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 正文 第八章
    第二天我們想到灑滿陽光的雪地裡去走一走,於是便朝著什賓德萊爾磨坊和糖廠走去。可是剛走到列納爾那個滑雪道縱橫的謝裡山坡,我丈夫便停下了腳步,他發現那兒有大隊滑雪人馬,還有流動快餐部,小桌子、小凳子。上面豎著一塊標著“起點”二字的橫幅,另一頭則掛了一塊“終點”的橫幅。所有滑雪者都像參加世界杯比賽的正式參賽者一樣身上別上了號碼,有些人在熱身練習,轉圈兒、活動肩膀、向前彎身,明顯地是在准備比賽。組織者們非常嚴肅地核對參賽者的名字。原來這是分成兩個組的老年人滑雪比賽,六十歲以下為一個組,六十歲以上為另一個組。參加比賽的都是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可恰恰這些孩子氣的老頭兒還相當認真地准備了這場比賽。有位組織者對我丈夫說,這種比賽每年舉行一次。那些曾經參加過正式比賽的、所有每年參加州級滑雪比賽的朋友們都聚集到這裡來,有的為參加這項比賽甚至每天都騎自行車和跑步鍛煉,有些早已退休了的甚至進行兩個階段年齡的訓練。因為參加這一老年人比賽要給予特別的幾乎是生命攸關的考核,看看是不是還有能力不僅參賽,而且從這十項獎中獲得一項什麼獎。

    ……比賽之前彼此還有個笑臉,互相拍拍肩膀,在比賽之前大家彼此之間還是朋友,互相開開玩笑,互相詢問一些日常情況:現在一天喝多少礦泉水等等。同這些參賽者一道來的還有他們的妻子、親朋好友,有的參賽者在賽前甚至還喝上一點兒燕麥粥,其他人或者吃了香腸蘸芥末,整個這一群老年人的參賽群表現得像一幫小男孩。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快活的老人,從有些人的臉上馬上能看出來,曾幾何時他准拿過共和國冠軍賽的某些獎項,不僅從他們臉上,而且從他們那套滑雪行頭也可看出來。幾乎所有的人都有著奧地利和意大利牌子的滑雪板。在組織者根據名單給參賽者們分發號碼之後,他們的妻子和朋友便幫他們別到背上。從他們背上別了這個號碼的這一瞬間起,彼此之間的交談便驟然停止,玩笑也沒有了;從這一瞬間起,這些參賽者好像已經互不相識,甚至彼此看對方的眼神也帶有敵意。然後組織者掐著秒表將參賽者一個挨一個地放上跑道,沿著謝裡山坡滑去。我丈夫牽著我的手,沿著旁邊的一條小路一直跑到滑雪道拐彎的地方,這條滑雪道,一拐彎又回到了“起點”,然後是“終點”……

    這條滑雪道旁邊站著不少觀眾,主要是參賽者們的親屬。參賽者們如今一個接一個地想盡最大努力滑快些。我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來,他們對待這場比賽認真得要命。有的參賽者摔倒了,他們艱難地爬起來,覺得很丟人,這些人肯定是些工程師、博士什麼的,是滑雪俱樂部的成員,他們在派他們來參加這個比賽的城市裡肯定被稱為滑雪專家。電視裡在轉播這次了不起的、簡直跟世界杯賽差不離的比賽時,肯定大家都會看見他們,並內行地評論他們。如今那些摔倒的人把這看做極大的恥辱,他們飛快地爬起來,努力去追那些滑到前面去了的人。我丈夫從他們耷拉著和滿是汗水的臉上和他們的行動中讀到了這一切。在這以後,我們曾見證了這麼一件事:一個參賽者想超越另一個參賽者,可是那個滑在前面的人死活不肯讓路,甚至故意擋著他後面追趕者的路,於是彼此嚷了起來:“讓我過去!”那個不想讓他的朋友超越的人卻回答道;“沒門兒!”這場老年人滑雪比賽於是成了你死我活的競爭。

