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一直在向世界發出呼喚，並且一直從世界得到回答。事實上，人是把自己的呼喚的回聲聽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個多世紀前，人才對此如夢初醒。於是，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拉開了帷幕。
一個能夠回答人的呼喚的世界，實際上就是一個上帝。現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
當人的呼喚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對之報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時候，人發現自己遭到了遺棄。他像棄婦一樣慟哭哀號，期望這號哭能打動世界的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難收，世界如此絕情，只有淒厲的哭聲送回棄婦自己耳中。
這時候走來一位哲學家，他勸告人類：命運不可違抗，呼喚純屬徒勞，人應當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
另一位哲學家反駁道：在一個沉默的世界上無望地呼喚，在一片無神的荒原上孤獨地跋涉，方顯出人的偉大。
渴求意義的人突然面對無意義的世界，首先表現出這兩種心態：頹廢和悲壯。它們的哲學代言人就是叔本華和尼采。
還有第三種心態：厭倦。
如果說頹廢是聽天由命地接受無意義，悲壯是慷慨激昂地反抗無意義，那麼，厭倦則是一種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態。頹廢者是奴隸，悲壯者是英雄，厭倦者是那種既不願做奴隸、又無心當英雄的人，那種驕傲得做不成奴隸、又懶惰得當不了英雄的人。
厭倦是一種混沌的情緒，缺乏概念的明確性。所以，它沒有自己的哲學代言人。它化身為文學形象登上十九世紀舞台，這就是俄國作家筆下的一系列「多餘的人」的形象。「多餘的人」是拜侖的精神後裔，這位英國勳爵身上的一種氣質通過他們變成了一個清楚的文學主題。
我把厭倦看作無聊的一種形態。這是一種包含激情的無聊。「多餘的人」是一些對於意義非常在乎的人，但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他們所尋求的意義。當世人仍然滿足於種種既有的生活價值時，他們卻看透了這些價值的無價值。因此，他們鬱鬱寡歡，落落寡合，充滿著失落感，彷彿不是他們否定了既有的意義，倒是他們自己遭到了既有意義的排斥。這個世界是為心滿意足的人準備的，沒有他們的位置。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是「多餘的人」。
從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出版、第一個「多餘的人」形象皮卻林誕生之日起，恰好過了一個世紀，加繆的《局外人》問世。如果把默索爾對於世間萬事的那種淡漠心態也看作一種無聊，那麼，這已經是一種不含激情的無聊了。從「多餘的人」到「局外人」，無聊的色調經歷了由暖到冷的變化。
人一再發出呼喚，世界卻固執地保持沉默。棄婦心頭的哀痛漸漸冷卻，不再發出呼喚。這個世界不僅僅是一個負心漢，因為負心猶未越出可理解的範圍。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沒有心，它是一堆石頭。人終於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荒謬的世界。
籠罩十九世紀的氣氛是悲劇性的，人們在為失落的意義受難。即使是叔本華式的悲觀哲學家，對於意義也並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勸人們滅絕生命的激情，擺脫意義的困惑。然而，悲觀主義又何嘗不是一種激情呢。到了二十世紀，荒誕劇取代了悲劇。對於一個荒謬的世界，你有什麼可動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義世界的逐兒，他自己置身於意義世界之外，徹底看破意義的無意義，冷眼旁觀世界連同他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遭際。不能說「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寧說他已經出離感情範疇的評判了。
試以皮卻林和默索爾為例作一個比較。
愛情從來是最重要的生活價值之一。可以相當有把握地斷定，厭倦愛情的人必定厭世。皮卻林確實厭倦了。他先是厭倦了交際場上那些貴婦人的愛情。「我熟悉這一切——而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後來他和一個土司的女兒相愛，但也只有幾天新鮮。「這蠻女的無知和單純，跟那貴婦人的妖媚同樣使人厭倦。」他在愛情中尋求新奇，感到的卻總是重複。他不可能不感到重複。厭食症患者吃什麼都一個味。
然而，這個厭食症患者畢竟還有著精神的食慾，希望世上有某種食物能使他大開胃口。對於皮卻林來說，愛情是存在的，只是沒有一種愛情能使他滿足而已。默索爾卻壓根兒不承認有愛情這回事。他的情婦問他愛不愛她，他說這話毫無意義。皮卻林想做夢而做不成，默索爾根本不做夢。
