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賢妻良母”。她既忠貞,又柔順,而常為賢良的母親,亦且她是出於天性的貞潔的,一切不幸的擾攘,責任都屬於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個女人夾在裡頭……
一、女性之從屬地位
中國人之輕視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們從未給予婦女以應得之權利,自古已然。陰陽二元的基本觀念,始出於《易經》,此書為中國尚古典籍之一,後經孔子為之潤飾而流傳於後世者。尊敬婦女、愛護女性,本為上古蠻荒時代圖頓民族之特性,這種特性在中國早期歷史上,付之闕如,即如《詩經》所收“國風”時代的歌謠中,已有男女不平等待遇之發見,因為《詩經》“小雅”上記載得很明白: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栽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始詒。
(這首歌謠的年代至少早於孔子數百年)
但彼時婦女尚未降至臣屬地位,束縛婦女之思想,實肇端於文明發達之後。婦女被束縛的程度,實隨著孔子學說之進展而與日俱深。
原始社會制度本來是母系社會,這一點頗值得吾人的注意,因為這種精神的遺痕,至今猶留存於中國的婦女中。中國婦女在其體質上,一般地說,是優於男性的,故雖在孔教家庭中,吾人仍可見婦女操權的事實。這種婦女操權的痕跡,在周代已可明見,蓋彼時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婦人之名字,而個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點或所居之官職者。通觀《詩經》中所收之《國風》,吾人殊未見女人有任何退讓隱避之痕跡。女子選擇匹偶之自由,如今日猶通行於廣西南部生番社會者,古時亦必極為流行,這種方法是天真而自由的,《詩經?鄭風》上說: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這首詩的意思,表現得何等活潑,何等坦直而明顯。《詩經》中還有許多女子偕戀人私奔的例證,婚姻制度當時並未成為女性的嚴重束縛若後代然者。兩性關系在孔子時代其情景大類羅馬衰落時期,尤以上層階級之風氣為然。人倫的悖亂,如兒子與後母的私通,公公與媳婦的和奸,自己的夫人送嫁給鄰國的國王,佯托替兒子娶媳婦之名而自行強占,以及卿相與王後通奸,種種放蕩卑污行為,見之《左傳》之記載,不一而足。女人,在中國永遠是實際上操有權力的,在那時尤為得勢,魏國的王後甚至可令魏王盡召國內的美男子,聚之宮中。離婚又至為輕易,而離婚者不禁重嫁娶。婦女貞操的崇拜,並未變成男子的固定理想。
後來孔教學說出世,始萌女性須行蟄伏的意識;隔別男女兩性的所謂禮教乃為孔門信徒所迅速地推行,其限制之嚴,甚至使已嫁姊妹不得與兄弟同桌而食。這種限制,載於《禮記》。《禮記》上所明定的種種儀式,實際上究能奉行至若何程度,殊未易言,從孔氏學說之整個社會哲學觀之,此隱隔女性的意義,固易於了解。孔氏學說竭力主張嚴格判別尊卑的社會。它主張服從,主張承認家庭權力等於國家政治上的權力,主張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分工合作,它鼓勵溫柔的女性型的婦女。不消說自必教導這樣的婦德像嫻靜、從順、溫雅、清潔、勤儉以及烹飪縫紉的專精,尊敬丈夫之父母,友愛丈夫之兄弟,對待丈夫的朋友之彬彬有禮,以及其他從男子的觀點上認為必要的德性。這樣的道德上的訓誡既沒有過甚的錯誤,更由於經濟地位的依賴性與其愛好社會習俗的特性,女子遂予以同意而接受此等教訓。或許女人的原意,是想做好人,或許她們的本意初在取悅於男子。
儒家學者覺得這種分別對於社會的和諧上是必要的,他們的這種見解也許很相近於真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給予為妻子者以與丈夫平等的身份,不過比較上其地位略形遜色,但仍不失為平等的內助。有如道教象征陰陽之二儀,彼此互為補充。在家庭中,它所給予為母親者之地位,亦頗崇高。依孔教精神的最精確的見解,男女的分別,並不能解作從屬關系,卻適為兩性關系的調整而使之和諧,那些善於駕馭丈夫的女人倒覺得男女這樣的分配法,適為女子操權的最犀利的武器;而那些無力駕馭丈夫的女人,則懦弱不足以提出男女平權的要求。
這是孔教學說在未受後代男性學者影響以前對待婦女及其社會地位之態度。它並未有像後世學者態度的那種怪癖而自私的觀念,但其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識卻是種下了根苗。有一劣跡昭彰的例子可引為證明,即丈夫為妻子服喪只消一年,而妻子為丈夫服喪卻要三年。又似通常子女為父母服喪為三年,至已嫁女子倘其公公(丈夫的父親)猶健在,則為生身父母服喪只一年。典型的婦女德性如服從、貞節,經漢代劉向著為定則,使成為一種女性倫理的近乎不易的法典。此倫理觀念與男子的倫理大不相同。至若《女誡》的女著作家班昭竭力辯護女子的三從四德。所謂三從,即女子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最後一條,當然始終未能實行,蓋緣孔教的家庭制度中,母性身份頗為高貴也。當漢代之際,婦女為殉貞節而死,已受建立牌坊或官府表題之褒揚,但婦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
倘欲追尋寡婦守節這一種學理的發展過程,常致陷於過分重視經典學說的弊病。因為中國人總是實事求是的人民,對於學理,不難一笑置之。因而實踐常較學理為落後,直至滿清時代,守節的婦德蓋猶為僅所期望於士紳之家,意在博取褒揚,非可責之普通庶民之族。即在唐代,古文作家韓愈的女兒,且曾再嫁。唐代公主中,有二十三位再嫁,另有四位公主且三度作新嫁娘。不過這種傳統觀念早在漢代已經萌芽,經過數百年孕育傳播,此早期傳統觀念終致漸見有力,即男子可以續弦,而女子不可再嫁。
後乎此,又來了宋代理學家,他們注定婦女必須過那掩藏的生活,而使婦女的再嫁成為犯罪行為。崇拜貞節——這是理學家在婦女界中竭力鼓吹的——變成心理上的固定的理想,婦女因此須負社會道德上的責任,而男子則對此享著免殺的特權。婦女更須負責以保全名譽而提高品格。這一點,男人家也常熱烈予以贊美,蓋至此其主眼已從尋常家庭婦德移轉於女性的英雄主義與節烈的犧牲精神。早如第九世紀,已有一寡婦深受儒家學者的頌揚,因為她正當文君新寡,當她在陪護丈夫靈樞回籍途中,投宿旅捨,那個旅捨主人見色起意,拉了拉她的臂膀。她認為這條臂膀受了沾污,咬緊牙關把它割掉。這樣,受到社會上熱烈的贊美。又如元代,另有一個寡婦盛受獎許,因為她在病中拒絕裸顯其患有潰瘡的乳峰於醫生,而英勇地不治而死。
到了明朝,這種守寡貞節的道德,遞演而成為公家制定的法典,凡寡婦守節起自未滿三十歲的任何一年齡,能繼續保持達五十歲者,可受政府的褒獎而建立牌坊,她的家族並可蒙其蔭庇而享受免除公役的權利。這樣,不獨婦女本身以其清貞而受贊美,即其親屬中之男子亦同蒙其庥。寡婦的貞節道德,不獨受男人和她的親屬的歡迎,同時亦為她本人在名譽上邀取顯揚的捷徑。而且沾光著她們的榮譽的人,不僅限於她們的親戚,更可及於整個村莊或部落。由於這種理解,貞節遂成為流行的固定理想,只有極少數的孤立人物偶爾發生一些反感而已。因為這個鼓勵寡婦守節的訓旨,致令孔教學說在一九一七年文藝革新時代被罵為“食人的宗教”。
隨著孔教學理的進展而並行著的,是實際生活的不息的川流,其立足點基於社會的習俗與經濟的壓力,而經濟壓力的勢力尤為大。比之孔教學說的影響更為重要之事實,則為經濟權的操於男子之手。因而一方面孔教學說將婦女守節制成為宗教式的典型,而一方面珍珠、寶石卻將一部分婦女轉化為小老婆,為蕩婦。魏晉之際,大氏族之興起,資產積聚於少數豪貴,加以政治之紊亂,實一面促進女子嫁充妾媵之風,一面加甚父母溺斃女嬰孩之慘劇,因為貧窮的父母無力擔負此一筆嫁女妝奩的巨費。那時許多高官豪富還蓄有私家歌伎舞女自數十人至數百人不等;放蕩淫佚的生活及女人的溫情的服侍,頗足以滿足登徒子之迷夢。晉石崇姬妾數十人,常屑沉香末布象床上,使妾踐之,無跡者賜珍珠百琲,有跡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總之,女人至此已變成男子的玩物。然中國婦女地位之如此低落,此等珠鏈作祟之力,超過於孔教學說。其情形無異於古代之羅馬與現代之紐約。婦女纏足制度於是乃沿著此種情況的進展而成熟。這婦女纏足制度是男人家的幻想中之最卑劣的癖性。
