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月14日，埃瑪·宗茲從塔布赫一洛文泰爾紡織廠放工回家，發現門廳地上有封信，是從巴西寄來的，她立刻就想到大概她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乍一看，郵票和信封都不熟悉，陌生的字體更使她忐忑不安。一頁信紙上潦潦草草寫了十來行大字；說是梅爾先生誤服了過量的安眠藥，本月3日在巴吉醫院去世。寫信通知她的是裡奧格朗德的一個姓費因或者法因的人，和她父親同住一個房間，但並不知道收信人是死者的女兒。
信紙從埃瑪手裡掉了下來。她最初的反應是胃裡難受，兩腿發軟；隨後有一種模糊的內疚和不真實感，她身上發涼，心裡發怵；接著的想法是希望這一天趕快過去。可是她明白這種想法是沒有用的，因為普天之下她父親的死是她唯一關心的大事，現在如此，以後也是如此。她撿起信，走進自己的房間。她偷偷地把信藏在抽屜裡，彷彿已經知道以後將要發生的事。這件事她也許已經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她已經拿定了主意。
天色黑了下來，那天埃瑪沒幹別的，一直為曼紐爾·梅爾的自殺吞聲飲泣。在過去幸福的日子裡，曼紐爾·梅爾不用現在這個名字，他叫伊曼紐爾·宗茲。埃瑪想起以前在瓜勒圭附近一個別墅裡避暑的情景，想起（說得更確切一些是試圖回憶）她母親的模樣，想起他們在拉努斯的被強制拍賣掉的小住宅，想起一扇窗上的菱形黃色玻璃，想起判刑書、羞辱，想起那些把報上"出納盜用公款"的消息剪下寄來的匿名信，想起（這件事她永遠不會忘記）最後一晚她父親賭咒發誓地說盜用公款的是洛文泰爾。洛文泰爾，艾倫·洛文泰爾，以前是工廠的經理，現在是老闆之一。這個秘密埃瑪從1916年起保守到現在，對誰都沒有說過，連她最好的朋友埃爾莎·厄斯坦都不知道。也許她認為說出來也沒人相信，何必自找沒趣，也許認為這個秘密是她同遠在異鄉的父親之間的一條紐帶。洛文泰爾不瞭解她知道這個秘密。這件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埃瑪·宗茲卻從中得到一種強者的感覺。
埃瑪當晚沒有睡著，長方形的窗口露出熹微晨光的時候，她計劃的每一個細節都已考慮成熟。那天的時間長得彷彿沒完沒了，但她做得同平日毫無二致。廠裡傳說要罷工；埃瑪還是一貫的態度，表示反對一切暴力行動。六點下班，她和埃爾莎到一個有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婦女俱樂部去。她們登記加入，埃瑪自報姓名時重說了一遍，把字母一個個地拼出來；核對時，人家在她罕見的姓上開了一些庸俗的玩笑，她敷衍了兩句。她同埃爾莎和克朗夫斯姐妹中最小的一個討論星期天下午去哪家電影院。話題又轉到了男朋友，誰也不指望埃瑪在這個問題上會插嘴。4月份她就滿十九歲了，但是男人們仍舊使她產生一種幾乎是病態的恐懼心理……回家後，她做了一個木薯澱粉湯和一些蔬菜，早早地吃了晚飯，上床便睡。事件發生的前一天，15日，星期五，就這樣忙忙碌碌、平平淡淡地過去了。
