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
在偉大領袖人物的腳步聲中，我們聽到歷史隆隆的驚雷。
幾個世紀以來——從古希臘人，經過莎士比亞，直到今天——難得有幾個主題能像偉大領袖人物的性格那樣持續不斷地、強烈地吸引著劇作家和歷史學家。怎樣區別他們呢？怎樣解釋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存在的那種特有的、難以確切表達的相互關係呢？
並不只是這些領袖們的戲劇性事件，而是他們的重要性——他們的影響才引起人們對這些領袖們的作用有那麼大的興趣。當戲劇的最後一幕結束時，觀眾從劇院魚貫而出，回到家中又開始他們的正常生活。然而，當一位領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時，觀眾的這種正常生活就發生了變化，歷史的進程也許就有了深刻的變更。
在那平凡的歷史時期，我有難得的機會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間直接地研究世界領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重要領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認識。我訪問過八十多個國家,不僅和這些領袖們打過交道，而且目睹他們進行領導的情況。我眼看一些領導人成功，另一些人失敗。我有機會從我自身經歷的角度去分析他們成敗的原因。由於飽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經歷過失敗，否則，你難以真正地體會成功時的喜悅。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觀，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領袖的作為究竟為什麼所驅使。
在我擔任公職的歲月裡，經常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你所熟悉的最偉大的領袖人物是誰？"對此，不可能作一簡單的回答。每一位領袖都處於其特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的條件下，領袖們和他們所處的國家是無法互換的。溫斯頓·邱吉爾是偉人，但難以設想他會像阿登納那樣在戰後的德國成功地發揮作用。反之，阿登納也不可能像邱吉爾那樣在最危急的時刻使英國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領袖列入偉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個要素：一個大人物、一個大國和一個重大事件。一次，邱吉爾在評論英國十九世紀首相羅斯伯裡勳爵時說，很不幸，他生活在一個"有大人物而無重大事件的時期。"通常，我們對戰時領袖的評價高於和平時期的領袖，部分原因是由於戰爭必然帶來戲劇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於各國歷史詳細論述戰爭，還有一個原因是，當一位領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去應付挑戰時，我們方能全面地衡量這位領袖有多麼偉大。當授予榮譽勳章時，我常常思考著有多少獲得勳章的人在他們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戰前一定像極其普通的人一樣。沒有挑戰，他們就不能顯示出英雄本色。戰時的挑戰使領導人所顯示出來的品格易於衡量。和平時期的挑戰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領袖戰勝這些挑戰構不成戲劇性事件，也引不起人們的注目。
很清楚，領導一個大國的小人物在一場重大危機中無法證明他是否偉大。反之，領導小國的大人物，儘管他具有偉人的所有品格，也決不能得到承認。還有一些領袖人物，雖然他們是大國的大人物，但他們身處巨人之下，周思來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小心翼翼地讓聚光燈集中在毛澤東的身上。
有一個界限必須明確：那些被廣泛讚揚為"偉大的"領袖人物並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國的彼得大帝是一個殘酷的暴君。
儒略·愷撒·亞歷山大一世和拿破侖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家風度而是以征服者著稱於世。當我們談到歷史偉大領袖人物時，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國家事務的人，而是更多地談到這些人：他們以宏偉的規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權力從而極大地改變了本國和世界的歷史進程。邱吉爾和斯大林在不同意義上都是偉大的領袖人物。沒有邱吉爾，西歐也許遭受奴役。
沒有斯大林，東歐也許獲得自由。
在書寫領袖們時，很想包括政府範圍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傑出的領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勞工工會領導人為爬上最高層時象任何政客一樣進行頑強的搏鬥，然後，他們使用與外長相匹敵的外交技能來行使權力。學術界和黨派間所玩弄的陰謀詭計與當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遜色。以我熟悉的新聞界領導人亨利·盧斯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響比許多國家的領袖還要大。
但是，本書專門論述我最瞭解的、對我也是至關重要的領導能力問題。它對那些國家領導人來說不只是這一地位所帶來的權力問題，而且還包括責任心的問題。
在本書中論述到的每個人都有目標、遠見和事業心，這些對他們都至關重要。有些人的名字必定長期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裡。有些人卻不大為外國人所記得。但是，在有關領導的性質和在幾十年期間席捲世界的衝突方面，每位領袖都有某些重要的方面可以告訴我們。
