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讀到過一篇報道，說的是一個體重如山的肥胖症患者，終年不能跨出家門，最後死在電視機旁，警察們費了九中二虎的力氣才把那胖子搬出門戶。這個真實的故事不知怎麼競讓我倒吸一口涼氣，並非是悲天憫人，我想假如沒有電視這個東西，那可憐的胖子該怎麼度過他的一生呀？
這樣的設想當然已經排除了一個前提，我設想他不讀書或者只是偶爾讀書，不聽音樂或者只是偶爾聽音樂，不要想或者只是偶爾冥想。不能否認的是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空閒時間是與電視為伴，恰如中世紀那些虛誠的教徒與教堂的關係，電視已經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而電視機幾乎就是一個口齒伶俐吃苦耐勞魅力四射所向披靡的傳教士，整個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堂。看電視的人們對電視缺乏虔敬之情，他們的身體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他們的嘴裡嗑著瓜子含著蜜餞呷著綠茶，但他們的眼睛和耳朵卻關注著電視機的屏幕和聲音，這樣的時刻，克林頓和劉德華，邢質彬和張曼玉，航天飛機和匯源果計令人驚訝地獲得了一種平等的機會，電視的大嘴對他們一視同仁，電視機前的人們對他們或者熱情或者冷淡，於是換頻道，最終找到一個比較喜歡的節目，於是一個空鬧的夜晚就被電視安排妥當我認識的一個作家朋友堅持不買電視機，因為他說他痛恨電視，但他又喜歡足球，每次世界盃的時候他就跑到別人那兒去看球。看著看著覺得看別人的不如看自己的，最終就買了電視機。我沒有問過這個朋友是否現在還痛恨電視，但我覺得他不可以再說什麼痛恨電視之類的話了，他不可以把電視和足球區分開來，說他是在看足球，而不是看電視，因為電視對人的時間的爭奪本來就比孫子兵法要複雜得多，何止三十六計呢？還有一個朋友大概真是不看電視的。有一次他看見電視屏幕上站著一排黨和國家領導人，競然問，這都是什麼人？令在場者都目瞪口呆。以為他是幽默，其實又不是，其實他多年來一直奔波在朋友家裡打麻將，沒有時間看電視。這老兄可算是罕見的電視網的漏網者了，但是我可以斷定，假如有一天法律禁止麻將，他十有八九是會守在電視機前的，以他做事情的風格，他一定會從「你好」看到「再見」。
去年我與一幫文人朋友前往廣東開筆會，住在非常美麗的湖光山色之間，一切都有，就是沒有電視（偏偏還沒有報紙），於是我們體驗了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那幾天正逢亞洲杯中國隊的比賽，苦了這班癡情的球迷，人心惶惶地到處尋找電視，主人說山上沒有，山下才有，結果一大群人在夜裡驅車下山去，到一家招待所看球，汽車在陡峭的山路上製造了數次險情，下了山我們心有餘悸，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算是怎麼回事呢？於是開始埋怨我們的住所，說就是沒有熱水也不能沒有電視，都九十年代了，怎麼可以沒有電視呢？
補充說一句，那場比賽中國隊一如既往地輸了一場不該輸的球。當然這不是電視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