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國古典小說》
夏志清先生在西方漢學界以及中國文學批評界豎立了兩道裡程碑：《中國現代小說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與《中國古典小說》(TheClassicChineseNovel：ACriticalIntroduction)。《中國現代小說史》，於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這本書在歐美學界即刻引起巨大回響。首先這是第一本用英文寫成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從“五四”文學革命歷經三十年代左翼文學運動以至四九年後的共產主義文學，將現代中國的文藝思潮作了一個全面有系統的介紹及論評。當時由於中共興起，歐美學界對於現代中國研究，開始產生強烈興趣，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反映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小說，當然也就成為重要研究部門之一。夏先生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可謂應運而生，成為美國大學中國小說研究的標准參考書。
一九六八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國古典小說》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這部書的問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應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全書共四一三頁，分七章，首章《導論》，其余六章分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及《紅樓夢》，並附論文一篇：《中國古代短篇小說中的社會與個人》。首先夏先生將書名取為《中國古典小說》便具有深意，現代中國學者慣將“五四”以前的小說稱為“舊小說”、“傳統小說”或者“章回小說”，與“五四”以來的“新小說”以示區別，這些名稱多少都含有貶意，而“古典”，尤其是英文Classic一詞，意指經過時間考驗被公認的經典之作，夏先生將《三國演義》等這六部作品稱為“古典小說”，當然就是在肯定這六本小說在中國文學傳統上的經典地位了。事實上夏先生取擇標准甚嚴，他在第一章“導論”中對中國小說的缺點，作了毫不姑息的批評，與西方小說相比，中國小說，除了《紅樓夢》以外，在藝術成就上，的確有許多不逮之處。但他篩選的這六部小說，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講，都堪稱中國小說的經典，是“這種文學類型在歷史上最重要的裡程碑，每部作品在各自時代都開拓了新的境界，為中國小說擴展了新的重要領域，並深深的影響了中國小說後來的發展”。英國文學批評家李維斯(F.R.Leavis)的名著《偉大的傳統》(TheGreatTradition)，取材極苛，只選了簡?奧斯汀(JaneAusten)、喬治?艾略特(GeorgeEliot)、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寥寥數人，作為英文小說家的代表。夏志清先生將《三國》、《水滸》、《西游》、《金瓶》、《儒林》、《紅樓》——這六座中國小說的高峰，先後排列成行，也替中國小說建構了“偉大的傳統”。
“五四”以還，中國學者如胡適、鄭振鐸等人對中國傳統小說都曾作出重大貢獻，但他們的研究多偏向“考據”，而夏先生則側重“義理”。當然，夏先生絕非忽略“考據”的重要，事實上在每一章的開端，夏先生必先將作品各種版本的演變以及小說題材的來源說得一清二楚。因為像《水滸傳》、《紅樓夢》，甚至《儒林外史》，版本的差別，影響內容至巨。但“義理”的批評，才是《中國古典小說》一書的精華所在。
《中國古典小說》的評論准則，大致可分下面四個方向：
首先是作品的文化意涵。夏先生將作品放置於中國儒、釋、道三流匯合的文化大傳統中，來檢視小說所反映中國哲學、歷史、宗教、社會、政治的各層現象及其意義，而加以詮釋、比較、批評。他所選的這六部小說，都是我們民族文化、民族心靈最深刻的投射，又因其數百年來一直深為廣大中國讀者所喜愛，再加上歷來說書人以及改編戲曲的傳播，早已深入民間，歷久不衰。試看近年來中國大陸改編之《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電視連續劇，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足證這幾部經典小說其文化生命力之強韌。這些小說中的典型人物諸葛亮、關雲長、宋江、李逵、孫悟空、豬八戒、潘金蓮、賈寶玉等也早已演變成為我們民族性格的文化原型了。夏先生以宏觀視野，將這六部小說提升到中國文化大傳統的高度上去替它們定位，這就使《中國古典小說》這部書具備一種恢宏氣度，超越了文學批評的范疇，而擴大為文化論著。