    有些參賽者已經滑到了我們下方的那一段路上,轉彎的時候他們已經累得不行了。他們汗如雨下,臉上流露出恐懼的表情,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了,大概參加不完這場比賽……可是這裡站著他們的妻子,還有他們的朋友,他們跟著這些精疲力竭、在勉強掙扎的參賽者跑了一小段,沖他們大聲喊叫加油,遞給他們一塑料杯飲料讓他們恢復精神。他們的妻子乃至朋友都已經不把這場比賽看做是老年朋友的一種友好會見,而把它看做影響到個人威望的問題。特別是當哪位參賽者滑到了另一位的前面時,只聽得他們用嘶啞的嗓子彼此喊著、罵著、碰撞著……於是出現了這樣一件事:一位參賽者正要超越另一位滑在前面的人,結果互相絆倒在一起,滾到雲杉林中,柔軟的雪花落在他們身上,盡管在“起點”處他們曾互相搭著肩膀、彼此友好地談笑過,可如今雙雙躺在這裡,兩人的滑雪板、兩雙手、滑雪棍都攪在一起,甚至連兩張臉都貼在一起,可他們互相氣惱地吼著,那個被絆倒的無辜的受害者氣憤至極竟然咬了一口他這位朋友的耳朵,頓時鮮血直噴。

    後來他們倆總算各自滾到一邊去了。其中的一位繼續去追趕前面的人,另一位,即被咬了一下耳朵的那一位仍然按原樣躺在那裡,大聲嚷嚷著:“你這混蛋!我要告你去!必須取消你的參賽資格!”他就穿著那身漂亮行頭跟個小寶貝一樣仰躺在那裡,後來翻過身來,靠滑雪板稍微活動了一下,可是誰也幫不上他的忙,因為他拒絕人家幫他這種忙。他一直想滑下去,至少滑到終點好立即去告那個人。我丈夫看了我一眼,我已經知道,我了解我的丈夫,沒等他開口,我已經明白他想要說什麼……我從他的眼睛裡已經看到他對那次孩子們在什羅斯貝克山下的雙輪滑板車比賽的回憶。那次比賽對於這些孩子、尤其是他們的媽媽來說也是一次性命攸關的比賽。我們沿小路蜿蜒而上回到終點。參賽者們這時正在終點線那兒開始最後的沖刺,的確使盡了最後一點氣力,所有的人都快要得梗塞了……

    兩個老頭的距離挨得很近,他們的妻子和朋友們都在沖著他們喊叫,為他們加油,跟著他們一塊兒跑,實際上成了這些妻子和朋友們的比賽,他們根本不考慮,他們的參賽者也許會倒在終點,因虛脫而一命嗚呼。最後反正只能由其中一位老者得第一名。

    那第二位到達終點的彎下身來對著躺在地上的優勝者不友好地說:“你這廢物,當時你要是放我滑到你前面去,我肯定會比你現在的成績要好!”他也側身倒下,急促地喘氣作深呼吸,用雪涼一涼自己的臉。晶瑩的白雪和燦爛的陽光普照著大地。參賽者們一個個到達終點,組織者們將他們到達的時間一一記錄在紙上。前六名到達者的妻子和朋友們已經給他們披上了毯子。奇怪的是這些幾乎要斯氣的優勝者如今他們那張難看的臉又舒展開來,而且有了笑容,他們的笑臉簡直像洋溢著幸福的孩子們看到聖誕樹上的禮物時那群可愛。

