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可思議，到故鄉給母親奔喪的第二天早晨，我會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簾透出微弱的光來，牆上有幅畫，是日本導演宮崎駿動畫片裡的幽靈公主，她騎在白狼身上，披著銀色的獸皮披風，手持長矛和短刀，短發飛揚，憤怒又聰慧。對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這小小的空間屬於我一個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親屬豬，今年83歲。我屬虎，今年44歲，母親在她39歲那年生下我。記得幽靈公主說，我一無所有，我被人類遺棄。她的話深深地震動了我，這正是這個世界留給我最初的記憶。
但是我有母親，活了半輩子的我才明白，母親從未捨棄我，她生了我，養大了我。
母親大半生的歷史，在我那本自傳裡詳細寫了。寫那書，是11年前，在倫敦開了個頭，就回南岸老家繼續寫，正值酷夏，母親一大早起來做稀飯，有時加綠豆，有時加冬莧菜，有時加皮蛋瘦肉，稀飯到中午已涼，吃時正好。她做的涼菜每天不一樣，尖椒清炒後，與生萵筍絲相拌，摘兩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開水裡焯過，放油辣子蒜鹽。醬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開胃可口。算起來，那時她72歲。母親的晚年以1996年為界，之前與父親在一起，不必擔心。父親1999年6月15日過世後，她過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鄰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這功課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帶著丈夫回去住了一個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厲害，懷疑自己懷孕了。
他說：“若是真的，我們不要，有孩子很麻煩。你受不了當母親的苦，我們花不起這時間，更不用說要負起當父母的責任。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已有一個女兒，千辛萬苦養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邊，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結了婚，一年半載才有一次電話，都是要錢的，有孩子沒有任何好處。”
一檢查，果然是孩子。我沒有選擇余地做了流產手術，與18年前一樣，在七星崗婦產科醫院，同樣的手術室，只是那時不能打麻醉，而現在可以。
我做完手術當天，丈夫就飛到上海與前妻見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從澳大利亞回去看娘家人。母親清早去菜市場買了只老母雞給我補身體，母親怕血，不敢殺。父親眼盲，母親就扶著他到走廊裡，把刀遞給他。父親把雞交到母親手裡，母親還在發抖。她怕血。這點我與她相同，最懼怕殺生。如果父親不殺那可憐的雞，母親只得干瞪眼，我也沒有吃的。
母親不高興我丈夫抽身離開，但對我啥話也沒有說，只有一次，我寫得不順手，坐在那兒望南山，聽見母親在歎氣。她對父親說，我找你這個男人不像看上去那麼好，但終生可靠。
不等父親說話，母親又嘀咕：“有孩子，一個家才是家。沒孩子，兩個大人是兩條隨風飄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說了。”
我呆在那兒，心裡有一肚子的話想對母親說。母親似乎沒有祝福過我的婚禮，當我把結婚照片寄回重慶，她看看照片，繼續抬頭看電視節目了。
2
他是我前男友的同事，兩人在辦公大樓裡打過幾個照面，稱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到美國留學，之後來了幾封短信便沒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兒見過他的信，字跡不大，有孟體風格，語氣謙虛，學識廣博卻不賣弄，心還細，附了好幾張英國郵票。兩人一起編譯一本外國藝術空間蒙太奇集，可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
前男友的老師聽說他從倫敦回北京，離婚後，想找一個中國人結婚。這位老師想到我，正好在北京，於是安排我們見面。打了幾次電話都不巧，最後他干脆讓我們自己商量時間。在電話裡他問我願意到旅館去？
我說沒問題。
那個炎熱的夏天，我敲響他的房門。他打開了門，很親切地看著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別。就是那注視，注定了我們的今生。他握著我的手，讓我坐在沙發上，他自己坐床頭。他比我想的年輕，大我20歲，看上去最多年長10歲，因為個頭結實，顯得高，戴著一副講究的眼鏡，透出一種睿智和儒家知識分子氣質，他的眼睛沒離開我半分鍾。第一次遇上心儀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內心激動加緊張，手腳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說見面前擔心我不會大熱天來見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讓人討厭，而我不一樣。他問我是不是處女？我說我不是，可能從來就不是。
他說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當，我很驚奇。他說起以前在舊金山讀大學的冒險，趕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車，他與好幾個女友的事，包括他帶女友去性俱樂部的事，他問我，到那種地方會膽怯嗎？