好像出乎情理之外,卻就當這個時代,中國婦女以善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高官顯宦,常帶著被抓傷的面貌入朝議政,致勞君王降旨以懲罰這些善妒的妻子。晉時劉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得婦如此,吾無憾焉。”妻忿,曰:“君何以善水神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丑婦則雖盛妝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莫不自以為己丑。後世因稱此水為“妒婦津”(津在山東省)。
婦人善妒的心理乃與蓄妾制度並興,其理易見。因為悍妒可視作婦女抵抗男子置妾的惟一自衛武器。一個善妒的妻子只要會利用這一種本能的力量,便可以阻止她的丈夫娶妾,即在現代,此等例子仍數見不鮮。倘男子的頭腦清楚足以了解婚姻為婦女至高的惟一的任務,他將寬容這種專業性的倫理觀念,不問曾經娶妾與否。吾們有一位學者俞正燮在一八三三年早已發明一條原理,謂妒嫉並非為女子之惡德,婦女而失卻丈夫之歡心者,其感想仿佛職業界伙計的失卻老板的歡心;而不結婚的女子,具有與失業工人同一的感想。男人家在商業場中營業競爭的妒嫉性,其殘忍寡慈恰如女人在情場中的妒嫉,而一個小商人當其出發營業之際,他心中之欲望,宛如一商店主婦之目睹丈夫戀識另一女人。這便是女人的經濟依賴性的邏輯。譏笑拜金主義的淌白姑娘者,其原因實出於不了解此種邏輯,因為淌白不過為得意商人之女性方面的復印本。她們的頭腦應比之她們的姊妹為清楚,她們系抱了商業精神將其貨物售賣於出價最高之主顧,卒獲如願以償。營業成功的商人和淌白姑娘抱著同一目的——金錢——所以他們應該互相欽佩對方的清敏的心靈。
二、家庭和婚姻
在中國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著者有一次嘗到蘇州鄉下去游玩一番,卻讓女人家抬了籐轎把我抬上山去。這些女轎夫拼命著要把我這臭男子抬上山去,那時我倒有些恧顏,沒了主意,只得忸怩地讓她們抬了這麼一程。因為我想此輩是古代中國女權族長的苗裔,而為南方福建女人的姊妹。福建女人有著筆挺的軀干,堂堂的胸膛,她們扛運著煤塊,耕種著農田,黎明即起,盥洗沐發,整理衣裳,把頭發梳得清清淨淨,然後出門工作,間復抽暇回家,把自己的乳水喂哺兒女。她們同樣也是那些豪富女人統治著家庭統治著丈夫者的女同胞。
女人在中國曾否真受過壓迫?這個疑問常常盤桓於我的腦際。權威蓋世的慈禧大後的幻影馬上浮上了我的心頭,中國女人不是那麼容易受人壓迫的女性。女人雖曾受到許多不利的待遇,蓋如往時婦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們仍能引用其充分權力以管理一個家——除掉那些荒淫好色之徒的家庭是例外,那裡的女子真不過被當作一種玩物看待。即使在這等家庭中,小老婆也往往還能控馭老爺們。更須注意者,女子嘗被剝奪一切權利,但她們從未被剝奪結婚的權利。凡生於中國的每一個姑娘,都有一個自己的“家”替她們准備著。社會上堅決的主張,即如奴婢到了相當年齡,也應該使之擇偶。婚姻為女子在中國惟一不可動搖的權利,而由於享受這種權利的機會,她們用妻子或母親的身份,作為掌握權力的最優越的武器。
此種情形可使兩面觀,男子雖無疑的嘗以不公平態度對待女子,然有趣的倒是許多女子偏會采取報復手段者。婦女的處於從屬地位,乃為一般的認女人為低能的結果,但同時也由於女子的自卑態度,由於她們的缺乏男子所享受的社會利益,由於她們的教育與知識的比較淺薄,由於她們的低廉而艱難與缺乏自由的生活,更由於她們的雙重性本位——妻妾。婦女的痛苦,差不多是一種不可明見的隱痛,乃為普遍的把女性認作低能的結果。倘值夫婦之間無愛情可言,或丈夫而殘暴獨裁,在此場合,妻便沒有其他補救的手段,只有逆來順受。婦女之忍受家庭專制的壓迫,一如一般中國人民之能耐政治專制的壓迫。但無人敢說中國之專制丈夫特別多,而快樂婚姻特別少,其理由下面即可見之。婦女的德行總以不健談不饒舌為上,又不要東家西家地亂闖閒逛,又不宜在街頭路側昂首觀看異性。但是有許多女人卻是生來格外饒舌,有許多女人便是喜歡東家西家地亂闖,有許多女人偏不客氣地站立街道上觀看男人。女子總被期望以保守貞操而男子則否。但這一點並不感覺有甚麼困難,因為大部分女人是天生的貞節者,她們缺乏社交的利益,如西洋婦女所享受者。但是中國婦女既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她們也不甚關心社交的集會,而且一年之間,也少不了有相當勝時令節,好讓她們露露頭面,欣賞一番社會活動的歡娛景象,或則在家庭內舉行宴會,也可以盡情暢快一下。總之,她們除了在家庭以內的活動,其他一切都屬非主要任務,在家庭中,她們生活行動有她們的快活自由。故肩荷兵器以警衛市街之責任,亦非她們所欲關心者。
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腦。現代的男子大概沒有人會相信莎士比亞這樣說法:“水性楊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莎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寫的人物李爾王的女孩和克利奧潘曲拉(Cleopatra)所代表者,便否定了上述的說法。倘把中國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觀察,幾可否定流行的以婦女為依賴的意識。中國的慈禧太後,竟會統治偌大一個國家,不問鹹豐皇帝的生前死後。至今中國仍有許多慈禧太後存在於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們的皇座,據之以發號施令,或替她兒孫判決種種事務。
凡較能熟悉中國人民生活者,則尤能確信所謂壓迫婦女乃為西方的一種獨斷的批判,非產生於了解中國生活者之知識。所謂“被壓迫女性”這一個名詞,決不能適用於中國的母親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腦。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讀讀《紅樓夢》,這是中國家庭生活的紀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賈母的地位身份,再看鳳姐和她丈夫的關系,或其他夫婦間的關系(如父親賈政和他的夫人,允稱最為正常的典型關系),然後明白治理家庭者究為男人抑或女人。幾位歐美的女性讀者或許會妒忌老祖母賈老太太的地位,她是闔家至高無上的榮譽人物,受盡恭順與禮教的待遇。每天早晨,許多媳婦必趨候老太太房中請安,一面請示家庭中最重要事務。那麼就是賈母纏了一雙足,隱居深閨,有什麼關系呢?那些看門的和管家的男性僕役,固天天跑腿,絕非賈母可比。或可細觀《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特性,她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一個主要角色。她受過很好的教育而為足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模范人物,在全部小說中,她無疑又為地位最崇高的一人。只消一言出口,可令她的身為卿相的兒子下跪於她的面前,而她一方面運用著無窮智慧,很精細的照顧全家事務,有如母雞之護衛其雛群。她的處理事務用一種敏捷而慈祥的統治權,全體媳婦是她的順從的臣屬。這樣的人物或許是描摹過分了一些,但也不能當作完全虛構。不差,閫以內,女子主之。閫以外,男子主之,孔夫子曾經明白地下過這樣分工的定則。
