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戈爾達·梅厄說成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確實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間在國內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見到的男人或女人中個性最強的一個。如果說，戴維·本·古裡安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那麼，戈爾達·梅厄則是代表大自然的一個基本力量。
每一個優秀的領導人，都強烈地意識到要保護他的國家。
但是，梅厄對以色列的這種意識卻超出了通常的範圍。她的這種感情是熾熱的、本能的，甚至像一位母親對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樣強烈。對她來說，以色列不僅意味著她的祖國，而且代表著一種超出國家範圍的事業。
有些領導人是耍弄陰謀詭計的大師，編織騙人圈套的能手。他們會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誤認為諾言的建議，經常或迫不得已地見風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謀、耍花招。對林恰ッ己慚防此，這就是他的第二種天性。富蘭克林·第拉諾·羅斯福在這方面則是一位老手。對許多人來說，搞陰謀詭計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訣竅，是繞過利害衝突這個危淺灘的最有效辦法，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辦法，可以使衝突了結。但戈爾達·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彎抹角。其必然的結果是，她下了決心就不能變更。對戈爾達·梅厄的立場。她要達到的目的和意圖，從來也不存在什麼疑問。在不同的情況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擋的力量，也可能是別人不可動搖的目標。作為別人的攻擊目標來說，她是不可動搖的：作為攻擊別人的力量來說，她則是不可阻擋的。
戈爾達，梅厄有一副畢生從事勞動的婦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過度的體力勞動的痕跡，臉上顯露出用腦過度和精神上負擔過重的陰影。但在她的臉上，也有一種照片經常沒能捕捉到的熱情。她雖然是一個固執的談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豐富、外露和坦蕩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動感情的，在含淚表示友情時，他的感情似乎是自發地進發出來的。但就他而言，有時又判若兩人，幾個小時之後，就會恢復到大聲咆哮、劍拔弩張的狀態。戈爾達·梅厄則是表裡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堅定的決心來自同一個源泉。她在談判中是執拗的，因為她深深地關注著她在談判中要維護的東西。
她的熱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發地流露出來的。我還清楚地記得她1969年首次作為總理訪問白宮時的情景。這次訪問對她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梅厄八歲那年就作為一個貧窮的移民，從俄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她在美國成長，還在密爾瓦基教過書，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時為止。因此，在我們為她舉行的國宴上，當海軍陸戰隊的樂隊奏起以色列國歌、然後又奏起《星條旗》歌時，她不禁熱淚盈眶。宴會後，我們特地為她安排了艾薩克·斯特思和倫納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藝節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間，聚精會神地聽著。演出結束時，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走上前去，擁抱兩位音樂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個插曲，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當以色列面臨失敗威脅時，我命令"一切能夠飛行"的運輸工具都要全部應用起來，大規模地、緊急地向以色列空運供應物資。她後來寫道："這次空運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不僅提高了我們的士氣，也清楚地向蘇聯表明了美國的立常毫無疑問，它也使我們的勝利成為可能。當我聽到（運輸）飛機正在利達降落的消息時，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哭了……"。
她後來告訴我說：她認為，我的行動——包括空運以及當蘇聯威脅要派部隊去這個地區時，美國宣佈它在全世界的武裝力量進入戒備狀態——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當埃以部隊脫離接觸的協定宣佈時，我給梅厄夫人通了電話。當時，水門危機已成為整個美國的頭條新聞。在通話結束時，她說："請多多保重，好好休息。"這使我深受感動。
如果在危機時刻表現得堅強不屈是戈爾達·梅厄的特點，那麼，慈母般的諄淳善誘則是她的另一特點。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戈爾達·謝拉努"即"我們的戈爾達"這樣的愛稱而聞名。她自由白在地、毫無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動。當她的內閣成員們圍在她廚房的桌子旁邊、或者在爐子附近來回走動時，她一邊為他們燒湯和煮咖啡，一邊和他們討論著國家大事。她就是這樣一位總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開外時，還無情地驅使自己幹這幹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問題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細小的瑣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經親自過目，她都不簽署。她親自去機場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經常是一見到他們就高興得流下熱淚。在贖罪日戰爭中和戰後，她收到許多農民責備她的政府應該對他們孩子的死亡負責的信件，這把她的身體摧垮了。每位戰士陣亡，對她個人都是一次打擊。當納賽爾在西奈進行消耗戰時，她下命令說，每當一個以色列士兵陣亡，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都應該立即通知她。人們是如此嚴肅認真地對待她的指示，以至於有一次由於損失了二十五頭羊，也把她喚醒了。