    ……連第十名也跑到了終點,他倚著滑雪板向前傾斜,汗滴從他耷拉著的頭上掉下來,即使只得了第十名,看他抬起頭來那樣子也顯得很高興,仍舊是老年人滑雪賽的一名驕傲的優勝者。他接受了人們的祝賀。前十名參賽優勝者彼此握手道賀,他們微笑著、搭著肩膀,感覺幸福極了。後來那些已經得不到任何獎項的老人也滑到了終點,他們面帶愧色,其實很可能他們使出的勁兒比那前十名還大哩!可是這群人到達終點時沒有人對他們表示歡迎,沒有人為他們鼓勁,沒有人沖他們喊加油,也沒有人陪著他們沖刺。他們的妻子沒有好臉、也沒有好氣地將毯子扔給他們,這些妻子一抬眼睛,從她們的眼神中就可看到,實際上是她們輸了這場比賽。於是出現了兩組人群:一組是那歡天喜地的前十名,另一組是那些參加了比賽,只是滑到了終點的人,所有這一群人都不高興,像犯了什麼罪過似的不好意思。有一個人甚至將小汽車停在林子邊,當他作為第二十名滑到終點之後,便立即脫下滑雪板,跑向自己的小汽車,實際上是艱難地走到小汽車那兒,將滑雪板綁在車頂上,跳上汽車、關上門……組織者跑過去喊他:“博士,我的上帝,您這是干什麼呀!”那位博土幾乎是哭著對他嚷道:“您再也不會在這裡見到我了!拜拜。”一踩油門,車輪立即在乎坦的雪道滑動起來,然後開走了。組織者們從汽車兩旁敲著車窗,可那位不幸的參賽者毅然開上公路朝下往伊萊姆尼采方向駛去。這時組織者從吉普車上端出那些獎杯擺在陽光下,把這十個獎杯放在一張鋪著白台布的桌子上,一尊尊光芒四射。然後這十位老年優勝者站成一排,又一次接受祝賀、老年滑雪比賽主席的官方祝賀。那些只是參加了比賽而未得勝的人耷拉著腦袋站在旁邊,他們因沒有得到一個什麼獎杯而至今沒轉過向來。我丈夫小聲對我說:“你要是看到那些詩人、作家是怎樣嫉妒,相比之下這才算不了什麼哩!小姑娘,他們可會罵娘哪,簡直可以就此提出起訴。他們彼此嫉妒得不管走到利本尼的哪座樓,到處造謠中傷對方。

    當然你在這裡看到的精景只能算是剛學走路的娃娃們的嘩啷棒兒,小玩意兒。你沒看到那些畫家,要是有誰得了國家獎而另一個人沒有得,他們是怎樣互相吼叫或者彼此一輩子不講話的嗎?可是小姑娘,你注意!你在這裡看到的,不僅是我們社會,而且是整個人類的一個象征性的畫面。可根據黑格爾的學說,這就是歷史的動力,是世界發展的動力。只有這個人,只有這個群體,一個善於變得年輕和取勝的群體才有權曬太陽。”我丈夫又在高談闊倫,我只是隨便聽著。我因看到這些而感到身體不舒服,便說:“我不想去糖廠了。我想回家。”“回家?”到我們住的伊萊姆尼采小木捨得步行一個鍾頭。在頒獎前那一瞬間就像魔杖顯靈似的,那群失敗者突然變得開朗起來,他們突然互相瞅了一眼,那張哭臉漸漸變得和氣了,一個個地對他們剛才的表現顯有些不好意思。他們昂起頭,然後表現出他們已經克服了剛才那股喪氣勁兒,走進優勝者中間,向他們表示祝賀,而且很誠懇,連他們的妻子也搖晃了一下腦袋,仿佛要甩掉那無謂的煩惱和痛苦,紛紛同優勝者們的妻子握手道賀。大家又都開始了歡聲笑語,開始痛飲冰凍香檳和起著泡沫的葡萄酒,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社的流動小吃店的杯子斟了一杯又一杯,連那個挨咬了耳朵的人也過來向咬他耳朵的那位選手道賀。手裡揣著香檳酒杯發誓說下次定要在比賽開始之前就咬破他的耳朵作回報,讓老天爺乎息怒氣。我丈夫又在說教、又在低聲給我講解說:“小姑娘,等我哪一天帶你到柏林、到東柏林去,我一定帶你去參觀帕加馬博物館,那裡有一塊希臘人戰勝高盧人的浮雕,這種浮雕實際上是部電影,在那裡有著希臘人戰勝高盧人的漫長過程連環圖,其中浮雕裡最美的一段是當時有一個年輕的高盧人看到他們打了敗仗時,先是用劍殺死自己的妻子,然後將自己刺殺了。雕塑家們對被打敗的敵人的這一同情是對希臘人打敗高盧人的最大裝飾。那個老年滑雪比賽杯該由那個被咬壞耳朵的人來獲得……明白嗎?”

