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自己：莊子
在現代生活中，如果真有哲學家的話，那麼“哲學家”這名詞已變成一個僅是社交上恭維人家的名稱了。哲學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時也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物。只要是一個神秘曖昧深奧不易了解的人物即可稱之為“哲學家”。一個對現狀漠不關心的人也被稱為“哲學家”。然而，後者的這種意義中還有著相當的真理。在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AsYouLikeIt）一劇中，丑角達士東（Jouchestone）所說的“牧羊人，你也懂得一些哲學吧？”這句話就是包含後者這種意義的。從這一種意義說來，哲學僅是對事物和人生的一種普通而粗淺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每個人多少總有一點。如果某一個人否認現實的表面價值，或不肯盡信報紙上所說的話，他就有哲學家的意味。他是一個不願被騙的人。
哲學總帶著一種如夢初醒的意味。哲學家觀察人生，正如藝術家觀察風景一樣——是隔著一層薄紗或一層煙霧的。這種看法使生硬的人生瑣事變成軟化，容易使我們看出其中的意義。至少中國的藝術家或哲學家是如此思想的。所以，哲學家和徹底的現實主義者的觀念完全相反；後者熙來攘往忙碌終日，以為他的成敗盈虧，完全是絕對的、真實的。這種人真是無藥可救，他連一些懷疑的念頭也沒有，所以不能得到一個起點。孔子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數而有意的詼諧語句中，這句實得我心。
我想在這章中介紹一些中國哲學家對生活圖案的觀念。他們之間的意見越是參差，越是一致地以為人類必須有智慧和過著幸福生活的勇氣。孟子的那種比較積極的人生觀念和老子的那種比較圓滑和順的觀念，協調起來成為一種中庸的哲學，這種中庸的哲學可說已成了一般中國人的宗教。動和靜的沖突，結果卻產生了一種妥洽的觀念，使人們對於這個不得完美的地上天堂也感到了滿足。這種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學就此產生。陶淵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有著最和諧的性格——就是這種生活的一種典型。
一切中國哲學家在不知不覺中所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去享受人生？誰最會享受人生？我們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尋找那勢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窮究那些不可得知的東西；我們認識的只是些不完美的、曾死的人類的本性；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去調整我們的人生，使我們得以和平地工作，曠達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我們是誰？這是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不能解答的。不過我們都已承認，我們日常忙碌生活中的自我並不是完全真正的自我。在生活的追求中我們已經喪失一些東西。例如：我們看見一個人在田野裡東張西望地在尋找東西。聰明的人可以提出一個難題來讓那些旁觀者去猜猜：那個人究竟失掉了什麼東西？有的猜一只表，有的猜一只鑽石別針；各人有各人的猜測。聰明人其實也不知道那人失掉了些什麼，可是當大家猜不著時，他可以說：“我告訴你們吧，他失掉魂兒了。”我想沒有人會說他這句話不對。我們往往在生活的追求中忘記了真正的自我，正如莊子在一個美妙的譬喻裡所講的那只鳥一樣，為了要吃一只螳螂而忘記自身的危險，而那只螳螂又為了要捕捉一只蟬也忘了自身的危險。
莊周游於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人何為頃間甚不庭乎？”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莊子乃是老子的門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門生一樣，二人都富於口才，二人的生存年月都和他們老師的距離約一百年。莊子和孟子生在同時，大約老子和孔子也在同時。可是孟子很贊成莊子人性已有所亡，而哲學之任務就是去發現並去取回那些失掉了的東西這句話。據孟子的見解，以為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他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認為，文明的人為生活，其影響之及於人類赤子之心，有如山上的樹木被斧斤伐去一樣。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情智勇：孟子
