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訪問中受到了一些熱烈的歡迎，例如1953年在東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馬德里和1974年在開羅，但沒有一次近似我們那天在華沙受到的強烈自發的歡迎。估計有二十五萬人擠滿了人行道，並擁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擋住車隊的前進。有些人喊著，有些人唱著，許多人哭著。
成千上萬把花束扔進我的車裡、尼克松夫人的車裡，甚至扔進隨行的新聞記者的車裡。有幾個不顧擁擠鑽進人群的新聞記者被告知，"這次，我們自己花錢買了花束。"波蘭政府在赫魯曉夫訪問那天宣佈放假，把孩子們和政府工作人員用車運到車隊經過之處，並買來花束讓他們在"自發性"歡迎場合會拋扔。許多人把花保存下來，以備我們抵達那天用。當我們的車隊在華沙街上徐徐行駛時，群眾高喊"NiechZyje！"——"美國萬歲！"，唱著"Stolat"——祝你長命百歲！
鑒於這次經歷，數百萬波蘭人在1980年全都起來反對共產主義，這件事對我來說並不感到突然。對別國進行控制，並且已經取得成功的一種統治制度不曾有過，更不用說贏得這些國家的人民的讚許了。
那天，在華沙的極為感人的接待，加強了我對共產黨控制的東歐國家問題所長期抱有的信念。然而，無論我們對他們多麼同情，我們必須謹慎行事，以免鼓勵被壓迫國家人民去挑起這種武裝鎮壓，赫魯曉夫1956年強加於匈牙利人民的武裝鎮壓。同時，我們應當不斷地努力，保持與東歐和蘇聯人民聯繫的渠道暢通，應當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撲滅他們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從他們背負著極其沉重的共產主義壓迫下解脫出來——這種事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幾個月前說過："共產主義為邪惡頑強不屈，讓我們為正義堅定不移。"
在別墅的午餐後，我把赫魯曉夫叫在?起，跟他單獨談了幾?。我們討論了他收到艾森豪威爾總統邀請他訪問美國的信件。我對他說，我們想要他能受到有禮貌的歡迎，如果在日內瓦舉行的有關柏林問題已陷入僵局的會談中能取得某些進展的話，他可以保證得到這種禮儀。赫魯曉夫對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羅米柯在日內瓦像以往那樣仍是毫不讓步。
艾森豪威爾做出邀請共產黨世界這位領導人訪美的決定引起了一場爭論的風波。強硬派保守分子和東歐血統的美國人強烈地反對他來訪。他們認為，訪問會給蘇聯道義平等的幻想，從而削弱美國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只要美國人天然是可以信賴和友好的，他們的反共情緒不會僅僅由於共產主義領導人在車隊裡乘著敞篷車向美國人揮揮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訪問不會在人們心理上引起一種欣快症，倒是一個明智而又穩妥的好主意。例如，許多人以為，只要我們不斷地向赫魯曉夫表明我們的和平意願，蘇聯領導人就會使自己的僵硬立場有所鬆動，就會解決東西方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
新聞界有些人，甚至政府裡有些人是那麼天真，以至於認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給予優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勁地做後者的工作，在解決我們之間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進展。
我不同意這種立常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赫魯曉夫會錯誤地理解這種過分的友好是軟弱的表現。在解決基本分歧方面，我並不指望有什麼重大進展。對艾森豪威爾至關重要的事是，要給赫魯曉夫一個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爾既是講禮貌的，又是通信達理的主人，也是一個不能任意受人擺佈的強有力的領導人。
在我看來，赫魯曉夫這次訪問，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強大的。但是，他的意識形態告訴他，多種不公正的現象折磨著資本主義社會，並且耗盡其實力。赫魯曉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二手材料。這些材料趨於加強這種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報告他想要聽的東西，而不是給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實上，赫魯曉夫忠貞不移地相信卡爾·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繪的、但已經過了時的資本主義形象，而即使在當時這種形象根本上也是錯誤的。赫魯曉夫不斷?復關於自由社會的醜惡和虛弱的謊言，但是，由於謊言被重複多次，事實上甚至連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認為，通過對美國的訪問會徹底地糾正赫魯曉夫的這些錯誤觀念。他會逐漸地欣賞這個國家的基本實力及其人民的意志。『赫魯曉夫在1959年9月抵達華盛頓時，成了俄國歷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國國土的蘇聯領導人。他完全知道這個事件的重大意義。但是，對稍許偏離其他我所見的來訪要人受到的禮儀這種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離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為對他國家的榮譽的攻擊。他是一個極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別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會激動起來。
在他抵達前幾天，我發表了一篇即席講話，其大意是，蘇聯人已向月球發射了三顆月球衛星，而不是像他們所聲稱的是一顆，這是因為他們連續發射不中，不得不再試。赫魯曉夫聽到了關於這篇講話，決意把它視為端樟囊恢治耆瑁?我想讓他在美國的訪問不成功的跡象。在他訪問期間，他宣佈，他將："把手擱在《聖經》上發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並向我挑戰，如果真認為我的一番話是準確的，我也應該做類似的發誓。他還抨擊了我的有關蘇美關係的講話，這是我在美國牙科協會大會上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所涉及的。他忽略了我在美國軍團和美國退伍軍人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說。這兩個組織正要發表譴責赫魯曉夫訪問的文告。只是在我向他們強調了給赫魯曉夫以有禮貌的歡迎的重要性後，他們才重新作了考慮。
當艾森豪威爾邀請我出席在自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最高級會晤的第一次會見時，赫魯曉夫和我握手時面無笑容。他以辛辣的諷刺口吻提到我們在莫斯科的辯論。艾森豪威爾說，他看到了從莫斯科帶來的電視上放映的短片，並認為這表現了相互克制和相互以禮相待。他盡量用這番話使對方平靜下來。
然後，赫魯曉夫抱怨我反對這次訪問，並說我正在竭力破壞對他的歡迎，指出我最近的一次講話是個證明。他說，"由於我讀了那篇講話，抵達這裡後我意外地發現，美國人民以寬容和明顯的友好態度歡迎了我。在蘇聯，如果我事先發表反對來訪者的講話，不會有任何這種性質的歡迎儀式。"我提醒他，我抵達莫斯科後，在他的講話中辛辣地對我進行攻擊。赫魯曉夫聲稱我的講話岡愀猓緩笏蟀?森豪威爾做出裁決，究竟誰的講話更具有挑釁性。艾森豪威爾和我互相作手勢示意，如果留他們兩人單獨談，情況會好些，我立即找了個借口離開了。