怎麼會？中國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訴他，我成長的過程中，從沒人敢說戀愛，連對自己父母都不說，我愛你。愛是罪過，性更是丑惡，長久政治高壓，偽善道德，導致我們這一代人身心壓抑，精神空虛，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傳統。我們開黑燈舞會，沉醉煙酒，朗讀外國詩歌，辯論尼采薩特哲學，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評論，試驗各種藝術形式，我們跳裸體舞，隨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個人的懷抱。有天我喝醉了，讀到一張油印紙上的詩，說的就是災難中的孩子。詩裡那種恐懼，就像是為我這樣的人寫的，安慰著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著我，眼睛裡充滿驚喜。我突然明白過來，那首詩就是他寫的，我一直等著有一天和他見面，想與他這樣的人成為莫逆之交。
他說，你看我們注定會見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羨慕我在自己的國家進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見面5分鍾不到，他問我願不願嫁給他？
我沒說願意，甚至也沒說考慮，我只是開心地笑了。
那個下午，他要看我身體。我說，那就平等吧。我們彼此脫了衣服，他從後面抱住我。我把他帶到鏡子前，側過身去看他身體。他要與我做愛。我沒同意，說還沒有准備。他沒有不高興，只是理解地點點頭。
之後我們到街上，到處找一家有空調的餐館。不負有心人，我們找到一家小餐館，干淨清靜，服務員熱情，遞上冰水，遞上菜單，向我們推薦田螺，說是早上送來的，很新鮮，用姜爆炒。我們還點了一個木須肉和豆腐。沒一會兒，菜端上來，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們用冰水當酒慶賀我們終於相遇，他讓我說自己，隨便說什麼他都愛聽。吃完飯，他叫了一輛出租車，帶我到北大，見一個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對我很親切，削梨給我吃，又說我的性格像她年輕時。看得出來，他明顯是請她做參謀。
第二天傍晚，門房告訴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沒想到，陪他到京順路走，那是通向機場的公路，種植著大量的花樹。他問我能不能陪他吃飯，我已吃過晚飯了，我還是爽快地答應了。他說那位老朋友給我打了幾乎滿分，讓他選我。在我之後，他又帶過一個漂亮的女畫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給那女畫家高分。我告訴他，我要去廣州看在那兒做生意的梅惠子，第二天就走。
我天天看著旅館對面騎樓下的鮮花店，那兒已換好幾種花，茉莉沒了，堆滿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樣子。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話問我在哪裡？第二句話要我答應嫁給他。
我說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繼續上大學裡的作家班。他除了電話就是一封封長信，催我到英國。第二年春天我才辦好留學手續，飛到倫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帶花園的套房，兩室一廳，廚房和浴室都小，放一個洗衣機都沒多余的位置，不過兩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個公園，還有一條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紀最著名的社會主義畫家詩人威廉·莫裡斯的手工場，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轉動風車。周日有集市，售工藝品和南歐東亞食物，附近有一個全英國最大的超級市場，到地鐵則需要走20分鍾路。對我一個從未有過家的人來講，這兒簡直就是天堂。
衣櫃裡是他從舊貨店裡買了兩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內外衣給我，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燒好了土豆雞腿，蒸了米飯。那天晚上我們做愛。沒有想的那麼好，也許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並不稀奇。春天了倫敦夜裡還冷得很，得點壁爐。他拍了好些裸體照片，因為夜晚光線不對，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著紅蘋果依靠床的一張最清晰，聳著眉頭，或許是因為蘋果象征上帝不可寬恕的罪孽。
他說在北京他見過十幾位各式女人，有幾位是文學圈裡人，我聽說過名字。他大撒網，想找一個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見我之前，有的在見我之後。他和那位女畫家，在公園裡談終身大事，他在公園裡與她親熱。接下來發生的事，他像職業說書人，拍板叫一聲：“敬聽下回分解。”
我談不上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結婚，即便是結婚，他也有權利改變主意，或許別人比我更適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侶。只是別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後下定決心和我。難道不容許人服裝店裡挑來挑去，最後挑那看上去最愜意穿在身上最舒適的一件？後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幾個晚上我都和他說到自己的身世，說到1989年那個夏天的事。他眼睛濕潤地說：“可憐的你，一次次撿了一條命，相信我，我會對你好的，永遠愛你。”