許多領導人是靠個人野心登上最高領導職位的。他們尋求權力，只是因為他們希望手中有權。戈爾達·梅厄不是如此。
她畢生只是從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獻身精神都傾注於其中，她1921年遷入以色列，是因為她決心實現猶太復國主義的夢想。她希望能夠對人們有所幫助和裨益。她成為以色列第四任總理時，已經年滿七旬了。
當時，萊維·埃希柯由於心臟病淬然去世，工黨的其他領導人立即求助於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為只有她才能在不觸發一場分裂性鬥爭的情況下繼承埃希柯的職位。起初她表示反對，後來還是同意了。事後她寫道："我當總理，那是因為當總理就是那麼回事，就像我的送奶人成為赫爾蒙山上一個據點的指揮官一樣。我們兩人對這種職位並沒有任何特殊的興趣。但是，我們兩人都盡力把我們的工作做好。"︰范夫人認為，人們對她這樣一個婦女擔任高級公職一事過分注意了。對她來說，當女人就意味著多幹工作。尤其是在早年養育孩子的年月裡，她既得忙於公務，又得操持家務。當我的女兒朱莉·艾森豪威爾為了撰寫《特殊人物》一書而採訪梅厄夫人時，她問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為第一位女外交部長時有何感觸。梅厄夫人的答覆是獨特的。她微微一笑，說："我不知道。我從來就不是一位男部長。"
1971年，我和法國總統蓬皮社在亞速爾群島舉行會談。有一次，國務卿羅傑斯為了使談話氣氛輕鬆些，說，世界上兩個最多事的地方——南亞和中東——恰巧都是婦女擔任總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戈爾達·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說："哦，真的嗎？"
蓬皮杜這句話並沒有蔑視之意，而是帶著一種奇特的讚賞之情。當然，它的寓意是說，戈爾達·梅厄作為一位女總理，從其為人處事的方式上看，簡直與男人沒有什麼區別。戈爾達·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處：她們在與異性進行談判時，都過分堅持己見。不過，我與這兩個人打交道時卻發現，她們在談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倆都具有女子的氣質。英迪拉·甘地利用了這種氣質；戈爾達·梅厄卻沒有。甘地夫人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女人來對待，她自己卻以男人那種冷酷無情的態度行事；戈爾達·梅厄則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男人來對待，而且象男人那樣行事。她並不因為自己是一個女人而要求人們寬容她。她也不寬恕別人。
她衣著樸素，從不化裝打扮。她把頭髮盡量攏到腦後，梳成一個髮髻。她承認，之所以把頭髮留得長長的，是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喜歡那種樣式。她在與我的夫人交談時，總是很和藹可親，對我們的孩子及私事也明顯地流露出誠摯的興趣。但一般說來，她與人們打交道的作法是：在會議開始時，敷衍他說上幾句"認識您"之類的緩和氣氛的話，然後就單刀直入地談論手頭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第一次見面時，攝影記者卡嚓卡嚓照著相，我們象通常那樣閒扯著。一當把記者們打發走，她就交叉著雙腿，點上香煙，立即著手工作，匆匆地瀏覽她為她的武裝部隊索取裝備的清單。︰范夫人一旦受到不?正的對待，她就不會寬恕對方，或把事情忘卻，而是滿腹怨恨。她一直沒有寬恕戴高樂在1967年戰爭後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也一直沒有寬恕進行過大屠殺的德國人、甚至他們戰後的新領導人。對於那些使無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她也一直不予寬恕。六十年代，本·古裡安從執政的工黨分離出去後，梅厄夫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裡也一直怨恨他。
她對蘇聯尤其不信任。她雖然是一個良誠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她對蘇聯的專制及其對以色列的威脅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自從能夠記事以後，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親在基輔他們家的門上釘滿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經常發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裡，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們到處搜查、迫害猶太人。她還告訴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來敲她家的門，毆打他父親，因為他是猶太人。這使她驚恐萬狀。她對早年在俄國所度過的歲月的記憶已經不多了，而這些記憶大多是寒冷、飢餓、貧窮和恐懼——尤其是恐懼。在她看來，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在蘇維埃俄國繼續發生著。納賽爾曾經發誓要摧毀以色列。梅厄夫人認為，蘇聯對納賽爾的支持，也是對猶太人進一步的侮辱。︰范夫人有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向我表示：她認為，歐洲許多領導人對蘇聯實行緩和政策，這是一種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對我們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所採取的步驟，她也感到關切。我向她解釋說：我們對緩和問題的做法與他們的做法很不相同；我們對蘇聯的動機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說，關於國際關係，我們的指導原則與《新約全書》中的指導原則略有不同，這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談到這一點時，亨利·基辛格插話表示贊同，並說："還要加重百分之十"。︰范夫人笑笑表示同意，並說："只要你們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就不用擔憂了。"
有時，她可以輕鬆地處理好那些對她來說是最嚴重的問題。
她一再對我說，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沒有一個是可以信任的。