在我們安排赫魯曉夫在美國各地訪問時?我覺得有必要找這麼一個陪同的人，他能夠在赫魯曉夫對我們政策必定要進行直笨拙的攻擊時，予以有?的回擊。艾森豪威爾熱情地贊同我的推薦：我們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最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他是一位熟練的外交發言人，在聯合國東西方辯論中挺能自我克制，他的職位也夠高，足以代表艾森豪威爾充當正式陪同。洛奇十分有效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幾乎每到一處，都需要他力挫赫魯曉夫氣焰囂張的講話，他既狠狠地反擊但又講禮貌。
這次旅行結束後，洛奇對我說，赫魯曉夫是"蘇聯的哈里。杜羅門"。他們兩人都是頭腦簡單、直率和粗魯的人。我敢肯定，他們兩人誰也不會欣賞這種比較。洛奇認為，在美國各地訪問期間，赫魯曉夫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教育。他對我說，當這位蘇聯領導人看到加利福尼亞各工廠停車場上成千上萬的工人小汽車和衣阿華州玉米地的巨大生產效率時，他張著大嘴，瞠目結舌。
在美國各地旅行後，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到戴維營去了，試圖經過反覆討論就雙邊問題達成一些協議。艾森豪威爾要求我出席在阿斯本·洛奇的起居室舉行的這次談判的第一次全會。很清楚，赫魯曉夫無意達成協議，立即把目標對準我。
他一邊直視我，一邊說，艾森豪威爾政府中許多成員想要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堅持對抗政策。他不停地凝視著我的眼光是不會被人誤解的，但他沒給我可以做出反應的任何理由。因此，艾森豪威爾插話說，他認為就當前對外政策來說，他的政府是一致的。『赫魯曉夫獨有的俄國式的自卑感和他端樟侵腫琶運頻那感使他覺得他的榮譽不斷受到蔑視，而別人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在全會後的午餐會上，我試圖使談話活躍起來，問赫魯曉夫有何業餘愛好。他說，他喜歡到黑海游泳，或到鄉村去打獵。艾森豪威爾說，他喜歡出去釣魚、玩高爾夫球，但他發現難以擺脫這種不停地為電話所打斷的情形。赫魯曉夫聽完翻譯後，為一句話又生了氣，並說，"在蘇聯也有許多電話。事實上，我們不久將比美國多。"文森豪威爾意識到，他的客人當真了，不禁笑了起來。
午餐後，艾森豪威爾和我意見一致，我應當回華盛頓去，希望在我不露面的情況下，他與赫魯曉夫也許會進行建設性的會談。這位總統以他?通情達理的態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盡了最大努力來爭取這位蘇聯領導人。但是，赫魯曉夫就蘇聯最近成功地進行空間探測一事表現出來的趾高氣揚，刺激了艾森豪威爾，比在談判桌上刺激得還要厲害。這時，艾森豪威爾結束了與赫魯曉夫的會談，清楚地認識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會、友好的外交談話都不會使赫魯曉夫在堅如磐石的立場上後退一步。但是，赫魯曉夫起碼認識到，艾森豪威爾表面上顯得友好，骨子裡卻是一個鐵人。
我最後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是在他回國前不久，在蘇聯大使館他舉行的告別宴會上。我對他說，我相信他的訪問順利，受到了非常有禮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熱情的歡迎。他忽氣沖沖地頂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訪問順利，那不是因為你想要讓它順利。
我得到的報告說，你希望這次訪問失敗。"
我感到，他那種不斷表現出來的好鬥的言談舉止，其背後必有某種目的。赫魯曉夫知道，1960年總統選舉即將來臨，我可能打算當候選人。在"廚房辯論"後，我的名望越來越高，這一點明顯地使他惱羞成怒。他這種回擊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圖破壞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通過破壞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威望來破壞我的威信，他這種推斷是對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國人民相信他們的總統在與蘇聯關係上能取得進展，那麼認為總統確定其繼承人是個最好的選擇。如果總統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美國人民就會拋棄我。當他的軍隊於1960年在俄國上空打下美國U一2間諜飛機時，他使得四大國巴黎會議因此而夭忻，並無恥地利用這個事件竭力讓艾森豪威爾當眾出醜。使美國感到難堪顯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會放過一個機會來破壞對手參加選舉。
有人也許爭辯說，赫魯曉夫真為由於侵犯蘇聯領空這件事而感到氣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記得他曾幾何時採取這種假正經的偽善態度，說蘇聯沒有從事過間諜活動。
1959年在他別墅舉行的午餐會上，他向我耳語說，他獲得了一份："美國戰爭行動計劃"，他懷疑我們的間諜也獲得了蘇聯的計劃，他甚至拿間諜活動開玩笑。1959年在白宮為赫魯曉夫舉行的宴會期間，他被引見給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赫魯曉夫譏諷說，"我看了你也看的報告。"然後建議我們兩個國家應當搞聯合情報網，以便節約經費。"這樣，我們不必為了同一個情報而花兩次錢。"我受不住誘惑而把這位蘇聯領導人引見給愛德加·胡佛。一聽說胡佛，赫魯曉夫便斜眼看著他說："我想，有幾個人我們都認得。"
他對我持續不斷地採取好成的姿態也起了作用。他確信報界聽說我們之間的對抗情況，會很快發表許多有關"赫魯曉夫不喜歡尼克松"的傳說。這些傳說產生了預期的結果。選舉前不久，國務卿克裡斯琴·赫脫的夫人極力主張我設法做點補救工作。她說，她的朋友正在談論是否投票選舉肯尼迪，因為他能夠與"赫魯曉夫合得來"，而我不能與他相處。選舉後，赫魯曉夫公開向新聞記者吹噓說，他竭盡全力促使我選不上。幾年後，他甚至聲稱，已告訴肯尼迪："我們使你當了總統。"『赫魯曉夫的戰略是否事實?幫了肯尼迪的?而損害了我，這只是猜測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選舉中，寥寥無幾的幾張選票對選舉結果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幾乎所有觀察家都同意，赫魯曉夫的行動並沒有幫我的?，當然，他也不打算幫我的忙。『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可能是像他干預美國政治生活那麼微妙，或者像蘇聯一個裝甲師那麼勇往直前而不回頭。他的目標是征服全世界，始終堅定不移，並不斷得到其俄國傳統和共產黨人意識形態的激勵。正如康德拉·阿登納對我說的，章誠?夫要統治世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他不要戰爭，不要一個城市變成廢墟和屍骨遍野的世界。『赫魯曉夫在"和平?處"的旗幟下到處招搖過?，但是不是真誠地要求和平往往是個疑問。查爾斯。波倫大使曾對我說，1959年日內瓦會議後，許多美國官員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願望是真誠的，這種看法大錯而特錯。我問這是否意味著赫魯曉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問題不在於此。""赫魯曉夫想要整個世界，但是和我們一樣知道現代戰爭的後果。他想要達到他的目標而又不發生戰爭。從那個意義上講，他要和平。錯誤在於他是真誠地要和平的這種說法。我們是唯心論者，他們是唯物論者。"他一邊指著面前的咖啡懷，一邊又說，"你與其說赫魯曉夫或任何一個其他共產黨人是真誠的，不如說這只咖啡杯是真誠的。
他要和平並不是因為他是真誠地要和平，而是因為他相信他的征服世界的目標可以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而又不會在這個時候發生戰爭。
在我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最後一次會見後，也就是他死於癌症的前四天，對赫魯曉夫的"和平?處"的理論有了一個完整的解釋。我於1959年準備訪問蘇聯，我前往沃爾特·裡德醫院看望杜勒斯，並徵求他的忠告。我對他說，有些人極力主張我盡力使赫魯曉夫相信，我們對蘇聯沒有致野心，我們真誠地要和平。我問道，他認為我應當向赫魯曉夫特別強調哪個問題。《爬賬雇ǔＶ恍杷伎計歎塗梢宰齔齷卮稹Ｕ獯危氳氖奔浣銑ゃＨ緩螅?說："不必使赫魯曉夫相信我們的良好願望。他知道我們不是侵略者，並不威脅蘇聯的安全。他瞭解我們。但是，他所需要知道的事是我們也瞭解他。當他在說他要和平競賽時，他的真實意圖是要在我們的世界裡開展兩個制度的競賽，而決非在他那個世界裡開展這場比賽。他所鼓吹的和平共處，象徵著共產黨世界的和平，以及對非共產黨世界的無休止的爭吵和衝突。"