他有興趣看我寫的小說和詩，給出很好的指導和編輯。我對他又提到80年代那些事，說得停不下來。他問我：“為何不把它們寫下來？”
我開始寫第一個長篇，那個全世界著名的廣場不是遠了，而是近了，每個人都在那兒盼望命運改變。我也在那兒盼望。因為盼不到，我才那麼熱切地希望見他，盼望他可以帶我遠離北京，遠離中國，我對這個世界失望透了。
除了寫東西，他說我應該在上學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養我。我英文不好，絕沒有好工作等我。他說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攝影時裝模特兒，賺錢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時間。
有時他陪我，有時我一個人去。有一家時裝雜志要求嚴格，說我腰上有贅肉，必須減去。有一個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臥起坐，立竿見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賺錢了，他的興趣大起來，在電話簿黃頁上找電話找公司。有一天他說拍私人電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時付酬。第一個顧客，一個頭發微卷的英國中年男人，拿著錄相機，要我先拍情愛戲，脫得一絲不掛。我很生氣，拉開門走了。
回家後他很失望。他讓我看性愛場面的錄像，那段時間我夢裡全是黃的陰莖白的陰莖，粉紅深紅的陰道，光身子的人堆疊在一塊，集體性交，感覺不到性感，相反覺得他們是性機器。時間過得非常快，三個月過去，若是結婚，可隨英國籍的他拿到綠卡，或是重新申請學生簽證。對此，他猶豫不決。
結婚或是不結？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惱萬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臉，最後是他的一個英國女朋友給他下了決心，結婚並不會給你帶來災難，你怕什麼？
怕什麼？不必怕。他想通了，馬上開車帶我去選結婚戒指。
我們去當地教堂見神父，按規定得有兩周做禮拜我們必須在場，神父要問在場人：這兩人願意結為終身伴侶，有人反對嗎？兩周下來，沒人反對，才可結婚。我們第二次做完禮拜後，去附近公園走走。下雨了，兩人躲在一棵老橡樹後，神父打著雨傘經過，他朝我們笑笑。神父走後，天上出現了一道彩虹。
他望著彩虹良久，然後說：“這是吉祥之兆！”他緊緊地擁抱我。
舉行婚禮的那天上午，我們去附近一個黑人和藝術家喜歡的居住地，幾乎每天那兒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鑲銀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禮服，沒中式旗袍慣有打結的領口，一試，非常合身。攤主只要5鎊。又到另一家選了一頂白網眼的帽子，這個帽子倒要3鎊。我在帽簷系上一根紫色的綢帶，這帽子馬上有了自己的靈魂。
下午在教堂，來的都是他的學生和大學裡的同事。神父看見那麼多英國人會說中文，嚇了一跳，才說以前以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姑娘來假結婚。我和他面面相覷，對神父之說，抱以理解之笑容。
參加婚禮的女客都問我，這身婚禮禮服在什麼地方買的，真漂亮！多少錢？我該怎麼回答呢？
若我說在二手攤上，只花8鎊錢，相當於人民幣一百多塊，就把這一生最重要的儀式度過。她們即使不嗤之以鼻，也會覺得我太沒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儀式能如此過？！不能讓男人付出血本，操辦像樣的婚禮，不要說鑽戒，起碼得有身新禮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歡白色婚紗，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樣，對婚紗充滿了夢想。夢想就是夢想，自己沒有穿白色的婚紗，好比留著一個空間，可在那兒想著，安靜地看著自己，並沒有失去什麼。我在那個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給他。婚禮當晚，他給我說了那麼多他和我的婚姻與別的婚姻不一樣，我們有絕對的自由，我們不是對方的奴隸，同時我們經濟分開，不要讓婚姻像墳墓葬送我們的愛情，嫁給他，只是幸福的開端。
那麼，婚姻完全不像小時看見鄰居們只是生兒育女的過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樣夫妻捆在一塊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險，是藝術，是想象力的原始催發地，像萬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燦爛禮花。
第二天我們去布萊頓度蜜月，他帶我去海邊天體營。他是快樂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萬分。烏雲壓下來，我們飛快地穿衣服，從海邊往朋友家跑去，烏雲追著我們，閃電鞭擊雷聲，千軍萬馬逼過來，要吞掉我們。可是我不怕，我想，愛情比那閃電和雷都迅速，狠狠地擊中了我，我是愛這個人，有什麼理由不愛在上帝面前發誓將終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願意在這個異國他鄉與他相依為命，一生一世。
3