作為推動中東和平的行動的一部分，我試圖在美國與幾個主要阿拉伯國家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我向她指出，從以色列本身的角度來看，讓美國成為以色列的鄰國的朋友，比起由另一個對以色列抱有敵意的國家來扮演這個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認這一點，然而還是堅持說，在與阿拉伯國家打交道時，我們不應該相信協定，而是應該相信行動。有一次，這類會見結束時，我向在場的人一一贈送了小小的禮品盒，內裝帶有總統印鑒的金質襯衫袖口鏈扣。每個人都打開了自己的盒子，結果發現其中有一個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時笑了起來，說："瞧，現在你們該明白我所說的信任是什麼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為國務卿之後，我對她說，現在我們兩國都由猶太人當外交部長了。她流露出輕鬆愉快的神情。在談到基辛格的德國口音時，她還應聲道："不過，我的外交部長是講英語的。"
在國際上，戈爾達·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極大的勇氣、才能和韌性的政治家。她聰明過人、正直、頑強。她賦有足以使她躋身於任何大國最高領導層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會具有這種能力，因為她對這個國家有著異常強烈的感情，它的事業把她推向了最高領導層。她並不把權力當作特權來追求，而是把它當作職責來行使——為以色列而行使。
美國人把梅厄夫人列於他們最欽佩的婦女的名單的前列。
對以色列人民來說，她則是一位受人愛戴的老祖母式的保護者，一位強健結實而又可以信賴的婦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擔在肩上；但她也騰出時間來，在廚房的桌子旁邊招待她的助手們喝湯。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儀式上所作的悼詞中說：偉大的政治家總是在國內受到愛戴、在國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數幾位象艾森豪威爾這樣的政治家，才能在國內外受到真正的愛戴。戈爾達·梅厄也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位。與艾森豪威爾一樣，這不只是由於她的所作所為、顯然也是由於她的為人，國內外的人們才如此真心地愛戴她。
1974年6月，在她離職才十二天之時，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對1973年10月戰爭中的準備工作發生長期爭論後去職的。我們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簡樸的公寓中拜訪她。她再次對美國在那次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謝。當她費勁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向我們表示歡迎時，我可以看到她臉上痛苦的表情。事後我才知道，她當時與我一樣患有靜脈炎。此外，她還患有淋巴腺癌。她對這一點保密了好幾年。後來，在以色列議會舉行的一次國宴上，我決定打破先例，在向國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說：我所見到的領導人中，還沒有一位比戈爾達·梅厄表現出更為突出的勇氣、聰穎、堅韌和果決了，她獻身於國家的精神也為別人所望塵莫及。我說："由於我與她共事過，所以，我想我已經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請各位和我一起，為這位前任總理乾杯。讓我們為戈爾達·梅厄總理乾杯！為戈爾達乾杯！"
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對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我的本意是："讓我們懷著愛戴的心情，為戈爾達乾杯。"我想，她一定會理解，我正是這個意思。
古老國家的新派領導人：
納賽爾、薩達特、伊朗國王、費薩爾
無論是作為故事和傳奇的中心，還是作為戰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東相比。它的歷史源遠流長，幾千年來，不僅朝代興廢更送，各種文明也在那裡起落盛衰。風，還像幾千年前一樣，侵蝕著萬劫不滅的沙漠：屍骨，則依然在陽光下逐漸變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短暫時期中，這片古老的土地驀然間變亂蜂起。以色列的創建，只不過是打亂了舊的格局、帶來了新的衝突的各種事態中的一樁。
當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紀時，西方嘗到了一次嚴厲的教訓：在這個新世界中，現代社會的外殼可能是多麼的單雹脆弱；在新舊相撞之時，它們關係之緊張又是多麼的嚴重。有人提醒我們說：中東並沒有"自己要潘，也讓別人活"這個傳統概念。在那裡，感情往往來得更加猛烈；人們缺乏紀律，少有約束，裁決更加苛嚴，報復尤為迅速。這裡的傳統比別處更為古老，決心維護它們的人卻拚命抱住這些傳統不放。
然而，在中東以及其他地方，變動還是來臨了。
最近幾十年中，我們在中東所見到的，一直是火山爆發似的政治大變動。這些火山的爆發，形成了巨大的山脈，也形成了大陸和海洋。儘管這些特殊的問題和鬥爭形式僅僅適用於中東，但是，當本來要幾個世紀才發生的變化現在被壓縮到幾十甲年中發生時，這些問題和鬥爭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臨的挑戰。今天，一個人在其一生的時光中，也許必須適應從前需要許多代才能有的演變。對個人和國家來說，這個過程都是動盪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從下面四位領導人的生平中，我們可以戲劇性地看到這些進程。他們走過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標總是非常相似。這四位領導人就是埃及的加麥爾·阿卜杜爾·納賽爾和安瓦爾·艾爾·薩達特，沙特阿拉伯國王費薩爾，以及伊朗國王。四人中，伊朗國王被推翻了，並在流亡中去世。費薩爾和薩達特被行刺者的子彈所擊倒。只有納賽爾在還是一位英雄時，就由於自然原因而去世。如果他不是在五十二歲時由於心臟病突發而遽然辭世的話，那麼，他的命運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這四個人都是革新派。他們都在竭力恢復本國人民的自尊心。為此，納賽爾、薩達特和伊朗國王都有意識地回溯到幾千年前本國古老的文化源泉上，以恢復民族崇高的象徵，並使之發揚光大。納賽爾和薩達特回復到法老王時代；伊朗國王回復到賽魯士的波斯帝國；費薩爾則沒有必要回復到任何時代，因為他的國家是穆罕默德的故鄉，是最神聖的穆斯林聖地。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祈濤之時，都向著沙特阿拉伯的方向朝拜。
1963年，我第一次見到納賽爾。但我覺得似乎很久之前我們就認識。