女人家也很明白這些。就在今日上海百貨商店裡的女售貨員,還有著一付妒嫉的眼光側視那些已經出嫁的女人,瞧著她們手挽肥滿的錢袋,深願自身是買客而不復是售貨員。有時她們情願替嬰孩結織絨線衫褲而不復是盤數現金找頭、穿著高跟鞋賡續站立八小時之久,那真是太長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數都能本能地明了什麼是比較好的事情。有的甘願獨立,但這所謂獨立,在一個男子統治權的社會裡存在的事實不多。善於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這樣的“獨立”。天生的母性欲望——無形、無言、猛厲而有力的欲望,充滿了她們的整個軀體。母性的欲望促起化妝的需要,都是那麼無辜,那麼天然,那麼出於本能;她們從僅足以糊口的工薪中積蓄下來,只夠買一雙她們自己所售賣的絲襪。她們願意有一個男朋友送些禮物給她們,或許她們會暗示地,羞答答地請求他們,一方面還要保全她們的自重的身份,中國姑娘本質地是貞潔的,為什麼不可請求男人家買些禮物送她呢?她們還有什麼別的方法購買絲襪呢?這是本能告訴她們是愛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謎!她們的悟性再清楚沒有,她們很願意終身只有一個人購買禮物給她。她們希望結婚,她們的直覺是對的。那麼婚姻上有什麼不對,保護母性又有什麼不對?
結合了家庭,女人們踏進了歸宿的窩巢。她們乃安心從事於縫紉與烹調。可是現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事烹調與縫紉,因為男子在她們自己的圈地上打倒了她們,而最好的縫工和司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將在其他事業上繼續排擠她們,除了結婚是惟一的例外。因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獲得的機會、便利遠優於女子,只有結婚為否。至於婚姻分內,女子所可獲得的便利,優於男子,這一點她們看得很清楚。任何一個國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賴乎她們所可能享受的社交機會之眾多,卻有賴乎跟她們終身作伴的男人的品質。女人的受苦,多出於男人的暴戾粗魯過於男人的不夠公民投票資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講情理,脾氣好,慎思慮,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挾有“性”的利器,這對於她們有很廣的用途。這差不多是天所予以使她們獲得平等的保證。每一個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餅司務,制燭工人,都曾經責罵過他的妻子而亦曾受過妻子的責罵。因為天命注定男人和女人必須以平等身份相互親密著。人生某種基本關系像夫婦之間的關系,各個不同的國家民族之間,所差異的程度至微;遠非如一般讀了游歷家的記述所想像的。西洋人很容易想像中國人的妻子當作像驢子樣的供丈夫作奴隸。其實普通中國男子是公平的講情理的人物。而中國人則容易想像認為西洋人因為從未領受過孔子學說思想的洗禮,所以西洋妻子不關懷丈夫的衣服清潔與果腹事宜,終日身穿寬薄襯褲,逍遙海灘之上,或縱樂於不斷的跳舞會中。這些天方野乘、異域奇聞,固為雙方人民茶余酒後之閒談資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懷於度外。
那麼實際生活上,女人究並未受男人之壓迫。許多男人金屋藏嬌,逢著河東獅吼,弄得在女人之間東躲西避,倒才真是可憐蟲。此另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親屬的異性之間不致嫌惡過甚,是以女人倒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壓迫;至於姑嫂之間,系屬平輩,縱令彼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惟一可能事實,是為媳婦之受婆婆虐待,這實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國大家庭中,媳婦的生活,負著許多責任,實在是一種艱難的生活。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國不算是個人的事件,而為一個家族整體的事件,一個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婦,習慣語中便是如此說法。至若生了兒子,習慣語中多說是“生了孫子”。一個媳婦是以對翁姑所負的義務較之對丈夫所負者為重大。盛唐詩人王建嘗有一首詠新嫁娘絕句,真是足以引起人類共鳴的傳神的筆墨: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
未諳翁食性,先遣小姑嘗。
一個女人能取悅於一個男子,是一種珍貴的努力,至能取悅於另一女人,不啻為一種英勇的行為,所惜許多是失敗的。做兒子的,介乎盡孝於父母與盡愛於妻子二者之間,左右為難,從不敢大膽替妻子辯護。實際上許多虐待女人的殘酷故事,都可以尋索其根源系屬一種同性間的虐待。不過後來媳婦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達到這個久經盼望的高齡,那實在是榮譽而有權力的身份,由一生辛苦中得來的。
三、理想中的女性
女人的深藏,在吾人的美的理想上,在典型女性的理想上,女人教育的理想上,以至戀愛求婚的形式上都有一種確定不移的勢力。
對於女性,中國人與歐美人的概念彼此大異。雖雙方的概念都以女性為包含嬌媚神秘的意識,但其觀點在根本上是不同的,這在藝術園地上所表現者尤為明顯。西洋的藝術,把女性的肉體視作靈感的源泉和純粹調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國藝術則以為女性肉體之美系模擬自然界的調和形象而來。對於一個中國人,像紐約碼頭上所高聳著的女性人像那樣,使許許多多第一步踏進美國的客人第一個觸進眼簾的便是裸體女人,應該感覺得駭人聽聞。女人家的肉體而可以裸裎於大眾,實屬無禮之至。倘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兒並不代表女性,而是代表自由的觀念,尤將使他震駭莫名。為什麼自由要用女人來代表?又為什麼勝利、公正、和平也要用女人來代表?這種希臘的理想對於他是新奇的。因為在西洋人的擬想中,把女人視為聖潔的象征,奉以精神的微妙的品性,代表一切清淨、高貴、美麗和超凡的品質。
對於中國人,女人爽脆就是女人,她們是不知道怎樣享樂的人類。一個中國男孩子自幼就受父母的告誡,倘使他在掛著女人褲子的襠下走過,便有不能長大的危險。是以崇拜女性有似尊奉於寶座之上和暴裸女人的肉體這種事實為根本上不可能的。由於女子深藏的觀念,女性肉體之暴露,在藝術上亦視為無禮之至。因而德勒斯登陳列館(DresdenGallery)的幾幅西洋畫傑作,勢將被視為猥褻作品。那些時髦的中國現代藝術家,他們受過西洋的洗禮,雖還不敢這樣說,但歐洲的藝術家卻坦白地承認一切藝術莫不根源於風流的敏感性。