我閉門不出，連續寫了三個月，第一個長篇完成。有些像日記，幾個年輕人在80年代後期的經歷。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後，在歡送朋友出國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點像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成受之輕》的格局。
他非常高興，要慶賀，於是我們去了巴黎。與小說中出現的兩個朋友見面，也和後來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見了面，沒想到他喜歡，寫了長序。台灣的出版商，讓我盡快修改，他以第一時間出這本書，請了住在北歐的評論家寫了序。出版商和寫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個英國人辦的中文報紙發表了小說片斷，這個英國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譯者，但一拖再拖。
他說，不能等他們，便譯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國出版社和經紀人那兒，少有回信，也只是說不要，大多沒有下落。在英國出書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這個想法。
我在大學圖書館讀到台灣報紙關於詩和小說大賽，以一種封閉姓名評選的方式，我想去賭一把。
結果我撞上了好運，又以同樣的方式在台灣報紙得了好幾次文學獎。這無疑在台灣給自己開了扇出版大門。
他說，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覺，但得告訴我，得戴安全套，我就會對你更好，但不許對別人說愛，不許愛上，我就會永遠愛你。他睡著後，我洗盤子碗筷，清潔房間和廚房。那段時間，我們家經常來朋友，住在家裡。他有時要我對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種事。他的朋友當著我的面說，並不喜歡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換被套枕套，因為沒有洗衣機，就放在浴缸裡用手洗，然後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費力地擰干，裝在桶裡，費力地提到花園裡，曬在繩子上。
我們有一年冬天去紐約，經過一家高級俱樂部，他說他的夢想，是所愛的女人在這樣的俱樂部跳脫衣舞給他看。他問我能不能讓他實現這個願望？我很為難，看到他失望的樣子，才點了點頭。他與老板談了好幾分鍾，老板才同意。時值下午，加上他，只有兩三個客人。從未在大庭廣眾跳這種舞的我，只是從電影裡看過，T台上只有一個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頂齊耳紅發戴在頭上，走上台。因為愛情而跳舞，自帶幾分熱情和羞澀。最後，我沒有脫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換衣間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來。
他說：“很遺憾你沒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們回了一次重慶，那是第一次他見我的父母。當時南岸六號老院子還未拆，樓上閣樓無法住，父母都住在樓下。我們回家後，父母堅持要把架子床讓給我們睡。母親在堂屋搭了一個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鋪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後，發現母親已挎著竹籃子從石橋集市買魚肉蔬菜回來。我們在家住了兩天，就搬到城中心一個新建五星級飯店。他說：“這是你衣錦還鄉，你已盡孝道，現在該向外表現，你嫁我是對的，以免別人說嫁了一個糟老頭子。”
小姐姐帶著女兒田田來飯店房間洗澡，他給她倆照了好些照片，他說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呆在重慶真是虧了她。
幾天後我們回到北京，臨睡前他告訴我，在我不在家時，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畫家聯系上了，她來家裡見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絨旗袍，只是換了一種深藍色，長發盤在腦後，襯出她修長的脖頸。她說對性不太感興趣，可是特別喜歡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幾年前苗條。
為什麼要在我不在家時，事後才告訴我呢？我說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惱火，說我是一個醋罐子。我指責他不守允諾。
4
5年過去，我在倫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國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裡。有一次我們家請客，我也請了他，他說是前首相希斯請他和朋友去高級餐館吃飯，還不如我做的回鍋肉和排骨白蘿卜湯好吃。談話中間，我說到這部稿子，他說他的教授認識一個很不錯的文學經紀人，他願把稿子帶去試試。
很快有了回音，說是經紀人也看了稿子，要求見面。
這天，我們和倪按約走進一幢維多利亞式的房子。上樓時，倪說這個文學經紀人以前是一個很有名的出版商，現在她和另一個人共同擁有這家文學代理公司，那人名聲極大，代理過那本轟動全球的暢銷書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我們到了四層。女經紀人四十歲不到，長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說非常喜歡這小說。她讓我等一下，說她的合伙人也要來見面。
沒一會兒，男經紀人進來，他個子很高，五十來歲，他問我有沒有經紀人？
我說沒有。