納賽爾與他的同謀者安瓦爾·薩達特一起，於1952年策劃並領導了一場政變，取代了法魯克國王的腐敗政權。當時他是一個不知名的軍官。起初，他利用著名的將軍穆罕默德·納吉布作為出面人物。但在兩年之後的1954年，性清暴躁的納賽爾就把杉即了，自任總理l956年，他使自己成為當選總統。
納賽爾的領導是浮誇的。他像一顆流星劃過中東的長空。
他不僅想充當埃及的領袖，而且想充當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他強行干預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事務，發動政變，策劃暗殺，一直試圖建立以他為首的泛阿拉伯聯合體，他既結交堅定可靠的朋友，又樹立不共戴天的敵人。所以，他身邊的人很少是中立的。
他進行宣傳的喧鬧聲，經常擴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個角落。我1957年訪問中東時，雖然沒有在埃及停留，但每到一處，都可以從收音機中聽到他的聲音。在利比亞、蘇丹、突尼斯和摩洛哥各個城市的市場和街道上，我看到無論是年青人還是老年人，富人還是窮人，幾乎都在心醉神迷地傾聽他的聲音。他以高超的技巧，利用廣播和電視進行說教。他把阿拉伯世界最優秀的表演家動員起來，他們譜寫了諸如《我們怎樣建設阿斯旺水壩》這類轟動一時的大眾歌曲。
使納賽爾費盡心思的夢想之一，是建造阿斯旺水壩。多少世紀以來，埃及一直指望尼羅河的流水能給它的沙漠帶來生命。
現在，納賽爾要利用那些河本來提供廉價的電力，並增加一百五十萬英畝可耕地。但是，這個夢想也由於他在國外進行冒險而擱淺了。納賽爾與莫斯科的調情，導致他與東方集團簽訂了一項武器協定。於是，美國撂下了援建大壩的工程。當他聽到這個消息時，據雲曾經說過："美國人，壓壓你們的火氣吧！"他以對蘇伊士運河實行國有化作為回敬。以色列、英國和法國出兵反對埃及；但美國又壓服它的盟國，協助搞出了一個聯合國停火協議，使埃及控制了蘇伊上運河。
艾森豪威爾對此進行干預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以色列、英國和法國採取行動之時，俄國的坦克正從布達佩斯街頭隆隆駛過，殘酷地鎮壓匈牙禾。為了爭取自由而進行的勇敢的嘗試。
在對蘇聯使用武力提出強烈抗議之後，如果再默認以色列、英國和法國使用武力，這確實是困難的。但是，不管這些理由如何，艾森豪威爾在使北大西洋聯盟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情況下，使埃及從失敗中得救了。回想起來，我認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後來，納賽爾私下曾表示過謝意，俱當時他只是表現出輕蔑。
結果，為了武器，也為了在阿斯旺大壩問題上得到援助，納賽爾把他的國家抵押給了莫斯科。同時，正如薩達特後來所寫的那樣，納賽爾還"全神貫注於如下的神話：他是一位打敗了英、法兩大帝國軍隊的英雄。納賽爾根本無視艾森豪威爾為達到這樣的結局而發揮的真正作用——他使納賽爾軍事上的失敗變成政治上的勝利。他是第一位相信自己獲得了勝利的人"。
納賽爾是反覆無常的、缺乏耐心的和專制獨裁的。他沉迷於宏偉的抱負。這使他一直不能關心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儘管大多數埃及人生活在極端貧窮之中，他還是把這個國家貧乏的資源濫用於對外冒險上。他對以色列的無法平息的好戰態度，加強了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但也使他的部隊在1967年的六天戰爭中遭到慘敗。在也門，他強制推行了一場長達五年的、代價高昂的戰爭，企圖推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馬姆，建立一個埃及的保護國。結果，他在那裡也被打敗了。在國內，他實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並使人民對新的繁榮和自由抱有過高的希望。然而，當他的去世使他的統治結束時，埃及人民還是像以前一樣貧窮，監獄中塞滿了政治犯。
儘管如此，1970年他淬然去世時，全世界還是激起了從未見過的悲痛的巨瀾。為了參加他的葬禮，五百萬人民擠滿了開羅的街道，他們有的攀上樹木和電線桿，歇斯底里地哭泣著：有的湧向送葬的行列，撕扯著蓋在他的棺木上的旗幟。許多埃及人心神錯亂，以致自殺。在貝魯特出版的法文報《日報》說："有一億人——阿拉伯人——變成了孤兒。"
納賽爾所做的一切，是為了使他的人民恢復他們的靈魂、精神和自豪感。他是一位郵局職員的兒子，在對英國殖民主義深刻仇恨的環境下成長。當時的特點是，如果一個年輕人的第一語言是阿拉伯文而不是法文的話，他就會被人們看作是卑下的。納賽爾掌權以後，不僅急於結束君主制度，而且急於清除過去殖民主義的殘餘。英國和法國從中東撤退以後，納賽爾急忙用他的聲音來填補這個真空。他一再堅持實行的泛阿拉伯主義，既是親他本人的，又是反殖民主義的，還常常是反西方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各阿拉伯國家的人民至關緊要的，並不是像他做過的那樣，在國際舞台上做出多少成績來，而是用手指戳西方的眼睛，這就夠了。老百姓就喜歡這個。他越是華而不實，越是為所欲為，人民就越是喜歡。如果他裝出一副大人物的樣子，那麼，他的人民儼然也都成了大人物了。對那些在物質方面最為匱乏的人們來說，這種精神上的鼓舞，常常比使他們的生活過得舒適更為重要。
納賽爾雖然在公共場合中是一個煽動家，在私下時卻是一位親切和藹和通情達理的人。
1963年，我的夫人、我們的兩個女兒和我去歐洲和中東作一次私人度假旅行。納賽爾邀請我們到他家作客。當時，他仍然住在開羅郊區他當陸軍軍官時住過的那一所簡陋的平房裡。
他身高六英尺，長得細瘦而英俊，一派直挺挺的軍人風度，形象很引人注目。他的慇勤好客是出自內心的。他把他的家人介紹給我們，還給我們看了他藏書室中收藏的有關林肯的書籍。
納賽爾表達了他對艾森豪威爾的崇高敬意，並對他在1956年為了拯救埃及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謝。他談吐文雅，儀表尊貴，而且顯得很有才智和見識。他深有感觸地談到他關於改善埃及人民生活的願望，又問起我如何估計蘇聯領導人當時的態度和意圖，並專心地聽著。儘管當時埃及嚴重地依賴於蘇聯，但他顯然並不喜歡蘇聯支配一切的思想，還表示了與美國進一步改善關係的願望。他很希望我們去參觀一下阿斯旺大壩。為了進一步表示他的慇勤好客，他一再要求我們乘坐他的私人飛機去參觀。途中，他的飛行員讓我們在低空俯瞰了金字塔和埋葬國王們的谷地。
我們去大壩的訪問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經歷，因為白天的氣溫超過華氏一百度。我們是在半夜下到大壩開挖區的。納賽爾曾告訴我說，大壩的工程實際上都是埃及人承擔的。但當我們看到大型推土機在強烈的照明燈光下挖土時，我的夫人敏銳地注意到，操作人員中沒有一個是埃及人，而全是俄國人。
六十年代期間，納賽爾繼續在國際舞台上對別國進行干預。
他在其他阿拉伯國家中煽動革命，並越來越深地陷入也門內戰的泥潭。在國內，他依然忽視埃及的經濟問題，在政治上也繼續進行鎮壓。儘管他公開承認他對蘇聯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懼，但他對俄國的經濟、軍事援助的依賴性卻有增無減。
