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寒窗苦讀的日子並沒有開始。不論我對即將開始的生活怎樣想像，我都不會想到，我在這裡會遇見一個人，他不但改變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響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靈通的同學對我說，郭沫若的兒子在我們班。北大是高幹子女雲集的學校，這沒有什麼。見到郭世英是在兩天後，各班分組討論系副主任的入學教育報告。那個報告乏味透頂，郭世英並沒有聽，他來校時正好碰上討論。人們擠挨著坐在寢室裡，一個接一個發言。郭世英也發言了。他坐在雙層床的下鋪，微低著頭，長髮下垂，眼睛凝視著地面某處。他的聲音深沉而悅耳，話音很低，有時幾乎聽不清，彷彿不是在發言，而是在一邊思考一邊自語。他說的大意是，從高三開始，他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讀了許多書。哲學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種理論是不是真理，必須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檢驗，對馬克思主義也應如此。結果，從追求真理出發，他走向了懷疑馬克思主義。為此他陷入了苦惱之中，離校休學了。在休學期間，他想明白了問題之所在。馬克思主義是有階級性的，離開了階級觀點，單憑抽像思維，就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
在發言時，他的臉上始終凝集著深思的神情，他的語調誠懇而富於感染力。發言結束後，寢室裡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種深深的感動。打動我的與其說是他發言的內容，不如說是由聲音、神情、說話方式造成的整個氛圍。當時我並不真正理解他的話，我相信別人更是如此，在座的還沒有人想到要自己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因而對他的問題和苦惱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為如此，我格外鮮明地感覺到，眼前的這個人屬於一種我未嘗見過的人的類型，其特徵是對於思想的認真和誠實，既不願盲從，也不願自欺欺人。這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精神性的人。
後來通過交談，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經歷。他中學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幹部子女學校一零一中學，在學校裡，他一直是三好學生、模範共青團員，被譽為高幹子弟的表率。同級不同班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另一個是將門之子孫經武，因為思想反動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會上主將的角色。但是，到快畢業時，他開始反省自己，進而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從此與這兩人有了密切來往。離開一零一中後，他進外交學院上學，因為思想問題而不能在這所政治性很強的學校繼續讀下去，休學一段時間，然後轉學到了北大。
進入北大後，世英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精神平靜時期。他在入學討論會上的發言表明，他試圖調整自己的方向，盡量與主流思想靠攏。可是，這一努力並不成功。時過不久，他的業已覺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當時的政治和教育環境，衝突在所難免，內心十分痛苦。從第二學期初開始，張鶴慈和孫經武經常在我們寢室的門口出現了。1963年5月，東窗事發，他們三人被捕。世英沒有上完一年級，就離開了北大。
剛開學時，世英總和一個名叫李建智的同學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畢業的，喜歡畫畫，他們倆經常攜著畫夾到校園裡互畫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結核休學，我頂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個離不開朋友的人，他顯然喜歡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學校裡，我們幾乎形影不離。我們住同一寢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課，往返路上，他騎自行車，我就坐在後座上。我們還常常一同逃課，躲在寢室裡看書或閒聊。晚上熄燈後，我們會在盥洗室裡逗留一會兒，他壓低嗓音向我發表各種感想。他對我基本上無話不談，後來成立x以後，他以及張、孫寫的作品，他也都拿給我看。因此，對於導致他後來慘死的那個x小團體的情況，我可以算是一個相當知情的人。
在語文課的一篇作文裡，世英寫道：「我什麼話都對周國平說，不知道這是因為他小，還是因為他能理解人。」語文老師在「因為他小」旁邊打了一個問號，批道：「小怎麼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實小還真是一個原因。我是全年級年齡最小的，而且樣子比年齡又小許多，進大學後仍在長個兒，臨畢業還常被人誤當做中學生。有一回，我進一家舊書店挑了幾本書，付款時，收款的老頭好奇地問我是哪個中學的，突然瞥見我的校徽，立刻叫起來：「快看，這麼小就上北大了，還買這麼多書！」正在架前挑書的幾個女中學生都回頭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對我的喜歡的確有憐小的因素，跟張、孫談到我時總把我暱稱作小傢伙。其實，所謂「能理解人」也和小有關，因為小，不通世故，心地單純，又敏於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學為求政治上的進步而與世英拉開距離時，我獨能對他懷著同情的理解。不過，真正說來，我是崇拜世英的，這是一個少年對一個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歲，現在想來，當時也只是一個二十歲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時的我眼裡就算一個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帥，身高一米七八的個兒，體格勻稱結實，一張輪廓分明極具個性的臉，很像一張照片中的青年馬雅可夫斯基，經常穿一件中式對襟布褂，風度既樸素又與眾不同。當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質，除了思想上的真誠之外，他又是一個極善良的人，對朋友一片赤忱，熱情奔放，並且富有幽默感，頑皮而善於說俏皮話。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個人的時候遇見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經度過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說，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見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個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學僅兩年，農村四清兩年，文革又兩年。在這六年中，我與世英有兩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學一年級，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當我回顧我的北大歲月時，與世英的交往無疑是其中最難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說，我從這一交往中學到的東西，遠比哲學系全部課程所教給我的更多，當然也更本質。如果沒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憑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後來走的路，但是，因為青春期播下的種子比較單薄，這條路上的風景會遜色得多。對於我來說，在一定的意義上，郭世英就意味著我的大學時代，而文革就意味著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這一部分中不免要經常談到郭世英，不過將限於主要談他對我的影響。我不想在這裡講述他的全部故事，那應該是另一本書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