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必看伊格羅塔山峰在普拉西多灣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國，不必在圖書館裡辨認玻利瓦爾的手跡，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確切的形狀和難解的謎團。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準備接著往下寫時，它那憂傷而又誇大的筆調使我感到驚訝。一提那個加勒比海的共和國，似乎不能不遙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筆力千鈞的歷史學家何塞·科澤尼奧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還有另一個理由。我寫第一段的隱秘的目的是給一個令人痛心而又無足輕重的事件增添一些傷感色彩。我把經過情況和盤托出；或許有助於我對事件的理解。此外，如實說出一件事情的時候，行為人就成了見證人，觀察者和敘說者就不再是執行者了。
事情是上星期五發生的，地點就在我目前寫作的這個房間，時間也是下午這會兒，不過天氣沒有現在這麼涼快。我知道我們傾向於忘掉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得在淡忘之前趕緊記下我同愛德華多·齊默爾曼博士的對話。我現在的印象仍很清晰。
為了便於理解，我先得回顧一下玻利瓦爾幾封信件的奇特的經歷。阿韋亞諾斯博士著有一部《五十年混亂史》，原稿在眾所周知的情況下據說已經遺失，但由他的孫子裡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於1939年發現出版，玻利瓦爾的信件就是從老博士的資料中發掘出來的。根據我從各種刊物收集來的資料判斷，這些信件意義不大，但有一封1822年8月23日從卡塔赫納發出的信件卻非同小可，"解放者"在信裡談到他和聖馬丁將軍會晤的細節。玻利瓦爾如果在文件裡披露了瓜亞基爾會晤的情況，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它的價值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裡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一向堅決反對文牘主義，不願把信交給歷史研究所，卻想提供給拉丁美洲的共和國。我們的大使梅拉薩博士的工作十分出色，阿根廷政府首先接受了這一無私的奉獻。雙方商定由阿根廷政府派代表前去西岸共和國首都蘇拉科，把信件抄錄下來，在國內發表。我擔任美洲歷史教授的那所大學的校長向部長推薦我去完成那一使命；由於我又是國立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基本上得到該所的一致認可。部長接見我的日期已經定了下來，卻有消息說南方大學提出，由齊默爾曼博士作為他們的人選，我只能假設南方大學事先不清楚我們的決定。
讀者也許知道，齊默爾曼是一個編纂歷史的外國學者，遭到第三帝國驅逐，如今是阿根廷公民。他的工作無疑是值得表彰的，但我只看到一篇他根據後世參考羅馬歷史學家的評論而寫的、為迦太基猶太共和國辯護的文章，以及一篇主張政府的職能不應是明顯和痛苦的論文似的東西。這一論點理所當然地遭到馬丁·海德格爾的堅決駁斥，他用報刊標題的影印件證明，現代的國家首腦遠非默默無聞的人物，而是喜愛人民戲劇的主角、贊助人和領舞，有華麗的舞台布景為他襯托，會毫不猶豫地運用演說技巧。他還證實齊默爾曼有希伯來血統（為了不明說猶太血統）。這位令人尊敬的存在主義者的文章直接促使了我們的客人流亡國外，闖蕩世界。
毫無疑問，齊默爾曼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目的是為了晉見部長；部長通過秘書建議我和齊默爾曼談談，讓他瞭解情況，避免兩所大學鬧得不痛快。我自然同意。我回到家裡時，家裡人說齊默爾曼博士已經來電話通知下午六時來訪。大家知道，我住在智利街。六點正，門鈴響了。