納賽爾這位革命者忽視了革命的時刻已經終結、鞏固成果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一事實。從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義是有益處的。通過這種運動，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創造了一種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這一運動的主要宗旨——對以色列的僧恨和對西方的不信任——則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設性的。結果，他的各項政策不可避免地導致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敵對狀態的升級，並使埃及畸形地依賴於西方的敵人——蘇聯。
1970年9月，當我們得悉納賽爾由於心臟病發作而遽然辭世的消息時，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艦上觀看美國第六艦隊的演習。我本想前往開羅參加葬禮，但後來覺得這是不明智的。因為當時埃及政府仍與蘇聯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且極端仇視美國。如果納賽爾的繼承者希望改善埃美關係的話，我認為應該由他們邁出第一步。於是，我改而派了一個代表團，代表我前往開羅。
到納賽爾逝世時為止，薩達特在幕後已經等了將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納賽爾的極度妒忌之害，因為他看起來沒有什麼個人野心。他樂意承擔納賽爾分派給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稱為："納賽爾的哈巴狗"：有人則說，他前額上的印記，不是由於每天祈禱時在地上叩五次頭而留下的——像所有虔誠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樣——而是由於在內閣會議上，納賽爾為了讓他留心聽別人講話，常常戳他的臉而留下的。
十八年來，安瓦爾·薩達特一直在注視著，傾聽著。革命前，當英國人掌管埃及時，他在獄中服刑，並學會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價值。他知道納賽爾妒忌心很重，因此，他總是小心翼翼的，從不露出要為自己爭權的跡象。除此之外，薩達特還是人們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視友誼、認真實踐諾言的人。
不過，他在代表納賽爾去國外訪問時，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費薩爾王儲。他當總統以後，曾私下對費薩爾說，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和他對蘇聯的依賴都失敗了。
1970年，薩達特在納賽爾去世後掌權時，許多觀察家認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維持幾周，因為他缺乏納賽爾那樣感人的超凡魅力。他們沒有認識到有各種各樣的魅力，而且一個人只有在掌權之後，人們才有可能斷定他是否具有這種難以捉摸的品質。薩達特並不想走納賽爾的老路。他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他一開始就熟練地阻止別人奪權，並把他的反對者投入監獄。時過不久，人們對他的權威就不發生任何疑問了。
薩達特迅速採取行動，砸斷了把埃及捆綁在蘇聯人身上的鐐銬。納賽爾去世後，他向全世界廣派代表，向各國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見到周恩來。談話中，中國總理問："您知道是誰殺害了五十二歲的納賽爾嗎？"這位特使愕然，沒有作答。周思來說："是俄國人。"他的這番話是隱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義去理解。但埃及對蘇聯的依賴、它與大多數阿拉伯鄰國以及美國的冷淡的關係，確實是納賽爾留下來的包袱。納賽爾是一個非常自豪和有獨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時，埃及的孤立處境使他負擔沉重。薩達特認為，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惡化的原因。
在薩達特就職後不久，我們開始接到薩達特想要使埃美關係解凍的種種暗示。他掌權十一年的特徵，是喜歡採取一系列戲劇性的主動行動。其中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1972年突然驅逐了一萬六千名蘇聯軍事顧問。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一是根據他的判斷，俄國人並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歡俄國人。
我1974年訪問開羅時，曾經告訴他，我認為中蘇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感到他們比俄國人更文明。薩達特笑笑，回答說："您知道，我們的感覺恰恰也是這樣。我們埃及人比俄國人更文明。"
納賽爾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他總是忙於政府的大小事務之中，為了批閱積壓的文件，經常通宵達旦地耽在辦公室裡。
薩達特則比較孤癖、好沉思。他經常撇開他的部長們，在午飯後到尼羅河邊散步，獨自作出各種決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討厭瑣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決策——薩達特把這些決策都留給他自己來做——卻總是驚人的、高明的，有些決策，諸如驅逐蘇聯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從根本地變了中東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過眼煙雲似的國際關係花費那麼多傳統的智慧和才識。
全世界將緬懷納賽爾和薩達特在外交事務中所起的作用。
他們兩人都試圖恢復阿拉伯人被損傷的自豪感。薩達特1973年發動贖罪日戰爭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矯正1967年以色列的勝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狀態。但薩達特還有進一步的意圖。蘇伊士運河事件後，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敵對狀態仍像過去那樣嚴重。從薩達特看來，在贖罪日戰爭中顯示一下阿拉伯的強大力量，實際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這樣，他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採取高屋建瓶的姿態來謀求和平；從軟弱的地位出發是無法這樣做的。
