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的報紙上見到東京電報，知道與謝野寬先生於三月二十六日去世了。不久以前剛聽見坪內逍遙先生的噩耗。今又接與謝野先生的訃報，真令人不勝感歎。
我們在明冶四十年前後留學東京的人，對於明治時代文學大抵特別感到一種親近與懷念。這有種種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這文壇的幾位巨匠，加以《保登登幾壽》（義曰杜鵑）為本據的夏目漱石、高濱虛子，《早稻田文學》的坪內逍遙、島村抱月，《明星》，《壽波留》（義曰昴星），《三田文學》的森鷗外、上田敏、永井荷風，與謝野寬諸位先生。三十年的時光匆匆的過去，大正昭和時代相繼興起。各自有其光華，不能相掩蓋，而在我們自己卻總覺得少年時代所接觸的最可留戀，有時連雜誌也彷彿那時看見的最好，這雖然未免有點近於篤舊，但也是人情之常吧。我因為不大懂得戲劇，對於坪內先生畢生的業績不曾很接近，其他各位先生的文章比較的多讀一點，雖然外國文學裡韻文原來不是容易懂的，我關於這些又只是一知半解而已。不過大約因為文化相近的緣故：我總覺得日本文學於我們中國人也比較相近，如短歌誹句以及稍富日本趣味的散文與小說也均能多少使我們瞭解與享受，這是我們想起來覺得很是愉快的。可是明治時代早已成為過去，那些巨匠也逐漸的去世，現今存在的已只有兩三位先生，而與謝野先生則是最近離我們而去的一位了。
與謝野先生夫妻兩位自創立新詩社後在日本詩歌上所留下的功績，那是文學史上明顯的事實，不必贅述，也不是外國的讀者所能妄加意見的。但是我對於與謝野先生，在普通對於自己所欽佩的文學者之感激與悼歎外，還特別有一種感念，這便是關於與謝野先生日本語原研究的事業的。十年前在與謝野先生所印行的《日本古典全集》中看見狩谷掖齋全集，其第三卷內有一篇《轉注說》，上邊加上一篇與謝野先生的《轉注說大概》，其末節有云：
「遠自有史以前與支那大陸有所交涉的我們日本人，在思想上，言語文字文章上，其他百般文化上，與彼國的言語文字典籍有最深切的關係。特別是在像自己這樣要在支那各州的古音裡求到國語的原委的一個學徒，這事更是痛切地感到，但這姑且不談，就是為那研究東方的史學哲學文學想要了知本國的傳統文化而溯其淵源的青年國民計，支那字原之研究也是必要，這正如欲深究歐洲的學問藝術宗教及其他百般文物者非追求拉丁希臘的言語不可。但是在明治以來傾向於淺薄的便宜主義的國情上，遂有提倡漢字的限制與略字的使用，強制用那無視語原學的拼法這種現象發生，甚屬遺憾。今見掖齋所遺的業績，自己不得不望有繼承這些先哲之學術的努力的摯實的後學之輩出了。」與謝野先生的語原研究的大業據報上說尚未完成，我們也只在《冬柏》等上邊略聞緒論，與松村任三先生的意見異同如何亦非淺學所能審，此類千秋事業成就非易，固可惋惜，但我所覺得可以尊重者還是與謝野先生的這種努力，雖事業未成而意義則甚重大也。中日兩國文化關係之深密誠如與謝野先生所言，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中國人要想瞭解日本的文學藝術固然要比西洋人更為容易，就是研究本國的文物也處處可以在日本得到參照比較的資料，有如研究希臘古文化者之於羅馬，此與上文所說正為表裡。與謝野先生晚年的事業己不僅限於文藝範圍，在學問界上有甚深意義，其所主張不特在日本即在中國亦有同樣的重要，使兩國人知道有互相研究與理解之必要，其關係決非淺鮮。這回與謝野先生的長逝所以不但是日本文壇的損失，還是失了中日學問上的一個巨大的連鎖，我們對於與謝野先生也不單是為了少時讀書景仰的緣故，還又為了中國學界的喪失良友而不能不加倍地表示悼借者也。
明治四十年頃在東京留學，只誦讀與謝野先生夫妻兩位的書，未得一見顏色。民國十四五年時與謝野先生來游中國，值華北有戰事，至天津而止，不曾來北京。去年夏天我到東京去，與謝野先生在海濱避暑，又未得相見，至今忽聞訃報，遂永不得見矣，念之憮然，輒寫小文，聊為紀念。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日，於北平。
（1935年4月作，選自《苦茶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