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忍耐雖屬舉世無雙,可是他的“無可無不可”,享盛名尤為久遠。這種品性,吾深信又是產生於社會環境。下面有一個對照的例子,故事雖非曲折,卻是意味深長,堪為思維……
一、圓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個純粹英國典型的字,除了英國以外,在他們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國那樣著重之國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國人的整個心靈好像被它所控占著,致使他們的全部哲學,直無暇以計及其他。全然避免離世絕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誇耀的宣傳,這種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經由文學,戲劇,諺語勢力的傳導,穿透到最下層的農夫,使他有一種可憑藉以資遵奉的人生哲理。不過英語Character一字,尚表現有力量、勇氣、癖性的意義,有時更指當憤怒失望之際所現的抑郁;而中國文中的“德性”一語,使吾人浮現出一個性情溫和而圓熟的人物的印象,他處於任何環境,能保持一顆鎮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別人。
宋代理學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優越勢力,並自負地斷言,人苟能發明自己的本心並洞悉人生,則常能克勝不利之環境。《大學》為孔教的入門書籍,中國學童初入學,常自讀此書始,它把“大學之道”定義為“在明明德”這樣的意義,殆不可用英語來解釋,只可以說是智識的培育發展而達於智慧的領悟。人生和人類天性的圓熟的領悟,常為中國德性的理想;而從這個領悟,又抽繹出其他美質,如和平、知足、鎮靜、忍耐這四種美質即所以顯明中國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實際即為心的力量,孔門學者作如是說:當一個人經過智育的訓練而養成上述的德行,則吾們說,他的“德性”已經發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進,得力於孔教的宿命論。宿命論乃和平與知足之源泉,適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麗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對不適合之婚姻,但倘值一個偶然的環境使她與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則可使她信以為這是天意欲牽合此一對配偶,她馬上可以領悟她的命運而成為樂觀知足之妻子,因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前世的冤家,狹路相逢。”有了這樣的理解,他們會相親相愛,又時時會吵吵鬧鬧,扭做一團,打個不休,所謂歡喜冤家。因為他們相信頂上三尺有神明,而這神明卻監臨下界,有意使他們免不掉此等吵吵鬧鬧玩把戲。
吾們倘把中華民族加以檢討,而描繪出他們的民族德性,則可以舉出下列種種特征:(一)為穩健;(二)為淳樸;(三)為愛好自然;(四)為忍耐;(五)為無可無不可;(六)為老猾俏皮;(七)為生殖力高;(八)為勤勉;(九)為儉約;(十)為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為和平;(十二)為知足;(十三)為幽默;(十四)為保守;並(十五)為好色。大體上,此等品性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單純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謂德性中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質,他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
但上述一切性質都可以統括起來包容於“圓熟”一個名詞裡頭。而此等品性是消極的品性,它們顯露出一種靜止而消極的力量,非是年輕的活躍與羅曼斯的力量。它們所顯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為基礎之特質,而沒有進取和爭勝精神的特質。因為這種文化,使每個人能在任何環境下覓取和平,當一個人富有妥協精神而自足於和平狀態,他不會明了年輕人的熱情於進取與革新具有何等意義。一個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價值,而不復虛勞以爭取不可達到之目的。中國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剝削了自己的希望與進取欲。他們無形中又有一條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強求的,因是放棄了這個企望。中國常用語中有雲:“退一步著想”,故從無盲進的態度。
所謂圓熟,是一種特殊環境的產物。實際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機的共通性,其性質可視其周圍的社會、政治狀況而不同,蓋此共通性即為各個民族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園地所培育而發榮者也。故“圓熟”之不期而然出產於中國之環境,一如各種不同品種的梨出產於其特殊適宜的土地。也有生長美國的中國人,長大於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國人之特性;他們的單純的古怪鼻音,他們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語,可以沖散一個教職員會議。他們缺乏東方人所特具之優點:柔和的圓熟性。中國的大學生比之同年齡的美國青年來得成熟老蒼,因為初進美國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青年,已不甚高興玩足球,駕汽車了。他老早另有了別種成年人的嗜好和興趣,大多數且已結過了婚,他們有了愛妻和家庭牽掛著他們的心,還有父母勞他們懷念,或許還要幫助幾個堂兄弟求學。負擔,使得人莊重嚴肅,而民族文化的傳統觀念亦足使他們的思想趨於穩健,早於生理上自然發展的過程。
但是中國人的圓熟非自書本中得來,而出自社會環境,這個社會見了少年人的盛氣熱情,會笑出鼻涕。中國人有一種輕視少年熱情的根性,也輕視改革社會的新企圖。他們譏笑少年的躁進,譏笑“天下無難事”之自信,所以中國青年老是被教導在長者面前縮嘴閉口,不許放肆。中國青年很快地理會這個道理,因此他們不肯憨頭憨腦,硬撐革新社會的計劃,反而附從譏評,指出種種可能的困難,不利於任何新的嘗試。如此,他踏進了成熟的社會。於是留學生自歐美回國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實業救國”;或則翻譯幾首美國小詩,叫做“介紹西洋文化”。又因他們須擔負大家庭生活,又要幫助堂兄弟輩尋覓位置,假使他任職教育界,勢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須想個方法巴求飛黃騰達,譬如說做個大學校長,這才不失為家庭的好分子。這樣向上攀爬的過程,給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滅的教訓。假使他忽略了這種種經驗,仍保持其年輕熱血的態度,到了三十歲還興奮地主張改進革新,那他倘不是徹底的呆子,便是搗亂分子。
二、忍耐
讓我先來談談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無可無不可,老猾俏皮。它們是怎樣產生的?吾相信這是文化與環境的結果。所以它們必是中國人心理狀態的一部分。它們存在迄於今日,因為我們生存於數千年特性的文化與社會的勢力下。若此等勢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當地衰微或消滅,為天然之結論。忍耐的特性為民族謀適合環境之結果,那裡人口稠密,經濟壓迫使人民無盤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結果,家庭乃為中國社會之雛型。無可無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緣於個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復無憲法之監督與保證。老猾俏皮導源於道家之人生觀——老猾俏皮這個名詞,恐猶未足以盡顯這種品性的玄妙的內容,但亦缺乏更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它。當然,上述三種品性皆源導於同一環境,其每一品性列舉一原因者,乃為使眉目較為清楚耳。