作為平頭百姓，我親自去開門，帶他進我的書房。他在庭院裡站住，打量了一下週遭；黑白兩色的地磚、兩株玉蘭樹和雨水池引起他一番評論。我覺得他有點緊張。他沒有特別的地方：年齡四十左右；腦袋顯得稍稍大了一些。他戴茶晶眼鏡；有一次摘下來，隨即又戴好。我們互相寒暄時，我得意地發覺自己比他高一點，但馬上為自己的得意感到慚愧；因為我們畢竟不進行體力或智力的搏鬥，只是可能不太舒服地澄清問題。我不善於或者根本不會觀察別人，但是我記得他那身彆扭的打扮，讓我想起某位詩人描寫醜陋時的醜陋語言。至今我仍記得他衣服的顏色藍得刺眼，紐扣和口袋太多。他的領帶像是魔術師的雙扣套索。他帶著一個皮公文包，估計裡面全是文件。他留著兩撇軍人似的小胡於；談話時點燃了一枝雪茄煙，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那張臉上的東西太多了。太擁擠了，我想道。
語言的連續性不恰當地誇大了我們所說的事實，因為每個字在書頁上佔一個位置，在讀者心裡佔一個瞬間；除了我列舉的細節外，那個人給人以經歷坎坷的印象。
書房裡有參加過獨立戰爭的我的曾祖父的一幀橢圓形照片和一個放著佩劍、勳章和旌旗的玻璃櫃子。我把那些有光榮歷史的舊物指點給他看，還作一些說明；他像是完成任務似的迅速掃視一下，無意識而機械地接過我的話頭，有時不免顯得自以為是。例如，他說：
"不錯。胡寧戰役。1824年8月6日。華雷斯的騎兵的衝鋒。"
"蘇亞雷斯的騎兵，"我糾正他說。
我懷疑他故意說錯名字。他彷彿東方人那樣攤開雙臂驚呼道：
"我的第一個錯誤，並且不會是最後一個！我這些知識是從書本上看來的，容易搞混；您對歷史卻有鮮明的記憶。"
他發音不準，"勒""納"不分。
這類恭維並不使我高興。屋裡的書籍卻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幾乎深情地瀏覽那些書名，我記得他是這麼說的：
"啊，叔本華，他總是不信歷史……格裡澤巴赫印刷的版本，我在布拉格的家裡有一本一模一樣的，我原希望和那些稱心的書本為友，安度晚年，然而正是歷史，體現在一個瘋子身上的歷史，把我趕出了我的那個家、那個城市。如今我和您在一起，在美洲，在您府上……"
他說話很快，但不準確；西班牙語發音裡帶著明顯的德語口音。
我們已經坐好，我借他的話切入正題。我對他說：
"這裡的歷史比較仁慈。我在這棟房屋裡出生，打算在這裡老死了。這柄劍陪伴我的曾祖父轉戰美洲，最後給帶到這裡；我在這裡對過去進行思考，寫我的書。幾乎可以說我從未離開過這間書房，可是現在我終於要出去了，到我只在地圖上見過的國度去開開眼界。"
我微微一笑，淡化剛才說的可能過頭的話。
"您指的是加勒比海的某個共和國嗎？"齊默爾曼說。
"正是。我不久就要動身了，承蒙您在我離開之前來訪，"我說。
特裡尼達替我們端來了咖啡。我自信地接著緩緩說：
"您大概已經知道部長給了我任務，派我去抄錄阿韋亞諾斯博土資料裡偶然發現的玻利瓦爾的信件，並且撰寫一篇緒言。這一任務是我一生工作的頂峰，有機會由我來做實在太幸運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我生而有之、在我血管裡流動的東西。"
我把該說的話說了出來，鬆了一口氣。齊默爾曼似乎沒有聽進去；他不瞧我的臉，卻望著我身後的書籍，含含糊糊地點點頭，著重說：
"在血管裡流動。您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您的人在美洲土地上馳騁，進行偉大的戰役，而我的人默默無聞，在猶太人區裡幾乎抬不起頭。用您雄辯的語言來說，歷史在您血管裡流動；您只要傾聽它隱秘的流動聲就夠了。我不一樣，我必須到蘇拉科去辨認文件，可能是偽托的文件。請相信我，博士，您的條件讓我妒忌。"
他的話裡沒有流露出挑戰或者嘲弄；而是表達一種意願，使未來成為不可逆轉的既成事實的意願。他的論點並不重要；有力的是他的為人，他的雄辯。齊默爾曼像講課似的悠悠地接著說：
"在玻利瓦爾研究方面（對不起，應該說聖馬丁），親愛的老師，您的地位已經確立。我還沒有看到玻利瓦爾那封有關的信件，但是不可避免或者合乎情理地猜測，玻利瓦爾寫那封信的目的是自我辯解。不管怎樣，那封受到炒作的信件向我們披露的，將是我們可以稱作玻利瓦爾派而不是聖馬丁派的情況。一旦公之於世，必須對它作出評估、審查，用批判的眼光加以甄別，必要時，加以駁斥。作出最後判斷的、最合適的人選將是洞察秋毫的您。如果按照科學的嚴格要求，您可以用放大鏡、手術刀、解剖刀！請允許我再補充一句，傳播這封信件的人的姓名將和信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對您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公眾發現不了細微的差異。"