不同於《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體例，《中國古典小說》並非小說史，但所選的六部小說，在中國白話小說的發展上，每一部都是一座往前推進的裡程碑，因此，中國小說的演進，亦是此書的重要論點之一。除了在《導論》中夏先生將中國白話小說的起源演進做了概括的引介之外，在分論中，他又把每部作品在中國小說發展上特殊的貢獻及重要性詳加分析：從《三國演義》到《紅樓夢》，中國小說如何從依附歷史傳說、宗教寓言幻想而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寫真，在形式上又如何逐步擺脫說書話本的累贅影響而蛻變成獨立完整的藝術作品。事實上分論每章皆可獨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專論，但是六章排列在一起，先後呼應，互相輝映，貫穿四百多年中國白話小說演變的過程，這就使這部書驟然增加了歷史的縱深。因此，《中國古典小說》也可以說是一本中國小說發展史。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小說藝術是夏先生評論作家及其作品所定的最高標准，而夏先生在小說藝術的鑒定上，把關最嚴。他認為巴金、茅盾、丁玲的小說藝術成就不如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所以他們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的地位評價就不如張、沈、錢等人。夏先生本人出身耶魯英文系，當年耶魯英文系是“新批評”學派的大本營，獨領美國學界風騷。“新批評”學派特重文學的藝術形式，對於作品的文字結構審查嚴格。夏先生對於小說藝術所訂的標准當然不限於狹窄的“新批評”，但他對小說作品文字結構的要求，嚴格則一。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夏先生最終是把六本中國小說經典當作文學藝術來鑒賞評定的。在這方面，作為文學批評家，夏先生最見功力，這部文學批評，處處閃耀他獨具慧眼的創見。將中國傳統小說當作嚴肅的文學藝術，全面有系統的探討分析，《中國古典小說》應該是首創，替後來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尤其在西方漢學界，奠下根基。
《中國古典小說》是以英文寫成，最先的讀者當然是以西方人為主，而夏先生撰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有意將中國古典小說推向世界，將中國小說經典擱置在世界文學的天平上，作一個橫向的比較。因此，書中也就大量采用中西文學比較的方法及實例。西方讀者研究中國小說，文化隔閡難免，夏先生在書中引用了許多西方文學作品，妥切比較，使西方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例如《西游記》，夏先生舉班揚(JohnBunyan)的《天路歷程》(ThePilgrimsProgress)與之相較，這兩部宗教寓言，彼此對照，佛教高僧西天取經，與基督教徒尋找天國便有了互相闡明的功效。當然，西方學者很早便對這幾本中國小說產生興趣，而且英、德等譯文的全本及節本也早已流行，但一九六八年《中國古典小說》的出版，的確在漢學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橋梁，引導更多西方讀者進入中國古典小說豐富的世界。
《中國古典小說》這部書，宏觀上既縱貫中國文化傳統、中國小說發展史，微觀上又深入作品內涵，細細道出潛藏其中之微言大義，藝術巧思；橫向更連結西方文化、西方文學，以為借鏡，互相觀照，其架構博大，內容精深而自成體系，應該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這本書本身也早被公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經典之作(classic)。一九八八年大陸版中譯本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譯，德文版於一九八九年問世，主譯者為艾克?熊菲德(EikeSchnfeld)。台灣版中譯，何欣主譯，亦即將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印行。
十四世紀由羅貫中編撰而成的《三國演義》之出現，是中國白話小說史上的頭一宗盛事，這部偉大的歷史演義小說，是我們的《伊利亞特》(Iliad)。但胡適對《三國演義》卻頗有微辭，他在《三國演義序》中如此批評：“《三國演義》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像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而夏志清先生對《三國演義》的評價卻相當高，而且他也不同意胡適以上的看法。他認為《三國》故事的長處恰恰在於羅貫中能夠刪除說書人加入的一些神怪離奇粗糙情節，盡量靠近《三國志》正史，而保持了《三國》敘事的簡潔統一。羅貫中繼承的，其實是司馬遷、司馬光的史官傳統，《三國演義》的真正源頭是《史記》、《資治通鑒》。如果西方小說起源於史詩，那麼中國人的小說則孕育於我們的史書了，中國人的悲劇感全在我們的歷史裡，天下分合之際，“浪花淘盡英雄”。
事實上羅貫中的創造力絕不像胡適所稱那樣“薄弱”，夏先生例舉《三國演義》中非常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曹孟德大宴文武將官橫槊賦詩的一場來說明羅貫中小說藝術之高超。這場宴會正史沒有記載，可能是羅貫中憑藉說書人的材料重新加工創造而成。曹操的名詩《短歌行》當然不一定完成於“赤壁之戰”前夕，但卻被羅貫中巧妙的運用到文中，大大的幫助了小說的情節氣氛。曹操一代霸主顧盼自得的形象、“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英雄漸老的蒼涼，一怒而刺殺諫臣、酒醒後又悔恨不已的復雜性格，在短短幾節中，寫得大開大闔，跌宕有致。這一場氣勢非凡，情景交融，人物個性分明，戲劇張力十足，在在顯示出羅貫中小說手法的傑出老到。