薩達特講究實際的程度與納賽爾輕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謹慎與納賽爾的衝動妄為從程度上看來，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動行動，都是為了達到某一目標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慮了可能造成的後果。薩達特感到必須結束埃及在經濟上的孤立狀態。與以色列實現和平，則意味著開展新的貿易，從蘇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從蘇伊士運河的航運中源源不斷地得到收益。納賽爾的對外政策幾乎沒有為解決埃及的國內問題帶來什麼好處。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只不過是轉移人民的視線，使他們忽略國內問題的一種辦法。薩達特的對外政策，則是朝著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向所邁出的一步。
在納賽爾失誤之處，薩達特卻取得了成功。因為他把增進埃及這個國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視為自己的第一職責。比起納賽爾來，他對推動世界前進的各種力量具有更為廣泛和正確的瞭解。他在世界舞台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同時，又精心地把在國外所做的一切與在國內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目標聯繫在一起。
我最後一次見到薩達特，是在1981年8月他訪問美國之時，他邀我到紐約的埃及代表團駐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眾的相貌和彬彬有禮的舉止，再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薩達特的心臟病過去發作過兩次，所以他很注意保養。但我也有這樣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腦力勞動中去了。他很少擺出不必要的或誇張的架勢，也很少說廢話。他的含蓄和善於節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後一次會見時，我發現他對裡根政府持樂觀態度。他說，他確信裡根在中東的交易中將會是直率的；在反對蘇聯冒險主義方面也將會是堅定的。關於美蘇關係問題，他說，美國人在前四年中已丟失了大量地盤，"西方決不能再放棄一寸土地了"。他還說，他預料蘇聯會在波蘭採取行動：西方不應直接作出反應，而應把蘇聯的干預作為一種借口，在其他地區，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亞採取行動。他說："應該在我們選擇的地方、而不是在他們選擇的地方與他們進行鬥爭。"
在此之前兩個月，以色列對伊拉克的一個核反應堆發動了一次先發制人的攻擊。我告訴薩達特，我感到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做事不負責任，行為乖戾。他脫口而出道："嗯，他瘋了。"接著又說："他也許象狐狸一樣瘋了。"我說，儘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須保護自己，使其免受敵人進攻，但是，貝京在這個過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將使他的朋友，諸如薩達特和裡根感到為難。薩達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當我提到如果貝京不再掌權、中東可能會取得更多的進展時，薩達特又表示異議，說："我還是願意與他打交道。"
"他很強硬；不過，他能夠達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夠達成的協議。以色列需要一項協議。我深信，在貝京、裡根和我之間，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間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進展。"
在我們談話結束時，薩達特邀我在以後幾個月內的某個時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宮和他再次柏會。他說，屆時他將與我進行一次愉快的長談。
但是，我們永遠也不會進行這樣的長談了。我雖然又到埃及去，但卻是為了參加他的葬禮。那年十月，薩達特在開羅檢閱軍事隊伍時，被一幫刺客用槍擊倒了。裡根總統請三位前任總統代表他參加葬禮。去開羅途中，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和我一起追懷薩達特的往事。我們對他的勇氣、他的遠見、他的才能和他的銳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過，當我們抵達埃及時，街上卻幾乎是空蕩蕩的，與十一年前納賽爾去世時突然發生的狂亂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薩達特的繼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訴我們，他的人民可能仍然處於一種震驚的狀態之中，不想在公開場合表示哀痛。
我認為，埃及人對薩達特的矛盾態度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納賽爾具有普通人的風度，儘管他擁有絕對的權力，但從不愛好奢華，與納賽爾相比，薩達特生活很講究。他有十個總統官邸，還有一位精幹世故、口齒伶俐和修飾得無可挑剔的妻子。他穿著昂貴的西服，抽著進口的煙絲。
儘管薩達特從來忘記他的農民出身，但並沒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們中的一分子"。事實上，取得成功的領導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從理性上而言，薩達特對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樂對法國人的態度一樣，他對人民缺乏深厚的個人感情。不過，他們在許多方面仍然應該感謝薩達特。在他去世時，並沒有一個埃及士兵在作戰；埃及的經濟雖然還很脆弱，但埃及人比十年前要富裕得多。薩達特還採取了減少新聞檢查、讓人民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動等措施，朝著拆毀納賽爾的警察國家的方向，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
納賽爾是一位易動感情的人；薩達特則是一位善于思索的領導人。納賽爾能夠看到人民的心靈；薩達特則把他的眼光從人民的頭頂投向遠方。由於他與人民疏遠，他受到的尊敬多於熱愛。此外，正是他的深居簡出、冥思苦想，使他能夠把中東問題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使問題變得似乎不是完全不能解決了。