其實中國人的性的欲望也是存在的,不過被掩蓋於另一表現方法之下而已。婦女服裝的意象,並非用以表人體之輪廓,卻用以模擬自然界之律動。一位西洋藝術家由於習慣了的敏感的擬想,或許在升騰的海浪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裸體像來;但中國藝術家卻在慈悲菩薩的披肩上看出海浪來。一個女性體格的全部動律美乃取決於垂柳的柔美的線條,好像她的低垂的雙肩,她的眸子比擬於杏實,眉毛比擬於新月,眼波比擬於秋水,皓齒比擬於石榴子,腰則擬於細柳,指則擬於春筍,而她的纏了的小腳,又比之於弓彎。這種詩的辭采在歐美未始沒有,不過中國藝術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國婦女裝飾的范型,卻鄭重其事的符合這類辭采的內容。因為女人肉體之原形,中國藝術家倒不感到多大興趣,吾人在藝術作品中固可見之。中國畫在人體寫生的技巧上,可謂慘淡地失敗了。即使以仕女畫享盛名的仇十洲(明代),他所描繪的半身裸體仕女畫,很有些像一顆一顆番薯。不諳西洋藝術的中國人,很少有能領會女人的頸項和背部的美的。《雜事秘辛》一書,相傳為漢代作品,實出於明人手筆,描寫一種很准確而完全的女性人體美,歷歷如繪,表示其對於人體美的真實愛好,但這差不多是惟一的例外。這樣的情形,不能不說是女性遮隱的結果。
在實際上,外表的變遷沒有多大關系。婦女的服裝可以變遷,其實只要穿在婦女身上,男人家便會有美感而愛悅的可能,而女人呢,只要男人家覺得這個式樣美,她便會穿著在身上。從維多利亞時代鋼箍擴開之裙變遷而為二十世紀初期纖長的孩童樣的裝束,再變而至一九三五年的梅蕙絲(MaeWest)摹仿熱,其間變化相差之程度,實遠較中西服式之為異尤為惹人注目。只消穿到女人身上,在男人們的目光中,永遠是仙子般的錦繡。倘有人辦一個婦女服飾的國際展覽會,應該把這一點弄得清清楚楚。不過二十年前中國婦女滿街走著的都是短襖長腳褲,現在都穿了頎長的旗袍把腳踝骨都掩沒了;而歐美女子雖還穿著長裙,我想寬薄長腳褲隨時有流行的可能。這種種變遷的惟一的效果,不過使男子產生一顆滿足的心而已。
尤為重要者,為婦女遮隱與典型女性之理想的關系,這種理想便是“賢妻良母”,不過這一句成語在現代中國受盡了譏笑,尤其那些摩登女性,她們迫切的要求平等、獨立、自由,她們把妻子和母性看作男人們的附庸,是以賢妻良母一語代表道地的混亂思想。
讓我們把兩性關系予以適宜之判斷。一個女人,當她做了母親,好像從未把自己的地位看作視男人的好惡為轉移的依賴者。只有當她失去了母親的身份時才覺得自己是十足的依賴人物。即在西洋,也有一個時期母性和養育子女不為社會所輕視,亦不為女人們自己所輕視,一個母親好像很適配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那是一個崇高而榮譽的地位。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訓之誨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誘導之以達成人,這種任務,在開明的社會裡,無論誰何都決非為輕松的工作。為什麼她要被視為社會的經濟的依賴男人,這種意識真是難於揣測的,因為她能夠擔負這一樁高貴的任務,而其成績又優於男子。婦女中亦有才干傑出、不讓須眉者,不過這樣的才干婦女其數量確乎是比較少的,少於德謨克拉西所能使吾人信服者。對於這些婦女,自我表現精神的重要過於單單生育些孩子。至於尋常女人,其數無量,則寧願讓男人掙了面包回來,養活一家人口,而讓自家專管生育孩子。若雲自我表現精神,著者蓋嘗數見許多自私而卑劣的可憐蟲,卻能發揚轉化而為仁慈博愛、富於犧牲精神的母性,她們在兒女的目光中是德行完善的模范。著者又曾見過美麗的姑娘,她們並不結婚,而過了三十歲,額角上早早浮起了皺紋,她們永不達到女性美麗的第二階段,即其姿容之容光煥發,有如盛秋森林,格外通達人情,格外成熟,復格外輝煌燦爛。這種情況,在已嫁的幸福婦人懷孕三月之後,尤其是常見的。
女性的一切權利之中,最大的一項便是做母親。孔子稱述其理想的社會要沒有“曠男怨女”。這個理想在中國經由另一種羅曼斯和婚姻的概念而達到了目的。由中國人看來,西洋社會之最大的罪惡為充斥眾多之獨身女子。這些獨身女子,本身無過失可言,除非她們愚昧地真欲留駐嬌媚的青春;她們其實無法自我發抒其情愫耳。許多這一類的女子,倒是大人物,像女教育家、女優伶,但他們倘做了母親,她們的人格當更為偉大。一個女子,倘若愛上了一個無價值的男子而跟他結了婚,那她或許會跌入造物的陷阱,造物的最大關心,固只要她維系種族的傳殖而已;可是婦女有時也可以受造物的賞賜而獲得一卷發秀美的嬰孩,那時她的勝利,她的快樂,比之她寫了一部最偉大的著作尤為不可思議;她所蒙受的幸福,比之她在舞台上獲得隆盛的榮譽時尤為真實。鄧肯女士(lsadoraDuncan)忠實足以明了這一切。假使造物是殘酷的,那麼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給予普通女人的,無異乎給予傑出的女人者。他給予了一種安慰,因為享受做母親的愉快是聰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樣的情緒,造物注定了這樣的命運而讓男男女女這樣的過活下去。
四、我們的女子教育
中國女性型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種不同的教育我們女兒的方法。蓋中國家庭之訓練女兒,絕然不同於訓練男孩子者。施於女兒的管束,可謂遠較施於男孩子者為嚴謹,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較早,女孩子能服習於此家庭紀律之時期亦為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齡的男孩子作比較,其儀態總來得溫文而端莊。女孩子無論怎樣,其孩子氣總比之男孩子為輕。一到了十四歲以上,她便開始躲藏起來,學習著溫柔典型女性的模樣兒了。因為中國人的概念很著重於溫柔的女性:她清晨起身,比弟兄輩為早,穿衣服比弟兄為整潔,還得幫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廚房襄助烹飪,得幫助喂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講話比較文靜,走路比較雅致,坐相比較端正,腿兒總是緊緊並攏。她們犧牲了輕快活潑的精神而竭力裝作端莊。那些孩子脾氣的開玩笑說廢話,她是沒有的,而且她從不破口狂笑,卻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視處女的貞操,所謂童貞。而童貞在古老的中國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學問藝術來得高貴的一種財產。她輕易不讓陌生人瞧她一眼,雖然她自己躲於屏風背後卻常偷看人。她培育著一種神秘的,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麼價值尤高。確實,照男人家的心思,一個女子禁閉於中古式堡壘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見面的姑娘來得動人而可愛。她學習著針線刺繡,用她的年輕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進行,比較起算三角題來得迅速。刺繡這種工作是可喜的,因為它給予她時間,俾得進入夢的幻境,而年輕人常常是幻夢的。照這樣,她便准備著負起賢妻良母的責任的才能。
士紳之家的女兒,亦復學習讀書寫字。中國曾經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現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獲得全國推崇的榮譽。兩漢之時,有許多著盛名的飽學婦女;後來魏晉之際,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位謝道韞多才善辯,往往能替她的夫弟王獻之解脫賓客的問難。博學多能,在中國不論男女,總覺得有限得很,但縉紳士族還是不怠慢教其女兒寫字讀書。此種文學教育的內容,不外乎文章詩詞歷史和采自孔子經書的人類智慧、道德訓誡。女子所學者止乎此。其實男子之所學,其進乎此者,亦極幾微。文學、歷史、哲學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幾種醫藥上的特殊的知識與政府之法規,不過是人文學識之總和。婦女的教育,則限於更狹義的人文主義。其不同乃在於知識深進之程度而非在於范圍之廣狹。
