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為什麼，對一個人深入的回憶，非要到他逝去之後。難道回憶是被痛苦帶來的嗎?
1977年春天我認識了韋君宜。我真幸運，那時我剛剛把一隻腳怯生生踏在文學之路上。我對自己毫無把握。我想，如果我沒有遇到韋君宜，我以後的文學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認識她幾乎是一種命運。
但是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歷史全然隔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並不清楚她是誰，這便使我相當尷尬。
當時，李定興和我把我們的長篇處女作《義和拳》的書稿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儘管我腦袋裡有許多天真的幻想，但書稿一寄走便覺得希望落空。這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公認的國家文學出版社。面對這塊牌子誰會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沒過多久，小說北組(當時出版社負責長江以北的作者書稿的編輯室)的組長李景峰便表示對這部書稿的熱情與主動。這一下使我和定興差點成了一對范進。跟著出版社就把書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兩冊徵求意見本，分別在京津兩地召開徵求意見的座談會。那時的座談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決不是當下流行的一種炒作或造聲勢，而是為了盡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質量。於是，李景峰來到天津，還帶來一個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說她是"社領導"。當李景峰對我說出她的姓名時，那神氣似乎等待我的一番驚喜，但我卻只是陌生又遲疑地朝她點頭。我當時臉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後來我才知道她在文壇上的名氣，並恨自己的無知。
座談會上我有些緊張，倒不是因為她是社領導，而是她幾乎一言不發。我不知該怎麼跟她說話。會後，我請他們去吃飯——這頓飯的"規格"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想像!1976年的大地震毀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間小屋裡避難。在我的眼裡，勸業場後門那家賣鍋巴菜的街頭小鋪就是名店了。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難爭到一個凳子。我請韋君宜和李景峰佔一個稍鬆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張空桌子，然後去買牌，排隊，自取飯食。這飯食無非是帶湯的鍋巴、熱燒餅和醬牛肉。待我把這些東西端回來時，卻見一位中年婦女正朝著韋君宜大喊大叫。原來韋君宜沒留意坐在她佔有的一張凳子上。這中年婦女很凶，叫喊時齜著長牙，青筋在太陽穴上直跳，韋君宜躲在一邊不言不語，可她還是盛怒不息。韋君宜也不解釋，睜著圓圓一雙小眼睛瞧著她，樣子有點窩囊。有個漢子朝這不依不饒的女人說："你的凳子幹嗎不拿著，放在那裡誰不坐?"這店的規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隊取飯時便用手提著凳子或頂在腦袋上。多虧這漢子的幾句話，一碗水似的把這女人的火氣壓住。我趕緊張羅著換個地方，依然沒有凳子坐，站著把東西吃完，他們就要回北京了。這時韋君宜對我說了一句話："還叫你花了錢。"這話雖短，甚至有點吞吞吐吐，卻含著一種很懇切的謝意。她分明是那種羞於表達、不善言談的人吧!這就使我更加尷尬和不安。多少天裡一直埋怨自己，為什麼把他們領到這種擁擠的小店舖吃東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遠遠跑來，站著吃一頓飯，無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訓斥和惡氣，還反過來對我誠懇地道謝。
不久我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借去修改這部書稿。住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那幢灰色而陳舊的辦公大樓的頂層。凶厲的"文革"剛剛撤離，文化單位依存著肅寂的氣息，揭批查的大字報掛滿走廊。人一走過，大字報嘩嘩作響。那時傷痕文學尚未出現，作家們仍未解放，只是那些拿著這枷鎖鑰匙的傢伙們不知跑到哪裡去了。出版社從全國各地借調來改稿的業餘作者，每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各自擁抱著一張辦公桌，抽煙、喝水、寫作；並把自己獨有的煙味和身體氣息濃濃地混在這小小空間裡，有時從外邊走進來，氣味真有點噎人。我每改過一個章節便交到李景峰那裡，他處理過再交到韋君宜處。韋君宜是我的終審，我卻很少見到她。大都是經由李景峰間接聽到韋君宜的意見。
李景峰是個高個子、樸實的東北人，編輯功力很深，不善於開會發言，但愛聊天，話說到高興時喜歡把褲腿往上一捋，手拍著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對我說："老太太(人們對韋君宜背後的稱呼)又誇你了，說你有靈氣，賊聰明。"李景峰總是死死守護在他的作者一邊，同憂同喜，這樣的編輯已經不多見了。我完全感覺得到，只要他在韋君宜那裡聽到什麼好話，便恨不得馬上跑來告訴我。他每次說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別翹尾巴呀，你這傢伙!"我呢，就這樣地接受和感受著這位責編美好又執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見到韋君宜，她卻最多朝我點點頭，與我擦肩而過，好像她並沒有看過我的書稿。她走路時總是很快，嘴巴總是自言自語那樣囁嚅著，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
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滿書籍和稿件的書桌前——她天天肯定是從這些書稿中"挖"出一塊桌面來工作的。這次她一反常態，滔滔不絕；她與我談起對聶士成和馬玉昆的看法，再談我們這部小說人物的結局，人物的相互關係，史料的應用與虛構，還有我的一些語病。她令我驚訝不已，原來她對我們這部五十五萬字的書稿每個細節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後，她從滿桌書稿中間的盆地似的空間裡仰起臉來對我說："除去那些語病必改，其餘凡是你認為對的，都可以不改。"這時我第一次看見了她的笑容，一種溫和的、滿意的、欣賞的笑容。
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笑容。隨後，她把書桌上一個白瓷筆筒底兒朝天地翻過來，筆筒裡的東西"嘩"地全翻在桌上。有鉛筆頭、圓珠筆芯、圖釘、曲別針、牙籤、發卡、眼藥水等等，她從這亂七八糟的東西間找到一個鐵夾子——她大概從來都是這樣找東西。她把幾頁附加的紙夾在書稿上，叫我把書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樓一看便驚呆了。這書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寫滿她修改的字跡，有的地方用藍色圓珠筆改過，再用紅色圓珠筆改，然後用黑圓珠筆又改一遍。想想，誰能為你的稿子付出這樣的心血?