中國古典小說以刻畫人物取勝，因此夏先生在詮釋小說人物上，著墨頗多。尤其是劉備、關羽、張飛及諸葛亮之間君臣忠義、手足患難的錯綜復雜關系，有非常精辟的分析評論。《三國演義》的大架構是寫天下大勢，歷史分合，但其中心主題卻是中國儒家傳統君臣之忠、手足之義的理想。我們看完《三國演義》不禁掩卷長歎，就是因為劉、關、張、諸葛武侯這一群孤臣孽子一心興復漢室而終究功虧一簣的千古遺恨。其實羅貫中一開始第一回已經埋下蜀漢最後敗亡的伏筆了。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背義忘恩，天下共戮”，最後劉備果然信守誓言，關羽大意失荊州，身亡敵營，促使劉備雪弟恨，竟不顧軍師諸葛亮的力諫而伐東吳，打破了諸葛亮苦心孤詣的聯吳抵魏大策略，終於招致蜀漢的覆滅。夏先生指出，伐東吳實是《三國演義》一書的大關鍵，這一章與首回桃園三結義遙相呼應，顯示劉備“政治上的失敗，正標榜他人格上的完整”。
劉備戰敗，駕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書的精華所在，夏先生把整段引了下來細論，尤其是永安宮劉備托孤的一節，暗藏玄機，值得推敲：
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拜泣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劉備一心恢復漢室，有問鼎天下之雄心，傳位子嗣當然為第一要務。然而劉備也深知嗣子愚弱，若無孔明誓死效忠，萬無成事可能。劉備要孔明取而代之，很可能也在試探他的忠貞，聰明如孔明，心裡明白，所以才會有“汗流遍體，手足失措”的強烈反應，劉備看見孔明“叩頭流血”，痛表心跡之後，果然也就未再堅持禪讓了。這是夏先生極為深刻細致的看法，羅貫中是精通中國人情世故，深諳中國政治文化的作家，所以才可能把劉備孔明君臣之間微妙復雜的關系寫得如此絲絲入扣。夏先生對於這一章如此結論：
中國歷史上再也找不出如此動人君臣訣別的場面了。羅貫中恰如其分把二人之間為了共同大業而建立的永恆情誼描寫出來。然而同時他也並未忽略此一哀婉動人場面的政治含意。如此，他把劉備塑造成一個令人難忘而可信的歷史人物。
數百年來，中國讀者一面倒同情蜀漢的失敗英雄，那就是因為羅貫中把諸葛亮的忠與劉玄德的義，寫得如此感人肺腑。
《水滸傳》把中國白話小說發展又往前推進了一步。《水滸傳》開始大量采用生動活潑的口語白話，而且塑造人物、鋪陳故事，能不拘於史實，更向小說型式靠近。夏志清先生對於《水滸傳》在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小說藝術上的成就都予肯定，他也稱贊《水滸傳》中英雄好漢林沖、武松、魯智深、李逵等人物塑造突出，性格刻劃生動，但夏先生對於這部小說透露出來潛藏在我們民族心裡的黑暗面：一種嗜血濫殺殘忍野蠻的集體潛意識沖動，則給予相當嚴厲的批判。在這點上，夏先生道出許多前人所未能及的創見，使我們對《水滸傳》的復雜性能夠更深一層的了解，而又厘清我們判斷《水滸傳》時一些道德上的困惑。
歷來褒獎《水滸傳》的論者都把此書稱譽為梁山泊草莽英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俠義小說。這個梁山泊的草莽集團十分特殊，盜亦有道，並非一般烏合之眾。他們有組織、有紀律、有信仰，他們標榜一種“英雄信條”(heroiccode)。《水滸傳》中這種“英雄信條”的特色是：遵守義氣、崇尚武藝、慷慨疏財、不近女色、卻縱情酒肉。夏先生指出，這個純男性中心的集團最特異的地方便是仇視女色，視女色誘惑為英雄氣概的最大威脅，因此，《水滸傳》中的幾個“淫婦”必須鏟除，閻婆惜給殺了頭，潘金蓮、潘巧雲都遭到開膛剜心最慘烈的懲罰，至於梁山泊隊裡的母夜叉、母大蟲、一丈青已是“女丈夫”了，自然不會構成女色誘惑的問題。其實以現代心理學來解釋，梁山泊的男性集團這種極端禁欲主義，與好漢們殘忍虐殺行為，是有因果關系的。
《水滸傳》的英雄好漢，他們還未加入梁山泊集團前，如林沖、武松、魯智深都能恪守“英雄信條”，是堂堂丈夫，但一旦加入集團，他們的個人身份消失，於是這一群梁山泊草寇他們集體行動所遵守的，不過是一種“幫會行規”，夏先生認為對於他們所標榜的“英雄信條”反倒變成了一種諷刺。這些煞星們，一旦聚集在一起，個性泯滅，在一種集體意識的引導下，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像一架龐大的殺戮械器，下山招兵買馬打家劫捨。宋江率眾三打祝家莊、掃平曾頭市，都是殺戮甚眾、無辜婦孺慘遭斬草除根的場面。夏先生對於《水滸傳》中肆意描寫這些殘暴事件有這樣的評論：
說書人當年傳誦這些故事於市井，唯以取悅聽眾為務，未必能夠弄清個人英雄事跡與集體暴虐行為的分別。但這些故事迄今猶流傳不衰，的確顯示中國人民大眾對痛苦殘忍的麻木不仁。但正因為書中對暴虐的歌頌是不自覺的，現代讀者倒可以把七十回標准本看做一則充滿吊詭的政治寓言(一旦眾好漢全部聚齊一堂時，他們遂變成政府的有效工具而失去幫會性格)：官府的不公不義，是激發個人英雄主義的條件，但眾好漢一旦成群結黨，卻又足以斫傷這種英雄主義而制造出比腐敗官府更邪惡的恐怖統治了。其實這就是地下政黨的老故事：在求生存爭發展的奮斗中卻往往走向它聲稱所要追求的反面。
梁山泊的英雄好漢復仇之心特別熾烈，這股仇恨一旦燃燒，這些天罡地煞便顯現了妖魔原形，大開殺戒。書中武松血濺鴛鴦樓是著名的殺戮場面，武松復仇，砍殺張都監之後，開始屠殺張都監全家，連幾個在場唱曲兒的女娘也不能幸免，武松殺得性起，說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一死!”一直砍殺得刀都缺了。
全書中復仇殺人的殘暴場面寫得最觸目驚心的恐怕是黑旋風李逵生啖黃文炳的一節。通判小吏黃文炳曾經陷害過宋江，這個仇當然要報。黃文炳被捉到後，在宋江的指使下，李逵把黃文炳活生生割來吃掉：
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