忍耐為中國人民之一大美德,無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駁之虞。實際上它所應受批駁的方面,直可視為惡行。中國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無政府種種慘痛,遠過於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頗有視此等痛苦為自然法則之意,即中國人所謂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賦稅預征已達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詛罵,未見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與中國人作一比較,不啻唐突了中國人,中國人之忍耐,蓋世無雙,恰如中國的景泰藍瓷器之獨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歷家,不妨帶一些中國的“忍耐”回去,恰如他們帶景泰藍一般,因為真正的個性是不可摹擬的。吾們的順從暴君之苟斂橫征,有如小魚之游入大魚之口,或許吾們的忍苦量雖假使小一些,吾們的災苦倒會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倫理學又諄諄以容忍為基本美德而教誨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說忍耐不能算是中國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說:“可祝福哉,溫良謙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國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國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們有句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由是觀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訓練此種德行的最好學校,是一個大家庭,那兒有一大群媳婦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兒子,朝夕服習這種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闥密談,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絕無個人回旋之余地。人人從實際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訓自幼受了訓練使互相容忍,俾適合於人類的相互關系。深刻而徐進的日常漸漬之影響於個性是不可忽視的。
唐代宰相張公藝以九代同居為世所艷羨。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其所以能維持和睦之理,公藝索一紙一筆,書“忍”字百余為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中國人非但不以此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羨慕張公之福,而“百忍”這句成語,化成通俗的格言,常書寫於朱紅箋以為舊歷元旦之門聯。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會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上,即人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以一個分子的身份生活於和諧的社會關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須視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於這個社會制度裡頭。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頭,“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無可無不可
中國人的忍耐雖屬舉世無雙,可是他的“無可無不可”,享盛名尤為久遠。這種品性,吾深信又是產生於社會環境。下面有一個對照的例子,故事雖非曲折,卻是意味深長,堪為思維。吾人且試讀英國文學裡湯姆?博朗(TomBrown)母親的臨終遺訓:“仰昂你的頭顱,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問話。”再把中國母親的傳統的遺囑來作一對比,她們總是千叮萬囑地告誡兒子:“少管閒事,切莫干預公眾的事情。”她們為什麼這樣叮嚀,就因為生存於這一個社會裡,那兒個人的一些權利沒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稜兩可的冷淡消極態度最為穩妥而安全,這就是它的動人之處,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於理會。
據吾想來,這種無可無不可態度不會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國文化上的一種奇異產物,是吾們舊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環境下熟籌深慮所磨練出來的。滕尼(Taine)說過:“罪惡和美德為如糖與硫酸之產物”。使非采取這種絕對的見解,你不難同意於一般的說法,謂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認為有益的,則容易動人而流行於社會,亦容易被人接受為生命之一部分。
中國人之視無可無不可態度猶之英國人之視洋傘,因為政治上的風雲,對於一個人過於冒險獨進,其險惡之征兆常似可以預知的。換句話說,冷淡之在中國,具有顯明的“適生價值”。中國青年具有公眾精神不亞於歐美青年,而中國青年之熱心欲參與公共事業之願望亦如其他各國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而習於冷淡了。(吾們說:“學乖了。”)中國有句俗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實有助於圓熟的教育。有的由於天生的智質而學乖了,有的因干預外事而惹了禍,吃了一次二次虧而學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寫寫意意玩著不管閒事的模稜兩可把戲,因為老滑頭都認識它在社會上的益處,那種社會,個人權利沒有保障;那種社會,因管了閒事而惹一次禍就太不興致。
無可無不可所具的“適生價值”,是以含存於個人權利缺乏保障而干預公共事務或稱為“管閒事”者太熱心,即易惹禍之事實。當邵飄萍和林白水——吾們的二位最有膽略之新聞記者——一九二六年被滿洲軍閥槍斃於北平,曾未經一次審訊,其他的新聞記者自然馬上學會了無可無不可之哲理而變成乖巧了。中國最成功的幾位新聞記者所以便是幾位自己沒有主張的人。像中國一般文人紳士,又像歐美外交家,他們方自誇毫無成見。不論對於一般的人生問題或當前轟動的問題,他們都沒有成見。他們還能干什麼呢?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變成關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誹謗罪之濫施。當此等權利無保障,吾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閒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辭以言之,無可無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為一種社交的態度,由於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種自衛的方式,其發展之過程與作用,無以異於王八蛋之發展其甲殼。中國出了名的無情愫之凝視,僅不過是—種自衛的凝視,得自充分之教養與自我訓練,吾們再舉一例證,則此說尤明。蓋中國之盜賊及土匪,他們不需依賴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種冷淡消極之品性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俠義,最關心社會公眾的人。中國文中俠義二字幾不可區別地與盜匪並行;《水滸》一書,可為代表。敘述草莽英雄之小說,在中國極為風行,蓋一般人民樂於閱讀此等英雄豪傑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氣焉。埃莉諾?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風行,其緣由亦在乎此,蓋美國實存有無數之老處女在焉。強有力之人所以多半關心公眾社會,因為他力足以任此,而構成社會最弱一環之大眾懦弱者流,多半消極而冷淡,蓋彼等須先謀保護自身也。
觀之歷史,則魏晉之史績尤足為此說之證明,彼時智識階級對國事漠不關心,意氣至為消沉,乃不旋踵而國勢衰微,北部中國遂淪陷於胡族。蓋魏晉之世,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縱酒狂醉,抱膝清談,又復迷信道家神仙之說,而追求不死之藥。這個時代,自周漢以後,可謂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時代,代表民族腐化過程中之末端,浸漸而演成歷史上第一次受異族統治之慘禍。此種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於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產生演變以成。歷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極為清楚而確鑿。
