醉面前，希望他能認清形勢，順應潮流，交出軍統在昆明的人員、電台、圖冊，擁護盧漢起義。
對此，沈醉在事後有這樣的記述：
「他們代我擬好的通電，有一些語氣與過去軍統習慣的行文法有點出入。我考慮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們代擬的這份文件公佈出去特務們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寫的東西，不會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報到、交出武器和電台。老實說，我這時並沒有真正想投靠共產黨而死心踏地的隨同盧先生起義，只是由於失去了自由，萬一不能把自己擺的爛攤子收攏來，到頭來自己脫不了責任。為了個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楊、宋兩人說明這一情況，並表示願意按照軍統的習慣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語句改一下，同時還願意親自抄寫一份公佈出去並在電台進行廣播。他們很稱讚我這一作法，並勸我拿出全部「本錢」來。我就把徐遠舉（徐鵬飛）、周養浩（沈養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來，把雲南站大小二十多部電台和外省遷往雲南的十多部電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務、潛伏電台等以及潛伏組織一起交出。楊文清看到我當時的表現，很出他的意外，原來以為我是最頑固、最不好對付的人，結果我能自動拿出那些「本錢」，使他很高興。
在把一切手續辦完之後，楊文清便問我，是要走，還是留下來和他們一道工作？他還說，要走的話，還有飛機去香港。我當即表示願意留下。因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灣，他們會認為我既沒有能設法保住雲南阻止住盧漢的起義，又不能為他們「成仁」，還服服帖帖地交出這些人和組織，去了非殺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軍在昆明散發的文件所規定的都做了，至少不會處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還沒有去台灣，也不會受到什麼影響，將來還可以接回來，所以我願意留下。」
根據沈醉從功德林監獄特赦後，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時撰寫的回憶錄，關於其去留詳情，此為一說。然而，實際上，以他的軍統背景，又是敏感人物，盧漢既然已宣佈起義，難道會放走他嗎？況兩人並無深交，盧漢又一直厭惡軍統安插在身邊的這些釘子。
張群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他和盧漢私交甚厚，又多次在蔣介石面前為盧漢作保。此番再來昆明，一下成了階下囚，其隨從質問盧漢的幕僚，「我們張長官多次在總裁面前為盧長官作保，他才安然到了今天，這樣做對得起人嗎？」無奈之下，張群托人轉告盧漢，以他和蔣介石多年的情誼，不便參加起義，請盧漢務必理解。
最後，張群表示，今後不再涉足政治，願去香港和國外做寓公，對於盧漢的起義他能理解，但共產黨也不是好惹的，請盧漢多保重。
盧漢躊躇之下，出於私誼，第三天便放走了張群，中共聞知後，立即向盧漢提出強烈的抗議，指他違背了起義信條，周恩來更是遺憾地說，我們本來可以用張群來交換張學良的。
被逼無奈之下參加起義的沈醉，解放後輾轉囚於重慶、北京，其起義將領身份的確認則是在1978年以後，此時，他已垂垂老矣。
至於徐遠舉、周養浩的落網，那是注定的插翅難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當夜徐遠舉待沈醉一出門，便一骨碌爬起來，又將下午盧漢的副官處長朱子英送來的幾張汽車「特別通行證」抓過一張，將沈醉桌上放著的雲南保安司令部的證章往口袋裡一裝，住到了其朋友——與軍統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這時，徐遠舉的如意算盤撥得嘩嘩響，他想先讓沈醉將當晚的開會情況通報一聲，約定第二天由沈醉將他和周養浩、總務處長成希超三人親自送往機場，提前飛往台灣或海南島。
很可能由於連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後，朱不在，朱家的傭人都認識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他很快地睡了一夜，這一夜雲南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完全不清楚。第二天一覺醒來，已經9點多鐘，他一看朱子英還沒有回來，便問朱的副官，朱到什麼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