夏先生引這兩則例子與《史記》相較。司馬遷記載呂後嫉恨戚夫人：“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飲喑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殘虐事件之一，但司馬遷以呂後子惠帝一言：“此非人所為。”遂定呂後罪於千古。夏先生認為：“《史記》肯定人類文明正道，而《水滸傳》大加贊賞那些草莽好漢所干的野蠻復仇行為則非是。”
《水滸傳》中的“英雄世界”與“野蠻世界”之間的界線相當模糊，《水滸傳》表面上贊頌的是梁山泊眾好漢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干下的英雄事跡，但這些好漢的實際行動都是極端野蠻殘忍違反文明的。“忠義堂”上眾好漢杯觥交錯歃血為盟之際，梁山泊的黑店裡正在干著販賣人肉包子的勾當。歷來學者評論這部小說的文化精神時，產生相當大的矛盾分歧，而矛盾的焦點又顯著集中在梁山泊的寨主領袖呼保義及時雨宋公明的身上。明朝思想家李贄把宋江捧為“忠義”的化身，而金聖歎卻把宋江貶為假仁假義的偽君子。在分析宋江這個書中的首腦人物上，夏志清先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認為試圖解析宋江這個人物的意義，不能止於宋江本身，必須把宋江與李逵聯系起來，宋江這個角色復雜矛盾的意義方可能有較完整的解說。其實及時雨宋江與黑旋風李逵兩人相輔相成，構成的是一對復合互補的角色，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雙重人物”(DoubleCharacter)。陀氏擅長研究人性善惡，在小說中常常設計關系曖昧復雜的“雙重人物”來闡釋人性善惡的相生相克。自從三十八回李逵與宋江一見如故後便對宋江五體投地誓死效忠了。如果及時雨宋江代表《水滸傳》裡“替天行道”幫會式的忠義道德，那麼黑旋風李逵便象征著《水滸傳》另一股黑暗野蠻原始的動亂力量。天魁星、天殺星看似南北兩極，其實遙相呼應，彼此牽制。做為幫會魁首，宋公明必須維持及時雨領袖群倫的形象，不能公然造反，但遠在三十九回宋江在潯陽樓上已寫下反詩：“彼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原來宋江早已心存反志，要賽過大叛徒殺人魔王黃巢。李逵一再慫恿宋江造反，奪取大宋江山自己做皇帝，其實正講中宋江的心懷。事實上李逵可以說是宋江那股叛逆意志的投射，宋江心中黃巢的具體化。許多殘酷野蠻的殺戮行為都是李逵在宋江指使默許下完成的，李逵生啖黃文炳，等於宋江的意志在進行復仇行動。這一對“雙重人物”其實是《水滸傳》中叛徒形象的一體兩面，及時雨宋江及黑旋風李逵分別代表《水滸傳》的“英雄世界”與“野蠻世界”，而當這兩個世界重疊在一起時，“水滸”中便是一片“腥風血雨”了。最後宋江被陷害中毒，臨死前他把李逵一並毒殺，宋江必須與李逵共存亡，因為李逵根本就是他另外一個自我。難怪李逵為宋江死得心甘情願，完成了他們“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手足之義。宋江與李逵兩個角色之復雜關系及多重意義貫穿整本小說，使得這本情節繁雜人物眾多的作品得到主題上的統一。要了解《水滸傳》這部小說深一層的涵意，首先須了解宋江與李逵這一對“雙重人物”的關系，而夏先生對宋江、李逵的人物論無異是閱讀《水滸傳》的一把鑰匙。
大唐天子太宗李世民派遣高僧玄奘赴西方天竺(印度)取經，這在中國歷史及佛教史上是件何等莊嚴隆重的大事，而明朝小說家吳承恩卻偏偏把這段歷史改寫成一部熱鬧非常諧趣橫生的喜劇小說。這是部天才之作，數百年來大概沒有比《西游記》更受中國讀者喜愛的喜劇小說了。這部小說的成功得力於吳承恩創造了兩個最突出的喜劇滑稽角色：孫悟空與豬八戒，這一猴一豬早已變成我們民俗文化的兩個要角。夏先生把孫悟空與豬八戒這一對寶貝與西方小說中另一對著名的互補角色相比，唐?吉訶德(DonQuixote)與桑丘?潘薩(SanchoPanza)，兩者一樣令人難忘。《西游記》也是西方讀者最容易接受的一部中國古典小說，韋利(ArthurWaley)的節譯本在西方一直很受歡迎，余國藩的全譯本更是中西文學交流的一件盛事。
《西游記》的來源復雜：有歷史記載、佛教傳說、印度史詩種種。夏先生不憚其煩將這些來源一一厘清。接著他分析闡釋唐三藏玄奘這個人物在《西游記》中的意義。小說中的玄奘至少有三重身份：民間傳說玄奘乃狀元陳光蕊之子，父母被強人所害自幼被法明長老渡入佛門，後因孝行感天，被大唐天子選中派遣西天取經。但神話傳說玄奘前身乃是如來佛座下弟子金蟬長老，因不聽說法，輕慢大教，被佛主罰降人間，歷劫十世，最後功德圓滿，皈依西天，成為旃檀功德佛。因玄奘十世童真，得其肉而食之可以長生不老，於是引動各界妖魔紛紛爭食唐僧肉——這便是《西游記》的主要情節。但實際上吳承恩在小說中卻把玄奘寫成了一個富有喜劇感的凡人，與歷史上的高僧唐三藏了不相類。喜劇人物玄奘才是這本小說的關鍵所在，如果吳承恩把《西游記》寫成了一本嚴肅的高僧傳，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恐怕引不起多少讀者的興趣了。夏先生如此形容小說中的玄奘：
他容易動怒，一本正經，看不清自己領導無方，卻偏袒他團隊中最怠惰的一員，而且，作為一個虛守宗教形式的僧人，雖然他裝模作樣堅持吃齋，不近女色，實際上並無真正誠意。他絕對不會令人聯想到歷史上那個身具大勇的玄奘。
唯其小說中的玄奘只是一個凡人，有凡人的許多弱點，這倒使《西游記》作為一則宗教寓言更擴大了其普遍性，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變成了我們每個凡人紅塵歷劫，悟道成佛的寓言了。如同西方道德劇《凡人》(Everyman)一樣，其中的“凡人”必須經歷各種考驗才能悟道，或者像《天路歷程》中那個基督徒，要克服各種障礙陷阱，才能尋找得到天國。作為宗教寓言，夏先生提出了一條解讀《西游記》重要的線索：《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夏先生認為吳承恩寫《西游記》等於把整本小說當作了《心經》哲理上的評注。他把吳承恩的《西游記》與托爾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比：