直至漢代以前,中國學者的態度並不冷淡而消極,反之,政治批評在後漢盛極一時,儒生領袖與所謂大學生達三千人,常爭議當時政弊,訐揚幽昧,膽敢攻擊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無所忌諱。只因為缺乏憲法之保障,此種運動卒被宦官整個禁壓而結束。當時學士二三百人連同家族,整批的被處死刑或監禁,無一幸免。這樁案件發生於一六六至一六九年,為歷史上有名之黨錮,且刑獄株連甚廣,規模宏大,辦理徹底,致使全部運動為之夭折,其所遺留之惡劣影響,直隔了百年之後,始為發覺。蓋即發生一種反動的風尚而有冷淡清靜之崇拜。與之相輔而起者,為酒狂,為追逐女人,為詩,為道家神學。有幾位學者遁入山林,自築泥屋,不設門戶,飲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於死。或則佯作樵夫,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
於是繼之又有竹林七賢之產生,此所謂竹林七賢,均屬浪漫詩人。如劉伶者,能飲酒累月而不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人民不以為忤,且稱之為智達。那時所有文人,流風所披,或則極端粗野,或則極端荒淫,或則極端超俗。似另一大詩人阮鹹,嘗與婢女私通,一日方詣友人處宴飲,賓客滿座,其妻即於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鹹聞之,索騎追蹤,載與俱歸,不避賓客,可謂放誕。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乃即是這般人。人民之歡迎他們,猶如小烏龜歡迎大烏龜之厚甲殼。
這裡我們好像已經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禍,因而明了無可無不可之消極態度之由來,此冷淡之消極態度亦即受盡現代列強冷嘲熱諷之“中國人無組織”之由來。這樣看來,醫治此種弊病的對症良藥,很為簡單,只要給人民的公民權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從未有人能見及此。沒有人巴望它,也沒有人誠意熱切地需要它。
四、老猾俏皮
不妨隨便談談,中國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適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為“老猾俏皮”。這是向西方人難以導傳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為它直接導源於根本不同於西方的人生哲學。倘把俏皮的人生觀與西方人的文明機構來作一比較,則西方的文明就顯見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個譬方,假設一個九月的清晨,秋風稍有一些勁峭的樣兒,有一位年輕小伙子,興沖沖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兒,一把拖著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興,拒絕了他的請求,那時那少年端的一氣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詫怪的怒容,至於那老年人則僅僅愉悅地微笑一下,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過誰也不能說二者之間誰是對的。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爭、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將招致怎樣的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為了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上的問題。
俏皮者是一個人經歷了許多人生的況味,變為實利的、冷淡的、腐敗的行為。就其長處而言,俏皮人給你圓滑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使許多老頭兒能誘惑小姑娘的愛苗而嫁給他們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麼,那就是拿和氣慈祥教了人們以一大教訓。中國人之思想已體會了此中三昧,並非由於發覺了宗教上的善義,而是得自深奧廣博的觀察與人生無限之變遷。這個狡猾的哲學觀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詩僧的對話見其典型:
寒山曾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厭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雲：“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於吾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乖人不吃眼前虧”,“退一步著想”,“負一子而勝全局”,都是出於同一根源的態度。此等應付人生之態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機構,人生於是充滿了“再三思維”,充滿了“三十六著”;頑梗的素質漸次消磨,遂達到了真實的圓熟境地,這是中國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國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動的活躍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它譏誚人類底一切努力,認為是枉費心機,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之能力。它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饑及其他維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為他宣稱人類最大願望為飲食和女人,所謂食色性也。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為他能深切體會中國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黨爭的原則,卻說是“有飯大家吃”。黎總統是一位凶刻的實體論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說的,比較他所知道的來得聰明,因為他直接說出了中國現代史上的經濟背景。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歷史,在中國由來已久,亦猶如左拉(EnileZola)學派之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在左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是民族的自覺。實體論者之於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從未以腦動作研究專家著稱,但是他因為是中國人,知道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因為是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態度,基於極為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還不夠了解它,所以歐美的年輕民族也還不夠了解它。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坯子,無論怎樣,吾們年紀越大,越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為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為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為穩當。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為想入非非。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為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撲落跌入海洋了。至於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著,安安穩穩飛到了家中了。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的慎重的常識,加之以大洋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是為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為青年人之特性。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為壞坯子,那倘不是心髒萎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才子階級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爾斯泰,史蒂文生、巴萊,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合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輕,我們稱之為“不朽”。
