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人的十年 正文 沒有情節的人
    1966年28歲男S市某科學院科研人員

    一下子打懵了——買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也不做紅人——鄭板橋的四個宇"難得糊塗"——這次叫作有驚無險——一種很荒誕的感覺

    我的經歷很平淡,沒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寫東西需要情節,可是我幾乎沒有什麼情節。但我找你,是有滿肚話要說——這沒情節,是我自己製造的。就像有些小說或電影,故意沒什麼情節。可一個人在"文革"大風浪裡,要使自己沒任何情節,談何容易?這需要很清醒、很精心的設計。我先說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是貧農出身,解放後受重視,從中學到大學享受免費助學金,理所當然入了團,什麼都好,一片艷陽天,很幸福。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成長得快,一路順風,對以後政治的變化根本沒估計,輕鬆,隨便,甚至比較放肆。

    五七年開始出毛病了。我說放肆吧,鳴放時什麼都敢講。別人不敢講的我講。馬上,我擔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鬥爭,檢查。說我忘本,變質,右派言論。多虧班主任人好,非說要挽救我,才沒定為右派,可是內定右派,團組織給了嚴重警告處分,晴天打雷,當頭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們這代人,經過五七年,性格就來個大扭曲。原先開朗輕鬆,一下就變了,有人變精了,有人變悶了,九十度大轉彎。我這個人還算清醒,意識到人家從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還想幹點事怎麼辦?開始苦苦尋找一條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為自己,並不太難,放棄理想,志願,隨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輩子下去就是了。難就難在你並不想為自己,還想為國家。

    五七年後,我被下放到農村一段時間勞動改造。我是農民的兒子,幹活不比任何人差,於活是我的家傳。可是我一鑽業務就麻煩。農閒時我看外語書,麻煩了。馬上抓住我,說我學外國話,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白專;拔白旗,拔了我好幾次。但我總不能像那些人,睡懶覺,沒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吧!怎麼辦?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靈機一動,買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看。大隊書記說:"你怎麼又看這資本主義的玩意兒?"我說:"你看,這不是資本主義,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書記沒話了,他怎麼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這一下,我勝利了。索性買了英文版全部馬列著作、《北京週報》、《中國建設》等等許多書,練習英語。這個勝利使我發現了一條絕妙的道路:在夾縫裡求生存。石頭縫裡也可以活,當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這縫兒了。

    我在農村改造一階段後,回到學校繼續學習。我是學植物專業的,學校有位教師過去在美國搞除草劑,就是不用人工鋤草拔草,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生在農村,深知祖祖輩輩在農田那種原始的勞動方式的艱辛。我決心要在中國搞除草劑,推廣化學除草,把農民從田地裡解放出來。可是中國的生態、土壤、氣候、雜草的種類分佈與外國不同,必須花費很大心血做調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來幹。這目標在我心裡牢牢地確定了。

    可是,從學校出來分配到農科院,從"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國沒有真正搞科學的地方,處處,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們,政治小應聲蟲們。又不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來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來。整成一團團,誰也解不開,愈整愈帶勁。要想完成自己的志願,就必須像當年學外語那樣,想個絕法子。我對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會成為挨整的重點;可我犯過錯誤,也不會成為紅人。好了,我就把握住這點——不做罪人,也不做紅人。成了罪人什麼也不能幹,成了紅人一樣什麼也幹不成。我又想,我有兩個好條件,一是我搞植物專業,可以躲到農村去;一是我出身農村,農民生活對我毫無難處,去農村等於回老家。於是我向院裡提出,說我要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扎根農村,把科學實驗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同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認真改造思想。這提法很時髦,我又把話說得很誠懇的樣子,馬上被院裡批准了。

    十幾年來,我一直在下邊。S市周圍農村幾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種雜草都像長在我心裡。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劑就拿到農田試驗,一有成效就推廣。院裡搞"文革",兩派鬥,開會,我盡量躲著不去。我有辦法,逢到院裡叫我去開會,參加運動,我就請公社或縣裡出面替我請假。我和農村的關係好,搞除草劑對他們確實有很大幫助,他們肯為我請假。我到處搞試驗田、開現場會,故意把每天時間都排得滿滿的。院裡一來電話叫我去參加運動,這邊農村幹部就在電話裡喊:"不行,我們貧下中農現在正用著他呢!"就替我攔了。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幹什麼都有記錄,十年裡記了整整十大本,防備人家查呀。一次院裡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縣裡調查我的現實表現。縣裡就說我這個人如何如何好,如何脫胎換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鬥私字,學習毛主席著作,編一大套。農村幹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話就能把這些來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後又把我寫得密由麻麻的《工作日記》往桌上一擺,院裡的人無話可說。這樣,既躲過運動又干了業務。農村是我一張大政治保護傘,沒有這傘我什麼也做不成,當然,為了這傘我必須加倍努力為他們干,可是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這是一舉兩得。你說我做得妙不妙?