    第二天我留在家裡。我丈夫卻愛出去逛,他樂意獨自走進冬天的童話,一個人到糖廠去解解饞,到什賓德萊爾磨坊去轉一轉。我卻躺在家裡,兩眼望著天花板,老是看到那個因為打了敗仗先是殺死妻子然後殺死自己的高盧人,而且我還看到那位雕塑家如何滿懷同情和勇氣想到要將這一組悲傷的群像放進這塊本該只是歌頌勝利者的浮雕裡去。我仰面躺著,望著天花板,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實際上那時候的民族雖然可能更殘暴些,但同時也更高尚一些,他們竟能對他們的手下敗將寄予如此多的同情。我這麼仰面躺著,從天花板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命運:盡管我根本沒參加戰爭,可我也屬於被打敗了的德國人中的一員,我曾經在勞教營中呆過,可是誰也不同情我,盡管我不得不在地裡干活,吃茶點時我又不得不同德國人坐在一起。

    離我們這些擔驚受怕的人不遠的地方坐著些女工。有一天我餓得要命,女工們吃著抹了黃油的面包,她們中間的一個看到我的眼睛時,便伸出那只拿著黃油面包的手,可是當我站起來,將手伸過去接那塊抹了黃油的面包時,那女工卻把子縮了回去繼續吃。我當時很難堪地站在那裡,德國女人們皺著眉頭看我,女工們打著哈哈嘲笑我,沒有一個人同情我。就像我丈夫說的,一報還一報,我這無辜者只得承受。但是那次有關黃油面包的情景直到今天還留在我的心裡。後來我丈夫回來了,一股子啤酒味兒,他坐在床沿對我說:“小姑娘,那場老年滑雪比賽昨晚有個令人難受的結局:所有參賽者和他們的親友們同時慶祝勝利與失敗,一個勁兒地喝酒。快到半夜時分那些得勝者都去洗桑拿浴了。而那比賽的第一名,在大家都已離去之時還留在那裡。早上人們沒法在旅館裡找到他,於是跑到桑拿浴澡堂去看,發現他一半已被燙傷,暈倒在一塊滾燙的離溫石英板上。將他抬起來時,從他身上掉下來一塊肉……小姑娘,活在這世界上並不那麼簡單啊……”大家都以為我丈夫是個有福氣的人,說我能得到這麼一個丈夫,哪個女人都得眼紅我,以為跟我丈夫過日子准是非常愉快和幸福的事。

    可實際上完全是另一碼事。我丈夫是一個很不安寧的人,總在游移,想呆在別的地方。他不管做什麼事,總是快手快腳的,為的只是盡快了結,好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到了另一個地方他又不滿意,一心想著回到原來的地方來。我丈夫一直處在一種像在趕火車或趕著去看什麼演出的狀況中。穿衣服的時候也一樣,我丈夫早就穿好了衣服,其實他從沒穿好過衣服,連他媽媽也說,我丈夫穿衣服的時候總是缺少那的,總是邊走邊穿,經常得小心,免得磕著碰著或扎著眼睛,還得小心別把大衣連衣架一起穿到身上。他甚至連吃飯也著,老是看著窗外,老是不看他正在干著的事情而看著別處。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他為了不用看我,便望著別處。當他偶然看我一眼,當我們倆的目光相遇時,我便看到他會因此而很別扭,一心希望我趕快離開或者讓他呆在一個我不在的別處。