我明白，我們再怎麼辯論下去到頭來仍是白費口舌。當時我或許已經感到了；為了避免同他正面衝突，我抓住一個細節，問他是不是真的認為信件是偽托的。
"就算是玻利瓦爾親筆寫的，"他回說，"也不說明裡面講的全是真話。玻利瓦爾可能欺騙對方，也可能是他自己搞錯了。您是歷史學家，是善於思考的人，您比我清楚，奧妙之處不在文字，在於我們本身。"
那些誇誇其談的空話讓我厭煩，我不客氣地指出，瓜亞基爾會晤時，聖馬丁將軍放棄了他的雄心壯志，把美洲的命運交給了玻利瓦爾，我們周圍的眾多謎團裡，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不解之謎。
齊默爾曼說：
"各種解釋都有……有人猜測聖馬丁落進了一個圈套；有人，例如薩緬托，認為聖馬丁受的是歐洲教育，在歐洲參加過對拿破侖的戰爭，對美洲的情況很不理解；再有，主要是阿根廷人，說他忘我無私，還有說他是由於心力交瘁。有些人甚至歸因干某些共濟會性質的秘密社團。"
我指出，不管怎樣，能瞭解秘魯保護者和拉丁美洲解放者確切說過什麼話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齊默爾曼斷然說：
"他們交談時說什麼話也許無關緊要。兩個人在瓜亞基爾相遇；如果一個壓倒了另一個，是因為他具有更堅強的意志，不是因為他能言善辯。您明白，我沒有忘記我的叔本華。"
他微笑著補充說：
"語言，語言，語言。莎士比亞，無與倫比的語言大師，卻鄙視語言。不論在瓜亞基爾，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者布拉格，語言的份量始終不及人重。"
那時，我感到有什麼事正在我們中間發生，說得更確切些，已經發生了。我們彷彿已經不是原來的我們。書房裡暗了下來，還沒有點燈。我似乎漫無目的地問道：
"您是布拉格人，博士？"
"以前是布拉格人，"他答道。
為了迴避中心問題，我說道：
"那準是一個奇特的城市。我沒有去過，但是我看的第一本德文書是梅林克寫的《戈勒姆》。"
齊默爾曼說：
"古斯塔夫·梅林克的作品裡只有這部值得記住。其餘的作為文學作品相當差勁，作為通神論的作品更加糟糕，最好不去看。不管怎麼，那本夢中套夢的書裡確實表現了布拉格的奇特之處。布拉格的一切都很奇特，您也可以說，什麼都不奇特。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我在倫敦時，某個傍晚也有同樣的感覺。"
"您剛才談到意志，"他說。"馬賓諾欽裡有個故事說兩位國王在山頂下棋，他們各自的軍隊在山下廝殺。一位國王贏了棋；傳令兵騎馬上山報告說，輸棋的那位國王的軍隊打了敗仗。人的戰鬥反映在棋盤上。"
"您瞧，魔法的作用，"齊默爾曼說。
我回答道：
"或者是意志在兩種不同的戰場上的表現。凱爾特人也有一個故事講的是兩個有名的吟唱詩人的比賽。一個詩人彈著豎琴，從黎明唱到黃昏。星星和月亮爬上來時，他把豎琴交給對手。後者把琴擱在一邊，站起身。前者認輸了。"
"多麼睿智，多麼簡練！"
齊默爾曼驚歎道。
他平靜後接著說：
"我得承認，我對不列顛知道得太少了，實在慚愧。您像白天一樣涵蓋了西方和東方，而我只局限於我的迦太基一角，現在我用少許美洲歷史來補充我的不足。我只能循序漸進。"
他的聲凋裡帶有希伯來和日爾曼的謙卑，但我認為他已經勝券在握，說幾句奉承我的話對他毫無損失。
他請我不必為他此行的安排費心（他說的是此行的"有關事宜"）。隨即從公文包裡取出一封早已寫好的給部長的信，信中用我的名義說明我辭去任務的理由和齊默爾曼博士的公認的資格，並且把他的自來水筆塞進我手裡，讓我簽名。他收好那封信時，我瞥見了他的已經確認的從埃塞薩到蘇拉科的飛機票。
他離去時，再次站在敘本華的作品前面說：
"我們的老師，共同的老師，有句名言：世上沒有不自覺的行為。如果您待在這座房屋，您祖傳的這座寬敞的房屋，是因為您內心想留在這裡不走。我尊重並且感謝您的決定。"
我一言不發地接受了他最後的施捨。
我送他到大門口。告別時，他說：
"咖啡好極了。"
我把這些雜亂無章的東西看了一遍，毫不遲疑地扔進火爐。這次會晤時間很短。
我有預感，我不會在這件事上再提筆了。我的主意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