最合於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個熱誠的、悠閒的、無恐懼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種“成熟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為把“仁”字改為情字當更為確當，而以“情、智、勇”為大人物的特質。在英語中幸虧尚有Passion這個字，其用法和華語中的“情”字差不多。這兩個字起首都含有“情欲”的那種狹義，但現在都有了更廣大的意義。張潮說：“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又說：“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人生的出發點。情是生命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的韻律，花草的歡欣，飛禽的羽毛，女人的艷色，學問的生命。沒有情的靈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樂不能不有表情一樣。這種東西給我們以內心的溫暖和活力，使我們能快樂地去對付人生。
我把中國作家筆下所用的“情”字譯作Passion也許不很對，或者我可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種較溫柔的情感，較少急越的熱情所生的沖動性質）去譯它嗎？“情”這一字或許也含著早期浪漫主義者所謂Sensibility一字的意義，即屬於一個有溫情的大量的藝術化的人的質素。在西洋的哲學家中，除了愛默生（Emerson）、愛彌爾（Amiel）、瓊伯特（Jonbert）和伏爾泰（Voltairs）外，很少對於熱情能說些好話的人，這是奇怪的。也許我們所用的詞語雖不同，而我們所指的實是同一樣東西。但是，假如說“熱情”（Passion）異於“情感”（Sentiment），兩者意義不同，而前者只是專指一種暴躁的沖動的情感而言，那麼在中國字中便找不到一個相應的字可以代表它，我們只好依然用“情”這個字了。我很疑惑這是否就是種族脾性不同的表征？這是否就是中國民族缺乏那種侵蝕靈魂去造成那種西洋文學裡悲劇材料的偉大熱情的表征？這可就是中國文學中沒有產生過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的原因？這可就是中國悲劇角色在危急之時飲泣吞聲，讓敵人帶去了他們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樣，先殺死情人，然後自刎的原因？這種結局是不會使西洋觀眾滿意的，可是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的，所以在文學上當然也就是這樣的了。一個人跟命運掙扎，放棄了爭斗，在事過之後，隨之在悲劇回憶中，發生了一陣徒然的後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劇那樣，他諭令他的愛妃自殺，以滿足叛軍的要求，過後，便神魂顛倒地成天思念她。這種悲劇的情感是在那出戲劇結束後，在一陣悲哀中才表現出來的。當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時，在雨中聽見隔山相應的鈴聲，便做了那首雨霖鈴曲以紀念她；他所能看到或捫觸到的事事物物，無論是一條余香未盡的小領巾，或是她的一個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愛妃，這悲劇的結束便是由一個道士替他在仙境裡尋覓她的芳魂。如此我們就在這裡看到一種浪漫的敏感性，如不能稱之為熱情的話，不過這熱情已變成一種圓熟而溫和的了。所以，中國哲學家有著一種特點，他們雖卑視人類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卻不卑視熱情或情感本身，而反使之成為正常人類的生活基礎，甚至於視夫婦之情為人倫之本。
我們的熱情或情感是隨生命而同來，無可選擇，正如我們不能擇揀父母一樣，我們不幸天生就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性，這是事實。在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小孩是生來就是冷心的；當我們漸次失掉那種少年心時，我們才會逐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情。在我們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我們熱情的天性是被一種邪惡的環境所摧殘壓制，挫折或剝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於我們沒有留意使之繼續生長，或者是我們不能從這種環境裡解脫出來。我們在獲取“世事經驗”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天性曾多方摧殘，我們學會了硬心腸，學會了虛偽矯飾，學會了冷酷、殘忍，因此在一個人自誇他已獲得了很多的人世經驗時，他的神經顯已變成不銳敏，而麻木遲鈍——此種現象尤其是在政界為最多。結果世界上多了一個偉大的“進取者”（Go-getter），把別人擠在一旁，而自己爬到頂上，世界上從此多了一個意志剛強、心志堅定的人，不過感情——他稱之為愚笨的理想主義或多情的東西——在他胸懷中的最後一些灰燼，則也漸漸地熄滅了。我很看不起這種人，這世界上冷酷心腸的人實在太多了。如果國家有一天要施行消滅那些不適於生存者的生殖機能的話，第一步，應該先把那些無道德感念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鐵石心腸的人、殘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堅決一無情義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歡樂的人，一起把他們的生殖機能割掉——而不必亟亟於那些瘋狂的人和患肺癆的人。