    盡管他有那麼多的時間那麼多的閒工夫,因為我總是整天不在家,而他下班回來有足夠的時間,幾乎一直到半夜,可以寫點他需要的東西,可他還是那老毛病,趕上我在上班,他便又在利本尼逛,一會兒回家,一會兒出去,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站起來,在院子裡轉悠,心裡生悶氣,覺得不會利用只屬於他自己的時間。總而言之我丈夫壓根兒什麼也不會,干任何事只會開個頭而不能善終。他喜歡培植花草,也喜歡種萊,可是我經常去寧城,看到他的菜地裡長滿了雜草,實際上他的種植活動只是除草而已。然而每當我們坐火車,他便在車廂裡大談特談他如何種花種萊,聽得大家都驚訝不已,有的娘兒們還拿他給她們的丈夫做榜樣,說我丈夫多麼會種出漂亮的圓白菜、生菜,多麼多麼會栽矮蘋果樹和萊茵克洛德李子樹。

    這只是因為我丈夫雖然什麼都種,但他最樂意讀那本《橋頭空地種植手冊》,所以總是能把荒蕪得長滿的雜草除掉,僅此而已。連我們倆的房事也是這個樣子,我總是請他在做愛時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事兒上,只想著做愛不去想別的,別去想明天的事兒。可我丈夫很不耐煩呆在床上,完事之後從來也聽不到他發出點什麼聲音來,他從來不說點關於這事兒好聽的話,或者講述點什麼,就這麼干躺著,兩眼望著天花板、望著由爐灶上裂縫的滑石反射到天花板上的活動亮斑。在要干這檔子事兒之前,他倒是很來勁,野得像頭公牛,那是一點情面也不講的,扯開我的睡衣,就得馬上干、立即就干,仿佛他有多麼多麼愛我,我必須現在就成為他的,恰恰在此刻而不能拖到任何別的時刻。

    可是後來,等他那股勁兒一過去,當他仿佛從神志不清中蘇醒過來,當他從一種不僅在腦子裡而且在四肢裡的什麼閃電般的沖動中回來,從這種急速劇烈的房事中蘇醒過來,當他重又回到堤壩巷24號這個房間的床上時,他便立即爬起來,用毛巾、小手帕和有洞眼的窗簾擦干淨他那玩意兒,背對著我躺著,望著任何別處,就是不看我。我知道他在這一瞬間感到更加孤獨、更加不幸。這一瞬間他也許希望能夠穿好衣服到什羅斯堡小酒店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去,就像他在上班的時候那樣。我隨便什麼時候去到他那焦街,他總是在別的什麼地方,總是從胡森斯基提著一罐啤酒回來,總是在什麼地方吃烤肉卷,以便回來有力氣再打那些廢紙包。過一個小時又得上別處去而不呆在他現在正呆著的地方。我丈夫也愛燒菜,但他的烹調手藝絕不像他吹噓的那樣好。

    他在朋友面前大講這個萊如何燒那個菜如何炒,那都是從烹調手冊上看來的或從他媽媽那裡聽來的。大家都把我丈夫看做高明的廚師。我知道,他燒什麼都不成,總是燒煳,因為他在燒菜的同時不是看書就是到哪個小酒館去看貝比切克在不在。我雖然在家裡,可我也在看書,等他回來菜就有點兒煳了。還總是缺少點兒什麼,於是他便靠莫明奇妙地放很多調料來彌補,把一個普普通通的紅燜牛肉燒成了一種中國味兒的菜。趕上那紅燜牛肉一燒煳了,我丈夫便自已打圓場說正經的紅燜牛肉就得燒煳一點兒,於是他的朋友門,有些廚師便用泥瓦匠的鏟子將紅燜牛肉的煳鍋巴從平底鍋上刮下來吃,不過必須往上面噴點醋。這就是我丈夫干的事兒。廚師們常常在一起談到怎麼燒紅燜牛肉時,他聽著,點點頭,閉上眼睛,到最後問一句:“最後該怎麼辦?”誰也答不上,我丈夫便擺出一副內行的樣子笑著說:“最後得噴一丁點兒醋,這麼一丁點兒,就像往內衣上灑香水、用手指頭彈聖水那樣。”

