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個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艱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長達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異常容易，也就異常快活，讓爬山者疲憊的身體頓時輕鬆下來，因此名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攀登，其艱苦驚險的程度遠遠超過攀登泰山南天門。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場革命的攀登者。可是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約有半年多的一段時間，我卻覺得，腳下的路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較輕鬆了。儘管全國和全校正為一場驚天動地巨大無比的風暴所席捲，我頭上卻暫時還是晴天。在經過了第一陣艱險的風暴以後，我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心裡異常喜悅，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從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學家喜歡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與此有牽連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我可從來沒有關心過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後，情況變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複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變為整人者。有的在這次運動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運動，地位正倒轉過來。人們的地位千變萬化，簡直像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令人眼花繚亂，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當然非常關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談到的帽子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地位問題。我的地位長期懸在空中，心裡老是嘀嘀咕咕，坐臥不寧。後來我逐漸發現，自己還沒有被劃歸敵我矛盾。有這一點，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事情。我於是打著人民的招牌，逍遙起來了。要知道，在當時，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間，在人民與所謂「反革命分子」之間，橫著一條其寬無比其深無比的鴻溝。如果處在鴻溝這一邊，在人民的這一邊，許多事情都很好辦，即使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這都算是一時不小心所犯的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劃到對岸去，成為敵人，那就會有無限的麻煩，即使夾起尾巴，處處謹小慎微，決不敢亂說亂動；可是一時不慎，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比如把「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或者倒轉過來，那就必然被上綱到反革命的高度，成為現行反革命，遭到批鬥。
但是劃分敵我，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權力掌握在誰手裡呢？我真有點說不清楚。我的腦筋簡單，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暫時處在鴻溝的這一岸；但是卻感覺到，自己像是在走鋼絲，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鴻溝的對岸。那就等於跌落到地獄裡，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來是東語系的系主任。這時當然已經不再是了。是免職？是撤職？誰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著搞清楚。「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當時的行動方針。至於什麼叫「革命」，什麼又叫「造反」？也沒有人去追問。連堂堂的國家主席，也不用經過任何法律就能夠拉出來批鬥。我這個小小的系主任，不過等於一粒芝麻、綠豆，當然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這時候，學校裡已經派來了「支左」的軍宣隊。每一個系都有幾個解放軍戰士和軍官。系裡的「造反派」也組成了一個領導班子。造反派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專就東語系而言，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標誌。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幹部、工人。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運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只限於第一種人。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面，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為什麼第二種人不能戴紅臂章，我不清楚。這是他們革命家內部的事，與我無干，我也就不再傷腦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還沒有人像當年的阿Q那樣，別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見，這些革命家的覺悟有多麼高了。只有革命幹部的子弟有點玄乎。雖然他們比別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紅綢子來做，別人只能帶紅布的；但是他們的地位卻不夠穩定。今天他們父母兄姐仍在當權，他們就能鶴立雞群，耀武揚威；明天這些人一倒台—當時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的子弟立刻就成為「黑幫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邊站了。