因為在我看來，一個熱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許會做出一些愚蠢和魯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也無情感的人卻好像是一個笑話或一幅諷刺畫了。他跟都德（Dandet）的莎復（Sapho）兩者比較起來，只好算一條蟲、一架機器、一座自動機、塵世上的一點污點而已。有許多妓女她的一生比大腹便便的商人來得高潔。莎復雖然犯罪，但也懂得愛；我們對於那些會顯示深愛的人，應該給予較大的寬恕，無論怎樣，她從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中走出來的時候，總比我們周遭的那些百萬富翁懷著更熱烈的心情。對曼麗·瑪黛玲（MaryMagdalene）崇拜是對的。熱情和情感有時免不了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受罪是應該的。但是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過於縱容子女，往往因愛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斷，不過她們到了老年的時候，她們一定會回憶到她們從前那種融融洽洽的家庭生活，以為比那些苛刻嚴峻的人的家庭生活來得快樂。有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年紀已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溯過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錯事時，我還是覺得快樂的；不過又想到我的愚蠢時，我甚至到今天還不能饒恕我自己。”
可是人生是殘酷的，一個有著熱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許容易受他的比較聰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錯了主意，常常因對付仇敵過於寬大，或對於朋友過於信任，而走了失著。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因而跑回家中寫出一首悲苦的詩。在中國有許多的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很慷慨地替親友出力幫忙，甚至把家產也因此花完，而結果還吃了他最親密的親友的虧；後來他把這遭遇寫成十二首詩，那詩要算是我所曾讀到過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幾次幾乎窮的要餓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緒不久就會煙消霧散，而他依舊會快樂的。
雖說如此。但這種慷慨熱烈的心情須有一種哲學加以保護，人生是嚴酷的，熱烈的心性不足以應付環境，熱情必須和智勇連結起來，方能避免環境的摧殘。我覺得智和勇是同樣的東西，勇乃是了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而二，二而一，一個完全了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無價值。智抑制了我們愚蠢的野心，使我們從這個世界的騙子（Humbug）——無論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來而生出勇氣。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騙子真是不勝其多，不過中國佛教已經把許多的小騙子歸納於兩個大騙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據說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見中國海上帆船往來如織。他便問他身旁的大臣那幾百只帆船是干什麼的，他的大臣回答道，他只看見兩只船，一只叫做“名”一只叫做“利”。有修養的人士也只能避免利的誘惑，只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逃避名的誘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談到這兩種俗念的根源時說：“絕利易，絕名心難。即退隱之學者僧人仍冀得名。彼樂與大眾講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道：“然則師傅可為世上惟一絕名心之人矣。”師傅微笑而不言。
據我的人生觀察，佛教徒的那種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只兩個，而實有三個：即名、利、權。在美國慣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Success）這名詞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但是有許多智者以為成功和名利的欲望實是失敗、貧窮和庸俗無聞的恐懼之一種諱稱；而這些東西是支配著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全，可是他們還在費盡心計想法去統治別人，他們就是竭一生心力為祖國服役的人。這代價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請一個真真的智者來，要選他做總統，要他隨時向一群民眾脫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說七次，這種總統他一定不要做的。