喬治?史丹納(GeorgeSteiner)曾經如此精辟論評：托爾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說人物在面臨個人緊要關頭的道德問題時，常常背誦或討論《新約全書》的一些段落，這些段落又反過來給小說定下基調，說明小說的意義。在《西游記》中，《心經》是唐僧與孫悟空反復討論的主題，它有同樣的小說功能。
這是夏志清先生論《西游記》至關緊要的論點，掌握到此一論點，我們對《西游記》的宗教涵義才可能有深一步的了悟。《心經》乃是大乘佛法經典中之精華，其中心思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實也就是貫穿《西游記》這本小說的主題，參悟“色空”的道理，才可能祛褪六賊，“無眼耳鼻舌身意”，才可能“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而“究竟涅”。這便是唐僧西天取經必須經歷的“心路歷程”。而吳承恩在《西游記》中所設計的八十一難也就是用來考驗玄奘的心路歷程上的各種“掛礙”與“恐怖”。
《西游記》第十九回烏巢禪師贈玄奘《心經》一卷，並囑咐：“若遇魔瘴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自此，《心經》便成為玄奘一路上重要的精神依恃。夏先生評論《心經》在小說中有如此功用：
迄今一直為當代評論家忽略的事實是，正如同唐三藏手下那些怪物徒弟一般，《心經》本身就是被指定做為三藏取經險途中保佑他的精神伴侶。從佛教寓言的構成上來說，它遠比任何一個徒弟更為重要。因為一個僧人若真正了解它的訓誡也就無需徒弟們的保護了，他會了悟他遭遇的災難其實都是幻境。
孫悟空是《西游記》中最靈慧的角色，他是“心猿”，代表心靈智慧，最能參悟“色空”的道理，所以命名“悟空”。第四十三回中，唐僧屢遭災難，被妖魔嚇破了膽，弄得草木皆兵不敢前進，悟空引《心經》的話勸誡他師父：
老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褪六賊。你如此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敢捨身；要齋吃，動舌；喜香甜，觸鼻；聞聲音，驚耳；睹事物，凝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
悟空在這裡點醒唐僧，他如此“恐怖”、“顛倒”，完全是因為“六賊”紛擾所致，“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如此說來，其實爭著要吃他肉的那些妖怪全是唐僧自己“心魔”召來的幻境，悟空勸誡他師父“祛褪六賊”，這些妖怪自然消逝。當然，小說裡的玄奘只是一個普通和尚，要修煉到這一步，他還必須經歷作者吳承恩替他設計的“九九”歸真八十一難，才能達到功德圓滿，悟道成佛。
然而無論《西游記》的宗教涵意有多玄奧，它本身還是一部詼諧生動的喜劇小說。唐三藏手下的兩個徒弟孫悟空、豬八戒一直是最受中國讀者喜愛的滑稽角色，就因為吳承恩把這一猴、一豬寫得那麼富有人性。如果孫悟空代表人的心靈，那麼豬八戒便是血肉之軀的象征了。豬八戒好色、貪吃、懶惰、貪生怕死、善嫉進讒，而且對於求佛取經的苦行生活並不熱中，凡人的弱點他都有了，夏先生稱譽豬八戒是吳承恩“首屈一指的喜劇創造”。
宋明理學長時期主導中國思想界，其“存天理、去人欲”的教訓走到極端變得過猶不及，把人的正常欲望也給窒息了。晚明一些開明思想家提倡個人自由、個性解放，文學創作高舉“情真旗幟”，對宋明理學是一個大反動。這個時期的戲劇小說以浪漫、色情為其特征。前者以湯顯祖的《牡丹亭》達到最高境界，而後者則以《金瓶梅》集其大成。中國文學當然素來不乏色情作品，但與《金瓶梅》相較，全體黯然失色。《金瓶梅》是晚明文藝思潮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則異數。然而夏先生指出這本一直被中國讀者目為“淫書”的作品，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卻占有劃時代的重要性：
就題材而言，《金瓶梅》無疑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一道裡程碑，它已經脫離歷史與傳奇的影響，來處理一個完全由作者自己創造的世界，裡面的人物多為普通男女，生活在一個毫無英雄事跡和光榮色彩的中產階級環境裡。雖然前人也寫過色情小說，但此書能夠不憚其煩將一個中國家庭骯髒墮落的日常瑣事巨細無遺描寫出來，卻是革命性的，而且在中國小說發展上，可說後無來者。
《金瓶梅》是一本奇書，如果《水滸傳》是個男性中心的野蠻原始世界，《金瓶梅》寫的則是以女性為主一個糜爛腐敗的末世社會。在這本小說裡，作者竟然可以拋棄一切道德禁忌肆意描寫人的肉體現實，從開始的興致勃勃寫到最後的恐怖淒厲，而作者對於人有可能完全沉溺受役於本身肉欲的可怕現實，絲毫不回避，亦無憐憫，這只能說，《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殘忍的天才。在描寫女性世界，在以日常生活細節來推動小說故事進展，在以節令生日來標榜小說時間過程——這些小說技巧都遙指另一部更偉大的作品《紅樓夢》的誕生。《金瓶梅》開創了中國小說描寫日常生活的寫實風格。