這一切的一切,徹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方面;因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經》那樣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即為一種俏皮圓滑的冷淡,是一種深奧而腐敗的懷疑主義。它是在譏諷人類沖突爭奪的枉費心機,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的嘲笑,加以少許對於理想主義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來,與其謂由於缺乏毅力,毋寧說由於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同時亦為所以補救孔教社會之缺點的工具。因為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而道學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由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鍛冶,產生一種永生不滅的所謂中國民族德性。
因是當順利發皇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孔子主義者在吾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職是之故,當中國文人在位則講究德行,閒居則遣情吟詠,所作固多為道家思想之詩賦。這告訴你為什麼許多中國文人多寫詩,又為什麼大半文人專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詩。
因為道家思想有如嗎啡,含有神秘的麻痺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覺異樣的舒快。它治療了中國人的頭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詩意,崇拜天然,際亂世之秋,寬解了不少中國人的性靈,恰如孔子學說之著功盛平之世。這樣,當肉體受痛苦的時候,道教替中國人的靈魂准備了一條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劑。單單道家思想的詩,已能使孔教典型的嚴肅的人生稍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濟了中國文學之陷於歌頌聖德,道學說教之無意義的堆砌。一切優美的中國文學,稍有價值為可讀的,能舒快地愉悅人類的心靈的都深染著這種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中國的民族生命所賴以活動。
中國人民出於天性地接近老莊思想甚於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們忝屬人民一分子,人民之偉大,具有天賦人權,故吾人基於本質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師與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糾紛固在法庭以外所解決。人民之偉大,又足以制定精細之典禮,但也足以看待它作為人生一大玩笑,中國喪葬中的盛宴和余興就近乎此類。人民之偉大,又足以斥責惡行,但亦足以見怪不怪。人民又偉大足以發動不斷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協而恢復舊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細訂彈劾官吏的完備制度,交通規則,公民服役條例,圖書館閱覽章程,但又足以破壞一切章程制度條例,可以視若無睹,可以欺瞞玩忽,並可以擺出超越的架子。吾們並非在大學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學,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卻以日常的實例示以縣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上怎樣干法。不切實的理想於吾人無所用之,因為吾們不耐煩空想的神學。吾們不教導青年使成為上帝子孫。但使他們以言行模擬聖賢而為正常現世的人物。這是我為什麼確信中國人本質上是“唯人主義者”,基督教必須失敗於中國,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變更其內容。基督教教訓中所能被中國人所誠信接受之一部分,將為基督訓誡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鴿”,“機敏如蛇”。此兩種德行,如鴿之仁慈與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屬性。
簡言之,吾們固承認人類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虛枉。這一個普通心理上的狀態,勢必有一種傾向,發展被動的自衛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在這一個基本原則下,一切中國人之爭論都草草了事,—切計劃綱領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飯吃。吾們有句俗語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義等於“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動於奮斗力極弱,抵抗力極微的生活線上,並由此而生出一種靜態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與宇宙相調和。它也能夠發展一種抵抗的機謀,它的性質或許比較侵略更為可怕。譬如一個人走進飯店,饑腸轆轆,可是飯菜久待不至,不免餓火中燒,此時勢必屢屢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魯無禮,可以訴之於賬房間以謀出氣;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氣,連喊“來哉來哉”以應,而身體並不彈動一步,則一無辦法,只有默禱上帝,或罵他一二聲還須出以較為文雅之口吻。像這樣的情形,總之,就是中國人的消極力量,這種力量誰領教得最多,誰就最佩服它,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和平
前面吾們講過了三種惡劣的德性,它們麻痺了中國人的組織力量。此等德性出於一般的人生觀,亦機敏,亦圓熟,尤卓越於能容忍的冷酷。不過這樣的人生觀,很明顯不是沒有它的美德的價值的,這種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這老年人並不是懷著野心熱望以求稱霸於世界的人物,而僅僅是目睹了許多人生變故的一個人,他對於人生並無多大希望,不問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總是樂於容受,他抱定一種宗旨,在一個人的命運所賦予的范圍以內必須快快活活地過此一生。
中華民族蓋老於世故,他們的生活,沒有誇妄,不像基督徒自稱“為犧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預言家之找求烏托邦。他們只想安寧這個現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滿著痛苦與憂愁的,他們知之甚稔;他們和和順順工作著,寬宏大度忍耐著,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於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眾精神、進取意識和英雄之勇氣,中國人是缺乏的。他們不歡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險北極;卻至感興趣於這個尋常平凡的世界,蓋他們具有無限之忍耐力,不辭辛苦的勤勉與責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寬宏的氣度,和平的性情,此等無與倫比之本能,專以適合於艱難的環境中尋求幸福,吾們稱之為知足——這是一種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觀之現代歐洲之景象,吾們有時覺得她所感受於繁榮不足之煩惱,不如感受於圓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時覺得歐洲總有一天會逢到急劇少壯性與知識繁榮發達過甚之弊,科學進步倘再過一世紀,世界愈趨愈接近,歐洲人將想到學取對於人生和人與人相互間比較容忍的態度,俾不致同歸於盡。他們或許寧願減少一些煊赫氣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氣度。我相信態度之變遷,不緣於燦爛之學理,而緣於自存之本能而實現。至此,歐美方面或許會減弱其固執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為世界既已緊密地聯系起來,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營營不息的進取欲將為之稍減,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將漸增。騎了青牛行出函谷關的老子之論行將擴傳益廣。