我可能從未聽到過還有別的評論是這樣一針見血地抓住了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的實質。在自由世界中，他熱衷於玩弄強權政治的遊戲，但認為共產黨集團的國家間是絕對不准玩這種遊戲的。赫魯曉夫的遊戲的規則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他擁有實施這種自我宣佈的統治的軍事實力。『赫魯曉夫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言?只能掩蓋，而隱藏不了普遍的不安全感。然而，那種妄自菲薄的情緒也正是俄國人所特有的，早在彼得大帝時代就有這種先例。彼得大帝使俄羅斯向歐洲開放，只是為了表明他的祖國事實上在各個領域都落後了幾個世紀。自那時起，俄國人一直在努力趕上去。
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在我訪問蘇聯前跟我說過，赫魯曉夫以炫耀俄國的國寶，尤其是以歷代沙皇遺留下來的珠寶和金器而感到自豪。麥克米倫感到，赫魯曉夫極度渴望被"接納進俱樂部"，也就是憑借他自己的資格——而不是他手中握有的強大的蘇聯軍事力量，要別人承認和尊重他為一個世界大國的人物。我們同意，只要他同意遵守規則，就應當被接納進"俱樂部"赫魯曉夫及其繼承人勃列日涅夫為使俄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歐洲國家經歷了漫長的道路。斯大林難得離開蘇聯，而赫魯曉夫遊歷了世界各地，他在執政的十一年中。?國訪問達五十二次之多。斯大林是一個矚目東方的亞洲專制君主，而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對西方虎視眈眈。勃列日涅夫跟我討論中國問題時，常常靠近我，好像密友似地低聲說："我們歐洲人應當聯合起來，共同建立反對潛在的中國侵略的壁壘。"
我認為，赫魯曉夫之所以引起西方那麼大?興趣。是和他對西方的經濟成就表示了極高的尊敬有關。他也懂得，沒有經濟上的成就，征服世界就無異是一枕黃粱。但是，在想要取得西方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他還堅持保留共產黨的政策。他試圖吸收西方經濟概念把它運用到僵化的蘇聯意識形態制度上時，他才發現這兩者簡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取得西方的成就，而又不會受其思想的影響。到頭來，兩頭落空。『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出其不意地結束了。這種突然的下台恰好與他的個人風格相一致。在1964年10月1日三人宇宙飛船在拜庫諾爾宇宙中心發射前不久，章誠?夫和三個宇宙飛行員通了電話，祝願他們一路順風並告知，在他們返航時，他將給他們準備一個場面壯觀的歡迎儀式。赫魯曉夫掛完電話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給機組通了電話，井祝願他們一路平安。對一個赫魯曉夫手下的人來?，這個行動是前所未有的。
在飛行途中，赫魯曉夫通過無線電話機跟伏斯考德號飛船的宇宙飛行?講了話。他用奇怪的預言性的話來中止他的談話，他說："米高揚同志在這裡。他確實把電話機從我手中拉過去。我想我不能制止他。"這三個字宙飛行員經過七天飛行返回陸地時，章曉失因沒有出席這次慶祝活動而引人注目。
他已被攆下了台，過著失寵政客的養老生活，而被人們忘卻。
他的同僚要廢黜他有兩個原因。首先，即使幾乎所有這些同僚曾把他們的成就歸功於他，但對他的那種反覆無常、無法預測的治理國家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滿。斯大林每當實行戲劇性的新政策時、對那些支持過舊政策的人徹底加以消滅。赫魯曉夫的清洗，不像他協助斯大林執行的清洗那樣嚴厲。黨的官僚主義者也許會丟官，但很少掉腦袋。蘇聯問題專家羅伯特·康奎斯特說："最後，他招來了部下的怨恨，而沒有採取足夠的恐怖手段對他們進行懲處，真是一個致命的失誤！"
第二，俄國簡直替他感到害臊。他那小丑的言談舉止和對外賓的粗暴無禮，逗得統治集團有時啼笑皆非，有時高興。但是，俄國人由於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總想要在國際舞台上得到承認。正如有幾個蘇聯官員在最高級會晤期間向我暗示的那樣，認為赫魯曉夫破壞了他們的威望。在聽說赫魯曉夫已被趕下台這則消息時，一個蘇聯外交官說，感謝上帝，那個白癡給清除了。他使我們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赫魯曉夫從一個世界上第二號最強大國家的?對領導地位降到了蘇聯人稱之為"平民百姓"。他永遠過著被軟禁的生活，禁閉在難以辨認的公寓或簡樸的鄉間住宅裡，只是有時在嚴密監視下乘車稍事外出而已。對許多領導人來說，下台後的日子是難堪的，而對赫魯曉夫來說，這種日子簡直生不如死。在公開場合?面時、很顯然養老生活在折磨著他。他驚人的精力消失殆盡；兩眼黯淡無光。他的嗓門變得嘶啞，他沒講幾句話，聲音竟小得如耳語一般，逐漸聽不見了。
1965年我在莫斯科進行私人性質訪問期間，有一回和兩個蘇聯導遊進餐，一個加拿大的新聞記者建議我到赫魯曉夫公寓去拜訪他，可我的導?料想會隨時跟著我。我對他們說，我要上便所。於是，加拿大朋友和我從後門溜了出來，乘了一輛出租汽車來到赫魯曉夫住的簡陋公寓。我們到達時，碰上兩個粗壯的大個子女人阻攔我們進門。其中一個女人一手提著一桶水，一手拿著一把墩布，我問她能否見見赫魯曉夫。我的朋友當時給我翻譯，這個女人通過他回答說，"他不在這裡。我不知道他在哪裡。"對她來說，赫魯曉夫可能跟他的月球衛星一?呆在月球上。
我留了一張手寫便條。便條說，我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見。我猜想，他可能從未收到這張便條。幾年後，在他於1971年去世後，我獲悉赫魯曉夫被告知我曾打算看望他，他由於沒能見到我而感到十分遺憾。『赫魯曉夫和我進行熱烈的"廚房辯論"時，我感覺?有人撞了我一下，這時他推開人群，來到把廚房和過道隔開的欄干旁去找個位置。當他聚精會神地聽著辯論時，我瞥了他一眼。
他對我們的辯論只做出一次反應。赫魯曉夫喊"我們也是巨人"時，他使勁地點點頭。當時我對他沒有多加注意。但是，我事後得知，這個人的姓名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三十年後，我們重逢了，但不是又一次邂逅相遇，而是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首腦出席最高級會議。
勃列日涅夫在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的同一個辦公室裡迎接了我。我們握手時，他很親切。他長著一副方而寬的臉，一雙冷冰冰的藍眼睛顯得毫無表情，只是有時露出強作的、相當謹慎的微笑。他像赫魯曉夫那樣，做了一個姿勢示意我在擺在室內一邊的一張長桌旁和他面對面地就坐。然後，他抱怨我們在越南採取的行動，但他只是敷衍塞責地提了一下。在他發表近乎形式的講話後，他很快使人感覺到又熱乎起來。他說，有必要發展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就像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和斯大林之間的那種關係。
我說，在研究了盟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史後，我發現，戰爭時期低級官員之間的分歧，常常在首腦層達成協議而加以消除。我又說，"那就是我願意和總書記建立的那種關係。"
他顯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興了，在我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準備。"然後，我說，如果把這些問題都交給官僚主義者去做決定，那我們什麼也解決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來，用手掌拍拍桌子，一邊說，"如果情況真是那樣，那我們不就成天埋頭於文件啦！"正是在這種愉快而充滿希望的調子中，我們結束了第一次簡短的會晤，而這種調子與我和赫魯曉夫的首次晃釙『瞇緯閃思涿饗緣畝員取?