中國人的見解,殆適與頗普(AlexanderPope)的格言背道而馳。中國人認為:才學過高,對於婦女是危險的,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詩和繪畫的園地上,她們也常參加一些,因為短行詩歌的寫作,好像特別適合於婦女的天才。這些詩都是短短數行,辭藻典麗溫雅,卻缺少魄力。李清照(一○八一——一一四一)為中國最偉大的一位女詞人,遺留給我們寥寥幾首大珠小珠落玉盤般的詞,充滿著雨夜煩悶的情緒與失而復得的快樂。中國女詩人的數量雖較男性詩人為少,其傳統卻一向延續而未嘗中斷。單單清朝一代,吾們發現差不多上了千數的女詩人,她們都有作品發表於印刷的集子中,其數量亦不可謂少。自從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對女子纏足很盡力的一位詩人),在他的影響之下,樹立了女子寫詩的新的范型。可是這個新范型引起另一位大學者章實齋的批評,因為這對於女性典型的優良理想是一種損害。其實寫作詩文並不侵及做母親妻子的責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
古代中國閨女實際上比之歐美女子缺少接觸社會的機會,不過受了較好家庭教育,則她可以增厚一些培養為良母賢妻的基礎。而她的一生也沒有旁的事業,只有做做賢妻良母而已。中國男人們現在臨到了一個難關,便是他的選擇妻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二者之間孰優。最好的標准妻子有人說過:要有新知識而具舊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的思想上的沖突,需要常識的無情判斷(新女子以妻為一獨立的不依賴的人格而輕視良母賢妻的說法)。當作者將知識與教育之增進認為一種進步並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時,敢深信決非謂吾人將求一聞名世界的女子鋼琴名手或女大畫家。我深信她的調治羹湯,應較其作詩會有益,而她的真正傑作,將為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寶寶。依著者的愚見,一位典型的女性還該是一位智慧仁慈而堅定的母親。
五、戀愛和求婚
有一個問題可以發生:中國女子既屬遮掩深藏,則戀愛的羅曼斯如何還會有實現的可能?或則可以這樣問:年輕人的天生的愛情,怎麼樣兒的受經典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在年輕人,羅曼斯和戀愛差不多是寰宇類同的,不過由於社會傳統的結果,彼此心理的反應便不同。無論婦女怎樣遮掩,經典教訓卻從未逐出愛神。戀愛的性質容貌或許可以變更,因為戀愛是情感的流露,本質上控制著感覺,它可以成為內心的微鳴。文明有時可以變換戀愛的形式,但也絕不能抑制它。“愛”永久存在著,不過偶爾所蒙受的形象,由於社會與教育背景之不同而不同。“愛”可以從珠簾而透入,它充滿於後花園的空氣中,它拽撞著小姑娘心坎。或許因為還缺少一個愛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麼東西在她的心頭總是煩惱著她。或許她倒並未看中任何一個男子,但是她總覺得戀愛著男子,因為她愛著男子,故而愛著生命。這使她更精細地從事刺繡而幻化地覺到好像她正跟這一幅彩虹色的刺繡戀愛著,這是一個象征的生命,這生命在她看來是那麼美麗。大概她正繡著一對鴛鴦,繡在送給一個愛人的枕套上,這種鴛鴦總是同棲同宿,同游同泊,其一為雌,其一為雄。倘若她沉浸於幻想太厲害,她便易於繡錯了針腳,重新繡來,還是非錯誤不可,她很費力地拉著絲線,緊緊地、澀澀地,真是太滯手,有時絲線又滑脫了針眼,她咬緊了她的櫻唇而覺得煩惱,她沉浸於愛的河濤中。
這種煩惱的感覺,其對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煩惱的是什麼;或許所煩惱的在於春,或在於花,這種突然的重壓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個小姑娘的愛苗成熟的天然信號。由於社會與社會習俗的壓迫,小姑娘們不得不竭力掩蓋住她們的這種模糊而有力的願望,而她們的潛意識的年輕的幻夢總是永續地行進著。可是婚前的戀愛在古時中國是一個禁果,公開求愛真是事無前例,而姑娘們又知道戀愛便是痛苦,因此她們不敢讓自己的思索太放縱於“春”“花”“蝶”這一類詩中的愛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讓她多費工夫於詩,否則她的情愫恐怕會太受震動。她常忙碌於家常瑣碎以衛護她的感情之聖潔,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護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時候的侵襲。她願意靜靜底守候以待時機之來臨,那時候戀愛變成合法,而用結婚的儀式完成正當的手續。誰能逃免糾結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類的約束,天性有時還是占了優勢,因為像世上一切禁果,兩性吸引力的銳敏性,機會以尤少而尤高。這是造物的調劑妙用。照中國人的學理,閨女一旦分了心,甚麼事情都將不復關心。這差不多是中國人把婦女遮掩起來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雖則深深遮隱於閨房之內,她通常對於本地景況相差不遠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頗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竊下主意,孰為可許,孰不愜意。倘因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私心默許的少年,縱然僅僅是一度眉來眼去,她已大半陷於迷惑,而她的那一顆素來引以為自傲的心兒,從此不復安寧。於是一個秘密求愛的時期開始了。不管這種求愛一旦洩露即為羞辱,且常因而自殺;不管她明知這樣的行為會侮蔑道德規律,並將受到社會上猛烈的責難,她還是大膽地去私會她的愛人。而且戀愛總能找出進行的路徑的。
在這兩性的瘋狂樣的互相吸引過程中,那真很難說究屬男的挑動女的亦或是女的挑動男的。小姑娘有許多機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臨場。其中最無罪的方法為在屏風下面露出她的紅綾鞋兒;另一方法為夕陽斜照時站立游廊之下;另一方法為偶爾露其粉頰於桃花叢中;另一方法為燈節晚上觀燈;另一方法為彈琴(古時的七弦琴),讓隔壁少年聽她的琴挑;另一方法為請求她的弟弟的教師潤改詩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權充青鳥使者,暗通消息。這位教師倘屬多情少年,便欣然和復一首小詩。另有多種交通方法為利用紅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廚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兩方面都動了情,總可以想法來一次幽會。這樣的秘密聚會是極端不健全的,年輕的姑娘絕不知道怎樣保護自身於一剎那;而愛神,本來懷恨放浪的賣弄風情的行為,乃挾其仇讎之心以俱來。愛河多濤,恨海難填,此固為多數中國愛情小說所欲描寫者。她或許竟懷了孕!其後隨之以一熱情的求愛與私通時期,軟綿綿的,辣潑潑的,情不自禁,卻就因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當,尤其覺得可愛可貴,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終屬不耐久啊!