他說他要代理。
女經紀人一聽，臉色都變了，不過嘴上倒是沒說什麼。
見面進行了半個多小時。出來後，陪我去的兩個男人比我還興奮，他們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樣，仿佛我已成了暢銷書作家。其實，我這個懵裡懵懂走進英國文學界的人，對未來渾然不知。
兩個經紀人拿著他的英譯草稿在法蘭克福書市上賣了十幾個國家。他們請我吃飯，慶祝這個非常好的結果。吃完飯，男經紀人當著在座的人說，要開車送我回家，這很繞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開男經紀人寄來的一封信，當然信是給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熱情。但是他火氣大，說我在晚上與此人發生了什麼感情上的事，而沒有告訴他。男經紀人不是一個壞人，他是否超出職業外和顧客之間的糾葛，本不是值得討論的，他懂得生意經，做我的書做得不錯，他甚至先出定金，讓我寫自傳，並且售出，從另一方面也說明我的書本身不錯。
那之後發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亞看他的女兒和前妻，我又懷孕了，做了人工流產。我很難過，一個人蜷縮在黑暗中，聽著窗外的老橡樹被暴雨吹打發出可怕的聲音。
那個夏天，他開始在停車場教我開車，因為我不得要領，他不停地朝我發脾氣，態度壞到讓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後來聽人說要想兩口子關系變壞，就讓其中一人教另一人開車。那年秋天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邀請我作為作家參加。他為我准備了個人創作簡歷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書的英文資料。在記者招待會上，男經紀人看見這份資料，認為我有意要跳槽，大為惱火，幾乎當場與我翻臉。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歐洲國家請我去做新書宣傳。他從來不去，他本意是好，讓我自由。那段時間，他是我最好的秘書和精神後盾，所有我與歐洲出版社往來的信件都是他處理，我所有的銀行支票、銀行賬和信用卡也是他處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學校教書，下午我與他通電話，他抱怨手頭寫的關於巴黎一朋友的論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費他的時間，他不僅花時間在我身上，還要花時間在我的朋友上。他說，他在大學教書是教一些小學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國，而我不肯回。
我們在電話裡爭吵起來。他說你說死，那就去死吧。
我說我會的。
他說你是個口頭主義者。
我放下電話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藥。換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長衣裳，梳了梳頭，躺在床上，心裡非常感謝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難，沒有一個人愛我，我也沒能力愛人，更沒有力氣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電話來，我說了告別的話就擱了電話。他一聽不對勁，再打電話，我不接。他焦急萬分，打電話給他，他不在辦公室，他只好找在倫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離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門拗開，救護車也到了門前。
安眠藥起了作用，我被抬著上車，好像是在做夢，我聽見人說：“她的丈夫來了。”便費力地睜開眼看。暮色之中，他背著他沉甸甸的辦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這邊張望，那麼無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無辜，而且看上去那麼孤獨，那麼悲傷。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知道。
醒來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邊。他要帶我回家，說是醫生給我洗了胃，沒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間，他似乎老了許多，我心裡滿是內疚，對他說，對不起。
他聽了，想說什麼，卻止住了。
醫院聯系了心理醫生，每周去兩次。心理醫生頭發灰白，問了好些問題，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長背景。這個人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功夫，對中國文革感興趣，對三年大饑荒更感興趣，對中國人到國外也感興趣，對中國現代化及經濟發展感興趣。心理治療成了我給他上中國當代歷史課。