勃列日涅夫已成為蘇聯第四任專制統治者，我作為總統，將和他舉行三次最高級會議。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烏克蘭一個工人階級的貧民區，在列寧統治時期，他還是一個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時期，他是一名步步高陞的共產黨官員：章誠?夫當政時期，他已是一個備受信任的中將。他不是一個空想家，而是一個組織工作者：他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技術專家；他是一個有獻身精神、冷酷無情的共產黨人，他領導蘇聯，第一次妄圖爭奪對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權。
通過比較，已對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魯曉夫穿著普通袖口的襯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為了與他那裁剪合身的綢西服相匹配，穿著法國式袖口的襯衣並扣著金淞礎：赫魯曉夫幾乎總是與他的司機一起，坐在他轎車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卻不屑向他的司機點一下頭就一屁股坐在後座舒服的沙發墊上。
即使兩個人的興趣愛好相同，但他們從事愛好的方式卻大大不同。比如，兩人都喜歡打獵，赫魯曉夫喜愛打野鴨子的每個方面，從河水輕輕拍打他船舷的水聲直到群鳥突然樸樸起飛都能引起他的興趣。勃列日涅夫告訴我，他更喜愛打野豬，但很明顯，他缺乏他前任那種運動家的風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鄉間別墅的門廊中，坐等他的獵物闖入用玉米粉作誘餌的特定地區，並借助於望遠鏡開槍把野獸擊倒。
打獵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對技術上的一些靈巧的新發明，諸如自動門和奇妙的電話支架一類東西都有濃厚的興趣。為了說明俄國人那種既有紀律又有悠閒的情況，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給我看了他那只奇妙的新煙盒，它的內部裝有一個定時器，目的就是為了避免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每小時他總要機械地消滅一支按規定抽的煙，隨後合上煙盒。但幾分鐘後，他常常把手伸進上衣口袋，從他隨身帶的一盒普通煙中抽出一支來過過癮，一直到報時器允許他抽第二支煙的時候。
勃列日涅夫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領導人，也喜愛收集資本主義世界生產的各種高級豪華轎車。1973年美蘇最高級會談期間，當我們乘飛機去戴維營時，為了祝賀他的來訪，我向他贈送一件官方禮物——一輛深藍色的林肯大腳平?車。他一再堅持要立即試車，跳上了駕駛座，並示意我坐在客座上。他加大了發動機的油門，在圍繞戴維營的狹窄的公路上疾駛起來。勃列日涅夫習慣於不受阻擋地在莫斯科供要人們專用的街道上駕車。我真不願意想像如果當時特工人員或海軍的一輛吉普車突然闖入那條單行道，那不知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一度路上有一段極為峭的斜坡，上面掛著"慢！急轉彎危險！"的標誌。甚至駕駛一輛專供打高爾夫球的車輛在這種斜坡上行駛時，我都感到要使用剎車，以防汽車在盡頭急轉彎時滑下道去。當我們在斜坡上行進時，勃列日涅夫駕車的時速是五十多英里。我向前伸出手並對他說"慢一點，慢一點"，但他毫不在意。當我們到達盡頭，他急剎車猛拐彎時，橡膠輪胎發出了"吱"的尖聲。
在我們驅車結束後，他對我說："這是一輛非常高級的汽車。剎車不錯。"我回答說："你是一個水平很高的司機。我是絕不會以我們乘坐的車速來作那樣的拐彎的。"我冥思，外交並不總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清。
勃列日涅夫贊成過美好的生活，並喜愛乘坐遊艇、看純種馬的比賽，並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維營舉行最高級會議期間，當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別墅去進行我們第一次會談時，一位非常迷人的、體態健壯的年輕女子正要離去。
勃列日涅夫的譯員把她介紹給我時說，她是他頭頭的女按摩員。當我同她握手時，我聞出了她身上灑的香水味，這種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國的一種高級香水，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愛的一種香水。
在世界上的領導人中，勃列日涅夫並不是唯一的愛好奢華和舒適的人。但他是第一個不顧廉恥地縱情享受的蘇聯領導人，1976年，在我中國之行的一次長時間談話中，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喋喋不休地對我說，蘇聯人不像中國人，他們是修正主義者，因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過著特權生活。他說："光從這一點考慮，黨政領導人、藝術家、科學家等等已成為百萬富翁，而且象百萬富翁那樣行事——這就是今日蘇聯問題的所在。"儘管他沒有充分陳述中國社會等級劃分的情況，但他對蘇聯人的批評是正確的。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們已不折不扣地構成了一個"新階級"——與普通蘇聯公民隔絕、脫離，把他應該關切的事情拋到九霄雲外。事實上，在我去蘇聯的歷次訪問中，我不可避免地想到共產黨的特權階層比任何一幫資本家更接近於馬克思對一個統治階級所下的定義。
我有一次聽到的有關勃列日涅夫的笑話，最完美他說明了這種矛盾狀態。育一次，他帶著他母親去他優雅的鄉間別墅一遊。他驕傲地帶她觀看了舸寫械幕ㄔ?、金諢曰偷拿盤及豪華的臥室，她懷著驚訝的心?轉身問他："列昂尼德，這一切都很漂亮，但如果共產黨人回來，那你將怎麼辦呢？"
在私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可能是一個"新沙皇"，但他的外交政策卻回到了老沙皇的擴張主義。如果他是舊政權的一個領導人，那人們就會稱他為"列昂尼德大帝"，由於他在全世界擴大了俄國的影響，因而獲得了這個受讚美的雅號。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和它的共產黨盟國控制了南越、埔寨、老撾、埃塞俄比亞、南也門、安哥拉、莫桑比克，最近又控制了那個"決定亞洲命運的旋轉式柵門"——阿富汗。另一個不祥之兆是，莫斯科正在擴大它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共產黨橋頭堡。
當赫魯曉夫從權力的寶座上跌落下來時，參加打牌的人可能已經更換，但這場賭博的性質絲毫沒有改變。渤列日涅夫與赫魯曉夫有同樣的目標：增強蘇聯的力量，擴張蘇聯控制的地盤，並抓住每一個機會來輸出共產主義。赫魯曉夫是一位連騙帶嚇的大師，因為他必須是這號人。他手中幾乎沒有什麼王牌。勃列日涅夫可以表現得親切真誠些，因為通過大規模增強軍事實力，他給自己分發了幾張愛斯王牌。
在個人外交方面，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與林·約翰遜相似。他們都不得不用某種實際動作來加強他們講話的效果。
不管赫魯曉夫走上前來嚇唬我，還是企圖戲謔般地狠狠地觸我的肋骨，他的那種依靠動作來加強效果的外交總是咄逼人的?當勃列日涅夫伸出手來碰我手臂或抓住我的手臂時，他是想央求而不是威嚇。但一旦這些較為和解的手段不能打動我時，他也會動武的。
勃列日涅夫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感情上是反覆無常的。他一忽兒以十足的誠意談到，深切地期望把和平遺留給子孫後代。過一會兒，他又非常明確地表示決心，他有權控制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命運。