白賚士（JamesBryce，近代英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現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國中最優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覺得單是競選的吃力情形足已嚇退美國的智者了。從政的人頂了竭畢生心力為人群服役的名義，一星期常須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坐在家裡，自己吃一頓簡單的晚餐，隨後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迷惑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騙子的奴隸，越陷越深永無止日。他不久便開始想改革社會，想提高人們的道德，想維護教會，想消彌罪惡，做一些計劃給人家去實行，推翻別人所定的計劃，在大會中讀一篇他的下屬替他預備好的統計報告，在委員會的席上研究展覽會的藍紙圖樣，甚至於想創設一間瘋人院（真厚臉皮啊！）——總之一句話，想干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這些自告奮勇而負起的責任，什麼改造人家、實施計劃、破壞競爭者的計劃等問題，一股腦兒拋在腦後，或甚至還不曾跑進過他的腦筋呢。一個在總統競選中失敗了的候選人，兩星期過後，對於勞工、失業關稅等諸大問題都忘得一干二淨！他是什麼人，干嗎要改造人家，增高人們的道德，送人家進瘋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的話，那些大騙子和小騙子是會使他躊躇滿志地奔忙著，而使他想像著以為他的確是在做一些事情，而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然而，世間還有一個次等的社會騙子，和上述的騙子有同樣的魅力，一樣普遍，就是時尚（Fashion）。人類原來的自我本性很少有表現出來的勇氣。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圖（Democritus）他以為已把人類從畏懼上帝和死亡這兩個大恐怖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是一種對人類的偉大貢獻。雖然如此，可是他還不曾把我們從另一個普遍的恐懼——畏懼周遭的人——中解放出來。人們雖由畏懼上帝和畏懼死亡的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但還有許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懼人們的心理，不管我們是有意或無意，在這塵世中一律都是演員，在一些觀眾面前，演著他們所認可的戲劇。
這種演戲的才能加上摹仿的才能（其實即演戲才能的一部分），是我們猴子的遺傳中最出色的質素。這種表演才能無疑地可以得到實在利益，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博得觀眾的喝彩。但是喝彩聲越高，台後的心緒也越加緊張。同時這才能也幫助一個人去謀生，所以我們不能怪誰迎合觀眾心理去扮演他的角色。
惟一不合之處就是那演員或許會篡奪了那個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夠保存本性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這一種人自知是在做戲，他們不會被權勢、名號、資產、財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當這些東西跑來時，他們只用寬容的微笑去接受，他們並不相信他們如此便變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這一類的人物是精神上的偉大，也只有這些人的個人生活始終是簡樸的。因為他們永不重視這些幻象，所以簡樸才永遠是真真偉大人物的標志。小官員幻想著自己的偉大；交際場中的暴發戶誇耀他的珠寶；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躍登作家之林，馬上變成較不簡樸、較不自然的人；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狹小。
我們的演戲本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我們常常忘記離開舞台，忘記還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過。因此，我們一生辛辛苦苦的工作，並不依照自己的本性，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為社會人士的喝彩而生活，如中國俗語所說老處女“為他人作嫁衣裳”。
玩世、愚鈍、潛隱：老子
老子刁慈的“老猾”哲學卻產生了和平、容忍、簡樸和知足的崇高理想，這看來似乎是矛盾的。這類教訓包括愚笨者的智慧，隱逸者的長處，柔弱者的力量，和熟悉世故者的簡樸。中國藝術的本身，和它那詩意的幻象以及對於樵夫漁父的簡樸生活之贊頌，都不能脫離這種哲學而存在。中國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能忍受暫時的失敗，靜待時機，相信在天地萬物的體系中，在大自然動力和反動力的規律運行之下，沒有一個人能永遠占著便宜，也沒有一個人永遠做“傻子”。
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
