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夏季，一個炎熱的白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從一家庭院門前經過。我不知道，她是出於惡作劇還是由於思想不集中敲了那扇門，或者她僅揮了揮拳頭嚇唬了一下，根本就沒敲。往前再走一百步，在大路拐向左邊的地方，就是村頭了。我們並不熟悉這個村子，但我們剛剛走過第一家，人們就紛紛走出來和我們打招呼，有的和善友好，有的發出警告，有的甚至驚慌失措，有的慌得弓起了腰。他們指著我們經過的那家庭院，提醒我們曾敲過那家的門。那家庭院的主人將控告我們，調查將會馬上開始。我十分鎮靜，我也安慰著妹妹。她可能根本就沒敲，即使她敲了，這世上到哪裡也找不出證據。我力圖讓圍著我們的人也明白這一點。他們認真聽我說著，但卻不願做出判斷。後來他們說，不光我妹妹，連我這當哥哥的也將受到控告，我微笑著點了點頭。我們全都回頭望著那家庭院，就像觀望著遠處的濃煙，等著看大火。果然，我們很快就看見幾個騎馬的人進了那家洞開的院門。塵土高高揚起，遮掩住了一切，只有長矛尖在閃閃發光。這隊人馬剛剛消失在院子裡，似乎立刻就調轉了馬頭，沿大路朝我們奔來。我催妹妹離開，我將一個人了結一切。她拒絕把我一個人丟下。我說，可她至少也該換換衣服，穿件好點兒的衣服去見那些先生。她終於同意了，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騎馬的人已經到了我們身邊，他們騎在馬上打聽著我妹妹的去向。她現在不在這裡，回答小心謹慎，不過呆會兒就來。回答被漫不經心地錄了下來。最重要的好像是他們找到了我。主要是兩位先生，法官是個活潑的年輕人，他的助手沉默寡言，被稱作阿斯曼。他們要我到農舍裡去。在諸位先生銳利的目光的注視下，我搖頭晃腦，手指撥弄著褲背帶，慢慢地挪著腳步。我還以為，只要一句話就足以使我這個城裡人擺脫這幫鄉巴佬，甚至還是很光彩地擺脫他們。可當我邁過農舍的門檻時，跳到前面等著我的法官說：「我為這人感到惋惜。」毫無疑問，他這話指的不是我現在的處境，而是我以後的命運。這屋子看上去是個農舍，可更像一間牢房。大石板鋪的地面，光線昏暗，光禿禿的牆壁，牆上有個地方嵌著一個鐵環，屋當中放著那既當木板床又作手術台的東西。
除了這監牢的空氣，我還能聞出別的空氣嗎？這是個大問題，說得更確切點，如果還有望獲釋，這問題就來了。
（周新建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