    我丈夫於是被公認是最棒的廚師,可我常笑他。不過當他在家裡這麼多次把紅燜牛肉燒壞時,我已經沒法笑了。有什麼辦法呢,我有的仿佛不是丈夫而是一個傻孩子,或者有一個從下貝什科維采精神病院憑擔保書借用過星期六的丈夫。總而言之,我丈夫總是忙著往別處趕,總是心不在焉,總覺得別的什麼地方突然會發生什麼事,甚至會為他顯現什麼,一個什麼句子會降臨到他這兒來,而他則因此得救,會因為這個獨一無二的句子而成為頂尖人物。我跟他結婚一年後發現,他吃飯也這個德性,從來都不跟別人一樣,睡覺也不跟別人一樣。他上班的時候,總是在上午就吃完了午飯,要不就一直到下班才吃。他從來不在家吃早飯,即使不得不跟我一塊兒吃早飯,便只呷一口咖啡,同時抽三支美國香煙。然後總是臉色蒼白,身體不舒服。

    可是又總愛拿塊抹了油的面包在床上吃,狼吞虎咽地嚼,也可能半夜醒來便抹上一塊面包,嚼著吞著,咬面包歎得那麼帶勁,就像跟我做愛那樣狠猛,然後深深地吸上一口氣。我躺在他旁邊,睡著睡著就覺得床單上淨是面包渣兒,可我丈夫還在舔嘴咋舌,他的和我的枕套都被他的嘴蹭得油乎乎的。莉莎和斯拉維切克太太都對我說過:我不在家的時候,我丈夫一回家便鋪床躺下,脫了衣服睡得跟條泥鰍一樣,美滋滋的。

    說我若不在家,他就可以上床睡覺,有時他在下午就想睡覺,因此一回家就上床睡覺,而且睡得真香。莉莎和斯拉維切克太太安慰我說,我丈夫以前在中午就上床睡覺,然後到晚上、夜裡便把這樓裡的住戶都吵醒,因為他和他的朋友在舉行家庭聚會。我丈夫就像他做愛一樣,就像他燒萊一樣,就像他在焦街干活一樣,就像他種花種菜一樣,他寫作也是這樣,趕褥厲害。不靠別的,就靠他的粗糙僵硬的指頭敲打那台貝克爾牌打字機,那台既沒有長音符號也沒有鉤形符號的德文打字機,跟沃拉吉米爾的那部印版畫的機器一樣小。我看見沃拉吉米爾印出的版畫不能說是美麗的,但卻是迷人的、可愛的,跟沃拉吉米爾本人一樣。而我丈夫總是將他的打字稿藏起來。

    當我在什麼地方把他打的字找出來一看,我簡直從來沒有見過拄麼糟糕的打字稿,因為我丈夫打字快得跑到了他的思想前頭,每一行的錯誤多得讓人看不懂。我丈夫打起字來就像電車上剪票一樣卡嚓一響,把紙都按了下去,總是匆匆忙忙趕得很急,扯下一張打字紙,常常慌張得撕去一個角兒,他簡直等不及接著往下打。我想我在巴黎飯店上班的時候他也許就這麼打上整個下午的字。可是住在我們樓上的斯拉維切克太太和莉莎,聽到我那位未來的大名鼎鼎的作家、未來的天字第一號在打字進行寫作時,都感到驚奇,不知我這位丈夫寫作時匆匆忙忙要趕著去哪兒。

    我丈夫寫作時,這兩個娘兒們便放下手中的活兒,細聽這一奇怪的寫作法。她們總是透過牆壁和敞著的窗戶聽得到這種作家是怎麼工作的。她們還聽到我丈夫如何在罵娘,大聲吼叫,自己給自己鼓勁兒說:“加油干!”仿佛在吆喝在一塊兒的幾頭牲口。我丈夫罵起娘來也像啤酒廠的馬車夫一樣。他總是干得滿頭大汗,累得一塌糊塗,於是便帶著一身臭汗,提著罐子走出家門去打啤酒。他用手摸著濕淋淋的額頭,又將滿手汗水甩在院子裡的石板地上。

