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似乎是一個盛產名人的時代。這當然要歸功於傳媒的發達，尤其是電視的普及，使得隨便哪個人的名字和面孔很容易讓公眾熟悉。風氣所染，從前在寒窗下苦讀的書生們終於也按捺不住，紛紛破窗而出。人們彷彿已經羞於默默無聞，爭相吸引傳媒的注意，以增大知名度為榮。古希臘晚期的一位喜劇家在緬懷早期的七智者時曾說：「從前世界上只有七個智者，而如今要找七個自認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現在我們可以說：從前幾十年才出一個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個自認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
一個人不拘通過什麼方式或因為什麼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稱作名人，這好像也沒有大錯。不過，我總覺得應該在名人和新聞人物之間做一區分。譬如說，掛著主編的頭銜剽竊別人的成果，以批評的名義誹謗有成就的作家，這類行徑固然可以使自己成為新聞人物，但若因此便以著名學者或著名批評家自居，到處赴宴會，出風頭，就未免滑稽。當然，新聞人物並非貶稱，也有光彩的新聞人物，一個恰當的名稱叫做明星。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寫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別的卓越功績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斷的權力在歷史，明星則是在公眾面前頻頻露面因而為公眾所熟悉的人，判斷的權力在公眾，這是兩者的界限。明晰了這個界限，我們就不至於犯那種把明星寫的書當作名著的可笑錯誤了。
不過，應當承認，做明星是一件很有誘惑力的事情。誠如杜甫所說：「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做明星卻能夠現世兌現，活著時就名利雙收，寫出的書雖非名著（何必是名著！）但一定暢銷。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許多學者身份的人現在熱中於在電視屏幕上亮相。學者通過做電視明星而成為著名學者，與電視明星通過寫書而成為暢銷作家，乃是我們時代兩個相輔相成的有趣現象。人物走紅與商品走俏遵循著同樣的機制，都依靠重複來強化公眾的直觀印象從而佔領市場，在這方面電視無疑是一條捷徑。每天晚上有幾億人守在電視機前，電視的力量當然不可低估。據說這種通過電視推銷自己的做法有了一個科學的名稱，叫做「文化行為的社會有效性」。以有效為文化的目標，又以在公眾面前的出現率為有效的手段和標準，這誠然是對文化的新理解。但是，我看不出被如此理解的文化與廣告有何區別。我也想像不出，像托爾斯泰、卡夫卡這樣的文化偉人，倘若成為電視明星——或者，考慮到他們的時代尚無電視，成為流行報刊的明星——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姑且承認，凡有相當知名度的人均可稱作名人。那麼，最後我要說一說我在這方面的趣味。我的確感到，無論是見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識強烈的名人，還是被人當作名人見，都是最不舒服的事情。在這兩種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脅。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有才無聞的普通人。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沒有名副其實的呢？沒有，一個也沒有。名聲永遠是走樣的，它總是不合身，非寬即窄，而且永遠那麼花哨，真正的好人永遠比他的名聲質樸。
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