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環境中，我所面臨的危險是雙重的，既可能被環境改造成一個像動物那樣活著的庸人，也可能主動地適應環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其實二者都是被環境同化，後者所造就的不過是另一種形態的庸人罷了。一個在地區宣傳部工作的大學生好心地勸我，多給沒有水平的報紙寫些沒有水平的稿子，見報多了，就會逐漸引起注意，得到重用。事實上，他自己就是這樣走出來的。開始時，我聽從他的勸告，真的給廣西日報寄了幾篇稿子，但都石沉大海。幸虧結果如此，使我及時停止了這種愚蠢的努力。我看清楚了，要走捷徑就必須迎合某種我不喜歡的東西，我何苦這樣委屈自己，還不如走我自己的寂寞之路來得舒心。有人知道我在埋頭用功，問我：「你學得再好，懂得再多，又怎麼樣呢？」我心想，處境優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沒有真才實學，卻在於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慮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個心安理得。荀子的話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進」，小人「日退」。
從1974年起，我的若干老同學陸續上調到了自治區一級機關。剛聽到這類消息，我頗受刺激，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後來，我在出差時拜訪了他們，看到了他們的狀態，心裡反而坦然了。他們中有的人一副志滿意得的樣子，教導我說：理論問題的結論從來是由權威來做的，搞理論研究毫無必要，文學、藝術、理論等等全是彫蟲小技。然後，語重心長地規勸我搞好人事關係，如此才會有前途。我發現，他們一如既往地對精神事物沒有興趣，唯一的變化是更加世故了。接著，又傳來消息，一個曾經宣佈屈原和李白都是反動文人的同學調入大學教書了。我心裡越來越平靜了，相信自己有權利看輕所謂機會和運氣，蔑視一切虛假的成功，以真實的成績傲笑空洞的名位。
我仍然看不到自己在現實中有什麼前途，但是，這種處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種內在的自信和定力。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確的路上。因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現在處境惡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處境好轉同樣也不會使我止步。相反，那些沒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世故和運氣也許可以帶給他們一個好位子，但永遠不可能使他們真正有所作為。回頭去看我當時的日記，我發現，我的為人處世的態度已經十分堅定而明確，甚至在表達上也與今天相當接近。也許，牢固地確立一種做人原則，看重內在的精神性成就遠超過外在的社會性成功，便是資源八年半歷練的主要收穫吧。讓我從日記中摘錄一些句子——
「看到無能的人走運，我不羨慕，因為他終究是無能的。看到有能力的人走運，我不嫉妒，因為這是他應得的。」
「庸人很容易滿足，有所不滿也是因為瑣碎的事情。精神性的人無論在怎樣的處境中不會完全滿足，也不會完全不滿。」
「我的吃虧在太老實，如果像那種沽名釣譽之輩行事，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但是，本性難改，寧肯老實而默默無聞，不願滑頭而飛黃騰達。所以，恐怕只能如此以終了。」
「生活苦嗎？環境乏味嗎？但我不羨慕任何人。我為我是我自己而感到幸福。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而精神是不能傳染的。我永遠不會羨慕那些缺少精神的人，不管他們在別的方面多麼富有。」
「儘管久居僻地，我還是勉力發奮，不讓自己頹敗下去。在這種環境中，不知有多少人沉淪了。想到這一點，還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每當我勤奮做事的時候，想起那些什麼事不做、什麼學問沒有、專憑職權欺壓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輕蔑地一笑。儘管他們氣勢洶洶，我還是有權利蔑視他們的。」
「即使一輩子受冷落，我也寧願做一個默默無聞但有真才實學的人，而決不做一個不學無術的沽名釣譽之徒。說這是清高也好，說這是志氣也好，反正我是決定這樣一意孤行了。」
當然，若問我究竟做出了什麼成績，其實也很可憐。在那樣的環境中，我所能做的不過是盡量找書讀和寫點東西罷了。七十年代初期，書店裡根本沒有值得一讀的書出售。我在縣中學圖書室裡發現了一套很不全的萬有文庫，真是欣喜不已，陸續借來讀了。《魯迅全集》重印，我讓家人在上海買了寄來，重讀了一遍。閒讀雜書不能使我滿足，我特別想做一點系統的研究，苦於無從著手。1973年，評法批儒開始，給我提供了一個題目。當時我對這場宣傳攻勢的背景和用心並不瞭解，但覺得基調是有問題的，曾在日記中寫道：「儒法兩家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兩手，所謂王道和霸道是也。過褒過貶，似不妥當。現在尊法批儒，大約是要為文化大革命辯護吧。」不過，借此機會系統讀一下兩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線裝的《韓非子集解》，我便讓他寄來借我一讀。那時我正在一個很落後的村子下鄉，夜晚沒有電燈，跳蚤叮得人無法入睡，我便打著手電筒讀書。讀完後，我很想寫一寫，但覺得資料不夠，就寫信給見過幾面的地委宣傳部長，求她幫我借書。她回信表示拒絕，理由十分特別，竟是因為韓非子不屬於宣傳報道範圍。最後我還是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論文，題為《韓非的法治理論》。在當時，這樣的東西當然不可能發表，不過我的目的從來是自己弄清問題。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總歸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總算是在做點事情了。
從1973年起，配合著評法批儒，中華書局開始再版二十四史，這對於渴求書籍的我來說真是沙漠甘泉。縣書店進貨很少，宣傳部和黨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這兩個單位時，買書都由我負責，我便自己買下，不去報銷發票。事實上，除了我，這些書根本沒有人讀，報銷了同樣可以佔為己有，不會有人發現和過問，但我的潔癖不允許我這樣做。從此開始了我讀史的生活，兩年多裡讀了前三史和《晉書》，還讀了從縣中學借來的《戰國策》、《左傳》。我產生了一個計劃，想寫《春秋戰國史稿》，結果只寫了齊、吳、魯三章分國史，三萬多字。此外，還寫了《讀〈三國誌〉》，四萬多字，包括論曹操和諸葛亮的兩篇長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評。
除歷史外，我讀書的另一個重點是馬列。這主要是因為，當我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時，辦公室那兩隻書櫃裡真正值得讀的書只有一套馬恩全集和一套列寧全集。我把這兩套書共七十八卷通讀了一遍，並摘錄了大量卡片。列寧十月革命後的著作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發現他被在一個生產力落後的國家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困難深深困擾著，而這也正是我國面臨的問題。我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幫倒台之後，在1978年4月，才寫成了一篇三萬字的論文，題為《落後國家的革命和生產力——重溫列寧的有關論述》。我著重闡發了列寧的一個重要思想：雖然社會主義革命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國家開始的，但只有在生產力先進的國家裡才能夠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寧已經預見到了落後國家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撇開價值觀點不論，應該承認，列寧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歲月中，我還是做了一點事情。那麼，也許歲月並沒有停止，它在寂靜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帶往一個適合於我生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