    我丈夫只有在屋頂上才能安安靜靜地寫作。趕上好天氣,有太陽,他便帶著那兩把鋸短了腿的椅子和他的打字機爬上板棚的斜屋頂。那架打字機的確很小,正好能擺在一張椅子面上,就像放在一張小桌上一樣。斯拉維切克太太和莉莎對我說,她們從窗口正好能看到我那位未來的作家,簡直沒有比太陽照著更舒服的人了。

    當太陽還沒下山,我丈夫便爬到這小屋頂上,一直寫作到夕陽西下。因為我丈夫在這裡寫作的惟一目的是在寫作的同時能曬太陽,因為我丈夫有個解脫不開的觀念,認為只有曬黑了的男人才是健美的。要是他從上午十點鍾起就有空,哪兒太陽大,他便端著椅子、搬著他的打字機坐到哪兒去打字。總之,追著太陽換地方。他也不在乎我坐在他旁邊編織或者看書,只要能在太陽底下寫作,在這會兒曬到太陽,他便什麼也不在意。我丈夫這時根本就不注意我\他全神貫注在寫作上。

    我丈夫在太陽底下寫作的時刻,我覺得他在這熱得像太陽底下的炮筒、在這匆忙中總有一天能寫出點什麼來。因為他的心思已不在這裡,別看他跟我一起在這院子裡。就像他媽媽說的,他從小就心不在焉。當他在太陽底下寫作,我就看出他的心只在這瘋狂的寫作之中,這寫作如同一種含有宗教色彩的忍耐,一種崇拜太陽的教派。而且我丈夫只善於在太陽下寫作,他也用不看看他已經寫好了的,只是為了在這強烈陽光下面的寫作而寫作。等到太陽已經落到烏雲後面,我丈夫這才清醒過來,將刊字機搬回家,將打好的稿子收拾好,提著啤酒罐,又到哪個地方打啤酒去了,而且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一次到銀狐酒家’下一次到啤酒廠,有時他還提著這啤酒罐一直走到多烏迪,或者到麥古爾,有時上瓦尼什達那兒或者去老郵局酒店。

    總之每次換一個地方,每次都提著啤酒罐,只因為太陽已經下山,他已經沒有那寫作環境了。我丈夫在太陽底下寫作時,讓我有這麼一種印象,仿佛他在彈鋼琴,可一直在踩著鋼琴踏板,因此我從來沒有勇氣去看他一眼他寫的是什麼,我害怕看,而他也隊來沒主動將他的打字稿拿給我看過,於是我也學會了從來沒有興趣去看一眼他踩著鋼琴踏板寫出來的即興創作。只是有一次,我看到,不,應該說我知道,他在太陽底下一口氣寫完了他幾乎所有要寫的,丁零匡當一股腦兒全倒了出來時,這時侯他才有勇氣凝視著我,久久地出神地觀賞我,我也敢直望著她的眼睛。在這一瞬間,我感到嫁給了這個男人很幸福。而我丈夫,就像我看他那樣,乃至他母親看他那樣,像斯拉維切克太太還有莉莎看他那樣,他自己也已經會這樣看他自己了。

    他了解自己所有的缺陷、惡習,他為之而感到精神負擔,可是同時他又發現,所有他的這些毛病實際上就是他的風格,他沒法與它們拆開,於是他略有預感:他像踩鋼琴踏板似地一踩踩到地板上的這一速度與節奏,要是能堅持他幾年,准能抓住點什麼,抓住點就像他關於自己的寫作所說能擊中要害的、僅僅屬於他的什麼。