我本來想把我所認識的許多領袖都寫進去，但我並沒有這樣做，例如，傑出的拉丁美洲的領袖人物，墨西哥的阿道爾夫·羅斯·科爾蒂尼斯、阿根廷的阿爾多羅·弗朗迪西、哥倫比亞的阿爾貝托·雷拉斯·卡馬戈以及巴西的富有幻想的總統尤斯賽利諾·科別切克，他開發了自己國家的內地。還有加拿大的萊斯特·皮爾遜和約翰·迪芬貝克，他們兩人在性格和政治傾向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對加拿大的命運具有高度責任感，對世界有一種清晰的認識。巴基斯坦的總督古拉姆·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的總統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鐵托元帥。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在大庭廣眾面前和在私下給人留下的印象，簡直判若兩人。教皇皮厄斯十二世和保羅六世，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僅在精神方面，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著一種極其重要的作用。戰後國際組織中的一些先驅領導人，諸如比利時的保羅一亨利·斯巴克、意大利的孟利奧·勃羅西奧、法國的羅伯特·舒曼和讓·蒙納。還有其他許多人本應列入本書，只要看看前面提到的少數幾個人，就可以看出，近幾十年中，世界上的領導才能是那樣千差萬別，多種多樣。
在各章節中我之所以選擇上述領袖，有的是因為他們有卓越的才能，或者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進程具有巨大的影響；有的是因為他們有一種人們所具有的內在的興趣，有的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動盪不定的歷史時期成為推動世界前進的力量的範例。除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外，我沒有把美國的領導人包括在本書中，麥克阿瑟不朽的貢獻是在現代日本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歷史往往是敘述過去的事件，只是偶然談到起過作用的人們。本書敘述的是領袖人物以及他們在事件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關於這些領袖人物是如何舉足輕重，又是如何迥然相異和關於領袖人物能夠產生其影響的一些素質以及他們是如何施展其影響的。
偉大的領導能力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像力。長期以來，在美國廣泛地存在著一種信念，美國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來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證明能勝任並能有效地掌管一個大型企業的人。其實，這一點並未切中要害。經營管理是一回事，領導能力卻是另一回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院的沃倫·本尼斯所說："經理們的目標是必須把各種事情辦得正確，領袖們的目標是必須做正確的事。"
儘管技術是必需的，但是領導能力不僅僅是個技術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營管理是一篇散文，領導能力是一篇詩歌。領袖人物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代表性、自己的形象，以及使人們得到激勵的思想，這是推動歷史的一股力量。人民是聽從道理的，但又為情感所驅動；作為一位領袖必須既以理服人，又要以清動人。經理考慮的是今天和明天，領袖必須考慮到後天。經理代表的是一個進程，領袖代表的是歷史的方向。
因此，一位無事可管理的經理就不是經理，但即使是一位下了台的領袖仍擁有他的追隨者。
偉大的領導能力要求有一個偉大的遠見，這種遠見能激勵領袖，又使他有可能去鼓舞全國人民。人民不是熱愛就是憎恨偉大的領袖人物，他們對領袖很少是無動於衷的。
一位領袖只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是不夠的，他還必須能夠去做正確的事。對作出正確決定缺乏判斷力或洞察力而又想當領袖的人，常常因為缺乏遠見而導致失敗。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但又做不到的人，常常是因為他們軟弱無能而導致失敗。偉大的領袖既要有遠見，又要有能力去做正確的事。他可以僱用經理們來幫助他完成上述任務，但只有他自己才能制定方向，提供推動力。
使一位領袖著迷的偉大事業可能是一項創新或護舊的事業——衝突中互為對立面的精明強幹的領袖經常各有其為之奮鬥的目標，這些目標是相互衝突的。一位精明強幹的領袖，儘管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其生命力比較脆弱，但他可以戰勝一位軟弱無能卻從事一項富有生命力的事業的領袖，或一項邪惡的事業能戰勝一項美好的事業。既沒有一套簡單的、一成不變的準則來預示歷史，也不能用它來評價歷史。各項事業與領袖人物一樣，進行回顧時往往與原來迥然不同。有時，對歷史的評價取決於誰取得勝利。歷史學家的傾向是，對勝利者比對失敗者更為仁慈，對領袖們是如此，對事業也是如此。
在我所認識的真正精明強幹的領袖們中，他們都是非常聰明、受過嚴格訓練、勤奮工作和有著強烈的自信心，他們都被一個理想所驅使，同時又去驅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遠大。
有的人則比其他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與世界歷史上任何類似的時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期。在超級大國崛起、相互對峙時，我們看到了巨人們之間所發生的衝突：在古老的帝國讓位於一大批新興國家時，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社會和政治的大變動；在武器的發展甚至超出改變了人們想像的科學幻想時，我們看到了一個危險漸增的時期。時勢造英雄。動盪不定的時代既產生了最優秀的又產生了最惡劣的領袖人物。赫魯曉夫是一名鐵腕式的領袖人物，但他也是一種危險力量，毛澤東推翻了幾座大山，但有數百萬人因此喪生。
今後將要求具有最卓越的領導才能。據說，那些不善於研究歷史的人，肯定會重蹈歷史的覆轍，相反，如果一個時代的領袖們能比他們的前任對未來看得更遠，那是因為他們比他們的前人更高瞻遠矚。本書寫的是過去的領袖人物，但也是為了未來的領袖們。本書中的每一位領袖他們都研究了過去，並從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反之，在今後的歲月中，我們這個世界向前發展的快慢和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我們從他們那裡吸取多少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