我那時工資很低。還要分出一部分錢放在家裡。每天抽一包劣質而辣嘴的"戰鬥牌"煙卷，近兩角錢，剩下的錢只能在出版社食堂裡買那種五分錢一碗的炒菠菜。往往這種日子的一些細節刀刻一般記在心裡。比如那位已故的、曾與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凱，一天晚上他舉著一個剝好的煮雞蛋給我送來，上邊還撒了一點鹽，為了使我有勁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沒忘了給我帶回一塊豬排骨，他用稿紙畫了一個方碟子，下面寫上"馮驥才的晚餐"，把豬排骨放在上邊。至今我仍然保存這張紙，上面還留著那塊豬排骨的油漬。有一天，李景峰跑來對我說："從今天起出版社給你一個月十五塊錢的飯費補助。"每天五角錢!怎麼會有這樣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餓垮了你這大個子!"當時說的一句笑話，今天想起來，我卻認真的認為，我那時沒被那幾十萬字累垮，肯定就有韋君宜的幫助與愛護了。
我不止一次聽到出版社的編輯們說，韋君宜在全社大會上說我是個"人才"，要"重視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卻依然若無其事，對我點點頭，嘴裡自言自語似的囁嚅著，匆匆擦肩而過。可是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沒有交流的接觸方式。她不和我說話，但我知道我在她心裡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雖然沒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裡卻有個很神聖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神燈前傳》出版時，我去找她，請她為我寫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絕的準備。誰知她一聽，眼睛明顯地一亮，她點頭應了，嘴巴又嚅動幾下，不知說些什麼。我請她寫序完全是為了一種紀念，紀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親般的心血，還有那極其特別的從不交流卻實實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書打開時，首先應該是她的名字。於是《神燈前傳》這本書出版後，第一頁便是韋君宜寫的序言《祝紅燈》。在這篇序中依然是她慣常的對我的方式，樸素得近於平淡，沒有著意的褒獎與過分的讚譽，更沒有現在流行的廣告式的語言，最多只是"可見用功很勤"，"表現作者運用史料的能力和歷史的觀點都前進了"，還有文尾處那句"我祝願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發揮"。可是語言有時卻奇特無比，別看這幾句尋常話語，現在只要再讀，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種默默又深深的感動……
韋君宜並不僅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學之路。此後傷痕文學崛起時，我那部中篇小說《鋪花的歧路》的書稿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引起爭議。當時"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這部徹底揭示"文革"的書稿便很難通過。1978年冬天在和平賓館召開的"中篇小說座談會"上，韋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場時講述這部小說，贏得了茅公的支持。於是，阻礙被掃除，我便被推入了"傷痕文學"激盪的洪流中……
此後許多年裡，我與她很少見面。以前沒有私人交往，後來也沒有。但每當想起那段寫作生涯，那種美好的感覺依然如初。我與她的聯繫方式卻只是新年時寄一張賀卡，每有新書便寄一冊，看上去更像學生對老師的一種含著謝意的匯報。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夠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會覺得這種交流過於疏淡，反而很喜歡這種綿長與含蓄的方式——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人間的情感無須營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熱的激發未必能夠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內涵更加意味無窮。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來電話說，京都文壇的一些朋友想聚會一下為老太太祝壽。但韋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來了。王蒙說他知道韋君宜曾經厚待於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個懷舊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種觸動，忽然激動起來，在電話裡大聲說是呀是呀，一口氣說出許多往事。王蒙則用他慣常的玩笑話認真地說："你是不是寫幾句話傳過來，表個態，我替你宣讀。"我便立即寫了一些話用傳真傳給王蒙。於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對她的感情寫出來，我滿以為老太太總該明白我這份情意了。但事後我知道老太太由於幾次腦血管病發作，頭腦已經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對她直接表達的時候，事情又起了變化，依然是無法溝通!但轉念又想，人生的事，說明白也好，不說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裡就好。
儘管老太太走了。這些情景卻仍然——並永遠地真真切切保存在我心裡。人的一生中，能如此珍藏在心裡的故人故事能有多少?於是我忽然發現，回憶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間一種暖意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