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世英的兇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學生，他們無名無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螞蟻一樣消失在無人知道的犄角旮旯裡了。然而，在他們一生中的某個時候，他們曾經結集為一支仇恨的小分隊，堅持不懈地追殺一顆他們不能認同的靈魂。從文革初期起，這個追殺行動就沒有停止過。這幾個人屬於農大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按照一種解釋，他們整郭世英是為了反周恩來，因為當初郭的問題是周親自處理的。世英死後，周恩來來到郭家，還曾說了「世英是為我死的」這樣一句痛心而又內疚的話。我相信這是重要動機之一，但我認為最深層的動機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農大找世英時的遭遇給我印象至深，那個怒氣沖沖的男生是一個縮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個多麼格格不入的環境裡。我常想，雖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這伙狹隘的人手中，悲劇未必會發生。事實上，文革中一個個具體的悲劇都是由一隻隻具體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們得逞的條件，但不是赦免它們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惡，惡的存在卻不能用文革本身來解釋和辯護。
世英多次對我談到班上同學整他給他造成的苦惱。他死後，我燒燬了我的全部日記，但是，彷彿是要留下證據，在燒燬前我抄錄了其中記載的他的這些談話。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報告郭民英的死訊後，他說：「我們班上的同學前一時期要整我。有一個女生特別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來以後，班上對我的態度就變了。有什麼理由呢？我在最艱苦的時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說，只有頭腦是研究主體，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對象，我對這一點體會很深。有時候我想，你們怎麼老這麼看我呀。其實，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變這種狀況，不靠自己，還靠別人？就看你有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水平。所以，他們讓我寫檢查，我原來準備寫一個十萬字的《十批判書》，讓他們去讀吧。現在我什麼也不準備寫了。我對他們說：『怎麼，我就是一輩子反革命了？』」一個多月後，他又告訴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節問題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銘述從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見面。原定這一天請他驗收編好的魯迅語錄，我們正議論著，世英突然說：「我認為今天的任務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們，若有所思地望著別處，接著說：「我宣佈退出這件事，以後你們兩人去搞吧。」林銘述站起來，踱了幾步，出屋去了。屋裡靜極了，世英看著我，說：「我們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發出通令，要我簽字承認是叛國分子。我當然不能承認。又提四條，什麼不許和外校同學來往，一個月只許回家一次，多少天寫一份檢查，等等。我都簽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來了。」我問他準備怎麼辦，他說：「明天回學校。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要鬥，就讓他們鬥。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國分子我不能承認，以前都下過結論了。群眾這麼做，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合潮流的。不瞭解我的人，站在他們的地位上，也只能這麼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說：「你不是說過要離開農大嗎？」他說：「現在離開學校，就是死路一條。說實話，現在就這樣死去，真不願意。」我問：「他們會動武嗎？」他說：「動武我倒不怕，就讓他們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這是精神上的壓力。魯賓遜能在孤島上活下去，是因為還抱著回大陸的希望。」
