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那張暗殺名單上僥倖撿回了條命。從那張名單上不難發現，凡是被列入前沿的人物，不是德高望重的政界名流，就是與蔣介石恩怨糾葛幾十年的封疆大吏。
傅作義就是其中的顯著代表。
1949年1月，國民黨華北最高軍政長官傅作義將軍面對日益殆危的戰局，審時度勢，斷然宣佈北平和平解放。消息傳出，不啻一記悶雷，將蔣介石重重地擊倒在地。當時，蔣介石一心忙於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企圖確保江淮，坐擁南面半壁，贏得喘息之機，再同共產黨抗衡。
因此，面對傅作義數十萬大軍困守北平孤城，他心裡一直盤算，希望傅作義能將精銳部隊由塘沽海上南撤，將國民黨軍在華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傅作義這時經過共產黨的爭取，已打定主意，堅決走和平起義的道路，他對心腹愛將、國民黨三十五軍軍長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鄭重地說：「以眼下前景而論，我們不必悲觀。我已考慮生路是有的，那就是要下定決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義同解放軍的秘密磋商，蔣介石很快就察覺了。為了穩住傅作義，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費盡了心機，他派出的說客一個接一個來到了北平。
首當其衝的便是閻錫山晉軍大將、時任國民黨軍令部長的徐永昌，他和傅作義是同起於晉軍卒伍的袍澤，後來兩人各為其主，但情誼卻一直延續。
徐永昌來到北平，傅作義熱情款待，把酒敘舊誼，朋友間不勝言歡。見火候差不多了，徐永昌單刀直入切入正題：「宜生，聽說你與那邊接頭了，蔣公心中期你甚殷。」
傅作義擱下酒杯，正色作答：「傅某身為黨國大員，怎能不效忠黨國呢？」
徐永昌臉上一陣潮紅，勸道：「我受蔣公之托，於公於私作回魯仲連，蔣公希望你能以幾十年袍澤舊誼為重，將平津的國軍分三路南撤，以便和共軍持久作戰。」
「哪三路？」傅作義不緊不慢問道。
「蔣公的意思，」徐永昌伸出手比劃了個「三」的姿勢繼續說，「共軍大軍壓境，為了保存實力，以便和共軍持久作戰，希望平津國軍分三路南撤：一路從天津、塘沽經海路撤至青島，另一路經河北、山東到青島，第三路可請空軍協助……」
「哎……」傅作義喟然長歎，「恐怕晚了吧，共軍已經團團圍住平津，怎麼能衝得出去。即便出去，南撤只能加快被殲的命運。」
徐永昌遭到了這般拒絕，只得失望地返回南京覆命。
隨後，蔣介石敲山震虎般地派出了原軍統大頭目、後任國民黨國防部次長的鄭介民再次飛到北平，除了重複徐永昌的說法之外，又拍打著胸脯保證道：「只要傅總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的所屬人員一定保證南撤成功，他們與我一樣聽從傅總司令的命令就像服從蔣委員長一樣。」
傅作義仍然用那套話不露聲色地回絕了他。
鄭介民不甘心，他又以特務手段公開在不同的場合相脅：「對於那些敢於出頭露面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蹤，必要時就把他們幹掉，以起『殺雞儆猴』之效。」
傅作義聞之不軟不硬地頂了回去：「我傅某人吃糧當兵幾十年，活到今天好歹也是陸軍二級上將。如果有幾個特務敢於造次，我想他們還沒那個本事。」
鄭介民最後一次去相勸，話還未出口，就被嗆得語塞，只得悻悻而去。
蔣介石見前兩人的勸說都不奏效，為了表明心跡，他最後乾脆派去了自己的兒子蔣緯國，帶上他的親筆信，執子侄輩之禮，並以東南行政長官為籌碼。
蔣介石信中道，「宜生吾兄勳鑒：去歲迭奉慰書，弟因故未復，實深抱歉……西安雙十二事變，上了共產黨的當，第二次國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訓。今聞吾兄處境危艱，欲與共黨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緯國前來面陳。請親自檢查面陳之事項。專此敬候，勳安。弟蔣中正。」
可是，傅作義在南苑機場對「少主傳書」的蔣緯國依然拒絕道：「我半生戎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對人民有利，得失何足道哉！請向總統致歉！」
黔驢技窮的蔣介石又出一招，見不能說服傅作義，他發電報要求傅作義用一周時間把國民黨13軍少校以上的軍官和武器運到南京。
傅作義還沒公開通電起義，表示同意。但當南京方面派來的專機在機場上空盤旋時，他卻令地面部隊炮擊天壇機場，飛機自然無法降落。
蔣介石空運精銳的夢想化為泡影。毛澤東對此在後來同傅作義晤面時開玩笑說：「蔣介石是交易所起家的，結果還是被你傅作義贏了。」
1949年1月26日，傅作義公開通電宣佈和平起義。此時，蔣介石正在準備隱退溪口，向李宗仁交權。10天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入城式，外電對此給予了顯著的報道。
蝸居美齡宮，已準備返回浙江溪口的蔣介石讀罷美聯社關於解放軍進駐北平舉行盛大入城儀式的報道後，他一把將電稿狠狠擲在地上。陪侍一側的次子蔣緯國忙上前勸道：「父親，傅作義投共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您不必動怒，萬望珍攝身體。」
「伯川說得對，傅作義早被赤化了。」蔣介石望望心愛的幼子，又自圓其說：「都是抗戰弄的，他和共產黨攪和在一起。我早就說他成了『七路半』了（言外之意和八路十分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