薩達特的葬禮並沒有那種過分激動的場面，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只可能有一個納賽爾。人們為他激動，因為他是第一位總統，是締造者，獨一無二的締造者。人們本能地知道，像他這樣的人絕不會再出現了。沒有人能夠取代他。他們把埃及的一切歸功於納賽爾。不過，他們自己也喜愛歷史的痙攣、驟然激發出來的自豪感、以及在一個民族的生命長河中僅有一次的遽變。
對納賽爾來說，薩達特是一副解毒劑。他從前任的成就的基礎上前進；在必要時，又能夠修正前任的錯誤。現在，穆已拉克總統也有類似的機會，做薩達特做過的同樣的事情。參加薩達特的葬禮後，我到其他幾個中東和北非國家首都去旅行，和他們的領導人進行私人會晤。由於薩達特簽訂了戴維營協議，他們對他持批評態度，抱怨薩達特對巴勒斯坦人的境況不予重視。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長期蒙受納賽爾的干預之害，起初把薩達特看作一位盟友。後來，由於薩達特與以色列單獨媾和，他們又深感失望。當他們拒絕附合薩達特的和平戰略時，他把他們稱為"猴子和嘶嘶作響的蝮蛇"。這使他們極為憤慨。我能理解他們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薩達特的感情。埃及終於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領袖。與其他中東國家相比，埃及人民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業所流的血更多。現在，薩達特有理由認為是採用一種新的做法的時候了。
薩達特是一位無畏的革新者。在中東，他採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驟。現在是他的繼承者完成他開創的進程，並修補埃及與其保守的阿拉伯鄰國的籬笆的時候了。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埃及在1981年就已準備轉入一個新的階段了，就像他們1969年所做的一樣。這種轉變雖然可能是在一種令人可怕的境況之下進行的，但由於薩達特具有一種神秘的氣質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會接受這種概念的。
一位領導人的最偉大的貢獻，常常在他去世之後才能顯露出來。到了那個時候，他的後繼者將會沿著他所奠定的基礎向前邁進。
薩達特是被舊世界的勢力殺害的。這種勢力鑽進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為他尋求和平而不是尋求聖戰，所以他的行刺者說他拋棄了伊斯蘭教。在許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東的許多鄰國更為現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納賽爾雖然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電視的時候，他就通過流行歌曲來宣傳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樣，也有很多好鬥的伊斯蘭信徒。薩達特邁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時也是走近個人險境的一步。因為在他的敵人中，有許多人對和平毫無興趣。中東的領導人在跨越新舊世界的前沿地區時，總是冒著極大的危險：薩達特象伊朗國王和費薩爾一樣，越過了這些疆界，最後也為之獻出了生命。
在薩達特去世前十四個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個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伊朗國王死於癌症：薩達特則死於行刺者的槍彈。但他們兩人都是中東爆炸性緊張局勢的犧牲品。伊朗國王是逃出他國家的流亡者，孤寂地死去了。在各國領導人中，薩達特是唯一有勇氣給他以庇護的人。因此，巴列維總算在某種體面的、不失身份的情況下，度過了他的最後幾天。在伊朗國王當政時奉承過他的其他一些領導人，看到他既已倒台，卻都避而遠之。
我抵達開羅以後，在送葬曲奏起之前見到了薩達特。他伸出手向我走來，說："您能來參加，實在太好了。"我對他說，在美國拒絕伊朗國玉居留之後，他竟能給他以庇護權，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他對此表示懷疑，答："嗯，勇氣？不，支持一位朋友並不需要勇氣。我不外是做了我認為正確的事。"從這件事可以看到，薩達特作為一個人和一位領導人所具有的品質。他既忠於有權勢的朋友，也忠於那些軟弱無權的朋友。送葬那天，我在亞歷山大他的行宮中拜訪他時，他也表現了同樣的品質。
我們討論了即將來臨的美國大眩他知道我支持裡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覺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沒有對被他親呢地稱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這個人說過一句輕蔑的話。∫晾使醵暈蠢吹睦硐耄湍扇睦硐胍謊晡埃凰撓櫨諶嗣竦南Ｍ?象納賽爾一樣強烈。這兩個人中，伊朗國王是一位比較好的國務活動家，·納賽爾則是一位比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國王是中東最有才能的領導人之一。但是，他因為到了很晚的時候還低估他的敵人的力量，終於被他們壞倒了。由於二十世紀的人們迷戀於浪漫的革命，伊朗國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數朋友——包括美國在內——在伊朗革命之後，又把他看作一個被遺棄的人，因此，他幾乎受到了普遍的中傷。
追根溯源，伊朗的革命只不過是宗教界上層人士爭奪權力的表現。在此之前，由於伊朗國王進行了自由改革，使他們在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方面失去了權力。反叛者們由於高喊著"左"的詞句，新聞界、特別是電視界就把他們浪漫化了：阿亞圖拉則為那些容易上當的人們布下了羅網。不久，伊朗國王終於失去西方對他的支持，最後失去了他的國家：伊朗則失去了它的自由、它的繁榮、以及在伊朗國王和他的父親執政時所取得的進步。伊朗國王去世前夕，是一個潦倒的、痛苦的人一不僅為他本人而痛苦，而且為他的人民而痛苦。
1979年，當他居留於墨西哥、過著長期飄泊的流亡生活之時，我去拜訪了他。我們已經是二十六年的朋友了。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才三十四歲，他那文靜、莊重的舉止和好學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他雖已當朝為王，但來真正理政：政治權力操在極有才幹的首相法索拉·薩赫第將軍的手裡——他的兒子阿第希爾是我任職期間的晾首ゲ大使。不?，當這?國王詢問了一些探索性的、精闢的問題之後，我立即相信，他一旦開始親自領導這個國家，將是一位天才的領導人。
