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利的自信是由於無知造成的，而毛澤東和蔣介石無比的自信則屬於另一個類型：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念，認為自己代表著中國。
馬歇爾嚴厲地指責蔣介石用軍事行動破壞了他的調解工作，並指責他把70％的預算用於軍費，使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這樣做只會為共產主義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蔣介石及其政府毫無準備。
埃裡克-周講的一件事就能證明這一點。1945年8月份的時候，他是天津市長蕭振瀛的私人秘書。15日這一天，蕭振瀛正在他的鄉下別墅裡與當時國民黨的總參謀長陳誠將軍及另外兩個人打麻將。這時；電話鈴響了，電話是從總統官邸打來的，要找參謀長。陳誠從麻將桌旁站起身來，嘴裡嘟嘟囔囔地報怨電話打攪了他們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聽著，試圖從陳誠的反應中猜出談話的內容。但是，他只反覆說「是，是」。放下聽筒之後，他轉過身來，突然大聲說道：「好了，是他。為什麼——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現在我要去參加勝利遊行了，偏趕在我玩得正帶勁的時候。」其他人都說：「就是，勝利來得大快了，我們還沒來得及做什麼準備呢。」蕭振瀛顯得比其他人更為興奮，他說：「不信等著瞧吧，接管東北將是我們最頭疼的事。」
果然，在隨後的幾天中，他的鄉村別墅門庭若市，東北來的政客絡繹不絕。除了蕭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認為應該釋放少帥，井請他出任東北的最高統帥。他們的主要理由是，在東北沒有人能像張學良那樣受人擁戴。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蔣介石會對張學良記恨終生。張背叛過蔣介石，甚至還羞辱過他。蔣介石決定不釋放張學良——
或者說對此事根本不予考慮。這樣一來，委員長面前便出現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在東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對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於沒有一個現成的「統帥」，蔣介石決定分疆而治。於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劃分為九個省，哈爾濱和長春則作為行政院直轄的特別城市。這樣一來，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長的空缺，他把這些職位留給了東北地區與cc系有關係的二、三流政客，而東北的民眾則根本沒聽說過這些人。
蔣介石不但不釋放少帥，不讓他工作，就連少帥的同事也一個部不讓返回東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為滿族人的埃裡克-周卻被從未見過面的哈爾濱新任市長楊綽庵看中，楊綽庵請他當自己的第一秘書長，被他婉言拒絕了。楊綽庵也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黨員———名政學系的成員。
由於仍需一位最高統帥，蔣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學系成員熊式輝為東北九省的最高長官——這使CC系和黃埔系的人很不高興。
在任命熊式輝的同時，委員長還任命他的兒子蔣經國為外交特派員，專門負責與蘇聯佔領軍打交道。
幾個星期之後，蔣介石邀請老資格的記者胡霖在重慶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談，徵求他對戰後恢復重建工作的意見。現在看來，胡霖當時對蔣是有利的，但委員長全沒聽進去。
胡霖的建議是：
一、將首都遷回北平，並將其改稱為北京。
其目的是為了贏得黃河以北的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由於該黨曾選定南京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覺得他們脫離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麼認真與共產黨談判，要麼公開向他們宣戰，不要理會美國政府的建議。
三、接管日占區的上作一定要體現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為，與日本人合作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違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進來時，國民黨倉惶撤走，而其他絕大多數人則被扔下沒有人管。
四、由於日本人從1931年起將東北佔領了十五年，因此，應給予東北特殊的關懷。
五、在原來日本人佔領的鄉村地區實行農業改革。
六、高度重視日占區青年的再教育問題。
蔣介石對此建議無動於衷。
少帥不能獲釋，就因為他曾是一個「叛逆」。同樣，曾在日本人手下做過事，甚至僅僅在日戰區生活過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員長的諒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為他們被解放了，但他們很快就發現，騎在他們頭上的只不過是又換了一撥。
日本剛剛投降，重慶就馬上派出官員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這些前來作威作福的「解放者」，像貪婪的餓狼一樣突然騎到了人們的頭上。他們毫無同情心，腦子裡根本沒有一點兒恢復重建的概念。所有的東西都要沒收：黃金、房子、汽車、女人。
在他們口中，「重慶」一詞的意思就是：「芝麻，開門！」借此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曾為日本人工作過的人均被逮捕入獄。但是，只要他們拿出現金和財物進行賄賂，就往往可以被保釋，或免遭逮捕。那些為汪精衛政權賣過命的人，他們的親戚朋友也受到了牽連。
