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集》（巴裡出版社，1942年）一書第兩百七十八頁上，克羅齊簡化了歷史學家"助祭"巴勃羅用拉丁文寫的一篇文字，敘述了德羅圖夫特的命運，並提到了他的墓誌銘；這些文字使我特別感動，後來我明白了其中原因。德羅圖夫特是個倫巴第武士，圍攻拉文納時，他拋棄了原先的戰友們，在保衛他曾經攻打的城市時陣亡。拉文納人把他埋葬在一座廟宇裡，樹了碑，在墓誌銘裡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他雖然拋棄了親人，我們仍對他愛敬"）以及他們對那個野蠻人兇惡的外表和憨厚善良的內心反差的印象：
虎背熊腰，虯髯拳曲，
容貌嚇人，卻有仁慈的心！
這就是為保衛羅馬而死的野蠻人德羅圖夫特的命運的故事，或者是"助祭"巴勃羅所能查考到的有關他生平的斷簡殘篇。我甚至不知道故事發生的時間：究竟是6世紀中葉倫巴族人橫掃意大利平原之時，還是8世紀拉文納投降之前。我們不妨把時間定在6世紀中葉（因為本文畢竟不是歷史記載）。
讓我們想像一下德羅圖夫特永恆的形象，不是作為個人的德羅圖夫特，因為作為個人，他無疑是獨一無二而且深不可測的，而是想像傳統根據他和許多像他一樣的人而塑造出來的普遍典型，傳統是遺忘和記憶的產物。戰爭使他從多瑙河和易北河畔穿過蠻荒的叢林和沼澤來到意大利，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會來到南方，也不知道會同羅馬人打仗。也許他信奉的是主張聖子的榮耀反映了聖父榮耀的阿里派，但是更合適的是把他想像成崇拜大地之母赫莎的信徒。赫莎的蒙面偶像供在大車上，由母牛、戰神或者雷神像拉著從一座茅屋到另一座茅屋，那些偶像是粗糙的木雕，用手織布裹著，綴有許多錢幣和鐲子。他來自野豬和野牛都難以進入的莽林；他白皮膚，勇敢而淳樸，忠於他的首領和部族，但不忠於宇宙。戰爭把他帶到拉文納，他在這裡看到了從未見過的東西，或者沒有充分看到的東西。他看到了白天，意大利柏樹和大理石。他看到了多種多樣但不混亂的整體；看到一個城市，一個由塑像、廟宇、花園、住房、台階、瓶狀飾、柱頭、整齊而開闊的空間所組成的整體。但是那些建築物都沒有給他以瑰麗的印象（我瞭解這一點）；他當時的感受就像我們今天看到一台複雜的機器一樣，我們不瞭解機器的用途，但從它的設計中看到了不同凡響的智慧。也許他只要看到一座上面鐫有難以理解的永恆的羅馬文字的拱門就會有那種感受。突然間，城市的啟示使他眼花繚亂，得到了新生。他知道他在城市裡會像一條狗，或者一個孩子，根本不會理解它，但他也知道它的重要性超過他崇拜的神和信仰，以及日爾曼所有的沼澤地。德羅圖夫特便拋棄了他的戰友，倒戈為拉文納戰鬥。他喪了命，墓碑上刻著他看不懂的文字：
他雖然拋棄了親人，我們仍對他愛敬，
拉文納家鄉將把他永遠銘記。
他不是叛徒（叛徒不會博得如此虔敬的墓誌銘）；他得到天啟，皈依了正教。幾代人過去了，指責他改換門庭的倫巴族人像他一樣行事，成了意大利的倫巴第人，他家族的某個人——阿爾迪吉爾——的後代也許繁衍了阿爾吉耶裡族的但丁……德羅圖夫特的行動引起許多猜測；我的猜測是最簡單的；如果不像事實那麼真實，至少很有象徵意義。
我在克羅齊的書裡看到的武士的故事使我異常激動，覺得重新找到了我的某些想法，只是形式不同。我飛快地想到那些蒙古騎手，他們要把中國淪為無邊無際的牧場，卻在他們渴望摧毀的城市裡老去；但這不是我尋找的回憶。後來我找到了；是我從已經去世的英國籍祖母那裡聽來的故事。
1872年，我的祖父博爾赫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西北和聖菲邊境擔任司令。司令部設在胡寧；西面是由一座座相隔四五里格的小堡壘組成的邊防帶；再遠去便是當時稱作潘帕草原的內地。有一次，我的祖母帶著驚異而自嘲的口吻說，作為英國婦女，她竟然流落到世界的這個盡頭；在場的人說她並不是唯一的英國女人，幾個月後，人們把一個慢慢穿過廣場的印第安女人指點給她看。那個女人披著兩條紅色的斗篷，光著腳；金黃色的頭髮從中間分梳。一個士兵上前對她說，有另一個英國女人想同她談談。那女人同意了；毫不畏懼但不無疑慮地走進了司令部。她古銅色的臉上塗著一道道可怕的顏料，眼睛卻是英國人稱之為淺灰的藍色。她的身體像鹿一樣輕捷，雙手瘦而有力。她來自內地的荒漠，在她看來這裡的一切——門、牆、傢俱——都顯得很小。
兩個女人一下子覺得像姊妹那般親近，她們遠離自己親愛的島國，來到這個難以置信的地方。我的祖母提了一些問題；對方艱難地回答，說話時尋找字眼，一再重複，彷彿嘗到了舊時吃過的東西那麼驚奇。她十五年來沒有說過母語，一時很難恢復。她說她是約克郡人，父母移居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次土著人突然襲擊時雙雙身亡，她被印第安人擄走，如今是一個酋長的妻子，已經為他生了兩個孩子，酋長很勇敢。她講的是粗鄙的英語，夾雜了阿勞科或者潘帕的土語，從她的話裡可以依稀看到艱難異常的生活：用馬革縫製的帳篷，燒的是干馬糞，吃的是煙熏火燎的獸肉和動物的生內臟。拂曉時悄悄行進；裸身的騎手襲擊牲口圈，尖叫怪嚷，戰鬥，擄掠莊園的牲口，一夫多妻，烏煙瘴氣，巫術。一個英國女子竟然淪落到這種野蠻的環境。出於憐憫和吃驚，我的祖母勸她不要回去了，並且發誓要保護她，贖回她的孩子。對方說她很幸福，當晚就返回荒漠。過了不久，弗朗西斯科·博爾赫斯死於1874年的革命；那時，我的祖母或許在另一個也被這片毫不容情的大陸挾持和改變了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命運的可怕的反影……
以前，那個金黃色頭髮的印第安女人每年都要到胡寧或者拉瓦列堡壘的雜貨鋪去買些零碎東西和煙酒；自從同我祖母談話以後，再也不來了。然而，她們還是照了一次面。我祖母去打獵；低窪地附近的一座茅屋裡，有個男人在宰羊。彷彿在夢中似的，那個印第安女人騎馬經過。她翻身下馬，伏在地上喝那還是熱的羊血。我不知道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沒有別的辦法，還是故意鬥氣的表示。
女俘的遭遇和德羅圖夫特的遭遇，兩者時間相隔一千三百年，空間相隔一個大洋。如今兩個人都不在人世。那個獻身保衛拉文納的野蠻人的形象和那個選擇荒漠、終老他鄉的歐洲女人的形象看來似乎格格不入。然而，兩人都為一種隱秘的激情，一種比理智更深沉的激情所驅使，兩人都順從了他們無法解釋的那種激情。我講的兩個故事也許只是一個故事。對於上帝來說，這枚錢幣的正反面是一模一樣的。
獻給烏爾裡克·馮·屈爾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