我在英國看心理醫生的同時，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見丈夫和保證要辭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裡親吻。於是，她拉著丈夫回重慶。在長途汽車上，突然遇到幾個強盜搶劫，用尖刀逼著她丈夫交出錢包，丈夫不交，強盜要殺他，小姐姐去擋，結果她的右手掌幾乎被刀砍斷。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醫院搶救，馬上做連接縫合手術，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燙的溫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應天氣痛。丈夫先是被感動，與那女工分手，沒堅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繼續往來。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裡，天天與丈夫在一起，看那個女工怎麼辦？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請小姐姐來倫敦治手，想讓她換個環境。
我特別想念親人，期盼小姐姐的到來。
夏天小姐姐得到簽證來倫敦，他非常高興，陪我們兩姐妹去布萊頓海邊。車子從天體營海灘經過，那個在海邊裸體的年輕的中國姑娘，她身邊的中國丈夫手拿相機，變幻著焦距拍照。她怕水，還是走進海裡，她笑，他不小心幾乎跌倒，她止住笑，趕緊說：“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開著車，經過那片天體營，連看也未看一眼。
車子轉了好幾圈，才找到一個停車位。我突然哭起來，不肯下車。他什麼也沒說，關上車門，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著手提包，也跟著他走開了。我在車裡看著他和小姐姐朝海邊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鷗瘋狂地叫喚，他們離我越來越遠，漸漸與海融成一體。
6年前我與他蜜月時來這個海灘，我們在雷聲轟隆烏雲狂卷向我們襲來的當頭，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現在風平浪靜，我卻看不見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從我18歲離開家後，我從沒把自己的事告訴過母親。並不是害怕母親不理解我，只是覺得母親知道了，會為我擔心。我把可以給她看的一面給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來。
可是母親，終究是母親，在她的眼裡，關於我，什麼都難瞞過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個母親不疼愛自己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親愛誰多一些，誰更受母親關注。母親愛我的方式，一向被壓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應與母親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卻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樣。
時間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從倫敦回到重慶與父母住在一起，時值我的自傳初稿快殺青，不過我還是抓緊時間每天工作在上面。天氣一天比一天熱，重慶許多廠子裡發不起工人的工資。有雜志社將一個中篇小說的稿費寄到母親這兒。我因為才做了人工流產手術，母親不讓出外，她說她去郵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頂草帽出門，可是到了傍晚也沒歸。我一會兒跑到陽台上看中學街，有無母親的身影，一會兒跑到前面走廊看。父親在他的房間裡更是坐立不安。
這麼熱的天，73歲的老人，到郵局，一個多小時爬坡下坎，會不會中暑？
太陽都下到江心裡了，母親才回來。我對母親說，我和父親都著急壞了，太好了，你終於回來了。我把一杯涼茶遞給母親。她把稿費交給我。
我收過來，發現她不高興。就進到裡面房間，從皮夾裡取出一些錢，放在一起給母親。
母親不要，我非要她收著。她說這麼多，那我給你存著。她喝完水，這才說她去了江對岸朝天門。
父親摸著從自己的房間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母親說：“朝天門馬路上坐滿了我們退休的人，我們很齊心，好些人同情我們，也加入靜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還是能看到朝天門，老頭老太太頂著烈日坐在發燙的地上示威。母親也在其中。她從郵局出來，就坐渡輪到了對岸。她遇上了王貴香，以前在船廠一起抬一根槓子的人。
王貴香比母親小幾歲，父親解放前在警察署當過文職官員，解放後被抓起來，關了3年，劃成分為官僚。父親被勒令到邊遠農村當小學老師，郁郁寡歡，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個技術人員，在50年代大鳴大發時給黨委書記寫大字報提意見，歷數二十條共產黨的不對，被投進石橋的孫家花園省二監牢20年。裡面有工廠，專做電扇的配件，他在裡面也是做技術員。後來因為犯人出逃與他有關，罪不可饒，被加刑槍斃。母親說，那段時間王貴香尋死好多次，都是母親守著她。母親與她同病相憐，成為好朋友。
“沒人中暑嗎？”我問母親。
“有。好在醫院不遠。我和你王娘娘熱得頭頂都冒煙。單位領導黑心腸，好幾個月都不發工資。我們很氣憤，隔三岔五跑那麼遠的路，過江過水去問，還遭個個白眼狼一頓訓孫子似的臭罵，說我們是老不死的，吃飽了飯沒事情干，像欺負三歲娃兒！工資沒有，生病報銷更沒有，有個得腸癌的老工友，沒錢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裡逼，一頭撞在醫院大門，沒了命。”母親說怕我們擔心，她就回來了。“王娘娘還在那兒靜坐。這些當頭頭的真是作孽呀！”母親唉聲歎氣。
我真是小雞肚腸，母親進門把稿費交給我時，我還以為她是為我接過來不快。母親到廚房做晚飯，我過去幫她，她讓我回裡屋去繼續寫。
母親一直不知道我在寫什麼，她識字有限，我記得她有一個紅色硬殼筆記本，該是我生父送給她的。她在上面記了好些東西，每月生活花銷，哪個孩子外孫生病看病，用的草藥方子。字跡很草，要使勁認，才可猜到大半。後來這本子再也沒有見到。
