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教師培訓的時候，經常被新教師誇獎說，「李老師，你在台上隨機應變的能力太強了！」這樣的時候，我不敢謙虛——因為他們完全誇錯了，我自己太清楚自己的應變能力有多差。
我必須解釋。之所以可以「顯得」游刃有餘，是因為之前做過太多的準備。之所以做那麼多的準備，就是因為曾經出過醜——想像一下，在台上突然發現自己說的某句話竟然有不曾想到過的歧義，是多麼窘迫的事情？所以，在準備任何一個講演的時候，我都花費很多的時間認真考慮自己的每個觀點，每個事例，甚至每個句子可能引發什麼樣的理解和反應，然後逐一制定相應對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上台講演。
甚至，我有嚴重的「課前恐懼症」——很多人並不相信。每次上課之前的五分鐘左右開始，各種症狀開始並發，手心發癢，頭皮發麻，眼皮抽搐（有時候左眼，有時候右眼，有時候兩隻眼），後背可能開始冒冷汗（冬天也一樣）……通常要到開始講課差不多五分鐘之後才能徹底擺脫這種恐怖的狀態——從我第一次上台演講到現在已經快十五年了，從來沒有一點改善的跡象，只不過，我已經比較習慣它了。
並未能夠克服恐懼，卻也還好做到了習慣恐懼。然而，就算是退而求其次的習慣恐懼，都需要努力和掙扎。努力的方法就是課前做很多很多的準備。我甚至為此多多少少產生了一些強迫症的症狀——準備的內容必須足夠多到實際講課時間的兩倍以上，才會心安。不過，這樣的恐懼倒也成了動力，因為我的很多課或者演講都最終有了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乃至於很多的版本。這樣的準備使得我一旦進入狀態，就肯定無所畏懼。知道了結果，就可以做到在開始的時候，任憑恐懼陪伴。
再次，是我父親那句話幫了我，他說，「相信我，你並不孤獨」。我之所以認為自己可以想出辦法解決對演講的恐懼，就是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害怕當眾演講。有人曾做過一個調查，詢問人們最害怕是什麼。最害怕是什麼？那應該是死亡了，是病痛，是失去親人吧。但出乎意料，人們最害怕的是當眾演說。調查報告寫道：「一般地，人們害怕當眾演說甚於害怕死亡」17。害怕死亡的理由自然不必說，人們害怕當眾演說，卻未必一定知道害怕的原因——很簡單，準備不足，所以害怕。
我曾因為覺得自己缺乏「急智」而自卑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後來是因為讀一本前蘇聯克格勃特工的自傳才改變了看法。現在早已找不到那本書，也不記得主人公完整的名字。隱約記得他的真名好像叫什麼什麼年科，姑且就稱呼他為「年科同志」吧。
書中提到「年科同志」有一次被一群美國特工追殺，手中的左輪槍已經沒有了子彈，只能靠奔跑擺脫厄運。逃跑的過程中，他從一段長長的大理石台階衝下來，跑著跑著，他突然停下來做出了一個常人無法想像的動作。他蹲了下來。這個時候，追趕他的美國特工因為高度和視角的關係，無法射擊到他的位置。而他蹲下來的這個動作，為他贏得了寶貴的七八秒鐘，在這段時間裡，他得以不慌不忙地從口袋裡拿出子彈裝進左輪槍，然後向後連射幾槍打得追趕他的那些特工慌忙尋找掩體自保，而他最終成功逃逸。
「年科同志」後來的回憶裡說，當時之所以可以做出一個那麼「令人震驚」的動作，實際上是因為提前在腦子裡演練過不知道多少次，也設想過不知道多少種逃跑時可能發生的狀況——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會遇到那樣的追殺。他說所有的高級特工都明白一個簡單原理：任何動作演練到一定的次數，就都可以做到甚至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都可以準確完成的地步。而他只不過是把這個原理應用到了極致而已。
所以說，大多數事情都需要提前準備，也都可以提前準備。認識到這一點本身就幾乎是一切改變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