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洞發現一百週年之際，敦煌又成熱門話題。對於國人心中的這段痛史，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
第一，敦煌是中華文物的頂級寶庫，但是，這個寶庫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經不在敦煌，也不在中國，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間，外國學者紛紛來到這裡進行掠奪性考察，把珍貴文物運回自己國家，致使莫高窟的數百件壁畫和塑像，藏經
洞裡的數萬件文書，近千幅唐宋佛畫，現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幾家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遭到如此嚴重的肢解，這在現代史上是罕見的。
第二，敦煌學是國際上的顯學，但是，這門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多分支學科的大本營卻不在中國，而在譬如說日本或者法國。這當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個直接後果，使得一些西方學者得以捷足先登，佔山為王。在此不利形勢下，中國敦煌學的起步就成了中國學者到海外追尋、抄寫、研究文獻的過程。由於政治動亂頻繁和經濟貧困，中國學者即使在這方面也是舉步維艱，擁有的條件完全不能與日本學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棟的敦煌學著作面前，中國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數量上顯得十分可憐，以至於日本學者敢於理直氣壯地宣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面對以上事實，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當然感到痛心，同時又時常陷入深思。我不斷問自己一個問題：在一九まま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後，假如沒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繼來盜寶，洞內這些珍貴經卷和文書的命運會如何？答案幾乎不容置疑：一定會更慘。這個結論由一件事便可推斷，便是一九ま九年中國政府接管了藏經洞之後，決定把劫後剩餘藏品運交京師圖書館保管，結果是從敦煌到北京，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權謀私乃至監守自盜的官員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盜走的文物至少都繳給了各自的國家，被他們的博物館精心收藏起來，日後尚可供賞析研究，而這些同胞所獲的贓物卻統統進了私宅，然後又大量地流失於市場，敦煌這一部分藏品的數量和面貌已經成了永遠不可知的謎。
我無意替斯坦因等人辯護。他們當年獲取敦煌文書的手段絕非光明正大，說得上坑蒙拐騙，他們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壞性行為，他們運走中國文物更是屬於帝國主義行徑。但是，我承認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經洞發現之時，清朝政權處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極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無知，這一切已經注定了洞內藏品的悲慘命運。外國考察家在那個時候到來，完完全全是乘虛而入，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他們滿載而歸。而如果他們不來，在那種混亂的局面下，藏品也幾乎必定會被我們自己的同胞糟蹋殆盡。像斯坦因這樣的人畢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這些文物的珍貴價值，他在每次考察後撰寫和出版詳盡的考古報告，並把相關材料交由沙畹等專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證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漢學大師，雖然他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學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價值方面絕不遜於斯坦因。在當時的中國，肯定有學術能力不亞於甚至超過他們的人，例如羅振玉和王國維。可是，也正是在當時的中國，以區區布衣的微弱力量是無論如何抵禦不了全局性的腐敗的。因此，封閉了幾乎一千年的藏經洞真是開啟得不是時候，等待著它的寶藏的只有兩種前途，不是淪落異國，便是毀於故鄉。出於民族自尊心，我堅決反對前一種結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這些文化遺產，我就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寧願它們被保存著而不是被毀滅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國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們還存在著，就有回來的可能，即使回不來，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歷史不容假設，發生了的事終究已經發生了。可是，我忍不住還要作第二個假設：如果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左牆沒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條縫，如果這條縫推遲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從而把藏經洞的發現也相應推遲，情況是否會好得多？回答似乎應該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們今天的各種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護仍被擺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斷發生的目光短淺的和利慾熏心的破壞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點動搖。以我們今日的國力和覺悟，敦煌文物大規模外流這樣的事情的確不會發生了。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覺悟，不但對民族負責，而且對人類負責，中國境內的一切歷史遺物，不管是露在地面上的還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們看做民族的財產，而且把它們看做人類的文化遺產，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覺悟，它們在我們這裡就始終是非常不安全的。我們已經很當然地認為外國人掠走中國文物是對我們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們還當然地認為中國人破壞中國文物是對人類犯罪，我們才算真正從敦煌痛史中吸取了教訓。
在事隔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流散在外國的敦煌文獻的主體部分業已整理出版，相關著作正陸續翻譯成中文。遙想當年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奔走於八寶胡同——伯希和在京的臨時居處——的匆忙身影，董康、胡適、鄭振鐸、王重民等人在國外圖書館裡埋頭抄錄的辛勤姿勢，相比之下，中國今日的研究者的條件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敦煌文獻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因而也能被中國學者共享了。那麼，我期望中國的敦煌學研究會有一個大的發展，以此證明我要提出的第三個假設：如果敦煌文獻未曾大規模外流，敦煌學的大本營就不會在日本或者法國。
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