勃列日涅夫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友好一下子轉到無情，這一點是很突出的。1972年，我們舉行最高級會議時，他熱情地陪同我方成員乘船遊覽莫斯科河。當我們泛舟漫遊時，勃列日涅夫一面驕傲地指著速度計，一面開玩笑地不斷用胳膊時輕輕推我，這時速度計顯示出我們正以每小時九十公里的速度前進。
在這次令人愉快的遊覽之後，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讓我們坐下來進行一次會談。他不久前還打趣地拍拍我的背，而現在又開始憤怒地譴責我為結束越南戰爭所作出的努力，並指責我企圖通過與中國建立新的關係來對他施加壓力，那時我突然想起了傑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他這次出擊僅僅是長時期攻擊的第一手。連續三小時，勃列日涅夫、阿歷克賽·柯西金、尼古拉·波德哥爾內惡狠狠地輪番對我進行責罵，猶如克格勃的審訊者輪流審問一名難以對付的嫌疑犯一樣。
然而，會議剛結束一會兒，我們上了樓，在晚餐席間進行了一次十分親切的談話。我照例開了一個玩笑，我說，不能讓基辛格喝得太多，因為過一會兒，他還要與葛羅米柯談判。這句俏皮話把蘇聯領導人大大地逗樂了，他們紛紛前去，借各種名義強勸基辛格喝伏特加。看起來，似乎剛才樓下那次語言刻薄的唇槍舌戰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勃列日涅夫像他同代的許多蘇聯領導人一樣，在談論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時，感情尤其衝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犧牲了兩千多萬人，對那些苦難歲月是如此記憶猶新，好像這些日子在昨天才結束一樣。
1972年我在電台和電視台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時，談到一位十二歲小姑娘丹娘的故事，她在日記中挨個地記述了在列寧格勒被日期間，她家庭成員犧牲的情況。我最後說："讓我們盡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來確保每個孩子免遭丹娘所遭受的苦難。"
勃列日涅夫事後告訴我，我的結束語使他熱淚盈眶。第二年，在聖克利門蒂我家裡的一次私人宴會上，在向他祝酒時，我又重述了那一段話，那時，勃列日涅夫是滿眶淚水。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繞過餐桌，擁抱了我。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俯身對我說："我是一個易動感情的人，尤其是當我想起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人時，更是不由自己。"但是，人們不應把那種感情的流露當作是多愁善感。他的聲音是有力而深沉的，這個聲音散發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個人的魄力。他做一些強有力的手勢，常常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有一次他就這種習慣開玩笑地對我說："每次我站起來，我又作了一次讓步。"他有時滔滔不絕，含糊不清，但他善於巧妙地把話題從他易遭抨擊的地方扯開。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像赫魯曉夫那樣強而有力、機靈、狡猾，毫不遜色。
1973年第二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們早已結束會議休息，因為勃列日涅夫說，與華盛頓三小時的時差給他帶來不適。然而，幾個小時後，一個特工人員帶著基辛格的口信來到我的房間：勃列日涅夫要求會談。我進行了一番安排，我們就在我樓上的書房中進行會談。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蘇聯大使安納托利·多勃雷寧魚貫而入時，他大笑著說："總統先生，我睡不著。"我回答說，這倒是一個談判的好機會，不會被人打斷，也不會使人分心。
以後三個小時，勃列日涅夫在中東問題上不斷地敲打我。
他堅持要求同我們一起，把一項解決辦法強加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說，至少我們必須就一系列"原則"達成一致的看法，這些原則將指導一項解決辦法，例如以色列軍隊從所有佔領的領土上撤走，承認兩國的疆界以及謀求這項解決辦法的國際保證等等。
我回答說，爭端的任何一方不會、也不應該接受一項強加給它的解決辦法，相反，我們應該使雙方開始會談。我指出，如果我同意他的"原則"，那我將損害以色列的權利。我堅決認為，如果我們事先制定了有爭論的原則，那雙方將拒絕進行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原則將使他們的目的落空。
有一陣勃列日涅夫裝出看手錶和皺眉的樣子。他說："可能我把你搞得十分疲倦了。但我們必須達成一種諒解。"他使人毫不懷疑，我們之間的協定必須大大有利於阿拉伯人。他大聲地堅持說，沒有這樣一項解決辦法，他將空手離開最高級會議，並不祥地暗示，他不能保證戰爭將不再捲上重來。他說："如果原則不明確，我們要避免軍事形勢的逆轉是困難的。"
在這次半夜召開的會議上，他感情衝動到了極點，與第一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我們在夏季別墅裡就越南問題進行會談時一樣衝動。我仍然拒絕了他關於超級大國進行共管的建議，重申只有通過以色列入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直接談判，才能取得一項持久的解決辦法。在勃列日涅夫作了幾乎一個半小時的獨白之後，我為這次討論收了場，我說，我們應該集中全力，爭取在今年和平解決阿拉伯、以色列爭端，因為"中東是一個最危急的地方"。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決意保持冷靜的態度，來對付勃列日涅夫的感情衝動。一種表面的能忍受痛苦和困難的自制能力，比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言詞更能給勃列日涅夫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一點他與赫魯曉夫是不同的。我們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因為我們都在向著不同的目標努力。直截了當他說，美國要和平，而蘇聯是要中東。但是，當我們的會談破裂時，我感到我已給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要承擔對以色列的義務，並要通過談判來尋求一項公正的解決辦法。
四個月後，10月6日，我從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厄那裡得到消息說，敘利亞和埃及正在最後以倒數時間計算方式來計算發動戰爭的時間。我立即回想起在那次最高級會議上，勃列日涅夫暗示了中東戰爭再次爆發的可能性，不知是否在那個時候，他已表示要支持阿拉伯人發動進攻。
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在進攻迫在眉睫之前，都一直沒有發覺阿拉伯人的軍事準備工作。其結果是以色列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尤其是因為發動侵略的那天，正是猶太教的贖罪日，那天是猶太人最神聖的節日，以色列的許多士兵正在度假。在戰爭的頭幾天，以色列蒙受了嚴酷的形勢逆轉，到第三天他們死亡的人數，比1967年整個戰爭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
幾天之後，雙方的武器和給養開始減少。當我們得到報告說，蘇聯人大規模地將物資空運到敘利亞和埃及時，我們已開始進行各種安排，恢復對以色列的供應。蘇聯人每天給他們的被保護者運送七百噸裝備和給養。與此同時，我們的空運卻發生問題，未能順利進行。空運是在五角大樓擱淺的，關鍵性的時間都浪費在決定使用飛機數量及飛機型號等事項上了。基辛格告訴我、五角大樓只想派三架C一5A型軍用運輸機，以便在與敘利亞、埃及和蘇聯人的關係上少引起政治上的麻煩。我問他有多少架飛機可供使用，他回答說，約三十架。然後我告訴他："我將作出政治決定。派遣三十架飛機和派遣三架所帶來的壓力一樣大，我們打算承受這種壓力。"後來，又經過官僚機構的幾次耽誤之後，我告訴基辛格去轉告五角大樓"把能飛的東西"一齊運會。次日，三十架C-130型運輸機飛往以色列，一周之後，這次行動比1948年到1949年柏林那次空運的規模還要大。
