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死 正文 15、為文學做間諜
    上教會女子寄宿學校時,於堇報的名就是JeanHubert.注定是天意,他的姓Hubert來自他的法國父親,法文念成「於培爾」,他的中文名字就叫於培福--命中注定跟於堇同姓。但是他從來不想讓於堇叫他父親。從婚姻失敗後,他對女人就失去了興趣,對家庭也抱同樣態度,早就打算做一輩子單身漢,根本沒有想到一個孩子會冒然進入自己的生活。妻子的不幸流產,使他認為自己沒有資格做一個父親。

    不過,一個天性聰明的孩子,什麼都記得清楚,又什麼都情願忘掉,幾乎過早地進入成人心態。她沒有和他提過一次自己的父母或家裡的事,這令他敬畏。於堇完全記得自己的身世,不過不管是在表裡還是心裡,都是把他當惟一信賴的人,他們喜歡彼此只叫小名「Jean」和「Fred」。

    隨著時間一年年過去,孩子好像見風就長。他越來越喜愛這孩子,而且發現自己對孩子很有耐心。他仍住在原來的一幢房子裡,屋頂陽台上放了許多花盆,由於堇挑選的花,她喜歡一片色一種花,比如蘭花和茉莉,一式白潔清香,但是玫瑰和菊花卻總是嫩黃,像一片錦繡。

    先前,他半心半意地開這家舊書店,只是為了消磨時光,免於陷入病態悲觀。於堇上學後,就不得不一本正經地做起這生意,要從中賺出於堇昂貴的學費來。虧得店面就在四馬路熱鬧之處一條街口,他的家在店面樓上,附近還有一些報館書店。他稍稍注意一點生意經,打了幾次廣告,居然也成為上海書業的一個特色店。他認識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住在上海的西方讀者。

    於堇畢業後到了聯華歌舞演藝學校,做了職業演員。休伯特感覺於堇遠了。於堇成名後,他自己的生活卻朝相反的方向變化,變得更加深藏,他覺得生命再次變得空空落落。他預感到危機來臨,卻不知道如何救出自己。

    那是在1935年的春天,他得了憂鬱症,一個經常來跑舊書定新書、也經常賣書給他的美國領事館職員,約他到霞飛路的羅宋麵包房吃個便飯聊聊天。

    夕照西斜,他們按約定時間走進餐館,選了一個僻靜的桌子坐下。玻璃杯放得很講究,鋪了一淺一深的兩條綠色餐巾。

    那是上海一二八抗戰之後,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而希特勒納粹黨勢力正在德國興起。談到了彙集在上海的各國僑民,談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在上海的活動。那人放下煙斗,鄭重其事地問他:「世界在碎裂,魔鬼在肆虐,你還能只管舊書嗎?」「只有書才能給我們保存一點文化。」休伯特還是那句老話。這餐館居然演奏爵士樂,而且很地道,佈置也舒適,老闆做事認真,俄國女招待熱情備至,他喜歡這種氣氛。

    「那麼,親愛的弗雷德,為了世界文明,能不能為我們注意收集一下日軍的動向?」他驚呆了。他一直有個感覺,這個小職員似乎太聰明了一些,原來這人是個間諜,沒準比美國駐上海領事地位都重要。看來此人注意他已經很久了,對他的家庭背景瞭解得透澈。

    甚至比他自己還清楚:比如休伯特的父親十年前在河邊滑了一跤中風去世,母親三年後在當地醫院住了半年,思念丈夫成疾而亡。只有一個表姐在俄亥俄,大他兩歲,是個老姑娘。他什麼時候從美國到牛津大學,上的是什麼學院得過什麼獎,修過那些科目,學了幾門外語,此人如數家珍,瞭若指掌。他們認為他天生的注意細節,他的脾性,低姿態,他的職業,包括他未老先衰的外貌,都是最佳間諜人選。

    「想知道你離婚的英國妻子,後來嫁到何處嗎?」「我不想知道。」休伯特臉色都白了,說實話,那個女人長相,他都忘乾淨了,但是很多事卻比她的模樣難忘。

    那人看看他,就轉過話頭:「當然我們也知道你的明星女兒對你如何重要。」「她不是我的女兒!」休伯特臉色更白了,心跳加快,說話的聲音都變了。

    那人似乎沒有聽到他的抗議,繼續說下去:「為了你所愛的人,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休伯特沉默了,這個傢伙知道他的弱點。

    那正是於堇去當電影演員,很快走紅之際,也是她剛開始交男朋友的時候,他心裡擔心之極。於堇從小到大都很少住在和舊書店幾乎連在一起的「家」裡,週末回家,像是兩人的節日。連親密的朋友都不知道於堇和他的關係,在學校在劇團電影廠,於堇一直自稱是孤兒出身。

    「這個特務惡棍!」休伯特不高興地想。他不喜歡別人打聽他的隱私,當然他也不喜歡做專事偷窺的間諜。他想馬上站起,離席而去。

    但立馬表示憤怒,不是他的習慣。女招待慇勤地上著羅宋湯炸豬排、土豆紅腸色拉。又端來烘烤熱乎乎的麵包。她漂亮的手斟了紅葡萄酒。對方向他舉杯。他推說,身體不舒服,不能喝酒。

    對方覺察出他的神情,忽然就換了個題目,提起一個無藉藉之名的捷克德語作家卡夫卡的小說,彷彿是投休伯特所好,不過果然讓他高興:幾乎沒有人欣賞這個奇怪的作家。

    休伯特笑了。卡夫卡的第一本書,對了,就是《觀察》出版社用一種非同尋常的大號字體排的那個版本,類似古代的感恩刻板,只有九十九頁,僅僅印刷了八百本,今天已經罕見這個珍本。小職員說,他也有這本書,十一年前,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病逝在維也納基爾靈療養院,他當時調去維也納任職,本想見一見這個怪人,結果,他打聽到的是卡夫卡的死訊,成了一生遺憾。但是他讀過他的手稿,印象很深。

    小職員和休伯特就卡夫卡死後被發表出來的小說是否忠實於原著,爭執起來,各不相讓。他們那天就沒有重新回到參與諜報工作的題目上來,喝完了咖啡也未提半個字。

    只有在最後道別時,對方說:「親愛的弗雷德,我等你仔細考慮的答覆,需要等多少天就等多少天。」對此,休伯特無法不點頭。他其實只想了三天,就同意參加工作。他想到的是卡夫卡那樣猶太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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