皮卻林對於愛情還只是厭倦，對於結婚則簡直是深惡痛絕了：「不論我怎樣熱烈地愛一個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應當跟她結婚——再見吧，愛情！我的心就變成一塊頑石，什麼都不會再使它溫暖。」這種鮮明態度極其清楚地表明，皮卻林還是在守衛著什麼東西，他內心是有非常執著的追求的。他厭倦愛情，是因為愛情不能滿足這種追求。他痛恨結婚，是因為結婚必然扼殺這種追求。他終究是意義世界中的人。
默索爾對結婚抱完全無所謂的態度。他沒有什麼要守衛的，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他的情婦問他願不願結婚，他說怎麼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結。情婦說結婚可是件大事，他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由於他否認愛情的存在，他已經濾淨了結婚這件事的意義內涵，剩下的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空洞形式。在他眼裡，他結不結婚是一件和他自己無關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
其實，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和他無關。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糊里糊塗地殺了一個人(因為太陽曬得他發昏！)，為此被判死刑。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他覺得自己在看一場別人的官司，費了一番力氣才明白他自己是這一片騷動的起因。檢察官聲色俱厲地控訴他，他感到厭煩，只有和全局無關的某些片言隻語和若干手勢才使他感到驚奇。律師辯護時，他注意傾聽的是從街上傳來的一個賣冰棍小販的喇叭聲。對於死刑判決，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麼死，什麼時候死，這都無關緊要。」他既不戀生，也不厭生，既不懼怕死，也不渴求死，對生死只是一個無動於衷。
皮卻林對於生死卻是好惡分明的。不過，他不是貪生怕死，而是厭生慕死。他的朋友說：「遲早我要在一個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補上一句：「在一個極齷齪的夜晚我有過誕生的不幸。」他尋釁和人決鬥，抱著這樣的心情等死：「我就像一個在跳舞會上打呵欠的人，他沒有回家睡覺，只是因為他的馬車還沒有來接他罷了。」對死懷著一種渴望的激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調。和默索爾相比，皮卻林簡直是個乳臭未乾的理想主義者。
皮卻林說：「一切在我都平淡無味。」他還講究個味兒。他心中有個趣味標準，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厭倦了一切，至少對厭倦本身並不厭倦。萊蒙托夫承認，在他的時代，厭倦成了一種風尚，因而「大多數真正厭倦的人們卻努力藏起這種不幸，就像藏起一種罪惡似的。」可見在「多餘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厭倦是很珍貴的，它是「當代英雄」的標誌，他們借此而同芸芸眾生區別開來了。這多少還有點在做戲。「局外人」則完全脫盡了戲劇味和英雄氣。默索爾只是淡漠罷了，他對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從未感到自己有絲毫的與眾不同。
「多餘的人」厭倦平靜和同一，渴求變化和差異。對於他們來說，變化和差異是存在的，他們只是苦於自己感覺不到。「局外人」卻否認任何變化和差異，所以也談不上去追求。默索爾說：「生活是無法改變的，什麼樣的生活都一樣。」本來，意義才是使生活呈現變化和差異的東西。在一個荒謬的世界裡，一切都沒有意義，當然也就無所謂變化和差異了。他甚至設想，如果讓他一輩子住在一棵枯樹幹裡，除了抬頭看流雲之外無事可幹，他也會習慣的。這棵枯樹幹不同於著名的第歐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徵，而是人生無聊的縮影。在默索爾看來，住在枯樹幹裡等白雲飄來，或者住在家裡等情人幽會，完全是一回事。那麼，「局外人」是否就全盤接受世界的無意義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後，當真不復有一絲激情了嗎？不，我不相信。也許，置身局外這個行為把無意義本身也宣判為無意義了，這便是一種反抗無意義的方式。也許，淡漠是一種寓反抗於順從的激情。世上並無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終歸免不了有情。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為英雄。我們果然聽到加繆讚美起「荒謬的英雄」西緒福斯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