那時在南岸母親的臥室，我經常寫著寫著，因心裡難受停下。母親不到我跟前來，她放一杯茶水就離開，關上門，有時她想進來取東西，在門縫裡看我，若是我沒寫字，她就推門。算一算，這本寫自己成長的書一共花了一年，與母親和父親住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也是成人之後，與他們住在一起最長的一次。書稿先在台灣出版，得了當年最佳書獎。母親也沒有看到這書，父親也一樣。
2000年這書才在國內出版，一時成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書，受歡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書裡所寫的天府之國四川，人們口碑相傳，報紙紛紛轉載。記得在重慶和成都兩地書店簽售時，讀者送我金項鏈，大呼我的名字喊萬歲，解放碑新華書店門前排了長隊，擠斷了路，弄得警察都來維持秩序。弄得當地作家嫉妒，到有關部門去抗議，說以後再也不准我來簽售。讀者私下到我住的錦江飯店結了我的賬單，還有讀者送好些水果到飯店，並要開車送我回重慶。
大姐首先到書店去買了一本，生氣地拿給母親看，並把有些段落一個字不掉地讀給母親聽。母親聽得雙眼發紅，手裡緊緊捏著手絹，卻什麼話也沒說。三嫂和二姐異口同聲都對母親說：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國家人在讀，就我們中國，十三億人在讀六妹那本書，那些髒事，上了電視報紙，哼，還是髒事，有什麼了不起的？她不臉紅，我們還臉紅呢。”
母親見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卻把家裡發生的事一五一十講了，講得頭頭是道，最後，當然是怪我不該寫家裡的事，對我對這個家都不好，但這次她不加入他們的隊伍。
我問她：“為何這次對我網開一面？”
她說：“擔心你找我還開皮鞋店的錢。”
大姐坦率得可愛。
我心裡不止一次在想，要把書念給母親聽，可是沒有做到，每次都因為有人來而打斷。父親過世後，我到父親的墳前燒了一本書給他。
沒有我，這個家就會好過一些。也許父親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悶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養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沒有。
幼年時，我常重復做同一個夢：父親是一個持菜刀的人，有時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親對我既是威脅，也是個謎，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裡我大叫著醒來，心裡嚷著：“父親不要我！”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只有哭，每個人都被我恐怖的哭聲嚇醒。
父親在另一張床上，安靜地說：“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給自己解釋，父親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難道不是想保護我？我漸漸長大，以為這樣的解釋，站得住腳。
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我沒有對母親說，即使在對父親生氣時，我也沒有向他表示一點內心的焦慮和受傷。從小到大，父親幾乎沒有對我說過重話。有一次，我與三哥都從江邊渾身濕淋淋地跑回家，看見父親在院子大門著急地叫我們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親跟前，父親劈面就是一耳光甩過來。我痛極，卻一聲不吭地捂住臉。父親一定是把我當做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這樣，那他肯打我，就是親近我。父親一直比母親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戀，與歷史老師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經驗，就是我缺失父親的證明。我不是需要一個男人，而是在找父親，我想要人來愛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險，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價，要做出一生的犧牲，我都想要一個父親。這也是我以後與男人的關系，全是建立在尋找一個父親的基礎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會比世上任何一個女人都失敗，注定了我會比世上任何一個女人都不幸，並且會被傷透心。想想，我是多麼畸形之人，因為我天性殘缺。
父親到死也未說我不是他親生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裡我就是親生閨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層紙，是不想讓我在家裡社會上感到難堪。“私生子”這三個字，對任何人來講都不是一件容易過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靈有傷疤的人，長大後一旦知道這種身世，宛如八級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變顏色。那些父親憂郁的眼睛看著我的日月，其實都在擔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結束，父親也在愛護著我這個他妻子和別的男人相愛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