星期六，她急躁地醒來。是急躁，不是不安。還有一種終於等到了那一天，鬆了一口氣的奇特的感覺。她不需要策劃想像了，再過幾小時就可以直截了當地採取行動。她在《新聞報》上看到，從瑞典馬爾默來的北極星號輪船今晚在三號碼頭啟旋。她打電話給洛文泰爾，暗示說她有一些關於罷工的消息想告訴他，不能讓別的工人知道，答應傍晚去辦公室找他。她說話聲音顫抖，很符合告密者的身份。那天上午沒有什麼別的事值得一提。埃瑪工作到十二點，跟埃爾莎和帕爾拉·克朗夫斯談妥了星期天上街的安排。午飯後她躺在床上，合著眼，把已經安排好的計劃重溫一遍。她認為計劃的最後階段沒有第一階段那麼可怕，她一定能嘗到勝利和伸張正義的樂趣。突然間，她驚慌地從床上起來，跑到五斗櫃前，拉開抽屜。法團的信在米爾頓·西爾斯的照片下面，是她前天晚上藏起來的。肯定不會有人發現，她又看了一遍，然後把它撕了。
如實敘述那天下午的事情相當困難，並且也許是不合適的。地獄的屬性之一在於它的不真實，這一屬性使它的可怖似乎有所減輕，但也可能加強。一件連當事人幾乎都不相信自己會幹出來的事情，怎麼能使別人信以為真呢？埃瑪·宗茲如今不願回憶的、當時混淆不清的短暫的紊亂，怎麼能講得條理分明？埃瑪住在裡尼埃路阿爾馬格羅附近，我們只知道那天下午她到港口去過。也許在一條聲名狼藉的七月大街上，櫥窗裡的鏡子把她反映得光怪陸離，霓虹燈把她輝照得五光十色，貪饞的眼光使她感到自己似乎一絲不掛，但是更合乎情理的猜測是，她開頭在漫不經心的人群中徘徊，並沒有引起注意……她走進兩三家酒吧，看別的女人幹那一行當有什麼規矩，怎麼談交易。她終於碰到了北極星號上的船員。有一個很年輕，她怕自己會惹起他的憐惜溫存；還有一個身材可能比她都矮，一副粗野的樣於，她卻認為合適，這一來，厭惡的心情就不至於打折扣了。那個矮男人帶她進了一扇門，經過昏暗的門廳，轉彎抹角地爬上樓梯，又是一個門廳（裡面一扇窗上的菱形玻璃同他們以前在拉努斯的房子裡的完全一樣），穿過一條過道，又進了一扇門，把門關上了。嚴重事件是超越時間範疇的，可能因為過去和將來的聯繫給砍斷了，也可能因為組成事件的各個部分之間似乎沒有關聯。
在時間以外的那個片刻，在那陣天昏地暗、百感交集的迷惘的混亂中，埃瑪·宗茲有沒有一閃念想到過促使她作出悲痛犧牲的死者？我猜測是想過的，想著的那一瞬間幾乎毀了她那不惜一切的計劃。她想到（不可能不想）她目前遭受的這種可怕的事情，她爸爸以前也對她媽媽幹過。她想到這裡，有點驚愕，但馬上昏昏沉沉地把它拋在腦後。那個男人大概是瑞典人或者芬蘭人，不會講西班牙語。對他說來，埃瑪無非是個工具；對埃瑪說來，他也如此，只不過埃瑪是供他洩慾的工具，他則是埃瑪藉以報仇雪恨的手段。
剩下埃瑪一個人的時候，她沒有立即睜開眼睛。床頭櫃上放著那個男人留下的鈔票。埃瑪支起上身，像先前撕信那樣，把鈔票撕了。毀掉錢幣和扔掉麵包一樣是造孽的，埃瑪立刻有點後悔。不過那樣做是出於自尊，何況又在那一個日於……由於身體受到糟蹋而引起的悲哀和噁心淹沒了恐懼。悲哀和噁心的感覺纏住她不放，但她還是慢慢地起來，穿好衣服。房間裡一片灰暗，黃昏最後一抹光線也消失了。埃瑪出去的時候，誰都不會看清她，她在街角搭上一輛往西開的無軌電車。按照預定的計劃，她坐到最前排的位置上，以免有人看見她的臉。街上的行人和車輛沒精打采地來來往往，並不瞭解她剛才的經歷，她心裡稍稍踏實一些。她經過的幾個街區，房屋開始低矮，燈火也不那麼明亮了，隨看隨忘，沒有什麼印象，最後在華納斯街口下車。說來也怪，原先的疲乏竟變成了力量，因為這時候要求她全神貫注地實現目前冒險的細節，顧不上去想剛才和以後的事情。