在這種場合,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少年或那小姑娘或許會拂乎本人的意志而與第三者締婚,這個姑娘既已喪失了貞潔,那該是何等悔恨。或則那少年應試及第,被顯宦大族看中了,強制地把女兒配給他。於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則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闔第遷徙到遙遠的地方,彼此終身不得復謀一面。或則那少年一時寓居海外,本無意背約,可是中間發生了戰事,因而形成無期的延宕。至於小姑娘困守深閨,則只有煩悶與孤零的悲郁,倘若這個姑娘真是多情種子,她會患一場重重的相思病(相思病在中國愛情小說中真是異樣的普遍)。她的眼神與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壞了爹娘,爹娘鑒於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問個清楚,至依了她的願望而成全了這樁姻事,俾挽救女兒的生命,以後兩口兒過著幸福的一生。
“愛”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因而與涕淚、慘愁與孤寂相揉合,而女性遮掩的結果,在中國一切詩中,摻進了淒惋悲憂的調子。唐以後,許許多多情歌都是含著孤零消極與無限悲傷,詩的題旨常為閨怨,為棄婦,這兩個題目好像是詩人們特別愛寫的題目。
符合於通常對人生的消極態度,中國的戀愛詩歌是吟詠些別恨離愁,無限淒涼,夕陽雨夜,空閨幽怨,秋扇見損,暮春花萎,燭淚風悲,殘枝落葉,玉容憔悴,攬鏡自傷。這種風格,可以拿林黛玉臨死前,當她得悉了寶玉與寶釵訂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詩為典型,字裡行間,充滿著不可磨滅的悲哀: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是誰?
但有時這種姑娘倘遇運氣好,也可以成為賢妻良母。中國的戲曲,固通常都殿以這樣的煞尾:“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六、妓女與妾
這在女人的本分中,實屬無可非議。女人是“賢妻良母”。她既忠貞,又柔順,而常為賢良的母親,亦且她是出於天性的貞潔的,一切不幸的擾攘,責任都屬於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個女人夾在裡頭。
愛神,既支配著整個世界,一定也支配著中國。有幾位歐美游歷家曾冒昧發表意見謂:在中國,吾人覺得性之抑制,反較西洋為輕,蓋因中國能更坦直地寬容人生之性的關系。科學家厄力斯(HavelockEllis)說過:現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圍著男子,一方面卻跟隨以最大的性的壓迫。在某種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壓迫在中國都較為減少。但這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優容只適用於男子而不適用於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壓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馮小青的一生。她生活於恰當莎翁創作其傑作的時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因為嫁充側室,被其凶悍的大婦禁閉於西湖別墅,不許與丈夫謀一面。因而她養成了那種自身戀愛的畸形現象。她往往樂於駐足池旁以觀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當其香消玉殞之前,她描繪了三幅自身的畫像,常焚香獻祭以寄其不勝自憐之慨。偶爾從她的老媽子手中遺留下來殘存的幾篇小詩,看出她具有相當作詩的天才。
反之,男子實不甚受性的壓迫,尤其那些較為富裕的階級。大多數著名的學者像詩人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輩,都曾逛過妓院,或將妓女娶歸,納為小妾,固堂而皇之,勿容諱言。事實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飲,無法避免,也無慮乎誹謗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廟前的污濁的秦淮河,即為許多風流艷史的產生地。這個地點的鄰近夫子廟畔,是適宜而合於邏輯的,因為那是舉行考試的地點,故學子雲集,及第則相與慶賀,落選則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張筵席。直至今日,許多小報記者猶津津樂道其逛窯子的經歷,而詩人學者都曾累篇盈牘寫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極親密的與中國文學史相追隨著。
中國娼妓之風流的、文學的、音樂的和政治關系的重要性,無需乎過事渲染。因為由男人想來,上等家庭的婦女而玩弄絲竹,如非正當,蓋恐有傷她們的德行,亦不宜文學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學情緒同樣會破壞道德;至於繪圖吟詩,雖亦很少鼓勵,然他們卻絕不尋找女性的文藝伴侶。娼妓因乘機培養了詩畫的技能,因為她們不須用“無才”來作德行的堡壘,遂益使文人趨集秦淮河畔。每當夏夜風清,黑的天幕把這污濁的秦淮河轉化成威尼斯運河,他們靜坐於大篷船中,聽著那些來來去去的燈船上的姑娘唱著熱情的小調兒。
在這樣的環境下,文人遂多尋訪這種藝妓,她們大都挾有一技之長,或長於詩,或長於畫,或長於音樂,或長於巧辯。在這些天資穎慧、才藝雙全的藝妓中——尤以明代為盛——當推董小宛允稱個中翹楚,最為一般所愛悅,她後來嫁給名士冒辟疆為妾。在唐代,則以蘇小小領袖群芳,她的香塚至今立於西子湖畔,為名勝之一,每年騷人游客,憑吊其旁者,絡繹不絕。至其攸關一國政局興衰者,亦復匪鮮。例如明末的陳圓圓本為吳三桂將軍的愛妾,李自成陷北京,擄之以去,致使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原謀奪還陳圓圓,誰知這一來大錯鑄成,竟斷送了明祚而樹立了滿清統治權。可異者,吳三桂既助清兵滅亡明室,陳圓圓乃堅決求去,了其清靜之余生於商山特建之別院中。吾人又可觀李香君之史跡,她是一個以秉節不撓受人贊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節與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須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節操,比之今日的許多男子革命家為堅貞。蓋當時她的愛人迫於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閉門謝客,不復與外界往來,後當道權貴開宴府邸,強征之侑酒,並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諷刺歌,語多侵及在席的權貴,把他們罵為閹豎的養子,蓋此輩都為她愛人的政敵。正氣凜然,雖弱女子可不畏強權,然豈非愧煞須眉?此等女子所寫的詩,頗有流傳至今者。中國才女之史跡,可窺見其一部於薛濤、馬湘蘭、柳如是等幾名名妓的身世中。
青樓妓女適應著許多男性的求愛的、羅曼斯的需要,蓋許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時代錯過了這樣風流的機會。我用“求愛”這個字眼是曾經熟思的,因為青樓妓女不同於一般普通放蕩的賣淫婦也。她須得受人的獻媚報效。這樣在中國等同於尊重婦女之道。有一部專事描寫近代青樓艷事的小說叫做《九尾龜》,告訴我們許多男性追求那看來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經年累月,花費了三千四千銀子,始得一親芳澤。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為婦女遮藏時代始有之現象。然男人們在別處既無法追尋異性伴侶,一嘗風流的羅曼斯況味,則此等情形亦屬事理之常。男子對於結交異性既無經驗,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黃臉婆子的絮聒,始乃頗想嘗嘗西洋人在婚前所經歷的所謂“羅曼斯”的滋味。這樣的人見了一個頗覺中意的婦女,不由打動心坎,發生類乎戀愛的一股感覺。青樓女子經驗既富,手段嫻熟,固不難略施小技,把男子壓倒在石榴裙下,服服貼貼。這便是中國很正當而通行的一種求愛方法了。
有時,一種真實的羅曼斯也會發生,有似歐美人士之與情婦戀愛者。如董小宛與冒辟疆之結合經過,自從其初次會見之艱難以至其時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讀來固無殊其他一般之羅曼斯也。羅曼斯之結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則長齋禮佛,終其生於寺院中;顧橫波、柳如是則享受其貴婦生活於顯宦家庭中,為後世所艷羨。
