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的「鬼氣」與四川的風土人情有關，也與我從小生活的環境有關
我的生活與其他的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平民窟裡出來的。那裡沒有書，能看得到的都是所謂的「革命文學」。是別人從圖書館裡偷出來的，偶爾也能看到幾本外國小說。家裡很早就關燈，只好在路燈下看書。昏暗的燈光，陰冷的巷子很讓人害怕。如果下雨，你會發現每條巷子鬼鬼崇崇的，陰氣瀰漫。我上小學時就發現有人被平白無故地被逮起來。在學校裡，公安局的人經常來。要是有人寫了什麼東西，就會被懷疑是特務。寫作能產生這樣大的轟動效果，能把這麼多的人牽連進來，它對於我是很刺激的事。貧民窟的語言卻是一筆一生也用不完的財富，特別是方言。我母親就很會講故事。比如誰家死了人，誰的靈魂復活了，誰會到陰間受到懲罰等等，她講得繪聲繪色。母親說她也是反叛的。她最早出來就是為了逃婚，在重慶的街頭遇到了袍哥頭並與他結了婚生下大姐，後來不能忍受又跑了出來，靠做苦工養活孩子。不久，又被一位船員看上，結婚並生下一大堆孩子。在饑謹的年代，船員常年外出，母親又與小她很多的男人相愛，生下了我。當時養父在宜賓，那麼多孩子要吃飯，母親沒有辦法。她當時不知什麼叫私奔，如果知道，她說她還會私奔。
最喜歡的小說《康乃馨俱樂部》
有人經常問我：女性作家的女性主義體驗還存在著對兩性關係調和的一些幻想，而你卻完全打破了這種幻想並採取了一種極端的行動，像〈〈康乃馨俱樂部〉，這些受過男人傷害的女人組成一個團體向男人報復，這種否定「父權」，否定「陽具」的作法是不是當今女人的出路？
〈〈康乃馨俱樂部〉是我94年寫的2011年的事，當時在上海，一群女人組成了一個俱樂部對男人實行血腥報復。我想，其他人肯定不敢這樣寫，這也是我思想的一個極至。小說裡的矛盾衝突，我想是整個女性與男性的性別衝突問題，最後發展到閹割他們的生殖器，這只是一個象徵。其實我本人並不贊成這種極端的手段。我覺得還是應該調和，找到一條好的解決途徑，但實際很難，在這小說裡，婦女的地位沒有變化，男女性別衝突沒有解決，只是一個白日夢而已。要解決這些問題僅靠女性自身是辦不到的，它跟整個社會，政治有很大的關係。
我的選擇
我開始和文字打交道，就感到內心有個巨大的引力黑洞，永久地吸納著渴望：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寫作自由，比其它自由更難得到。渴望自由的人，只能據守內心，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府，可以這樣允許那樣不允許，但它主宰不了我們的內心，即便它懲罰我們的皮肉，窒息我們的呼吸，但這內心誰也進入不了——除非我們自己把這個地方拱手相讓，事情的性質就截然不同了。
東西方世界看看不一樣，其實太相同。當所謂的自由一下包裹全身時，現實生活，逼迫我們的寫作，不得不拱手相讓出自由，我們的內心也由不得我們拒絕一切，我們沒有選擇。一個漢語作家哪怕能堅持一丁點的自由，要所身處的社會承認你內心那份自由寫作，卻難極了。你的聲音通過不了你的文字傳遞到你想傳遞的人耳旁，你的思想和情感跟你的文字遭遇相似，變成一堆除你之外誰也不會在乎的東西。我們常常自慰地告訴自己，我是在為那些願讀自己的作品的人寫作，那些人將是我的親人，我最可愛的朋友。但事與願違，我們的文字得不到這樣的友誼。
那麼，就讓自己安於承受這種被拋棄的局面，一個漢語作家，沒能生活在本土，卻得面臨吃飯穿衣房租生病等等具體的生存問題，本土作家解決這些問題要方便得多，哪怕三親六戚靠不了，也可找朋友，借借錢便把難關度過了，一句話，那是你的國家。而海外作家除了需面臨的這些存活問題，還得對異域文化採取毫不敵視的態度，這個人不僅站在邊緣的邊緣，而且還必須自我樂觀。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這點，遠離自己的文化，無論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帶摧毀性的，甚至是致命的挫傷。
托馬斯曼字字句句計較德文書的出版，而對其它文版本不在乎，我想，這就好比一個進入暮年的人，行將別世的人，看重一生中唯一有過的一次快樂體驗，是一致的。顧城最終未能逃過遺忘和失去讀者孤獨的追擊，在新西蘭嘻皮士居於的貌似自由的小島上，與他構想成童話的自由擦肩而過，他的寫作即使到了組詩【鬼進城】一種張狂揮灑自如的狀態，但這自如的狀態不過是他虛擬的文字的氣勢，甚至借【英兒】人為安排一種發洩，他也未進入真正的自由寫作。我們只要輕輕地閉上眼睛，就可看到他作品後面不便公開的怨艾，在他的敘述時就被扼殺。他無法自由處置別人的生死，只能自由處置自己的生命。我不得不對自己說：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有那麼少數，並且是優秀的作家，最終選擇自己結束生命的結局，與其說是絕望，不如說是最後堅持選擇權。
是的，無論我們做什麼，都可歸於是我們自已選定的。這麼說，道理十足。自由打著漂亮的幌子，教我們自欺欺人，我們有了這假飾的自由，寫著經過精心裝扮的自由的文字，與自己的內心打著哈哈，跳著一輪又一輪漂亮的假面舞。
女作家天生憑感覺寫作，即使極少數女作家有豐富的技巧和經驗，感覺這一因素在任何女作家的創作中也佔了相當重的比例。感覺是接近自由的，但是依靠著這近距離的優先，我們獲得了寫作的自由嗎？沒有。
雖然我們可以寫非「正常」之的感情，異性的，同性的，超自然的，我們仍被圈於一個框或籠子裡。可笑的是這框或籠子，在許多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而是幾十年來，幾千年來，咱們古老文化潛移默化在每個中國人身上的印痕，是偽善的道德巨大的投影。是的，當我決心結束自己肉體生命，誰可攔得住我？當我決心寫部藝術上自己滿意而賣不出去的小說，誰能剝奪我這個選擇？讀者？出版商？批評家？我必須維護我的最後一個選擇。我忘掉他們，我就得到了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