躁勝寒，
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老子《道德經》，下同）
我們既知道大自然的運行中，沒有一個人能永遠占著便宜，或是做著傻子，所以其結論是競爭是徒勞的。老子曰：“聖人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當今的作家也可加上一句：“世間的獨裁者如能不要密探來衛護，我願做他的黨徒。”
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善為士者不武；
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與；
善用人者為下。
是謂不爭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有了動力與反動力的規律，便產生了暴力對付暴力的局勢：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凡爾賽會議如果請老子去做主席，我想今日一定不會有這麼一個希特勒。希特勒自以為他在政治上當權之速，證明他得到“上帝的庇佑”。但我以為事情還要簡單，他是得到克列孟梭（Clemenceau）神魂的庇佑。中國的和平主義不是那種人道的和平主義——不以博愛為本，而以一種近情的微妙的智慧為本。
將欲吸之，
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
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關於柔弱者的力量，愛好和平者之總能得到勝利，以及隱逸者的長處這一類訓誨，沒有一個人再能比老子講得更有力量。在老子看來，水便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征——輕輕地滴下來，能在石頭上穿一個洞；水有道家最偉大的智慧，向最低下的地方去求它的水平線：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谷”是空洞象征，代表世間萬物的子宮和母親，代表陰或牝。
谷神不死，
是謂元牝。
元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以牝來代表東方文化，而以牡來代表西方文化，這不會是牽強附會之談吧。無論如何，在中國的消極力量裡，有些東西很像子宮或山谷，老子說：“……為天下谷；於天下谷，常德乃足。”
愷撒要做鄉村中第一個人，而老子反之，他的忠告是：“不敢為天下先。”講到出名是一樁危險的事，莊子曾寫過一篇諷刺的文章去反對孔子的誇耀知識行為。莊子著作裡，有許多誹議孔子的文章，好在莊子寫文章時，孔子已死，而且當時中國又沒有關於毀壞名譽的法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
“子惡死乎？”
曰：“然。”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
“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羽失羽失，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追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禍。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於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
我曾寫過一首詩概括道家思想：
愚者有智慧，
緩者有雅致，
鈍者有機巧，
隱者有益處。
在信仰基督教的讀者們看來，這幾句話或者很像耶穌的“山上訓言”，而也許同樣地對他們不生效力。老子說，愚者得福，因他們是世上最快樂的人。這句話好似替“山上訓言”加了一些詼諧的成分。莊子繼老子“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的名句而說“棄智”。八世紀時的柳宗元把他比鄰的山叫做“愚山”，附近的水叫做“愚溪”。十八世紀時的鄭板橋說了一句名言：“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中國文學上有諸如此類不少贊頌愚鈍的話。美國有一句俚語是“不要太精明”（Don?蒺tbetoosmart），從這句俚語也可看出抱這種態度者的智慧。大智是常常如愚的。
所以，在中國文化上我們看見一種稀奇的現象，就是一個大智對自己發生懷疑，因而產生（據我所知）惟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潛隱的理論，而認為是人生斗爭的最佳武器。由莊子的創說“棄智”，到尊崇愚者的觀念，其中只是一個短短的過程；在中國的繪畫中和文章中，有著不少的乞丐，不朽的隱逸者、癲僧，或如《冥寥子游》中的奇隱士等等，在那上面，我們都可以看出這種尊崇愚者觀念的反映。當這個可憐的襤褸癲僧，變成了我們心目中最高智慧和崇高性格的象征時，智人即從人生的迷戀中清醒過來，接受一些浪漫的或宗教潤色，而進入詩意的幻想境界。