從中國人之觀點觀之,和平非為怎樣高貴而應崇拜的德性,不過很為可取,僅因其為“習慣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為然,如是而已。假使這一個現世的生命是吾們一切所有的生命,那麼吾們倘要想快快樂樂底過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從這一個見解,則歐美人的固執己見與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視為少壯的粗漢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國人浸漬於東方哲學觀念中,已能看透;這種不成熟性在歐洲的最近之將來是終究會消滅的。因為萬分狡黠的道家哲學,或許叫你詫異,卻處處浮現出“容忍”這個連語。“容忍”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將成為現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當這現代文化生長成熟了以後,要磨煉容忍這種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陰郁和輕世傲俗之氣概。真正輕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虛,由於這個“空虛”的認識,產生了一種混同宇宙的悲憫。
和平,亦即為一種人類的卓越的認識。若使一個人能稍知輕世傲俗,他的傾向戰爭的興趣必隨之而減低,這就是一切理性人類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國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戰士,因為他們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積極鼓勵,養成一種和諧的人生理想。他們不嗜戰爭,因為他們是人類中最有教養,最能自愛的民族。一個尋常中國兒童能知一般歐洲白發政治家所未知之事,這事便是:戰爭的結果會使人喪其生命或殘斷其肢體,不問為一國家抑為個人。中國人雙方起了爭論,很容易促起此種自覺。此種斟酌的哲學誘導他們緩於爭論而速於妥協。此種圓熟,老練而俏皮的哲學,教導中國人以忍耐,臨困亂騷動之際則出之以消極的抵抗;更警誡以勿誇張一時之勝利。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謙約箴,常說:“財錢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盡。”獨斷過甚或利用個人之地位過甚,俗稱為“鋒芒太露”,此常被視為粗鄙之行為而為顛覆之預兆。英國有句通行俗語,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蓋出於尊重“堂堂正正之競爭”的心理。而中國與此相近的諺語卻說:“勿逼人太過”,乃純粹為修養關系,吾們叫它“涵養工夫”,是中國人之文化更進一步。
是以照中國人之眼光看來,凡爾賽和約不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養工夫。假令法國人在戰勝之日,染漬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會硬訂凡爾賽和約,到今天,她的腦袋兒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蘭西還是少壯,德國當然也要同樣干,沒有一方面覺悟雙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遠把對方鎮壓在鐵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沒有讀過《道德經》,希特勒亦然,致令兩方斗爭不息,而老莊之徒,袖手作壁上觀,莞爾而笑。
中國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為脾氣關系,兼有人類諒解的意義。中國小孩子在街道中毆斗的事情,遠較歐美孩子為少。忝為人民,吾們成年人也終鮮爭斗,少於吾們應有之程度,雖然吾們尚有不息的內戰。把美國人置於同此弊政之下,在過去二十年中,至少要發生過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愛爾蘭現在很平靜,因為愛爾蘭曾經艱苦奮斗,吾們目前還在繼續奮斗,因為吾們還沒有奮斗得夠艱苦。
中國的內戰實在也夠不上戰爭這個名詞的真意義,內戰從未有任何價值。國民征兵之義務向非所知,兵士挺身於戰場者是那些窮苦饑寒的人民,沒有其他糊口的方法,這樣的兵士從不感興奮於作戰。而軍閥則對戰爭興高采烈。因為他們不致親臨戰場,歷次較大內戰總是大洋鈿操了勝算,盡管讓勝利的大帥在巨炮隆隆聲中威風凜凜的凱旋,內幕還不是托了大洋鈿的福不成。大帥凱旋時的隆隆炮聲乃是一種表示戰爭的聲浪,不失為歷來一貫的典型,因為中國私人間的爭吵或軍閥內戰,都是讓聲浪構成戰爭的原素。人們不大容易在中國目睹戰爭,只可耳聞戰爭,如是而已。著者曾耳聞過二次這樣的戰爭,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廈門,對於耳官,那是滿足了。通常優勢的軍隊常威嚇退了劣勢軍隊,而在歐美可以延續長時期的戰爭,在中國只消一個月就可以結束了。失敗了的軍閥,根據中國祖傳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讓他拿十萬大洋鈿旅費作一次考察實業的歐游,蓋戰勝者洞悉天道循環之三昧,下一次內戰或許尚有借重他的長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來一個轉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見上次戰勝者和上次逃亡的軍閥共坐一車如同盟兄盟弟。這是中國人涵養工夫的“妙”處,當此際,人民實實在在一無干系。他們痛恨戰爭,永遠地痛恨戰爭,好百姓從來不在中國戰爭。
六、知足
到了中國的游歷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歷家,他們闖進了外人蹤跡罕至的內地,無不大吃一驚。那裡的農民群眾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卻人人埋頭苦干,他們蓋興奮而知足。就像在大饑荒的省份,如陝西,此種知足精神,普遍地廣播遐邇,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而且陝西的農民也還有能莞爾而笑的。
現在有許多為局外人認為中國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歐美生活標准之故耳。若欲處處衡以歐美生活標准,殊無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數階級能住居於高級的大公寓而自備一架無線電收音機者。這個標准假使是正當,那麼1850年以前就未嘗有幸福之人,而美國之幸福人必尤多於巴威(Bavaria),因為巴威地方很少回轉輕便的理發椅,當然更少電鏈和電鈴。但在中國的鄉村裡頭,這些設備可更少,雖然在極端歐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發椅已經絕跡。其實這極老式理發椅才是貨真價實的椅子,而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倫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發現。照著者想來,一個人要坐還是坐一把名副其實的椅子,要睡還是睡在名副其實的床上(而不是白晝應用的沙發),這才覺得幸福些。一種生活標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機械設備的次數來測量一個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種標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標准。故許多所謂中國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覺耳。