晚飯後，我們又回到這個話題。他說：「我回去後真不知該怎麼辦。歷史發展總是一個浪潮一個浪潮的，不會以每一個個人為線索……」停頓了一會兒，他問我：「你說我怎麼辦？」我說：「這只是一個浪潮，有漲潮，就總有退潮。」他說：「以後還有漲潮。」我說：「漲潮後還有退潮。」林銘述插話：「這是暫時的。」我趕緊附和：「對，是暫時的。」我們都想安慰他，但這安慰是多麼蒼白無力啊。離開他家時，他送我到院門口，對著我的背影說：「等候我的噩耗吧！」我回過頭，看見了他的冷靜的、閃爍的目光。
走在冬夜的街道上，徘徊在冷清清的車站旁，我的耳邊一直迴響著這句不祥的話。設身處地想一想，二十歲時的過失如同咒語一樣附在他的身上，這咒語只有到死時才能解除，他怎麼能不絕望。我又想到他如此熱情讚美的群眾運動對他如此無情追殺，感到無比荒唐。我恨自己眼看著他瀕臨沒頂之災卻無力拉住他，世上沒有任何人能幫助他，我的心為個人的渺小而哭泣。
多年後，我讀到他給林銘述的一封信，日期正是上述談話的第二天，是他應林的要求在回學校的當天寫的。他告訴林，回校後遇到的是意外的平靜。他談到自己深深的無奈心情：「說來好笑，幾天來，存在主義的無能思想總在腦子裡轉，自己改造思想的積極的能動性沒有什麼意義了，老是跟在事情後面跑，去追尋它的必然性。」然而，他仍試圖正確理解事情的必然性。林的母親罵那伙整他的人是「反動路線」，這是文革中最嚴重的罪名，他讓林勸林母不要這樣看，強調群眾整他只是「革命大風暴中的小缺點」，「不是主流，也不是逆流，而是支流」。不過，他又表示，他既要相信群眾，也要堅持真理，不能接受違背事實的罪名，因為不堅持真理就是最大的不相信群眾。看來，他覺得自己已想明白要採取的態度，就是決不抵制，也決不違心認罪。抵制會使他站到群眾運動的對立面，這是他不願意的，實際上那夥人也必定會更凶狠地整他。違心認罪同樣會給那夥人提供整他的理由：「我很清楚，只要膽怯心理佔了上風，一下子就可以失去我的基本權利，而那又只是因為膽怯，就太沒有意義了。」在這個分析中，他忽略了一點：只要他不認罪，在那夥人看來就是抵制。他不得不忽略，因為他的真正處境是，認罪不認罪都逃不脫追殺，他已被逼入死角，無路可走。
在這段時間裡，還有一件事加重了歷史投在他身上的陰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現。當時曹利用保外就醫的機會活動平反，要求郭世英協助。他來找郭時，我剛巧也在農大，看見郭的表情冷淡。但是，他仍同意陪曹去公安部，後來也確實去了。他對我說，把曹算做x的主要成員，這不符合事實，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幫助澄清。我問起他們去公安部活動的詳情，他沉默良久，臉色很不好，最後只是說：「現在不想談。這次我又上當了，但也有所戒備。」不管具體經過怎樣，這件事顯然使他不快，不但把他拉回到了過去，而他正在為這個過去挨整，而且，如果整他的人發現他與曹的來往，就是現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
農大那夥人在發出通令之後，突然沒有了下文，意外的平靜保持了四個月。後來我知道，原因是他們到公安部索查關於x的檔案，遭到了拒絕，公安部明確告訴他們，郭的問題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處理的，不許他們插手。世英暫時躲過了這個惡浪，心情又逐漸開朗起來，到1968年4月幾乎可以說是陽光燦爛了。那些天裡，除了討論文革思潮，他還熱中於兩件事，一是攝影，二是圍棋。在1968年4月1日給我的信中，他天真地自誇：「我發現一個極好的攝影方法，第一次把人的面部線條、紋路如此逼真地再現出來了，一根根的頭髮，一絲絲的眉睫，一個個的毛孔，甚至是雞皮疙瘩，畢露無遺。好極了，頭像攝影的高峰已經到來。」他的圍棋是向我這個剛學了幾天的臭棋手學的，很快就與我旗鼓相當了，但仍以一二子輸給我。在同一封信中，他和我爭論：「姓周的，你太不像話了，你是從哪兒搞來的不三不四的圍棋勝負規則？我無意中翻書，才知道受了你的騙！你必須在無私的圍棋法面前承認你是輸給我了。」我不記得我們是怎樣解決這個爭端的，總之，後來他仍然沒有贏過。最後一局結束，他異常激動，咬牙切齒地吐出一句話：「告訴你，我還要和你下！」然而，我們豈會想到，再也沒有下一局了，幾天後他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