傻子的受人歡迎是一樁實事。我相信無論在東方或西方，人們總是憎惡那個過於精明的同伴的。袁中郎曾寫過一篇文字，說明他和他的兄弟為什麼要用那四個極愚笨但是忠心的僕人。任何人只要把他所有的朋友同伴細細想一想，就可以發現我們究竟喜歡怎樣的人。我們喜歡愚笨的僕人是因為他比較老實可靠，和他在一起過日子，我們盡可以寫寫意意，不必處處提心吊膽。智慧的男人多數要不太精明的妻子，而智慧的女子也多數願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傻子，都是因為他們的真癲或假癲而討人歡喜，受人敬愛。例如宋朝著名畫家米芾號“米顛”（即癲），有一次穿了禮服去拜一塊巖石，要那塊巖石做他的“丈人”，因此得了“米顛”的名號。他和元朝的著名畫家倪雲林都有好潔之癖。又有一個著名的瘋詩人赤了足，往來於各大寺院，在廚房裡打雜，吃人家的殘羹冷飯，不朽的詩便寫在廟寺裡廚房的牆壁上。最受中國人民愛戴的，要算是偉大的瘋和尚顛僧了，他名叫濟公，是一部通俗演義的主人公；這部演義越演越長，篇幅比之《唐·吉訶德》（DonQuixote）還長三倍，但好像還沒有完結。他是生活於一個魔術、能醫、惡作劇和醉酒的世界裡，他有一種神力，能在相距幾百英裡的不同城市裡同時出現。為紀念他的廟宇至今還屹立於杭州西子湖邊的虎跑。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偉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長、李卓吾、金聖歎（他自號“聖歎”，據他說，當他出世時，孔廟裡曾發出一陣神秘的歎息。）他們雖然和我們一樣是人，可是他們在外表和舉動上多少違背著傳統的習慣，所以給人一種瘋狂的印象。
“中庸哲學”：子思
我相信主張無憂慮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學，一定要叫我們擺脫過於繁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責任，因而使人們漸漸減少實際行動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生於現代的人，大都需要這種玩世主義之薰陶，因為這對他是很有益的。那種引頸前瞻徒然使人類在無效果和浪費的行動中過生活的哲學，它的遺毒或許比古今哲學中的全部玩世思想為害更大。每個人都有許多生理上的工作行動，它隨時能把這種哲學的力量抵消；這種放浪者的偉大哲學雖到處受人歡迎，可是中國人至今還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大多數人都未成為玩世者，因為大多數的人都不是哲學家。
所以這樣說來，玩世主義很少會變成大眾所崇拜的流行思想的危險，這一點可以不必擔憂。中國道家哲學雖已獲得了中國人心胸中的感應，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在每首詩歌和每幅山水畫裡都可看得出來；但是大多數中國人依舊過著熙來攘往的生活，依舊相信財富、名譽、權力，肯為他們的國家服役。如若不是這樣，人類生活便不能維持下去。所以中國並沒有人人都服從玩世主義，他們只在失敗後，才做玩世者和詩人；我們的多數同胞依舊還是出力的演員。道家玩世主義的影響，僅是在減低緊張生活，同時在天災人禍的時候，引導人民去信仰自然律的動作和反動作，信仰正義必能因此而得伸張。
然而，在中國的思想上還有一種相反的勢力，它和這種無憂無慮的哲學，自然放浪者的哲學，是站在對立的地位的。自然紳士哲學的對面有社會紳士的哲學，道家哲學的對面有儒家哲學。如道家哲學和儒家哲學的涵義，一個代表消極的人生觀，一個代表積極的人生觀，那麼，我相信這兩種哲學不僅是中國人有之，而也是人類天性所固有的東西。我們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義，一半儒家主義。一個徹底的道家主義者理應隱居到山中，去竭力摹仿樵夫和漁父的生活，無憂無慮，簡單樸實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漁父一般去做綠水之王。道家主義者的隱士，隱現於山上的白雲中，一面俯視樵夫和漁父在相對閒談；一面默念著青山、流水，全然不理會這裡還有著兩個渺小的談話者。他在這種凝想中獲得一種徹底的和平感覺。不過要叫我們完全逃避人類社會的那種哲學，終究是拙劣的。
此外還有一種比這自然主義更偉大的哲學，就是人性主義的哲學。所以，中國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個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樂的人。如果一個人離開城市，到山中去過著幽寂的生活，那麼他也不過是第二流隱士，還是環境的奴隸。“城中隱士實是最偉大的隱士”，因為他對自己具有充分的節制力，不受環境的支配。如果一個僧人回到社會去喝酒、吃肉、交女人，而同時並不腐蝕他的靈魂，那麼他便是一個“高僧”了。因此，這兩種哲學有互通性，頗有合並的可能。儒教和道家的對比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這兩種學說，只是代表了兩個極端的理論，而在這兩個極端的理論之間，還有著許多中間的理論。
我以為半玩世者是最優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典型終究應屬子思所倡導的中庸生活，他即是《中庸》作者，孔子的孫兒。與人類生活問題有關的古今哲學，還不曾發現過一個比這種學說更深奧的真理。這種學說，就是指一種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學說。這種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於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稱心如意地資助朋友；鋼琴也會彈彈，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只夠擺滿屋裡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可是不很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文章也寫寫，可是寄給《泰晤士報》的稿件一半被錄用一半退回——總而言之，我相信這種中等階級生活，是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裡把這種生活理想很美妙地表達出來：
