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敘述中，甚至在「總結」的「學術研究發展的軌跡——由考證到兼顧義理」中，都談到了考證，但仍然覺得意猶未竟，現在再補充談一談「我的考證」。
考證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把它捧到天上去，無此必要；把它貶得一文不值，也並非實事求是的態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據大師，窮畢生之力，從事考據，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好多古書，原來我們讀不懂，或者自認為讀懂而實未懂，通過他們對音訓詞句的考據，我們能讀懂了。這難道說不是極大的貢獻嗎？即使不是考據專家，凡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者，有時候會引證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的真偽遲早都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考證工作。這些幾乎近於常識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說，考證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而且考證之學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是有的。科學研究工作貴在求真，而考據正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焉能分什麼國內國外？
至於考證的工拙精粗，完全決定於你的學術修養和思想方法。少學欠術的人，屬於馬大哈一類的人，是搞不好考證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規，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證的。在這裡，我又要引用胡適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假設，膽越大越好。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能轉動，膽可謂大矣。然而只憑大膽是不行的，必須還有小心的求證。求證，越小心越好。這裡需要的是極廣泛搜集資料的能力，窮極毫末分析資料的能力，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然後得出的結論才能比較可靠。這裡面還有一個學術道德或學術良心的問題，下一節再談。
在考證方面，在現代中外學人中，我最佩服的有兩位：一位是我在德國的太老師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uｄｅｒｓ，一位是我在中國的老師陳寅恪先生。他們兩位確有共同的特點。他們能在一般人都能讀到的普通的書中，發現別人看不到的問題，從極平常的一點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細緻入微，如剝春筍，層層剝落，越剝越接近問題的核心，最後畫龍點睛，一筆點出關鍵，也就是結論；簡直如「石破天驚逗秋雨」，匪夷所思，然而又鐵證如山。此時我簡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飲冰，涼沁心肺，毛髮直豎，不由得你不五體投地。
上述兩位先生都不是為考證而考證，他們的考證中都含有「義理」。我在這裡使用「義理」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謂「義理」，而是通過考證得出規律性的東西，得出在考證之外的某一種結論。比如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uｄｅｒｓ通過考證得出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時，印度方言林立，其中東部有一種古代半摩揭陀語，有一部用這種方言纂成的所謂「原始佛典」（Ｕｒｋａｎｏｎ），當然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經，頗有點類似中國的《論語》。這本來是常識一類的事實。然而當今反對這個假說的人，一定把Ｕｒｋａｎｏｎ理解為「完整的大藏經」，真正是不可思議。陳寅恪先生的考證文章，除了準確地考證史實之外，都有近似「義理」的內涵。他特別重視民族與文化的問題，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要鄭重聲明，我絕不是抹殺為考證而考證的功績。錢大昕考出中國古無輕唇音，並沒有什麼「義理」在內；但卻是不刊之論，這是沒有人不承認的。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來，足證為考證而考證也是有其用處的、不可輕視的。
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的許多考證的文章，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比如，我考證出漢文的「佛」字是ｐｕｔ，ｂｕｔ的音譯；根據這一個貌似微末的事實，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傳入中國的問題。我自認是平生得意之作。
１９９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