妓女是以叫許多中國男子嘗嘗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有時這種戀愛環境真是撲朔迷離。至如杜牧,經過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歸與妻室重敘。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也。有的時候,也有妓女而守節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實又繼承著音樂的傳統,沒有妓女,音樂在中國恐怕至今已銷聲匿跡了。妓女比之家庭婦女則比較上反覺得所受教育為高,她們較能獨立生活,更較為熟習於男子社會。其實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她們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縱高級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種程度的政治實權,關於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說項,有所較議,胥取決於她的妝闥之中。
妓女的歸宿,總無非是嫁作小妾,或則做人外室情婦,像上面所提過的幾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歷史的久遠,殆不亞於中國自身之年齡。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問題,亦與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並興。倘尚遇婚姻不如意,東方人轉入青樓北裡,或娶妾以謀出路;西洋人的解決方法則為找一情婦,或則偶爾干干越禮行為。兩方社會行為的形態不同,然其基本關鍵則不謀而合。其差異之由來,則出於社會態度,尤其婦女界本身對待此等行為之態度。中國人之娶妾,如經公眾之容認而為堂皇之行為,在西洋則有恥言姘婦之習俗。
堅持以男性為中心的嗣續觀念,亦為鼓勵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國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產男孩子,真會自動要求丈夫納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規定,凡男子年滿四十而無後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這一個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歐美之離婚事件。結婚和離婚為最困難的社會問題,至今猶無人能解決之,人類的智慧上還沒有發明過完全解決的辦法,除非如天主教的辦法可算是一種解決之道,它蓋整個兒否認此種問題之存在。吾人所可斷言者,即婚姻為婦女惟一之保障,無論何時,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為女性,不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濫施戀愛。在性的關系中,好像有一種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為性的平等這一個名詞,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為種族之延續而已。所謂現代婚姻,男女雙方以五十比五十為基本原則者,生產了小孩以後,實際總成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今有一個婦人當雙方愛情冷淡時真肯詼諧地解除男人之束縛,則四十歲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個離了婚的四十歲老婦人且為生過三個孩子的母親者不能享受。真實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種概念,可資以辯論娶妾制度。中國人把婚姻看作一個家庭的事務,倘婚姻不順利,他們准許娶妾,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為一社會的單位。歐美人則反乎是,他們把婚姻認為個人的羅曼斯底情感的事務,是以准許離婚,可是這一來,拆散了社會單位。在東方,當一個男子成了大富,無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復愛其妻子,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過她居於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堅定崇高之地位,仍為家庭中很有光榮的首領,圍繞於兒孫之間,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領受其安慰。在歐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離婚的訴訟,敲一筆巨額生活費,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愛護而仍能保持家庭中榮譽地位者的比較幸福呢?還是拿了生活費而各走各路的比較幸福呢?這一個問題殆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啞謎。在中國婦女尚未具備有西方姊妹們之獨立精神時,那些棄婦常為無限可憐的人物,失掉了社會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個幸福婦人,便另有一個無論怎樣盡人力所及總不能使她成為幸福的婦人。這個問題就是真正的婦女經濟獨立也不能解決它。
在中國,這樣的情形每日都有見聞,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殘忍的心腸攆出人家原來的妻子,照我看來,跟我們的祖宗的野蠻思想相差不過毫厘之間,雖然她們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過去,往往有一個實際是好婦女,受了環境關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經結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愛他,因服順自動地願充偏房之選,並甘心謙下地服侍大婦。而現在則各不相讓,彼此掮著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攆出另一個人而攘取她的地位。這在現代女子看來,可以認為較為進步的方法。這是摩登的、解放的與所謂文明的方法。倘婦女界自身喜歡這種辦法,讓她們干下去好了,因為這就是她們自身才是第一個受到影響的人。年輕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們的二同性斗爭中會獲得勝利而犧牲了老的女人。這個問題實在是既新而又長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為人類天性是不完美的,我們不得不讓這個問題以不了了之,或許只有賴天賦之平等均權意識和父母責任心之增進,始能減少這種案件的數量。
當然,辯護娶妾制度是廢話,除非你准備同時辯護一妻多夫制。辜鴻銘是愛丁堡大學的碩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來爾(ThomasCarlyle)和愛諾爾文字的學者,他曾經辯護過多妻制度。他說:“你們見過一把茶壺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見過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壺嗎?”這一個比喻的最好的答辯莫如《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小老婆潘金蓮說的那句話:“哪有一只碗裡放了兩把羹匙還會不沖撞的?”潘金蓮當然不是無意義地說這句話的。
七、纏足的習俗
纏足的本義和起源曾被一般人大大地誤解過。但無論怎樣,它曾是代表一種束縛並壓迫女性的記號,而且這個方法是很適宜於這種效用的。宋時,儒學大師朱熹也曾很熱心地推行纏足制度於南部福建,作為傳播漢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別。倘使纏足只當作壓迫女性的記號看待,那一般做母親的不會那麼熱心地替女兒纏足。實際上纏足的性質始終為性的關系,它的起源無疑地出於荒淫君王的宮闈中。它的所以獲得男子的歡迎,乃緣於男人崇拜金蓮和繡鞋兒作為戀愛的偶像,並欣賞其婀娜的步態,其所以能獲得婦女的歡迎,則緣於她們的欲勾動男人的愛悅而已。