看破浮生過半，
半之受無用邊。
半中歲月盡幽閒；
半裡乾坤寬展。
半郭半鄉村捨，
半山半水田園；
半耕半讀半經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華半實庭軒；
衾裳半素半輕鮮，
餚饌半豐半儉；
童僕半能半拙；
妻兒半樸半賢；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顯。
一半還之天地；
讓將一半人間。
半思後代與滄田，
半想閻羅怎見。
飲酒半酣正好；
花開半時偏妍；
半帆張扇免翻顛，
馬放半韁穩便。
半少卻饒滋味，
半多反厭糾纏。
百年苦樂半相參，
會占便宜只半。
所以，我們如把道家的現世主義和儒家的積極觀念配合起來，便成中庸的哲學。因為人類是生於真實的世界和虛幻的天堂之間，所以我相信這種理論在一個抱前瞻觀念的西洋人看來，一瞬間也許很不滿意，但這總是最優越的哲學，因為這種哲學是最近人情的。總而言之，半個林白比一個整的林白更好，因為半個能比較快樂。如果林白只飛了大西洋的半程，我相信他一定會更快樂。我們承認世間非有幾個超人——改變歷史進化的探險家、征服者、大發明家、大總統、英雄——不可，但是最快樂的人還是那個中等階級者，所賺的錢足以維持獨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過一點點事情，可是不多；在社會上稍具名譽，可是不太顯著。只有在這種環境之下，名字半隱半顯，經濟適度寬裕，生活逍遙自在，而不完全無憂無慮的那個時候，人類的精神才是最為快樂的，才是最成功的。我們必須在這塵世上活下去，所以我們須把哲學由天堂帶到地上來。
愛好人生者：陶淵明
所以我們已經曉得，我們如果把積極的人生觀念和消極的人生觀念適度地配合起來，我們便能得到一種和諧的中庸哲學，介於動作和靜止之間，介於塵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現實人生之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學中，這一種可說是人類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還有一種結果更加重要，就是這兩種不同觀念相混合後，和諧的人格也隨之產生；這種和諧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達到的目的，我們即從這種和諧的人格中看見人生的歡樂和愛好。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要描寫這種愛好人生的性質是極困難的；如用譬喻，或敘述一位愛好人生者的真事實物，那就比較容易。在這裡，陶淵明這位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中國文化上最和諧的產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頭。陶淵明也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我的話吧。他沒有做過大官，很少權力，也沒有什麼勳績，除了本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學遺產上也不曾留下什麼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較渺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自然敬畏，會使那些較聰明與熟識的人自慚形穢。他是今日真正愛好人生者的模范，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欲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調起來。文學的浪漫主義，和道家閒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對儒家教義的反抗，在那時的中國已活動了兩百多年，這種種和前世紀的儒家哲學配合起來，就產生了這麼一種和諧的人格。以陶淵明為例，我們看見積極人生觀已經喪失了愚蠢的自滿心，玩世哲學已經喪失了尖銳的叛逆性，在梭羅身上還可找出這種特質——這是一個不成熟的標志，而人類的智慧第一次在寬容和嘲弄的精神中達到成熟的時期。
在我看來，陶淵明代表一種中國文化的奇怪特質，即一種耽於肉欲和靈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種不流於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於肉欲的物質生活的奇怪混合；在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靈始終是和諧的。所謂理想的哲學家即是一個能領會女人的嫵媚而不流於粗鄙，能愛好人生而不過度，能夠察覺到塵世間成功和失敗的空虛，能夠生活於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視人生的人。陶淵明的心靈已經發展到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內心有一絲一毫的沖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詩一般那麼自然而沖和。
