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運動開始，我一直懷著一個心病，就是郭世英。從整個運動的狀態判斷，他在農大的日子不會好過。不管他多麼真誠地悔改，x的歷史問題不可能不被糾纏，而性格直率的他不知會作出什麼激烈的反應。我沒有他的一點兒消息，很想去農大打聽，但又不敢，怕的是凶多吉少，實際的情形會令我承受不了。
沒有料到，在音信隔絕一年之後，這個讓我百般惦念又百般憂慮的郭世英，他自己給我來信了。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著剛寄到的信，如同捧著一枚定時炸彈，躲到一個沒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我真覺得它會爆炸，把我炸傷，如果這樣，我要偷偷地舔淨傷口，不讓任何人察覺。然而，爆炸沒有發生，信中的語氣出乎意料地平靜。信的開頭是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的讚頌，然後，他點出了寫信的目的：「我們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便斷去了聯繫，既無鬥爭亦無聯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識的路人。這種沉默雖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為此遺憾。這種突如其來的沉默決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它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產物，是應被打破的。」接著，他提出了幾點建議，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來對我們各自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或在鬥爭中合，或在鬥爭中分。讀完信，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謝天謝地，世英眼下總算是平安的，這個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體內容重要一千倍。
我很快回了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議。這封回信的抄件還在，我在上面讀到我是這樣為自己的沉默辯護的：「我沒有把握斷定你在這場革命中的發展方向，因此幾次想與你聯繫，又拖延下來了。」談及他的錯誤思想，我汗顏地發現自己在個性自由問題上窮追不捨，說這是他過去一整套資產階級思想的基礎，這個基礎仍未徹底摧毀。最後我詢問他，是什麼具體情況促使他想到要和我一起來進行自我清理的，其實我是希望知道他現在的實際處境。
世英也馬上回信。他到底聰明，針對我說的沒有把握云云，他回敬說：「我也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反向你提出同樣的議論。」在這封用小字密密麻麻寫了四頁的信上，他比較詳細地談了他從文革開始以來的經歷。正如我所擔心的，文革開始不久，就有大量的大字報揭批他的歷史問題，從此他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背上了精神包袱。大串聯時，他去河南農村生活了三個月，從而「更下定了到農村與貧下中農同生死的決心」，本不想回來了，因為要接受批判，才回了學校。但是，「今後的道路很明顯，心意也很扎實」，即最後的歸宿一定是農村。我想起1964年2月他在農場期間給我的一封信，其中也說到永遠留在農場的心願，可見這是他幾年來的一貫想法。這個心願被塗上了濃厚的革命色彩，骨子裡卻是一種絕望。也許他不願承認，但實際上他已經看清，他在當時的唯一出路是徹底脫離意識形態紛爭，做一個地道的農民。
談到自己的過去，他強調：「幹部子弟的問題在運動中暴露出來了，這給我打消了很多疑問。許多幹部子弟是新貴族，我就是一個樣板吧。」他把他的問題歸結為兩點，一是對群眾和個人的關係的錯誤認識，那種極反動的超人思想總是以各種形式反映出來，二是對階級鬥爭的錯誤認識。對於我提出的個性自由問題，他表達了這樣的認識：「個性自由中的個性是有階級性的，自由則服從階級性而且是相對的。以前以為個性自由是絕對的東西，但正是這個錯誤思想使我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由。」但是，他接著寫道：「那麼是否因之便是再無個性再無自由了呢？我還不這樣理解。問題很抽像，以後有機會可以討論。」這個伏筆表明，他仍在堅持獨立思考，他的思考深度遠非當時的我所能比。他對我的問題的分析是，一是對他的問題用溫情主義代替了階級鬥爭，二是缺乏社會實踐。
怎麼想到要來找我呢？他的解釋是，為了批判的需要，因為我比較瞭解他的思想發展過程。「同時，也有其他的願望，如果能經過鬥爭重新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豈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不久後我明白了，這個「其他的願望」其實是第一位的動機。他實在太孤獨了，周圍沒有一個理解他的人，他是在以革命的名義呼喚友情和溫暖。事實上，在通了這兩封信之後，我們就見面了，從此頻繁來往，誰也沒有再提所謂批判的事。
通信後的第一次見面是在農大。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他的寢室，只見到一個顯然農村出身的學生。我向他打聽郭世英的去向，他怒氣沖沖地說：「誰知道他，吊兒郎當的，被子也不疊一疊！」我心中一驚，掃視屋內，一眼認出了郭的床鋪，被子仍是幾年前在北大用的那條，倒是沒有疊。可是，那是郭自己的被子，郭沒有把他床鋪上的被子翻亂，他何必如此氣憤呢？好像我也要為郭不疊被子負責似的，他背過臉不再理我。這個見面禮使我一下子看清了世英所處的人際環境有多麼低劣。一會兒，世英回來了，他瘦了些，但還是那樣開朗。我們在校園裡散步，一路上，他說些農大運動的情況。走到校門口，他說乾脆回家吧，我跟他跳上了公共汽車。那一天，我們在西屋閒談，郭老走了進來，他告訴郭老，我就是周國平。郭老向我點點頭，似乎想說什麼，停了一下，終於什麼也沒有說就走出去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郭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