然無論如何,倘把中國人和西洋人分門別類,一階級歸一階級,處之同一環境下,則中國人或許總是比西方人來得知足,那是不錯的。此種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於智識階級,也流露於非智識階級,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滲透結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勁兒而多閒話的洋車夫,他們一路開著玩笑,最好讓同伴翻個筋斗,好叫他笑個痛快。或則可以上牯嶺去看看氣喘喘汗流浹背抬你上山的轎夫;或則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纖夫,他所能獲得以維持每天生活的微薄報酬,僅足敷一天兩頓菲薄而滿意的苦飯。照中國知足原理上的見解,倘能夠吃一頓菲薄而安逸的苦飯,吃了下肚不致擔什麼心事,便是大大運氣。中國有位學者說過:“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知足又為“慈祥”“和氣”的代名詞,此等字眼到了舊歷新年,大家用朱紅箋寫在通行的門聯裡,這是一半為謙和的箴訓,一半為人類智慧,明代學者即以此意勸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現已成為普遍口頭禪,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學裡頭,這個意識常轉化而為田園思想,為樂天主義,吾人可於詩及私人書翰中常遇此等情緒。著者暇時嘗於明人尺牘選集中揀出陸深致其友人書一篇,頗足以代表此等情緒: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舫,載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制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此種情緒當其滲入流行的學者思想,使他們安居茅捨之中而樂天知命。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物體,因為“神”老是嫉妒人類的幸福。幸福問題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問題。人類對於一切文化與物質進步雖盡了全力,幸福問題畢竟值得人類一切智慧的最大關心以謀解決。中國人竭盡了他們的常識,下過最大毅力以謀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義之信徒,他們常熱心於幸福問題,勝於物質進步問題。
羅素夫人曾聰慧地指出:“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到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著,他們注意於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著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態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態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後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欲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欲望問題,吾人就感覺到茫無頭緒,吾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呢?為了這個緣故,第俄澤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發笑,同時也著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欲望。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性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現代的人們,常覺得自己困擾於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之關系。他一方面羨慕第俄澤尼的逃禪的理想,同時又捨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轟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吾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頓的心情。
中國人藉知足哲學消極地企求快樂,但其逃禪的程度尚未達到第俄澤尼之深,因為中國人任何事情從未想深進,中國人與第俄澤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欲望,還需要一些東西。不過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並無堅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劇,將藉此盡情地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是地位狹仄,則天井裡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胃口的菜餚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雇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的使女,穿一條緋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隨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注定這一筆艷福,則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頓飽餐,薄粥湯和鹹蘿卜干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了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他媽的一大碗了;他又想過過閒暇的生活。而閒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將愉悅如小鳥,若他能: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閒。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於群山之中,小川紆曲縈繞屋前,或則位於溪谷之間,晌午已過,可以拽杖閒游河岸之上,靜觀群鵜捕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塵之內,則也不致衷心戚戚,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只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做《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一個強烈底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欲望,以享樂—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
七、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狀態,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產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內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歷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臘的亞裡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沒有亞裡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產也不知將遜色多少。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了,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接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老子先於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譎的狂笑。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俏皮,這樣善於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嗣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罄咳之首卻被莊子抓住。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的環輪,歷代激動著回響,吾們至今忍不住錯過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玩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於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淵莫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適足以表示其無識,其語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無沙土?”一個人之存在於國家中,看來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議。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產生於寫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實體主義者;幽默生於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閒的產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悠閒,超乎尋常之量。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於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難,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態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