但在小說結構及理念上，《金瓶梅》的弊病卻不小，夏先生將這些弊病一一都剖析出來。《金瓶梅》的小說來源相當混雜，據《金瓶梅》專家韓南(PatrickHanan)教授的研究有八類之多：《水滸傳》、白話短篇小說、公案小說、文言色情小說、宋代歷史、戲曲、俗曲、佛教“寶卷”等。這些文類糅合在一起，不一定能融成有機的整體，有時互相突沖，反而有損於小說的寫實架構。例如《金瓶梅》大量引用當時流行的詞曲，這些曲子文藻瑰麗，但對小說內容不一定都有幫助。而且小說有些細節前後矛盾，尤其是西門慶縱欲身亡後二十回，更多破綻，西門慶眾妻妾散落流離，作者隨便安排她們的下場，也顯得過分輕率。在理念上，《金瓶梅》應該是一本闡揚佛家因果報應的警世小說，事實上作者在小說中卻丑詆僧尼，最後匆匆設計西門慶轉世托生孝哥，被普靜法師渡去化解冤孽，這種佛家解業贖罪的結果，實難令人信服。
《金瓶梅》這部小說在結構及理念上都有缺失，但其刻劃人物，尤其是描寫女性角色，卻是空前成功的。書中李瓶兒、春梅、宋蕙蓮固然音容並茂，就是連二三流的“蕩婦淫娃”王六兒、李桂姐、林太太也個個有血有肉。而且書中幾個正派女人吳月娘、孟玉樓也寫得極有分寸。當然，《金瓶梅》著名主要得力於潘金蓮這個人物創造出色，雖然潘金蓮這個角色源自《水滸傳》，但經過《金瓶梅》作者的妙筆渲染，脫胎換骨，已被塑造成中國文學史上的首席“淫婦”。作者寫潘金蓮之淫蕩、狠毒、奸詐、悍潑，淋漓盡致，在中國小說裡，像潘金蓮這樣集“淫婦”、“毒婦”、“刁婦”、“悍婦”於一身如此復雜多面的角色並不多見。潘金蓮可以說已經成為女性反面角色的原型了。
夏先生論《金瓶梅》，最後焦點聚集在潘金蓮這個小說人物身上，尤其是西門慶與潘金蓮之間逐步主奴易位的復雜過程，做了十分精細的分析，他如此形容潘金蓮：
她是其中頭腦最冷靜，最工心計的人物，她出身為奴，調教成婢，她的殘酷是奴隸式的殘酷：自私中表露著卑鄙，為了求安全爭權力不惜奸詐，對待情敵仇人卻殘忍無情。
《金瓶梅》雖然情節龐雜，但是故事的主軸還是落在西門慶與潘金蓮這對男女的關系上，這也是小說中最饒興味值得深究的兩性關系。這是一場兩性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在某層意義上是動物性雌雄交媾的生理戰。小說開始西門慶征戰於眾妻妾娼妓之間，雄風凜凜，潘金蓮僅是他一個曲意逢迎的性奴隸，第二十七回潘金蓮被西門慶綁在葡萄架下，甘心接受性虐待，這時西門慶完全占上風，但是潘金蓮憑著她的狡獪色誘一步步往上爬，最後終於騎到西門慶身上，反奴為主。第七十九回，西門慶貪欲喪命是全書寫得最驚心動魄的一回，這時跨在西門慶身上的潘金蓮已經變成一只女王蜂，在殘殺與她交媾過後的雄性配偶。一場兩性戰爭，雌性動物終於贏得最後勝利。同時西門慶與潘金蓮之間的強弱對調也是一場心理拉鋸戰。潘金蓮不僅在生理上降服了西門慶，在心理上也逐漸主宰了他的心靈，他對潘金蓮的囂張跋扈愈來愈無法約束，到最後，西門慶似乎中了邪，竟任她隨意擺布了。心理學家榮格(CarlJung)的一個理論，有些男性的潛意識裡，對某類女人的色誘，完全無法抗拒，失去主宰意志，如同中魔，榮格把這類女人，稱為男性潛意識心理投射的“女魔”(Succubus)。中國傳統小說中，也經常出現由妖魔幻化而成的美女，迷惑男人，然後盜其元陽，使其精枯髓盡而亡。《西游記》中便常有這類女魔爭相盜取唐僧的元陽。《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到了最後已經被誇大描寫成吸人精髓的女魔頭了。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個完全沉淪於肉欲無法自拔的“感官世界”，小說最後草草出現佛家救贖的意旨，恐怕也難解書中人物積重難返的業障。然而作為一部世情小說，《金瓶梅》作者驚人的寫實功夫，不能不令人歎為觀止，《金瓶梅》替晚明社會精雕細鏤出一幅俗艷華麗的浮世繪。
從《金瓶梅》到清朝乾隆時代的《儒林外史》，其中相隔一百四五十年。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把中國小說藝術又推前了一大步。歷來論者評《儒林》，多以其諷刺中國傳統社會科舉制度為主要論題。夏志清先生雖然也花相當篇幅探討這部小說中“仕”與“隱”——中國傳統社會士大夫兩種理想之抉擇的主題，但他同樣重視《儒林外史》在中國小說藝術發展上的重要性。《儒林外史》已經脫離明朝小說說唱傳統的影響，寫景寫情，不再依賴詩詞歌曲，完全運用白話散文，書中方言及文言片語並不多用，《儒林外史》的小說語言是一種具有作者個人風格的白話文體，夏先生稱贊這種白話語文的精純度，超過其他幾本古典小說，連《紅樓夢》也不例外。吳敬梓的白話散文風格，對晚清及民初的小說家，影響深遠。
夏先生更進一步分析《儒林外史》小說敘述的方式，他發現作者吳敬梓刻劃人物、推展情節的技巧是革命性的。以往的作者介紹小說人物登場敘述故事情節，喜歡現身說法，作者夾評夾敘，把人物當作木偶操作，而且隨時抒發議論，主導讀者判斷，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卻是隱身的，讓小說人物自己登上舞台，由他們的舉止言行，逐漸展現他們的性格，由讀者自行推斷小說發展情節。這種“戲劇法”的使用，使得中國小說又提升到另一層境界，可以說是開始進入“現代”了。《紅樓夢》的作者在小說中自始至終“神龍見首不見尾”，運用的全是這種“戲劇法”，王熙鳳的出場，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夏先生舉了《儒林》第二回《王孝廉村學識同科，周蒙師暮年登上第》為例：幾個村人聚集在觀音庵裡，商議正月鬧龍燈之事，人物先後登場，作者僅寥寥數筆介紹了他們的外貌，然後便把他們推上舞台，完全由他們彼此之間的舉止言語，讀者漸漸領悟這些人物各別的身份、個性、互相關系等等，而且同時又十分微妙地透露出作者對這些人物勢利眼的諷刺。夏先生在這裡論到小說藝術十分重要的一個議題，也就是“新批評”學派重視的所謂小說觀點問題，如果沒有受過“新批評”訓練的評論家，恐怕不會注意到《儒林外史》這種革命性的小說技巧，也就容易忽略了許多作者苦心經營隱含不露的小說藝術了。