纏足制度的起源時代問題,為一大爭辯的題目。這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比較適宜一些的,還是談談它的演進吧。所謂纏足的惟一確切之解釋為用幾碼長條子的布,把足部束緊起來而廢棄短襪。這種方法歷史上第一次有明確記載者為南唐後主的艷跡,其時期約當第十世紀初期或宋代之前。唐代的楊貴妃還穿著短襪,因為她死後有一只短襪流落於一個老嫗手中,而輾轉傳覽於民間,凡納錢百文,都得一觀。瘋狂樣的贊美女人之纖足和她們的弓鞋的風氣盛行於唐代。弓鞋的式樣系鞋頭向上彎翹,大類羅馬劃船的船首,或即為纏足之起源或一種初步的形式。此種弓鞋本為宮中舞女所用,在這種奢華的氛圍中,充滿著女性的舞蹈,笙歌,縈繞著麝香龍涎,錦繡珠簾,天然會產生一種別出心裁的意匠,其結果即為此種性的矯飾。這一個創造的心意,系屬於南唐後主,他原來是一個細膩的詩人,他有一個纏了足的宮女,能輕盈地緩步於六尺高的金質蓮花瓣上,四周復綴以珠花金鏈。從此這個風尚受民間的模仿,這纏小了的足,因以飾地稱為金蓮或香蓮,此等字眼且常點綴於詩句中。這個“香”字倒是下得很有意義,因為它指示出中國富貴家庭中的多肉欲的氣息,他們的書齋固充溢著異香,而巨帙著作便寫作於這樣的書齋中。
婦女們非但極願意而且很愛悅犧牲其肉體上一部分之安適以趨應時髦。這樣的特性,非為中國女子所特具。晚近如一八二四年,英國女子很願意躺臥地板上,讓她的母親手足並施的用鯨須束壓她的身體。那時有本時裝雜志上說:“束鯨索的方法,小姑娘應該面部向下的躺伏閨房地板上,她的母親可將一足緊踏於她的背部腰際,俾易於用力絞轉,這樣,不難使鯨索兩端接合。”這種鯨須一定大有助於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期歐洲女子在適當場合的昏暈。婦女在中國,可以成為懦弱,但從不趨時髦以致於昏暈。俄羅斯舞隊中的足尖舞,是肉體痛苦造成的美的另一模型,然此種痛苦,可美其名曰藝術。
中國婦女的小腳不僅使男人的眼光感覺可愛,卻是微妙地影響及於婦女的整個風采和步態,致使她們的粉臀肥滿而向後凸出,其作用等於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產生一種極拘謹纖婉的步態,使整個身軀形成弱不禁風,搖搖欲倒,以產生楚楚可憐的感覺。看纏足婦女的走路,有如看走繩索的舞女,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撩起無限煩愁的心緒。纏足卻為中國人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詭秘。
此外,完全無關於女性姿態的本身,男人們乃從而歌詠之,崇拜之,蓋把小腳看作戀愛的偶像。金蓮的尊崇,無疑導源於性的詭秘境界。鑒賞各種不同式樣的纏足藝術之著作之多,不讓於批評唐詩之著作。倘你能設想真正纖小的形式美觀的小腳之稀少——大率一個城市裡找不到十雙——那就很容易明白男人見了這樣的小腳,將如何感動,豈將不如受精美的詩的感動一樣?清人方絢,嘗著一部專書,叫做《香蓮品藻》,專門論述纏足的藝術,將各式各樣的小腳分成五大類十八品式。謂香蓮(小足)有三貴,(一)曰肥(二)曰軟(三)曰秀。又說:
瘦則寒,強則嬌,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轉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
凡能明了時髦在女子心理上所占之勢力者,類能明了這種制度的何以能持續而不衰。所更可怪者,康熙皇帝禁止漢人纏足之聖旨不多幾年就被廢棄,而滿族婦女反迅速地模仿漢人也纏起足來,直到乾隆皇帝再度下旨而禁止她們。母親凡欲望其女兒長大成為少奶奶典型而得嫁給士紳之家,便得從小把她的足好好纏起來,這一舉動為做父母的一種先見之明。至新嫁娘受了人家對於她的小腳的贊美,宛像受了孝順的贊美。因為次於容貌的美麗,婦女便以其腳之纖小無限地引為自傲,有如摩登姑娘之誇耀其足踝骨的瘦小,因為此等足踝使她們在任何社交集會中立刻引人注目。婦女的纏足是痛苦的,毫無悲憫的痛苦,當其發育之際;但一旦纏成美麗的一雙小腳,她的光榮,終身享受不盡。
但這種可怕而怪僻的嗜好,至少受過三位學者的駁斥,那三位學者是《鏡花緣》(作於一八二五)作者李汝珍,詩人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九)和經學家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這三位學者都是具有獨立的精神和偉大的精神的。但這種風尚不遽廢止,直至基督教會推行社會改革事業時始漸有收效。這種改革事業,中國婦女對之應該深深感謝的。但基督教會的成效,也受了當時環境的協助,因為中國婦女從其他方面獲得了較可忍受的代替品,即摩登姑娘的高跟鞋。高跟鞋提高了女人的形體,發展一種婀娜的步姿,更產生一種幻象,使覺得她們的足部看去好像較實際者為小。李笠翁所著關於生活的藝術的精深的觀察,至今猶為真理。其語雲:“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而與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趾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此種對於無聊人生之精深的觀察,常為中國人天才之特性。
八、解散運動
婦女束縛,現在已成過去。它的消逝如此迅速,凡在十年前離開中國而重返者,可以發現中國女子之體力與智力的狀況變遷得如此廣博,幾難以置信。現代婦女之氣質、裝飾、舉止和自立的精神,完全不同於十年前的所謂時髦姑娘。這種變遷乃由於各方面的勢力在發生作用。總括地說,它們可以稱為西洋勢力的影響。
變遷之顯著者是一九一一年從帝制的革命而為民國,承認男女平等。新文化運動開始於一九一六——一七年,由胡適博士與陳獨秀為之領導,他們詛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婦守節制度和雙重性標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或學生運動乃由於凡爾賽會議協約國秘密出賣中國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領域上崛起重要活動。一九一九年秋季,北京大學第一次招收女學生入學,隨後,其他各大學遂繼起實行男女同學。男女學生之不斷參加政治活動,導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大部分實即為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指導與鼓勵下的學生的功績,而在上述兩黨的工作中,中國女子很活動地擔任黨務、看護、甚至擔任士兵的工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女黨員供職中央黨部,占居首要位置者繼續不輟。一九二七年以後各政治機關任用女公務員之風勃興;南京政府公布法律,承認女子享有平等承繼權;多妻制度消滅;女子學校盛行。一九三○年以後,女子在運動界嶄然露頭角,尤其一九三四年的女子游泳成績之優異。裸體照相盛受社會歡迎,報章雜志日有披露。一九二二年山額夫人的來華,因之節制生育及性教育漸見普遍;避孕器械的介紹與輸入(這可說是倫理革命的惟一原動力);各大報章發行《婦女周刊》的附刊,專以討論婦女問題;張競生《性史》出版,張競生是位留法國學生,而《性史》這本大作頹廢色彩未免太重。葛雷泰嘉寶、瑙瑪希拉、梅蕙絲的影響,中國電影明星的哄動,電影雜志的流行,跳舞場、咖啡館到處林立,這是一九二八年之際始傳入中國。在這些跳舞場、咖啡館裡,中國姑娘行動態度的改變,使任何人大吃一驚。英國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國絲襪,高叉旗袍,西式緊身馬甲(所以代替老式肚兜者)和獨幅女子浴衣,才是時代的驕兒。
自從纏足以至獨幅浴衣,誠為一長遠之距離,而此等變遷雖看似甚覺淺薄,卻不妨其奧妙的意味。因為人生就是這些淺薄的現象所構成的,變換了它們,即變換了吾人的人生觀。
摩登姑娘以其行為淺薄,受盡了許多中國雜志的譏諷嘲笑。好像她們的愛好奢侈,缺乏耐勞力和其他家庭美德。因為梅蕙絲的影響力,遠過於華爾茲敦諾克弗(MaryWollstonocaft)的影響力。事實是這樣:婦女有兩種不同的典型,一種顯露其頭角於都市社交生活,另一種則安穩隱沒於好好家庭中,後者是謹飭而聰慧的人物,可是不甚通行。有幾位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婦女,公開施展其蠱惑手段,才是婦女界最壞的惡棍,所以此輩不足以代表中國新女性。總之,此等摩登風尚應作為自由主義化的影響,大體上是為了中國女性的幸福而工作著,從而及於整個中華民族的幸福。第一件主要的影響為女子之體格。在運動會中顯露的姑娘們的大腿,常為守舊的人們蹙額惋惜不止,其實最後倒有利於國家民族。由於體育的發展,產生一種運動,比之培育於閨房之內的纏足運動遠較為天然而高潔。
體育變遷的結果,又產生對於女性美的觀念底變遷,從昔時矯揉造作的所謂嫻靜溫雅變至較為適合於人類天性的活潑健美相近於歐洲婦女。女人之能作出真性的狂笑,實較之吃吃而淺笑為可愛。孔教學說所予婦女界之人為的限制和過分劃分的性的區別,必須讓其地位於適合人類天性的觀念而不復回復。不過這樣的結果,恐怕性別將完全消滅而喪失純粹女性型的女人。婦女的想摹擬男性的行為這種意念,其本身實即為一種女性的束縛。還是讓女人珍惜其固有的性型,因為只有實現她們的自身的性型,她們的莊重的使命才配稱得起偉大。不過把中國婦女與歐美女子做一比較,則中國摩登女性還是比較穩足而莊重,但在另一方面,她們比之西洋姊妹們似較為缺少自動的和自立的精神。或許這種根性是存在於她們的血胤裡面的。假令如是,一切不如任其自然,因為忠實保持固有民族之本來面目,亦足稱為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