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倘使吾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識和老猾俏皮是真確的,那麼幽默一定存在於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於行為上者比之文字為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作“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別號掩其真姓名縱情於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但幽默在文學中不能占什麼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於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派視為文學之一部。
《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裡頭,倒有天字第一號的幽默。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詼諧的趣味,即似《詩經》中的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聖詩集》(SongofSongs)。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閒暇的知足,風趣的逸致和豐富的捨己為人的熱情。最好的例子,可見之於他的責子詩:
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孕涵著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稱之。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事實於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因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產生的。假使有誰要搜集一個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拔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柵垣以外之產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態度的拘謹稍為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於人生的詼諧的觀感。盡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律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采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權計劃,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禁煙委員會。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近來游上海,歷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到新生活運動時,輒復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鄭重地引證禁煙委員會,不知要引起怎樣更響亮的笑聲哩!
幽默是什麼?我已經說過,是一種人生觀的觀點,是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劇,而我們人類僅僅是其中的傀儡,一個人把人生看得太認真,遵守圖書館章程太老實,服從“草地勿准踐踏”的標牌太謹飭,常讓自己上了當而給長老的同伴笑話。不過笑話是有傳染性的,不久他也就變成幽默漢了。
此種幽默漢的滑稽性質結果削弱了中國人辦事的嚴肅態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運動,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禮。中國人的喪葬儀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視全球。中國人上中階級所用的送葬儀仗就滿儲滑稽資料,你可以看見其中有街頭流浪頑童排成行列,體膚污穢,而穿著繡花的彩袍,錯雜伴隨以新式樂隊,大奏《前進！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歐美人引為口實,證明中國人的缺乏幽默。其實中國人的送葬儀仗正是中國幽默的十足標記,因為只有歐洲人才把送葬儀仗看得太鄭重,太想使它莊嚴化。莊嚴的葬儀是中國人所難以想像的。歐洲人的錯誤是這個樣兒:他們把自己先入為主的意識,演繹的斷定葬儀應該是莊嚴的。葬儀宛如嫁娶,應該熱鬧,應該闊綽,可是怎樣也沒有理由說它必須莊嚴。莊嚴其實只配備於其誇張的服裝裡,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劇。直到如今,著者猶不能辨別送葬和婚娶的儀仗二者之間有何區分,如非最後看見了棺材或者是花轎。
中國的幽默,觀乎高度滑稽的送葬儀仗的表現,是存在於外表的形式,與現實的內容無關。一個人倘能賞識中國葬儀的幽默,大概已能讀讀或好好地翻譯中國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們大概系由專門的職員來起草,專司起草職員系宏麗辭藻、堂皇語法的專業者,恰如貰器店之專備婚喪儀仗、燈彩行頭以出租為業者,故有見識之中國人士便不當它一回事。倘若外國新聞記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則他大概不致再誤解中國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棄把中國當作不可理解的特異民族的念頭了。
諸如此類之趣劇味的人生觀和分辨形式與內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萬萬不同的方法來表明。數年前,國民政府根據中央黨部之建議,有一條命令禁止政府各部會在上海租界區內設立辦事處,倘真欲實行這條命令,於各部長殊感不便,他們在上海置有公館,又得敲碎許多人的飯碗。南京各部長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請重行考慮,或老老實實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實行之理由。沒有一位專業的師爺,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擬此類呈文而適合於優良之形式。因為中國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區域的這種欲望,即是不愛國。不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出一個巧妙別致的方法,就把駐滬辦事處的招牌換了一塊,叫做“貿易管理局”,每塊招牌的花費只消二十大元,結果使得沒有人敲破飯碗,也沒有人失面子。這個玩意兒不但歡喜了各部長,抑且歡喜了頒發這條命令的南京中樞當局。吾們的南京各部長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漢之流亦然,軍閥亦然,中國內戰之幽默處,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與此恰恰相對照,吾們可以把教會學校做例子,來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會學校幾年前碰到了一大尷尬,原來那時接到地方當局的命令,要他們辦理登記立案手續,外加要取消聖經課程,還要在大禮堂中央懸掛中山遺像,每逢星期一則照例舉行紀念周。中國當局殊不解教會學校何以不能遵守這些簡單的條款,而教會學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於是乎雙方陷入僵局。有幾個教會團體曾有停辦學校之意,某一個時機,什麼事情都可以順利解決了,只有一位頭腦固執的西籍校長真是頑梗而誠實。他拒絕從他的學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蓋明定以推行教義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長意下頗欲直率地公開表明宗教課程確為辦理學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會學校一直未嘗登記。這事情真不好辦。其實教會學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長的智慧來遵守一切官廳訓令:懸掛一張中山遺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國式而進行的了。不過恕我無禮,這樣辦理的學校,將為天曉得學校。
