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大文學院和法學院的辦公室都在沙灘紅樓後面的北樓。校長辦公室則在孑民紀念堂前的東廂房內，西廂房是秘書長辦公室。所謂「秘書長」，主要任務同今天的總務長差不多，處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務。秘書長以外，還有一位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工作。沒有什麼副校長。全校有6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這樣龐大的機構，管理人員並不多，不像現在大學範圍內有些嘴損的人所說的：校長一走廊，處長一講堂，科長一操場。我無意宣揚舊時代有多少優點，但是，上面這個事實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北大圖書館就在北樓前面，專門給了我一間研究室。我能夠從書庫中把我所用的書的一部分提出來，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瞭解到，這都是出於文學院院長湯錫予先生和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先生的厚愛。現在我在日本和韓國還能見到這情況，中國的大學，至少是在北大，則是不見了。這樣做，對一個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極大的方便。湯先生還特別指派了一個研究生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馬理是已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的女兒，赫赫有名的馬玨的妹妹。
北大圖書館藏書甲大學的天下。但是有關我那專門研究範圍的書，卻如鳳毛麟角。全國第一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比較起來，稍有優越之處；但是，除了並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經和寥寥幾本梵文書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見。燕京大學圖書館是注意收藏東方典籍的。可是這情況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才知道的，新中國成立前，我毫無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歐洲和日本的圖書館比較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語。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龍困沙灘，縱有一身武藝，卻無用武之地。我雖對古代印度語言的研究戀戀難捨，卻是一籌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譯工作，翻譯了馬克思論印度的幾篇論文，翻譯了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我還翻譯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寫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譯稿，後來由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興趣之所在，不過略示一下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而已。
這遠遠不能滿足我那種閒不住的心情。當時的東方語言文學系，教員不過5人，學生人數更少。如果召開全系大會的話，在我那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系主任辦公室裡就綽綽有餘。我開了一班梵文，學生只有3人。其餘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個學生也沒有。我「政務」清閒，天天同一位系秘書在辦公室裡對面枯坐，既感到極不舒服，又感到百無聊賴。當時文學院中任何形式的會都沒有，學校也差不多，有一個教授會，不過給大家提供見面閒聊的機會，一點作用也不起的。
湯用彤先生正開一門新課《魏晉玄學》。我對湯先生的道德文章極為仰慕。他的著作雖已讀過，但是，我在清華從未聽過他的課，極以為憾。何況魏晉玄學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內第一人。課堂就在三樓上，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徵求了湯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課並沒有講義，他用口講，我用筆記，而且盡量記得詳細完整。他講了一年，我一堂課也沒有缺過。湯先生與胡適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懸河的人。但是他講得細密、周到，絲絲入扣，時有精闢的見解，如石破天驚，令人豁然開朗。我的筆記至今還保存著，只是「只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此外，我因為感到自己中國音韻學的知識欠缺，周祖謨先生適開此課，課堂也在三樓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聽。周先生比我年輕幾歲，當時可能還不是正教授。別人覺得奇怪，我則處之泰然。一個系主任教授隨班聽課，北大恐尚未有過，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能者為師。在學問上論資排輩，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還沒有解開：舊業搞不成了，我何去何從?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室閱書時，因為覺得有興趣，曾隨手從《大藏經》中，從那一大套筆記叢刊中，抄錄了一些有關中印關係史和德國人稱之為「比較文學史」(VergleichendeLiteraturgeschichte)的資料。當時我還並沒有想畢生從事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雖然在下意識中覺得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義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國以後，儘管中國圖書館中關於印度和比較文學史的書籍極為匱乏，但是中國典籍則浩瀚無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至少中國這一邊的資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這個課題至少還同印度沾邊，不致十年負笈，前功盡棄。我反覆思考，掂斤播兩，覺得這真是一個極為靈妙的主意。雖然我心中始終沒有忘記印度古代語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順應時勢，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
我終於找到了出路。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出路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