在第一周戰鬥結束時，以色列人已轉入進攻。在蘇聯期待阿拉伯人速勝的希望破滅之後，勃列日涅夫給我發了一封信，要求我派遣基辛格去莫斯科進行直接談判。作為停火的建議，他們已草擬了一系列條件，以色列、埃及和敘利亞同意停火於10月21日生效。停火很快地就失效了，但三天之後，交戰各方又同意了另一次停火。
然而，勃列日涅夫並來認輸。12月24日，我們的情報機構獲得一些令人大吃一驚的情況：蘇聯的七個空降師，約五萬人，已處於戒備狀態；八十五艘蘇聯船隻，包括登陸艇和載有部隊直升飛機的船隻正在地中海待命，不久以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公開要求勃列日涅夫和我派遣一支共同維持和平部隊去中東，很明顯，勃列日涅夫會支持這種計劃的，因為這會給他一個機會，重建蘇聯在埃及的軍事立腳點。不久，我們聽到謠傳說，蘇聯在聯合國進行活動，要不結盟國家發起一項決議，要求在中東派遣一支美蘇共同部隊。
我給薩達特發去一信，警告他把大國的爭奪引進這個動盪地區的危險性。幾個小時以後，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也來了。他說，以色列仍違反停火，因此敦促我們和他一起派軍事小組去這個地區。他要求立即答覆，並說："我將直率他說，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你認為不可能與我們採取共同行動，那我們將面臨這樣一種局面：即必須立即考慮單方面採取必要措施的問題。
我們不能允許以色列方面採取武斷專橫的行為。"這封信對蘇美關係可能構成為自十一年前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威脅。
我吩咐白宮辦公廳主任黑格將軍和基辛格把我們主要的國家安全官員召集在一起，對這個幾乎是含蓄的恫嚇擬出一個堅顯的答覆。光言語是不會達到我們的目的的-我們需要行動。我的國家安全顧問們一致建議我們宣佈美國所有的常規部隊和核部隊處於軍事戒備狀態，10月25日清晨，我們就這樣做了。
當我們確信蘇聯人已獲悉戒備的初步跡象之後，我給勃列日涅夫發了一封信，我說，前一晚我已研究了他的來信，但感到他關於派遣蘇美軍事部隊去中東的建議難以接受。我否認發生過任何重大的違反停火的事件，並說，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把他"關於單方面採取行動的建議看成會涉及到難以估量後果的、最嚴重關切的事情"。我說，我隨時準備同意派一些美國和蘇聯的人員去這個地區，但不是作為戰鬥部隊。相反，這些人員可以包括在一支擴大的聯合國部隊中。然後，我以明確的語言提出了我們的論點："然而，你必須知道，我們在任何清況下都不會接受單方面的行動。"
那一天早晨的晚一些時候，從薩達特那裡來了一封信，說他理解我們的立場，他將要求聯合國提供一支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然後，勃列日涅夫來了一封信。現在他只要求派遣七十名個人"觀察員"去中東。儘管這與他早先一封信中所說的軍事小組大不相同，我還是再次表示堅決反對，建議應由聯合國秘書長來決定停火觀察員的人員組成。
這次戒備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沒派遣任何軍事人員會這個地區，這樣，通過努力使這場衝突取得和平解決已成為可能。這次戒備取得成功有兩個原因。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我們在核武器方面比蘇聯仍略佔優勢。第二，他知道我們決心維護我們的重大利益，並與我們的盟國站在一起，就像前一年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所採取的決定性行動中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在聖克利門蒂午夜舉行的會議上，我堅定地拒絕屈從於他在中東問題上的要求，這大大地增強了我在危機時間通過莫斯科-華盛頓熱線所說的一番冷漠的話的份量。因此，在整個10月危機中，勃列日涅夫認識到他面臨的是一個有可靠的軍事力量、並有決心來使用這支軍事力量的敵人，於是，他讓步了。
當勃列日涅夫和我1974年再次會見時，他對以色列人表示不滿，把造成中東緊張局勢的責任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也極力否認蘇聯人曾直接要求阿拉伯人發動1973年的一場戰爭。
從他斷言的語調中，我感受到，他對我們在10月危機期間交換意見的口吻一直是那麼強硬而感到痛苦。但他講得很清楚，他不想在接近戰爭邊緣的時刻再度冒險。
在外交方面，他總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正如多勃雷寧有一次告訴基辛格的那樣，勃列日涅夫和蘇聯整個領導班子都有一個"神經痛處"：中國。看來，在勃列日涅夫用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向我們提出呼籲，要我們與他一起組成一個反對他稱之為"黃禍"的同盟之前，任何一次最高級會議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我們第二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對中國人的關切是過分誇大了。他們至少在二十年內不可能取得足夠的核力量，以此來對蘇聯進行一場冒險的侵略。勃列日涅夫搖搖頭，表示不同意，因此我問他，他認為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要多長時間。
他舉起兩隻張開手指的手說："十年，十年之後他們的武器水平將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更加先進，但我們必須使他們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情況不可能繼續下去。
1963年在我們的黨代表大會期間，我記得毛澤東是如何說的：讓四憶中國人死吧，還剩下三億呢。這就是毛澤東的心理學。"勃列日涅夫然後暗示說，整個中國領導層在本能上是侵略性的，甚至在毛澤東去世以後仍然是侵略性的。
我們在三次最高級會議上簽訂了一些重要協議，包括1972年第一個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第一階段的第一個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我都認為，我們之間逐步發展起來的個人關係與任何特殊條約同樣重要。
通過相互瞭解，我們大大地減少了危害和平的危險，即估計錯誤，這是最危險的，也是最不為人們所認識的。
在核子時代，沒有一個神志正常的領導人會有意地跨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戰爭邊緣這條界線。但是，領導人不會見，不把他們的分歧擺出來，彼此不瞭解，那他們就會無意地冒險，互相把對方推向戰爭邊緣——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要戰爭，而是因為他們對什麼行動將會挑起戰爭會估計錯誤。在歷次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和我都發現這一方和另一方所抱的決心都是等量齊觀的。因此，在考驗另一方之前，每一方都得再三思考。
很清楚，我們要在我們有爭議的方面取得進展，那我們必須一起行動，並且相互尊重。這就是主要的理由。為什麼我在當時以及現在都認為，如果我們要想少犯可能導致戰爭的估計錯誤，那麼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人之間每年舉行最高級會議是必不可少的。
在過去的三十六年中，我有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即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進行了第一手材料的調查，又對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估量。