《儒林外史》開宗明義標榜王冕隱而不仕的高風亮節，這當然是作者吳敬梓對隱士的尊崇，而書中熱中於科舉名利汲汲求進的幾個人物匡超人、牛浦郎等都被他狠狠的損了一頓。小說最後一回，作者以四個市井小民的小傳作為全書的結束，這些小傳看起來似乎不經意而為，事實上暗寓深意。夏先生點明，這四個人物的喜好各為琴棋書畫——正好代表中國傳統社會作為雅士必備的文化修養，這些隱於市的雅士，就如同小說第一回楔子中的王冕一樣，是作者吳敬梓向往的理想。
十八世紀中葉，在中國文學創作的領域裡湧現出最高的一座山峰：《紅樓夢》，然而同時《紅樓夢》也成為我們數千年文明的一首“天鵝之歌”，之後，我們民族的藝術創造力，似乎就再也沒有能達到這樣高的巔峰。由於《紅樓夢》的內容是如此豐富廣博，“紅學”專家們的論著，汗牛充棟，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各成一家之言。
夏志清先生論《紅樓夢》，有幾點觀察特別值得注意。夏先生認為《紅樓夢》在哲學思想的悲劇精神上，固然非其他中國小說所能比擬，在心理寫實上，也是成就空前的。尤其在前弗洛伊德時期，《紅樓夢》竟然已經觸及人類潛意識的心理活動了。他引述八十二回《病瀟湘癡魂驚惡夢》，層層分析林黛玉這場寫得令人膽顫心驚的夢魘。一般論者多注意第五回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但寶玉的夢只是一則寓言，是虛夢，黛玉的這場噩夢才是心理寫實，黛玉壓抑在心中潛意識裡種種恐懼欲望都以各種扭曲後的象征情節在夢中出現：黛玉朝朝夕夕欲獲得寶玉的心，在夢中寶玉果然把自己的胸膛血淋淋的打開找心給黛玉，情節如此恐怖，難怪黛玉驚醒後一口鮮血。這場噩夢寫得這樣真實可怕，而且涵意深刻復雜，完全合乎現代心理學潛意識夢境的分析，大概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一些夢魘堪與相比。
早期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一文中應用叔本華的悲觀哲學來詮釋《紅樓夢》的悲劇精神。那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引用西方哲學的觀點來評論這部小說，其開創性當然重要。雖然王國維引用叔本華“生活之欲”的觀點不一定能圓滿解釋《紅樓夢》遁入空門的解脫之道，但對於《紅樓夢》的研究，的確開拓了一面新的視野。循著這條途徑，夏志清先生引用另外一位西方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TheIdiot)與曹雪芹的《紅樓夢》相比，這項比較，對於《紅樓夢》的解讀，尤其是對西方讀者，有重大啟示：
在一篇傑出的書評中，韋斯特先生(AnthonyWest)評論這部小說的兩個英譯本，將寶玉比之於德米特裡?卡拉瑪佐夫(DmitriKaramazov)，然而我覺得雖然這兩個都是心靈深受折磨的人，但寶玉並不具有德米特裡那份世俗熱情及生命活力，亦不似其經常擺蕩於愛恨之間，徘徊於極度的謙卑與叛逆。以寶玉的率真嬌弱，以及他善解人意，心懷慈悲，倒更近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另外一位主人公米希金王子(PrinceMyshkin)，他們兩人都自處於一個墮落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慈悲愛人反而遭人懷疑以為白癡。他們兩人都發覺這世上有著無法忍受的痛苦，因而都經歷長時期神思恍惚喪失心智的折磨。他們各自分別與兩位女性發生痛苦的情緣，但最後都全然辜負了她們的一番心意。米希金王子最後變成白癡，因為隨著娜絲塔西亞之死，他認識到基督之愛對於這個貪婪淫蕩的世界毫無效用。而當寶玉由癡呆恢復正常後，他也同樣了悟到愛情的徹底幻滅。但不同的是，寶玉最後遺棄紅塵，采取了出家人對於世情的冷漠。
《紅樓夢》很早便有王際真以及德文版翻譯過來的英譯節本，後來更有眾口交譽霍克思(DavidHawkes)主譯的全本，但據我在美國教授這本小說多年的經驗，一般西方讀者對《紅樓夢》的反應，崇敬有余，熱烈不足，反而不如對《西游記》、《金瓶梅》直截了當。當然，西方讀者要跨入《紅樓夢》的世界的確有許多文化上的阻隔，但我發覺西方讀者一大困惑在於如何去理解賈寶玉這個“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奇特人物，用西方標准，很難替這位“癡公子”定位。夏先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白癡》中的主角米希金王子與賈寶玉互相觀照，便使寶玉這個人物，從宗教文化比較的視野上，刻劃出一個較為容易辨識的輪廓。陀氏撰寫《白癡》，設想米希金王子這個角色時，一度曾稱其為“基督王子”，可見陀氏本來就打算把米希金寫成基督式的人物。雖然後來米希金變成了一個白癡的“病基督”，無法救世，但米希金滿懷悲憫，企圖救贖苦難中人的愛心，這種情懷則完全是基督式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贊美李後主的詞“以血書者”，而且認為後主“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我覺得王國維這句評語用來評曹雪芹的《紅樓夢》尤其是賈寶玉這個人物，可能更加恰當。寶玉憐憫眾生，大慈大悲，一片佛心。如果米希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基督式的人物，那麼曹雪芹有意無意也把賈寶玉塑造成釋迦式的人物了。事實上寶玉與悉達多太子的身世便有許多相似之處，生長在富貴之家，享盡世間榮華，而終於勘破人世生老病死苦，最後出家悟道成佛。從宗教寓言的比較角度，來詮釋賈寶玉，恐怕西方讀者對這個中國“白癡”容易接受得多。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產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作品，佛教文化卻孕育出曹雪芹的《紅樓夢》這塊光芒萬丈的瑰寶來。
