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啃胡塞爾的那些以晦澀著稱的著作。哲學圈子裡的人都知道，胡塞爾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作為現代現象學之父，他開創了一個半分天下、影響深廣的哲學運動。可是，人們大約很難想到，這位大哲學家在57歲前一直是一個沒有職稱的人，在哥廷根大學當了16年編外講師。而在此期間，他的兩部最重要的著作，《邏輯研究》和《觀念》第一卷，事實上都已經問世了。
有趣的是，德國另一位大哲學家，近現代哲學史上當之無愧的第一人康德，也是一個長期評不上職稱的倒霉蛋，直到47歲才當上哥尼斯堡大學的正式教授。在此之前，儘管他在學界早已聲譽卓著，無奈只是「牆內開花牆外香」，教授空缺總也輪不上他。
這兩位哲學家並非超脫得對這種遭遇毫不介意的。康德屢屢向當局遞交申請，力陳自己的學術專長、經濟拮据狀況、最後是那一把年紀，以表白他的迫切心情。當哥廷根大學否決胡塞爾的教授任命時，這位正埋頭於尋求哲學的嚴格科學性的哲學家一度深感屈辱，這種心境和他在學術上的困惑摻和在一起，竟至於使他懷疑起自己做哲學家的能力了。
一個小小的疑問：且不說象斯賓諾莎這樣靠磨鏡片謀生的貧窮哲人，他的命運是太特殊了，只說在大學這樣的學術聖地，為什麼學術職稱和真實的學術成就之間也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偏差？假設我是康德或胡塞爾的同時代人，某日與其中一位邂逅，問道：「您寫了這麼重要的著作，怎麼連一個教授也當不上？」他會如何回答？我想他也許會說：「正因為這些著作太重要了，我必須全力以赴，所以沒有多餘精力去爭取當教授了。」胡塞爾的確這樣說了，在一封信中，他分析自己之所以一直是個編外講師的原因說，這是因為他出於緊迫的必然性自己選擇自己的課題，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屑費神於主題以外的事情，討好有影響的人物。也許，在任何時代，從事精神創造的人都面臨著這個選擇：是追求精神創造本身的成功，還是追求社會功利方面的成功？前者的判官是良知和歷史，後者的判官是時尚和權力。在某些幸運的場合，兩者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一致，時尚和權力會向已獲得顯著成就的精神創造者頒發證書。但是，在多數場合，兩者往往偏離甚至背道而馳，因為它們畢竟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需要花費不同的功夫。即使真實的業績受到足夠的重視，決定陞遷的還有觀點異同、人緣、自我推銷的幹勁和技巧等其它因素，而總是有人不願意在這些方面浪費寶貴的生命的。
以我們後人的眼光看，對於康德、胡塞爾來說，職稱實在是太微不足道的小事，絲毫無損於他們在哲學史上的偉人地位。就像在莫裡哀死後，法蘭西學院在提到這位終生未獲院士稱號的大文豪時懷著自責的心情所說的：「他的榮譽中什麼都不缺少，是我們的榮譽中有欠缺。」然而，康德、胡塞爾似乎有點看不開，那默想著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智慧頭腦，有時不免為虛名的角逐而煩躁，那探尋著真理的本源的敏銳眼光，有時不免因身份的卑微而暗淡。我不禁想對他們說：如此曠世大哲，何必、何苦、何至於在乎許多平庸之輩也可輕易得到的教授稱號？轉念一想，偉人活著時也是普通人，不該求全責備。德國的哲學家多是地道的書齋學者，康德、胡塞爾並不例外。既然在大學裡教書，學術職稱幾乎是他們唯一的世俗利益，有所牽掛也在情理之中。何況目睹周圍遠比自己遜色的人一個個捷足先登，他們心中有委屈，更屬難免。相比之下，法國人瀟灑多了。薩特的職稱只是中學教師，他拒做大學教授，拒領諾貝爾獎金，視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富貴如糞土。不過，他的舞台不是在學院，而是在社會，直接面向大眾。與他在大眾中的輝煌聲譽相比，職稱當然不算什麼東西。人畢竟難以完全免俗，這是無可厚非的吧。
可是，小事終究是小事，包括職稱，包括在學術界、在社會上、在歷史上的名聲地位。什麼是大事呢？依我之見，唯一的大事是把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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