中國人的趣劇的人生觀便是如此這般。中國日常語言裡頭便充滿了把人生當作戲劇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職卸任,中國人稱之為“上台”“下台”;而人有挾其誇張之計劃以來者,謂之“唱高調”。吾們實實在在把人生看作戲劇。而此等戲劇表現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為喜劇,此喜劇或為新憲法草案,或為民權法,或為禁煙局,或為編遣會議。吾們常能愉悅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國人民有一天總得稍為嚴肅一些才好。幽默,駕乎各物之上,正在毀滅中華民族,中國人所發的欣悅的狂笑,未免太過分了。因為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氣息一觸,每朵熱情而理想的花,無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保守性
每一個中國人,即從其外表上看來,未有全然不帶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義本身而言,非為玷辱之辭。保守性不過為一種自大的形相,基於現狀之滿足的感覺者。因為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保守性是以實為一種內在的豐富之表征,是一種值得羨妒的恩賜物。
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誇大,倘把中華民族的歷史作一番全盤的檢討,除掉最近百年來的屈辱,你當首肯斯言。雖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自明之事實。——惟一之文化勁敵代表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者是印度的佛教,至於佛教教義,忠實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為儒學家常無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誇耀於孔子,即誇耀於其民族,誇耀中國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質理解人生,誇耀其認識人類天性的知識,誇耀其解決了倫理與政治關系之人生問題。
他的態度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孔教不獨尋求人生的意義,抑且解答了這個問題,使人民以獲得人類生存的真意義而感到滿足。這個解答是確定而清楚的,而且條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來的人生,亦無意更改現存的這個人生,當一個人覺察他所獲得的既有效而且為真理,天然變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會以外,未見及別種人生的范型,認為為人之道,沒有第二種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組織完善的社會生活,倫敦警察於孔氏敬老之道一無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婦人跨過熱鬧街道,此等事實叫中國人聽來,多少未免吃驚。
當他察覺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禮、義、廉、恥,並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將贊許倫敦警察之義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動搖起來了。有許多事情使中國人老大不悅意,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生鹵莽粗野之感,如夫妻倆挽著膀子同行街市,父親和女兒互抱接吻,銀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車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麼地方都是接吻。此等舉動使他確信中國文明誠為萬邦軒冕,無與倫比。但是另外有種種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識字,婦女而能寫信,普遍的愛尚清潔(這一點他認為是中世紀的遺傳而非為十九世紀新發明),學生的敬愛師長,英國小孩對答長輩之“是了,先生”的隨口而出,諸如此類,俱堪無窮之玩味。再加以優良之公路,鐵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愛的兒童,奇妙的愛克斯光,攝影機,照像,德律風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國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著治外法權的庇護,西歐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對中國苦力而沒有法律之救濟,使中國人自尊心之喪失更進而變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貴,靡有孑遺。外國商人為預防中國之可能的進攻租界而所取的種種騷動的措施,實為他們的膽略和對於現代中國認識不足之鐵證。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於中國苦力身上,確常含有相當內在的憤怒。但倘外國人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將總有一天會暴露其憤怒而還饗外人以較次等之皮靴,則屬大誤。倘使他們真暴露其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國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說,崇拜歐洲人而畏懼他們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是廣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許多這樣的沖動一定曾經引起了過激主義,結果產生了中華民國。沒有人相信中國會變成民主國家。這種變動太廣大,太雄偉,沒有人敢擔當這個責任,除非是呆子,否則是鼓吹出來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來造一架通天橋,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家真給鼓吹出來了。自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革新中國的宣傳運動極為活躍,當時有兩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憲主義者,主張維持君主而革新並限制其君權;一派則為民主革命主義者,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前者為右翼,後者為左翼。左翼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右翼則由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主持。梁啟超後來脫離了他的恩師而向左轉了。這兩個固執的黨派在日本筆戰了好久,可是這問題終究給解決了,不是雙方辯論的結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藥,與民族自覺之本能的抬頭之結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後,緊隨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學革命,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由胡適所倡導,風靡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