1947年，我目睹了共產黨人利用遭受戰爭破壞的西歐所面臨的各種痛苦。
同年，我協助國會進行了一次調查，揭露了共產黨的間諜已鑽進了美國政府的最高層。
五十年代，我看見幾十萬難民冒著生命危險，從東德、匈牙利、北越、北朝鮮以及共產黨中國的共產黨統治的壓迫下逃出來。
1958年，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遭到共產黨領導下的一群暴徒的襲擊，幾乎喪了命。
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勃列日涅夫之間發展了一種個人關係，這種關係比自斯大林和羅斯福以來的任何一對蘇美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顯得更為密切。
在蘇聯、中國、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捷克和南斯拉夫訪問期間，我看到了共產黨人統治所帶來的後果。我也收到了由其他人傳給我的、對蘇聯所作所為的精闢見解，其中有些來自其他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儘管這種經歷是大量的，但我不敢假設我們對蘇聯每個方面的政策應該是什麼樣的政策。這些政策充其量也包含著大量的推測。在我寫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已詳盡地敘述了我認為我們應採取的做法。
如果經驗還沒有使我們搞清楚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的話，那末它在某些我們不應該做的方面確實給予了明確的指導。
在與蘇聯打交道時，我們不僅僅是在和一個大國打交道，說得更具體些，是在和相對來說較少的一部分人打交道、他們控制著這個大國。通過對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可能成為他們的接班人的瞭解，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蘇聯對各種不同政策方案可能作出的反應。
在美國發生的辯論，看來經常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用意都是好的，都是從愛國出發的，而且都是把人們引導到錯誤道路上去的。
一方面是超鷹派。他們爭辯說，因為蘇聯人撒謊、騙人，他們奪取能夠奪取的一切，並下定決心要打敗西方。因此，我們不應與他們打任何交道。他們爭辯說，我們應增加我們的核能力，一直到我們佔有無可爭議的優勢。他們斷言，由於俄國人威脅我們，我們不應該與它進行文化交流，進行貿易，進行談判。他們認為，如果我們遵循了這個方針，那麼東方集團不牢靠的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崩潰，隨著經濟的崩潰，共產黨政權也將垮台。
另一個極端是超鴿派。他們爭辯說，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是年老、保守、謹小慎微的人，如果我們不威脅他們，他們將不會對我們構成任何威脅。超鴿派建議，如果我們樹立一個榜樣，單方面地減少我們的核能力，這樣，蘇聯人將會跟著做，並利用那些資源來為他們的人民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
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擊中目標。蘇聯人決不會允許美國重新取得核優勢，作為極權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可以把他們所選擇的任何一部分資源傾注在軍備方面。採取拒絕談判的手段來減少核戰爭的危險是輕率的。有人認為，孤立蘇聯會使它垮台，這種意見是不現實的，甚至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外部衝突有時會加強一個獨裁的政權，而緊張局勢的緩和有時卻可能削弱這樣一個政權。沒有七十年代的緩和，允許波蘭團結運動出現的局面是永遠也不會形成的。
另一方面，把"你想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條基督教的金科玉律應用在我們與蘇聯的交往上是極為幼稚的。卡特總統拘著最良好的意圖，試圖單方面採取克制，以期望蘇聯人會照著做。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在他裁減美國軍備生產計劃時，蘇聯人卻加速了他們的軍備生產計劃。其結果是，裡根總統為了恢復核力量的平衡，不得不加強軍備生產。
有兩種緩和，強硬的和軟弱的。強硬的緩和是建立在有效的威懾基礎之上的。這種緩和鼓勵蘇聯人進行談判，因為蘇聯要進行侵略，花費的代價太高。與此相反，軟弱的緩和使蘇聯人不願去談判，因為他們為進行擴張所付出的代價如此之低，而侵略所得的收益對他們卻很有吸引力。
以實力為後盾，並使威懾成為可以信賴的強硬的緩和維護了和平。軟弱的緩和，不是招致戰爭，就是招致在不發生戰爭情況下向敵人投降。我們需要緩和，但它必須是那種正確的緩和。
如果有些亭我們不能做，那也有些事我們可以做。由於絕望而放棄一切，並說因為我們不能做一切事情，因此我們就什麼都不去做，這是愚蠢的。
蘇聯領導人是難以對付的、冷酷的、強硬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懂得國際力量這門算術。
就我們而言，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必須維護西方的自由，並直截了當地對蘇聯領導人講清楚，為了維護西方的自由，我們決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們把這種決心表達得越清楚明白，那麼他們對這種決心進行最後考驗的可能性就越校這意味著恢復軍事力量的平衡，這樣我們就可以制止戰爭，防止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遭受失敗。當美國在核武器方面享有優勢時，這些力量都是有利於和平的。如果蘇聯人威脅要採取侵略行動，我們可以像1973年10月所做的那樣，使我們的核部隊實行戒備，那樣敵人就會讓步。但是，今天這種威嚇將是不可靠的，因為在戰術和戰略陸基導彈方面，優勢已轉到蘇聯人方面。這種優勢掌握在象蘇聯這樣一個侵略國手中，就成為一種不祥的威脅。因此，為了和平的利益，我們必須花大量美元，這是恢復力量平衡所需要的。
蘇聯領導人想要軍事優勢，並要利用這種優勢來統治世界。但是，如果我們使他們確信，我們將不讓他們享有這種優勢，那就存在一種真正的可能性，他們會就相互的軍備限制甚至裁減軍備問題進行認真的談判。
今天，有許多人建議，雙方應同意在目前的核武器水平上實行凍結，並說，這種作法將減少戰爭的危險性，促進軍備控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事情的反面才是正確的。在凍結的情況下，蘇聯人將保持他們目前的有利條件，這將增加戰爭和核訛詐的可能性。凍結也將使達成任何軍備控制協定的可能性化為烏有——這樣一項協定將減少核武器的數目-，因為凍結將使蘇聯毫無願望去進行談判。克里姆林宮的人們可能年老多病，但他們並不是傻瓜。除非我們有什麼東西可給，否則我們也不可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任何東西。凍結的提?——作為打破僵局的一貼萬應藥，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達成——是空洞無物的。這個提案是建立在兩個謬誤的前提基礎上的。第一個前提：我們總可以擺脫核時代的危險。但是，只要這些武器存在，這種危險仍然是很大的。即使雙方同意把他們的核武庫減少一半，每一方仍將有足夠的火力把另一方和世界摧毀好幾次。
第二個前提：軍備和軍備競賽引起戰爭。這個論點是，如果我們要把世界從毀滅中拯救出來，我們必須停止軍備競賽。
但從歷史上來看，並不是由於武器的存在才引起戰爭，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政治分歧未能解決，才有可能導致使用武器。武器是政治緊張局勢帶來的後果，而不是造成緊張局勢的原因。
措詞美好的裁軍決議，沒有一項能解決這些深刻的政治分歧。
我們不能脫核僵局，但我們必須學會與它共處。我們必須越過軍備控制這個不會帶來任何結果的問題，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的核心上：美蘇之間的根本分歧。我們必須在會議桌旁，而不是在戰場上逐步尋求一個解決這些分歧的辦法。