艾倫·洛文泰爾在大家面前是個一本正經的人，只有少數幾個親密的朋友才知道他愛財如命。他單身住在工廠樓上。工廠在郊區，附近比較偏僻，因此他怕強盜；工廠院子裡養了一條大狗，他書桌的抽屜裡經常放著一枝手槍，這件事誰都知道。去年他的老婆突然死了（他老婆是高斯家族的，替他帶來一筆可觀的嫁妝），當時他也煞有介事地哭了幾場，但真能使他動情的還是金錢。他暗自慚愧的是自己掙錢的本領不及守財的才能。他十分虔誠，認為自己和上帝訂有一個秘密契約，只要他禱告懺悔，干了再缺德的事也不會受到懲罰。他禿頭，肥胖，喪服未除，戴一副茶晶眼鏡，留著黃鬍子，站在窗前等女工埃瑪·宗茲前來告密。
他看見埃瑪推開他事先故意半掩著的鐵柵門，穿過陰暗的院於。拴住的狗吠叫時，他看見埃瑪繞了一個小圈子。埃瑪的嘴唇微微動個不停，好像在低聲禱告；她不厭其煩地重複著洛文泰爾先生斃命前將要聽到的那句話。
事情的發展同埃瑪·宗茲預料的卻不一樣。打從昨天一清早開始，她在心目中預演了好多次：用手槍牢牢對準，逼那個卑鄙的傢伙交代他卑鄙的罪行，然後說出自己大膽的策略，用這個策略讓上帝的公理戰勝人世的公理（她並不害怕，但是既然作為公理的工具，她不願意受到處分）。最後，照著洛文泰爾胸口一槍，就決定了他的命運。然而事情的經過並不是這樣的。
見了艾倫·洛文泰爾，埃瑪固然急於替父親報仇，但更急於懲治的是由於要報仇才蒙受的糟蹋。經過那一場窮凶極惡的凌辱之後，她非殺死洛文泰爾不可。此外，她沒有時間來一套戲劇性的表演。她怯生生地坐著，講了一些抱歉的話，像告密者那樣要求洛文泰爾作出嚴守秘密的保證，透露了幾個人的姓名，提到另外幾個人，然後顯得十分害怕的樣子，住口說不下去了。她請洛文泰爾去弄杯水給她喝。洛文泰爾不太相信她竟會怕到這種程度，但還是擺出厚道的樣子，到飯廳去替她取水。他回來時，埃瑪已經從抽屜裡取出那枝沉重的手槍。她扣了兩下扳機。
那個肥碩的身體倒了下去，彷彿給槍聲和硝煙打碎似的，盛著水的玻璃杯摔破了，那張臉帶著驚訝和憤怒的神色對著埃瑪，臉上那張嘴用西班牙語和意第緒語咒罵她。髒話罵個不停，埃瑪不得不再補上一槍。拴在院子裡的狗叫了起來，滿口髒話的嘴裡突然冒出一股鮮血，沾紅了鬍子和衣服。埃瑪開始說出早已準備好的指控（"我是替我父親報仇的，誰也懲處不了我……"），她沒有把話說完，因為洛文泰爾先生已經斷了氣。不知道他有沒有聽明白。
狗的吠叫提醒埃瑪現在還不能休息。她把長沙發搞得亂糟糟的，解開屍體衣服的紐扣，取下濺有血點的眼鏡，把它放在卡片櫃上。然後，她拿起電話，重複說出已經練了許多次的話。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洛文泰爾先生借口要瞭解罷工的情況，把我叫了來……他強姦了我，我殺了他……
這件事確實難以想像，但是不容人們不信，因為事實俱在。埃瑪·宗茲的聲調、羞怒、憎恨都是千真萬確的。她確實也受到了糟蹋；虛假的只是背景情況、時間和一兩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