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伊朗國王仍然保持著王室的尊嚴，但他那青年時代的熱忱已不復存在了。代之而來的，幾乎是一種極端的失意情緒。他的權力已被那個運動的領導人從他手中寺走了，他們立誓要把他所做的一切顛倒過來，把伊朗拉回到中世紀的黑暗中去。看來，阿亞圖拉對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使伊朗國王本人深為痛苦。他是一位受到冤枉、誤解和不正當對待的人。據瞭解，這一切像他肉體上的病痛一樣，同時嚙啃著他，把他毀滅了。據悉，大批曾與他共事過的人也慘遭同樣的命運。
在最後的那次會晤中，儘管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深感痛楚，但他還是很和藹、親切。在招待我用午餐時，他自豪他說，桌上的沙拉是他的兒子禮薩王儲親手製作的。我深深為之感動。我們不僅談到伊朗，還談到了廣泛的世界性問題，像通常一樣，從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對國際舞台上所發生的事件有著淵博的知識。
有的領導人需要權力，是為了使他們的生活具有目標：有的領導人則是為了一個目標而活著。他們實現這個目標的要求是那樣強烈，以至於渴望得到權力，以便實現它。∫晾使跏俏慫墓葉鈄諾摹Ｋ炎約漢他的國家視為一體——不僅是現代的伊朗，而且是澤克西斯、大流士和塞魯士的古老的波斯這個一度包括世界許多地區的帝國。像這些古代的皇帝一樣，他生活奢華，擁有帝國各種顯赫的服飾。
但奢華並不是他緊緊抱住孔雀御座的原因。對他來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孔雀御座代表著伊朗，代表著使伊朗人民過上較好的生活的希望。在他父親所奠定的基礎上，他利用他的權力，通過掃除文盲，解放婦女，推行農業革命及建立薪的工業等做法，使他的國家與中世紀決裂，臍身於現代世界之林。
那些抱怨他的秘密警察過多的人，忘記了他在徹底改造伊朗的過程中樹立了多少敵人。毛拉們、因襲的商人們、佔有土地的貴族們、頑固的官僚們，貴族出身的社會名流們及共產黨人，都鄙視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死敵中還包括年青的知識分子——他們當中許多人是他派到國外去學習的。這些人回國以後，要求實行的改革比伊朗國王願意實行的改革更多、更急迫。被他解放的婦女們也舉行示威遊行反對他。這些不耐煩的伊朗人，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毛拉們發動政變的彈藥。他們廖集在"伊朗革命"後面，以為自己正在推動伊朗國王以更快的速度開展現代化和自由化的運動。殊不知正好相反，他們幫了那些懷有野心的教士們的忙，使這個運動走向了反面。
為了免於樹敵，伊朗國王本來可以什麼都不幹。他可以繼續管轄一個窮困、落後的波斯，依靠王室財產的收入，過著優越的生活，並在損害無權者的情況下，與權貴們建立一種相安無事的關係。但是，伊朗國王寧願有所作為，而不願無所事事。正如他在墨西哥時對我說的，他可能是做得過分了。他要把伊朗變成一個人民受過教育、農民佔有土地的、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大國。許多見過伊朗國王顯赫地坐在珠寶寶座上的照片的西方人，如果瞭解情況，當會大吃一驚：在大部分時間裡，他穿著工作服，在他那相當簡樸的辦公室中批閱文件。他在迎接來訪者時，也是站起來的，並和他們握手。他不太相信顧問們，並拒絕授予他們大多的權力，寧願自己一天工作十五個小時，竭盡全力工作。
、他的頭腦中裝滿了伊朗經濟發展的最微小的細節。在他的領導下，伊朗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引人注目地增長著。
到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人有了自己的住家。
在美國的幫助下，伊朗國王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國和從地中海到阿富汗的一支穩定力量。七十年代後期，當他在國內的困難逐步增加時，美國對他的支持轉麝用亮。許多人把他對美國的依賴看成是一個致命的弱點。其實，這些批評者把是非顛倒了。如果沒有大國的支持，當代較小的國家很少能夠擠進世界的前列。美日安全協定就是這種聯盟的榜樣。在伊朗問題上，致命的弱點是美國的軟弱，在戰後的歲月中，如果美國對日本剛一冒頭的動亂猶豫不決的話，那麼，其後果將與伊朗相似，同樣是災難性的。在伊朗，當一位朋友最需要我們幫助的時候，我們卻撒手不管了。
對一位領導人匆忙作出的結論，常常會被現實向歷史這個高級法院提出的上訴所推翻。有的人在離開舞台之後，其形象逐漸縮小了，有的人卻逐漸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時被封為聖徒，但他們的缺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變得越來越明顯。智利的阿連德、埃及的納賽爾和中國的毛澤東就是例證。伊朗國王則是在一片爭論聲中去世的。但我確信，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將屬於那些形象會變得越來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員。
正在實行現代化的君主們會面臨著一個異常困難的平衡問題，因為他試圖改變的習俗，也正是支撐著他的、使他有權統治的那些傳統。為了取得成功，他必須體察人民的脈搏；他的改革必須是穩健的，而不是突如其來的。但是，在實行改革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喪失東西最多的人真的起來反對他的話，那他就必須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權力。一旦他選定了他將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評看作出讓步時，就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如果讓步過多，自己必將無路可走。
與廣為流傳的神話相反，伊朗國王的垮台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暴君，事實剛巧相反，他垮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脅他的國家的穩定的人們時，還不夠殘酷無情。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對他的敵人及時地進行鎮壓，本應是伊朗國王為了把伊朗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終於把晾吞噬了。一如我們當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樣，伊朗國王的敵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進步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