但是，在尋求之前，我們必須誘導蘇聯人進行談判，只有在我們的力量足以使對方對我們的敵意感到害怕時，他們才會來談判。勃列日涅夫瞭解這一點，即使他對此持反對的態度。我們必須使他和他的後繼者清楚，我們也瞭解這一點。
我們也必須在那些與我們的利益有較為重大關係的世界其他地方反對蘇聯人的侵略性的冒險主義。我們不能充當世界警察，但我們也不能在蘇聯人和他們的代理人顛覆和攻擊我們的盟國和朋友時袖手旁觀。我們必須準備好，在世界遙遠的地區顯示我們的力量，以挫敗蘇聯的挺進，因為那裡正是決定世界命運的地方。
此外，該利用我們龐大的經濟力量來對蘇聯在國際上的行動施加影響的時候到了。軍事上，我們在某些方面可能處於落後的地位，但在經濟上，我們擁有極大的有利條件。他們死乞百賴地要與我們進行貿易，假如我們把我們的貿易結構改動一下，使他們經不起經濟壓力的脆弱住擴大到最大限度，與此同時，縮小我們自己的脆弱性，那我們就可以通過貿易來施加影響。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宮的同僚們將會對他們需要做交易的建議加以嘲笑，但骨子裡他們確實需要一場交易。我們應該讓他們有機會來進行一場交易——但要有代價。一定要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繼續在涉及我們利益的地區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侵略，那麼這場交易就將告吹。列寧曾說過，資本家將排著隊來向蘇維埃俄國出售繩索，而蘇維埃俄國將要用這根繩素把資本家絞死。我們應該向他們出售繩索，但要以這樣的方式出售，如果他們企圖伸手來擴大他們的征服地，那繩索將捆住他們的手。
在遏制蘇聯力量的同時，我們必須並有可能迫使蘇聯統治的那部分世界的內部發生變化。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像虔誠的教徒那樣，成天空談變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夥，以蔑視的態度，不理會這種泛泛空談一而是給早已在活動的各種勢力以更多的鼓勵，來促使這種變化發生。
共產黨世界將不會以某種突然發生的大變動方式而崩潰。
但是，它已發生了變化，而且將繼續發生變化，我們可以加速這種變化。西方寄希望的正是這個變化過程。
有些人認為，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使共產黨世界發生改革是毫無希望的，因此，對這種設想不予理睬，他們舉起雙手認輸，並說，共產黨世界將永遠受人歡迎。他們忘記了它已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
英國的前任首相麥克米倫有一次提醒我說，從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統治時期到安挪女王統治時期，一百年過去了，伊麗莎自女王在她的顧問們失寵時，把他們的頭都砍了，而安娜女王則懾於公眾輿論，只能把她的失寵顧問們流放。他是在1958年，斯大林去世五年之後發表這番議論的，斯大林曾將數百萬他真正的敵人和想像中的敵人處以死刑。當赫魯曉夫對他的對手實行清洗時?他只能把他們發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魯曉夫送到莫斯科的?區。
變化的步伐是非常緩慢的，對一個象美國那樣缺乏耐心的民族來說，這種變化顯得尤其緩慢。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耐心，承認緩慢的變化總比沒有變化強，我們必須長期堅持這些政策，為了使緩慢的變化保持下去，這些政策有時是必要的。
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文化以及情況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幾位天真無知的、鼓吹這些活動的人所說的那樣，會起那麼大的作用，但這些活動確實起了作用；它們是這個漸進變化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戰略物資的貿易，如同軍備控制一樣，與蘇聯在其他地區的行為聯繫在一起，那它也是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貿易結構可以進行改造，這樣，我們可以通過貿易施加影響——其結果是，通過貿易建立起來的相互依賴，可以對我們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種力量，我們可以用強力來實現思想滲透。一位在波蘭出生的教皇戲劇性地代表著宗教信仰可以集結的力量。我們最大的資本是共產主義在世界上行不通這個最明顯不過的事實，這一點對鐵幕兩邊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連共產主義那些最卑下的辯護士，除了共產主義的淒慘後果外，現在也只能僅就共產主義是正確的這一點進行辯解了。
俄國人民是強大的，東歐國家的人民也是強大的。在東西方的爭奪中，他們的力量將最終寄托在西方的各種力量之中，因為西方的敵人正是他們的壓迫者。
在今後幾十年中，領導人將不得不適應這樣一種情況：超級大國以某種不太穩定的、不分勝負的局面相對峙。不管人們如何想像緩和這個詞，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種實際情況要比其他情況更為可齲緩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種努力，是為了尋求各種方法來在分歧情況下實行共處，而不是為分歧而進行戰鬥。只要蘇聯堅持它的擴張主義目標，那麼沒有威懾，就不可能有緩和。但是，在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比沒有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既容易實行，也更加有效。
美國必須在軍事上強大，在經濟上強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須堅定，美國需要強大的盟國的合作——與強有力的領導人進行合作。蘇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威脅，應付這種威脅是西方領導人的首要職責。正因為它是一種如此嚴重的威脅，我們就必須繼續發揮創造性，尋求各種辦法來減少我們之間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通過談判來解決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決定的地方，則把這些分歧闡述清楚。
如果我們立場堅定，如果我們強大到在必要時，足以用武力來作為我們說話的後盾，那麼俄國領導人就會尊敬我們，如果我們在行動上表現出軟弱，他們將以蔑視的態度來對待我們。但是，如果他們看到他們必須與我們談判，如果他們看到我們願意談判，那麼他們也會願意談判的。
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有一種不能由己的被驅使的力量：維護和擴大他們權力的力量，但他們並不是瘋子。他們要奪走他們認為可以奪取的東西，但僅僅是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奪取的東西。如果他們認為他們必須在一個側翼後撤，以保護他們在另一個側翼的陣地，他們也會這樣做的。
我們的任務就是增強導致發生變化的壓力，以及當這種變化發生時，使人民抱有將會取得報償的希望。
約在二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時，?曾在倫敦市政廳發表的、並得到赫魯曉夫讚賞的一篇演說中發出呼籲，提議東西方舉行全面的和平競賽，它既是物質領域的，又是精神領域的。這是一場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競賽。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並繼續用完這些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