    一個人的時間有限,生命和事業都經不起挫折,必須善於保護自己。我很清醒,總不去開會也會遭到院裡反感,萬一惹惱他們也很麻煩。有些重要的會,比加傳達中央文件呀,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會或重要的會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適。有時回城時,就到單位個別關係不錯的同志家裡串門,摸摸情況,政治上的大情況必須要心裡有數,沒數也要出問題。有時你不找它,它還找你呢!關鍵是不能陷進去。非要寫大宇報表態時,決不能提具體人名;對人事問題要裝糊塗。叫我揭發,我就說:"我和誰都不接近,不知道問題怎麼揭呢?"兩派對立時,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說:"我糊里糊塗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繪你們壞事。"這也躲過去了。我盡量把自己搞成一個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人,開會時從來都坐在牆旮旯很少和人談話,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會注意你。叫別人忘掉我才好。我給人的印象確實是膽小怕事,糊里糊塗,政治上無所作為,正好!這也正是我精心設計,自我塑造的形象。鄭板橋有四個字:難得糊塗。當然這是一種表面的裝傻賣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塗,很精神,搞起運動來拚命表現自己。但從中國的政治看,這不過一時出出風頭而巳。你爬上去,別人就盯住你了。趕到政治上風向一變,必然想法把你打下來,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車禍,傷筋動骨,幾年裡緩不過來。人生很短,有三次兩次一輩子就報廢了,最後一事無成。

    儘管我很清醒,很謹慎,也出過一次事。七五年,市裡農辦的頭頭忽然說,松根松土是農民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提出來的,是無產階級治田方針,現在有人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對抗,主張懶漢種地,不鋤草,不耘土,查查誰搞的?查來查去查到我身上。這就是我前邊說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嚇得我幾夜睡不著覺,心想這回該完了。多虧縣裡出面說,除草劑是工人階級製造出來的,雖然不鋤草,可是使用除草劑後地裡沒草了,產量非常高,我們貧下中農歡迎!市裡派下人來一看,果然如此,這才不了了之。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煩。可有驚無險,也算不上一個"情節"吧!

    現在有人說,我是最幸運的一位科學家。"文革"中沒挨整,也沒中斷業務。現在趕上好時候,走運。這是從外部看我,並不理解我的內心。七九年我國科學回到正軌,我跑到國外一看,嚇一跳,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多遠!我國80%人口拴在田地裡,搞農業科研的人數少得可憐。很多地區還是靠天、靠經驗、靠原始的生產方式種田。而西方發達國家農業人口只佔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術,搞藝術,受教育。從我的專業眼光看,我國現在耕地是十六億畝,算上有些地區一年兩產,差不多二十一億畝。一年鋤三次草,需要三個人工,全國每年人工鋤草需要六十億人工,每個工按五塊錢算,就是一百八十億元。這是多大一筆財富,這筆巨大財富的浪費難道不壓在我們科研人員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幾個科研人員順順當當過來的?除去當時國防任務保護了一批科學家,在社會上的幾乎都成了攻擊目標。有的一蹶不振,沉淪下去;有的中斷業務多年,信息閉塞,現在接都接不上氣了。我承認我是"幸運兒",但這不是命運之神對我的特別恩賜,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訓後所精心設計的一條人生道路。儘管我沒跌跤,還算一個"成功者",但一個想為國家做事的知識分子,被迫琢磨出這樣一條路來有多可悲!我必須扭曲自己,必須裝傻裝無能、裝糊塗,叫人家看不上我,對我沒興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稜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裡。沒情節,拿你寫小說來說,就是沒高潮,沒起伏,沒有任何變化。這樣的生活很乏味,很壓抑。有時覺得沒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種強有力的東西消化了:事業成了,自己卻消失了。你嘗過"沒有自己"的滋味嗎?這是種很深刻的內心的苦味。但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把事情幹下去,否則就會被捲進去,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一輩子對社會對國家毫無貢獻,豈不更可悲!為什麼我們想為國家做點事,這麼難被理解,總是處在這種可憐巴巴的境地?國家呵,我對它的感覺很奇怪。一會兒覺得它很具體,很神聖;一會兒覺得它很空,很無情……一次,我還有種非常荒誕的感覺,覺得國家被一小塊一小塊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層層很多人手裡,你和它有距離。你說是嗎?這又是為什麼?

    ***在封建傳統中,國家的主宰者就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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