所謂反對陸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運動中，北大一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認為當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同志有嚴重問題，執行了一條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路線。於是群起揭發，一時鬧得滿園風雨，烏煙瘴氣。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極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運動中來。越揭發越覺得可怕，認為北大已經完全爛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誠的心情來幹這些蠢事的，幻想這樣來保衛所謂的革命路線。我是幼稚的，但是誠實的，確實沒有存在著什麼個人考慮，個人打算。專就個人來講，我同陸平相處關係頗為融洽，他對我有恩而無怨。但是，我一時糊塗蒙了心，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必須置個人恩怨於度外，起來反對他。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的思想。後來中央出面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陸平平反，號召全校大團結，對反對過陸平的人，連一根毫毛也沒有碰。我經過反思，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我經過了首次衝擊，比較順利地度過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個階段。後來軍宣隊進了校，東語系幹部隊伍重新組合。我曾經是反過陸平的人，按理說也應該歸入「革命幹部」隊伍內；但是，據說我向陸平投降了，階級立場不穩，必須排除在外。那幾個在國際飯店堅持立場，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人，此時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當了東語系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有的甚至晉陞到校革命委員會中，當了領導。我對此並無意見。但是，我仍然關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較要好的革命小將偷偷告訴我。他看到軍宣隊的內部文件，我是被排在「臨界線」上的人。什麼叫「臨界線」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中間那一條界線的人民這一邊。再往前走一步，就墮入敵我矛盾了。我心裡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的處境真是危險呀。喜的是，我現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陰陽界那一條白線這一邊，向前走上一寸，就墮入萬丈懸崖下的黑龍潭中去了。
此時，全國革命大串聯已經開始。反正坐火車不花錢。於是全國各地的各類人物，都打著「革命」的旗子，到處旅遊。所有的車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勁，再耍上一點野蠻，就能從車窗子裡爬過人牆，爬進車廂，走到願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號召說，這就是革命，這就是點燃火炬。結果全國一團混亂，到處天翻地覆。有人說，這叫做「亂了敵人」。一派胡言亂語，駭人聽聞。是自己亂起來了。如果真有敵人的話，他們只會彈冠相慶。我覺悟低，對於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學本來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到了此時，更成了革命聖地。每天通過大串聯到燕園來朝聖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更多了不知多少倍。來的這一批人據說是什麼人的客人。不但來看，而且還要來住，來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誠招待，分工負責一座住滿了「客人」的樓。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臨界線的這一邊，為了感恩圖報，表示自己的忠誠，更加振奮精神，晝夜值班。「客人」沒有棉被，我同系裡的其他人，從家裡抱去棉被。每天推著水車，為「客人」打開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臉盆，便自己掏腰包，一買就是二十個。看著嶄新的臉盆，自己心裡樂得開了花。
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過分了。革命小將，當然也有一些中將，好像並不領情。新被子，只要他們蓋上幾夜，總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綻了出來，被面被撕破。回頭再看臉盆，更讓人氣短。用了才不過幾天，盆上已經是瘡痍滿目，慘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內心地畢恭畢敬地招待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這樣，我的頭上彷彿狠狠地給人打了一巴掌，心裡酸甜苦辣，簡直說不出是什麼味道了。
過了一段時間，大概到北京來的人實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產旅遊，再不抓，就會出現極大的危機了。上頭不知道是哪一個機構做出決定，勸說盲流到北京來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區，原單位去，在那裡「抓革命，促生產」。北大的軍宣隊也接受了這一項任務。東語系當然也分工負一部分責，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說服。我們在軍宣隊的帶領下，先到離學校最近的西頤賓館去勸說。那些嘗到甜頭的外地人哪裡會自動離開呢？於是勸說，辯論，有時候甚至有極其激烈的辯論。弄得我口乾舌燥，還要忍氣吞聲。終於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漸漸離開這裡，打道回府了。
從西頤賓館轉移到稍稍遠一點的國家氣象局。在這裡仍然勸說，辯論，展開激烈的辯論，一切同在西頤賓館差不多。但是，我在這裡卻大開了眼界。首先是這裡的大字報真有水平。大字報我已經看了成千累萬，看來看去，覺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經已經麻木，再也感不到什麼新鮮味了。這裡的大字報，大標語卻真是準確、鮮明、生動。那些一般化的大字報當然也有。可也有異軍突起、石破天驚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這個詞兒多麼生動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難忘。難道這也是同我在本書開頭時講的那樣從陰曹地府裡學來的嗎？最難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親眼目睹了一次批鬥走資派的會。一輛小轎車慢慢地開了過來。車門開處，一個西裝（或者是高級毛料制服）筆挺的走資派—大概是局長之類—從車上走了下來，小心翼翼地從車的後座上取出來一頂紙帽子，五顏六色，奇形怪狀，戴到了自己頭上。上面掛滿了纍纍垂垂的小玩意兒，其中特別惹人注目的是一個小王八，隨著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搖擺著。他走進了會場，立即湧起了一陣口號聲，山呼海嘯，震天動地。接著是發言批判。所有的儀式都進行完畢了以後，走資派走出會場，走到車前，把頭上的桂冠摘下來—我注意到小王八還在擺動—，小心翼翼地放到後座上，大概是以備再用。