    我丈夫還善於觀察他的周圍,從他看到的東西裡發現自己與其相近的類似之處。當我們一道沿著羅基特卡河散步時,我丈夫從人們扔到河裡的一切亂七八糟的東西看到這像他寫的東西;當我們看到維索昌尼和利本尼那些工廠院子裡堆著的廢物,在我丈夫眼裡,這些扔得七零八落的破銅破鐵機器工具跟他的寫作沒什麼兩樣;當我們透過籬笆看到拉巴羅馬小酒鋪旁邊,就是我丈夫常常開玩笑說當兵的常到那裡去玩妞兒的地方,那扔得橫七豎八的木板和變了形的橫梁木條時,他也拿它們來跟自己相比較,說他內心裡與這些木板木條一樣也是亂糟糟的。不管我們走到哪個院子裡都看到這些扔得亂七八糟的東西,活像打翻的垃圾桶。對這一切,我丈夫都用手指著、驚訝地發現說,這不僅僅是他的寫作而且是他思維的准確畫面,說他屬於這個時代,實際上是這個時代的孩子。當我們從什羅斯堡散步回來順便看看商店時,我丈夫便最愛去逛半成品商店。他在那裡看到的一切使他高興地說,實際上他不管做什麼,也都是半成品。讀者將這些半成品買了去,回到家裡嘗嘗,然後才將它完成。所有這些半成品不僅僅是現代藝術的象征而且也是它的代號,不過最主要的是:他想寫的、他渴望寫出來的東西永遠不會是別的,而只不過是這家半成品商店的貨色而已……

    我怎麼也想像不出來,當我丈夫還是個年輕小伙子住在寧城的時候,到集體散步廣場去溜達前的那股勁兒。他媽說他每次去那裡之前自己熨褲子,在褲腿上熨出筆直的挺縫線來,自己擦皮鞋、油光珵亮,還得穿上從卡貝利買來的最好的鞋、一雙黑色帶孔眼的鞋,還有一雙鹿皮鞋,也是帶孔眼的。那時他有好些條領帶和好多件襯衫,都是跟外衣的顏色配套的。當他准備星期天到散步廣場時,要花很長時間挑選襯衫和短襪,等把衣服穿好,便往頭上套個發網,因為那時他的頭發濃密得必須往上面淋發油才梳得通順,然後戴上發網,之後再對著鏡子小心地取下它。當他已經按當時流行的款式和顏色穿好了衣服,又得考慮到領帶與襯衫、皮鞋的協調,還對著鏡子裡的自己做做笑臉,再花很長時間將白色小手絹折疊得好好的插在胸袋裡,也得合乎當時的時髦擺法,然後挑選帽子,還總是《從捷康店買來的名牌賀,最後還少不了一副手背帶小孔的鹿皮手套,天熱時便將手套折一下拿在手上,這才走出啤酒廠,進城到散步廣場去,然後又穿著這身行頭從散步廣場回來。下午他喜歡同漂亮姑娘去劃船或是到迪爾士公園散步,晚上則到公爵旅館或者格朗特或者夏弗朗基去玩撲克,而且總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只有當夏天中午太熱時,婆婆說他回家的時候才將上衣搭在手腕上。喏,他曾經是這個模樣。我還看見過一張照片,一位年輕的先生手裡拿著手套,那穿著打扮講究得簡直不可置信。而現如今,最後一次穿得那麼漂亮是在結婚的那一天。即使那一次他在婚禮上穿著那身漂亮衣服和戴著禮帽就已經顯得不自在了……

    而從前那個時候,各個工廠的大院小院裡也跟如今不一樣,在我們家那個木材廠亦是這般:每到星期六,實際上從星期五開始,實際上人們每到晚上都講究穿戴,一到星期六,那些職工,不管是城裡的還是農村的,所有的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到廣場上、大飯店、小酒館去。那時候,不管院子裡或房捨裡到處干千淨淨。誰要是像我丈夫現在這麼穿戴,實際上如今我碰到的幾乎每一個人都這樣,那就可能被人看做流浪漢,因為那時像我丈夫一樣的年輕人在星期六、星期天都不會不打領帶不戴禮帽不擦干淨皮鞋就出門的……我不得不承認,我丈夫說得對,他實際上只不過是自己這個時代的孩子,他說他跟他生活在其中、我也生活在其中的這個環境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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