陶淵明生於第四世紀的末葉，是一位著名學者兼貴官的曾孫。這位學者在家無事，常於早上搬運一百支甓到齋外，至薄暮又搬運回齋內。陶淵明幼時，因家貧親老，任為州祭酒，但不久即辭了官職去過他的耕種生活，因此得了一種疾病。有一天，他對親朋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有一個朋友聽了這句話，便薦他去做彭澤令。他因為喜歡喝酒，所以命令縣裡都種秣谷，可是他的妻子不以為善，固請種粳，才使一頃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粳。後因郡裡的督郵將到，縣吏說他應該束帶相見，陶淵明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是官也不願做了，寫了《歸去來辭》這首名賦。此後，他就過著農夫的生活，好幾次有人請他做官，他一概拒絕。他家裡本窮，故和窮人一起生活，在給他兒子的一封信裡，曾慨歎他們的衣服襤褸，做著賤工。有一次他送一個農家的孩子到他的兒子那裡去，幫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給他兒子的信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惟一的弱點就是喜歡喝酒。他平常過著孤獨的生活，很少和賓客接觸，可是一看見酒，縱使他不認識主人，也會坐下來和大家一起喝酒。有時他做主人的時候，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且去。”他有一張無弦的琴，這種古代的樂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靜的時候，慢慢地彈起來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時，或是有興致想玩玩音樂時，便撫撫這張無弦的琴。他說：“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他心地謙遜，生活簡樸，且極自負，交友尤慎。判史王弘很欽仰他，想和他交朋友，可是無從謀面。他曾很自然地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潔志慕聲。”王弘只好和一個朋友用計騙他，由這個朋友去邀他喝酒，走到半路停下來，在一個涼亭裡歇腳，那朋友便把酒拿出來。陶淵明真的欣欣然就坐下來喝酒，那時王弘早已隱身在附近的地方，這時候便走出來和他相見。他非常高興，於是歡宴終日，連朋友的地方也忘記去了。王弘見陶淵明無履，就叫他的左右為他造履。當請他量履的時候，陶淵明便把腳伸出來。此後，凡是王弘要和他見面時，總是在林澤間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們在煮酒，就把他頭戴的葛巾來漉酒，用過了還他，他又把葛巾戴在頭上了。
他那時的住處，位於廬山之麓，當時廬山有一個聞名的禪宗，叫做白蓮社，是由一位大學者所主持。這位學者想邀他入社。有一天便請他赴宴，請他加入。他提出的條件是在席上可以喝酒。本來這種行為是違犯佛門的戒條的，可是主人卻答應他。當他正要簽名入社時，卻又“攢眉而去”。另外一個大詩人謝靈運很想加入這個白蓮杜，可是不得其門而入。後來那位方丈想跟陶淵明做個朋友，所以他便請了另一位道人和他一起喝酒。他們三個人，那個方丈代表佛教，陶淵明代表儒教，那個朋友代表道家。那位方丈曾立誓說終生不再走過某一座橋，可是有一天，當他和他的朋友送陶淵明回家時，他們談得非常高興，大家都不知不覺地走過了那橋。當三人明白過來時，不禁大笑。這三位大笑的老人，後來便成為中國繪畫上常用的題材，這個故事象征著三位無憂無慮的智者的歡樂，象征著三個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團結一致的歡樂。
他就是這樣地過他的一生，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心地坦白的、謙遜簡樸的鄉間詩人，一個智慧而快樂的老人。在他那本關於喝酒和田園生活的小詩集，三四篇偶然沖動而寫出來的文章，一封給他兒子的信，三篇祭文（一篇是自祭文），和遺留給子孫的一些話裡，我們看出一種造成那和諧生活的情感和天才；這種和諧的生活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卓越。他在《歸去來辭》那首賦裡所表現的就是這種愛好人生的情感。這篇名作是在公元四○五年十一月，就是在決定辭去那縣令的時候寫的。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也許有人以為陶淵明是“逃避主義者”，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他要逃避的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如果他是邏輯家的話，他或許早已出家做和尚，徹底地逃避人生了。可是陶淵明不願完全逃避人生，他是愛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兒是太真實了，他的花園，那伸到他庭院裡的樹丫枝，他所撫摸的孤松，這許多太可愛了。他僅是一個近情近理的人，他不是邏輯家，所以他要周旋於周遭的景物之間。他就是這樣的愛好人生，由種種積極的、合理的人生態度，去獲得他所特有的能產生和諧的那種感覺。這種生之和諧便產生了中國最偉大的詩歌。他為塵世所生，而又屬於塵世，所以他的結論不是逃避人生，而是“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陶淵明僅是回到他的田園和他的家庭裡去。所以，結果是和諧，不是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