他臉上始終是笑瞇瞇的。這真讓我大惑不解。這笑意是從哪裡來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後，居然還能笑得出來！這點笑容真比蒙娜麗莎臉上著名的笑容，還更令人難解。我的見識又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氣象局的任務完成了，我們又揮師遠征，到離開北大相當遠的一個機關，去幹同樣的工作。此時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氣冷起來了。我每天從學校騎車到現場去，長途跋涉，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兩個小時。中午就在那裡吃飯。那裡根本沒有我們呆的房間。在院子裡搭了一個天棚，吃飯就在這裡。這個天棚連風都遮不住，遑論寒氣！飯菜本來就不夠熱，一盛到冰冷的碗裡，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嚥地把飯菜扒拉到肚子裡，飯碗周圍就會結成冰碴。想當年蘇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這樣帶冰碴的飯。這樣的生活苦不苦呢？說不苦，是違心之談。但是，我的精神還是很振奮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沒有被劃為走資派，而今依然浪跡革命之內，濫竽人民之中，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應該感到滿足了。
這樣過了一些日子，外地來京串聯的高潮漸漸過去，外地來京的「革命群眾」漸漸都離開了北京。我們勸說的任務可以說是勝利完成，於是班師回校。
回到學校以後，仍然有讓我憶念難忘，也頗值得高興的事情。首先是海澱區人民代表的選舉。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三級制，最下一級是區、縣的人民代表大會，是由選民直接選舉代表而組成的。再由區、縣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最後由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代表，組成最高一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區、縣代表名義上雖低，但是真正由選民選出的，最能體現真正的民主，競爭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擔任過幾屆全國政協委員，一屆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澱區人大代表選舉也參加過幾次。當時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並不容易！這一次選舉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風暴過後舉行的。很多以前有選舉權的「人民」，現在成了走資派，相應被擠出「人民」的範圍，丟掉了選票。我幸而還留在人民內部，從而保住了選舉權。當我在紅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時，那三個字簡直是熠熠生光，彷彿凸了出來一樣。當年在帝王時代「金榜題名時」的快樂，恐怕也不會超過我現在的快樂，我現在才體會到，原來認為唾手可得的東西，也是來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換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裡的紅紅的選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歡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還沒有變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觸者那樣。還沒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滿我的心中，供我仔細品嚐，有好多天之久。
還有一件事情也帶給我了極大的快樂，給我留下的回憶永世難忘。在一個麥收季節。東語系的「革命」師生奉派在軍宣隊率領下到南苑附近的一個村莊裡去協助麥收。記得那一年雨比較多。在那裡住了十多天，幾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長，幾乎是轉眼就過。可也製造了不少麻煩。我們白天從麥田里把捆好的麥子背回村裡，攤在麥場上，等候曬乾，再把麥粒打出來。一陣雨一來，我們就著了慌，用油布把麥子蓋上。雨一過，太陽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時候一天忙活好幾陣子。特別是夜裡下雨，我們立即起身，跑到場裡蓋油布，忙得渾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澆，全身成了落湯雞，然而農民卻沒有一個出來的。那時他們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裡吃大鍋飯，誰也不肯賣力。像我這樣準備隨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老九」，實在有點想不通。這樣一些人拿什麼來教育我們呢？再想到那些風行一時的把農民的覺悟程度拔到驚人高度的長篇小說，便覺得作者看風使舵，別有用心。從那時起，再也不讀這樣的小說了。
我混跡「人民」之中，積極性特別高。白天到麥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麥子，我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數決不低於年輕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後，受到系裡的當眾表揚，心裡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卻不能說是舒服的。白天勞動一天，身體十分疲憊。晚上睡在一間大倉庫裡。地上密密麻麻地佈滿了地鋪，一個人所佔的面積僅能容身。農村蚊子特多，別人都帶了蚊帳，外加驅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麼都沒有帶。夜裡別人都放下帳子，蚊子不得其門而入。獨獨我這裡卻是完全開放的，於是所有的蚊子都擁擠到我這裡來，蚊聲如雷，下襲如雨。我就成了舊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來，傷痕遍體，我毫無怨言。而且生活並不單調，也時有興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當我們在麥田里背麥捆時，忽然發現了一隻小野兔。於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紛紛追趕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們人多勢眾，終於把小兔的一條腿砸斷，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歡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條，立即跑回村內，找了一個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燒，就地解決，吞下肚中。這樣一些再小不過的小事，難道不也能給平板的生活塗上一點彩色，帶來一點快樂嗎？
我就是這樣度過了快活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