夏志清先生這部《中國古典小說》與我個人卻有一段特殊的文學因緣，這本書曾經使我受益良多。遠在六十年代中期，我正常為《現代文學》籌稿源所苦，論文方面，《現文》多刊登翻譯的西方文學評論，而論評中國文學有分量的文章十分缺乏。我們很興奮在一九六五年第廿六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那篇《〈水滸傳〉的再評價》，這篇論文是他《中國古典小說》中論《水滸傳》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翻譯，何先生在譯之前有這樣一段引言：
我國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近年來對中國新舊小說的研究，早已贏得中外學者的欽敬。他的論文經常發表在國外的權威刊物上，他的《現代中國小說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早已為士林所推崇。我覺得他的論著實在有介紹給我國讀者的必要，從他的論著中，我們可以看到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我們不能只在“考證”的圈子裡轉來轉去。
何先生這一段話，很能代表我們最初接觸夏先生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論著感受到的啟發。接著《現文》第廿七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紅樓夢〉裡的愛與憐憫》，這篇論文後來擴大成為他書中論《紅樓夢》的一章。那時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計劃撰寫《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等他書剛完成正在付印，我就請他將樣稿先寄給我閱讀，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這本書的讀者之一。一來我希望先睹為快，二來我也希望將此書各章盡快請人譯成中文在《現文》發表。我記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我接到夏先生寄來厚厚一疊樣稿，我花了兩三天時間不分晝夜，一口氣看完，看文學批評論著，我還很少感到那樣興奮過，書上所論的六部小說，本來早已耳熟能詳，許多地方視為當然，可是閱讀《中國古典小說》，卻好像頓感眼前一亮，發覺原來園中還有那麼多奇花異草，平時都忽略了，那種意外的驚喜，是令人難忘的閱讀經驗。
除了《三國演義》那一章是請莊信正譯出刊在《現文》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外，其余各章仍由何欣先生翻譯，刊登《現文》的有五章：《導論》(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水滸傳》(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西游記》(第四十五期，同年)，《紅樓夢》(第五十期，一九七三)。何先生本來把《金瓶梅》及《儒林外史》也譯出來了，《金瓶梅》打算刊在第五十二期，但是當時《現文》財源已盡，暫時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這兩章中譯始終未在台灣的刊物上出現過。但夏先生這些論中國傳統小說的文章，對當時台灣學界，已經起了示范作用。那時台灣的大學中文系課程，還相當保守，小說研究，不是主課，教授的人很少。台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曾經擔任《現代文學》後期的主編，他那時還在台大當助教，由他一手策劃，在《現文》四十四、四十五兩期上，登出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輯”，撰稿者多為台大及輔仁中文系師生，兩期上論文共二十四篇，包括由先秦到明清的文言白話小說，夏先生的《西游記》也在裡面。這是破天荒頭一次，台灣大學的中文系如此重視小說研究。整個專輯的大方向皆以文學批評為主，脫離了考據范圍，這些論文的基本精神，是與夏先生論中國古典小說相吻合的，可以說，夏先生的小說論著，在台灣當了開路先鋒。
《中國古典小說》的中譯雖然未能完全登載，我本人卻一直有心將夏先生這些中譯論文結集成書出版，後來因為我自己創辦晨鍾出版社，便自告奮勇征得夏先生同意，打算由“晨鍾”出版這部書。因為夏先生出書謹慎，出版中譯本須得自己仔細校對，時間上便拖延下來，一直到“晨鍾”因經營不善而停業，這本書仍未能付梓，這件事，我一直耿耿於懷，有愧於心。一九八八年大陸版的中譯本倒捷足先登出版了，中國大陸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人數甚眾，相信夏先生的《中國古典小說》也會成為大陸學者們的重要參考。欣聞這部書即將由《聯合文學》付印出版，其實這部長久為西方學者推重的小說論著早就該與台灣的讀者見面了，延誤了這些年，實在可惜。經過三十年時間的研磨，重新細讀夏志清先生這部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經典之作，更感到當初夏先生確立的研究方向之可貴，他的許多真知灼見，迄今啟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