這些人的賄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鐵窗之苦。
不光是重慶的官員從接收工作中發了大財，當時，有一位英官員，他坐飛機每週於重慶和上海之間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國鈔票帶到上海，以官方匯率兌換成外幣。經過幾個來回，他就賺了100，000美元，隨後便辭去了官方的職務。此人在擔任「盟國」官員期間，在上海市原來的法國租界中還佔了兩幢漂亮的洋房，據說他離職去香港享清福時，賣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筆錢。
此外，還有一個當時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人，據說，此人借美國新聞處的名義，收買了敵軍財產管理局——「接收」機構的一個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這些房子都在虹口區迪斯威爾路邊的一條小街上，原來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來說，這種帶花園和陽台的英式三層樓房，每幢都應收200盎司黃金，作為有關的費用。但此人卻分文不花，就搞到了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給自己住，其餘的便讓他的朋友們分享了，在上海人們的眼中，那位英國官員與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人，都屬於「重慶來的官員」。
當時，有幾句民謠十分流行，就連孩子們都會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過了一段時間，就輪到東北了。那些接收人員拿走了車間裡的工具和醫院裡的設備，而這些東西不久便出現在街頭小販的貨攤上。住宅和辦公樓的房頂、門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灣的情況也和東北一樣。在這個日本帝國最富饒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國民黨人為了私利而大肆掠奪。
在所有這些地方，國民黨官員的所做所為震驚了當地的人民，使他們對國民黨更疏遠了。「中央政府」這個詞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帶著輕蔑的含義。過了不久，那些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願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蔣介石對這些暴行置若罔聞。
日本投降之後，他滿腦子想的都是上層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在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距離的同時，如何能繼續得到美國的支持。因為，美國人要他去擁抱不共戴天的對手。他準備以某種方式來滿足美國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沒有見到另一位能夠掌握中國命運的人了。
而現在，1945年8月28日，蔣介石和毛澤東在重慶握手會面了。
迫於美國國務院的壓力，在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接連三次向毛澤東發出邀請。毛澤東表示，如果赫爾利來接他，並以其個人的名義保證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爾利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曾見過他。和到延安時一樣，赫爾利在重慶也突然心血來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練兵舞，口裡還「呀呀、呀呀」地尖叫著，把中國東道主嚇了一跳。據說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輕時他曾在俄克拉荷馬學過這種方言。
他頭腦簡單，對於中國問題，不願意也沒有能力進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為促使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1944年，正當他認為成功垂手可得時，沒想到竟前功盡棄。不過這絲毫沒有減弱他的自信。這一次他確信，國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爾利的自信是由於無知造成的，而毛澤東和蔣介石無比的自信則屬於另一個類型：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念，認為自己代表著中國。
當然，他們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對方。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之間的會談注定要失敗。蘇聯人掌握著解決問題的關鍵。
儘管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和王世傑——在中蘇條約的談判中處於弱勢，但該條約還是賦與了他在政治上壓倒毛澤東的明顯優勢。
不過，從地理位置上看，毛澤東進軍燕北比蔣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蘇聯人進入中國的第二天，毛澤東便向日本人發起了全國範圍的反擊。10日，朱德將軍要求日軍和偽軍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數日軍和偽軍向共產黨投降，而大多數則向政府軍繳了械。這樣一來，除了魏德邁將軍指揮的由美國人負責訓練和裝備的三十九個師之外，國民黨的軍隊又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了，足夠武裝四十個師的裝備。
蘇聯人進軍東北之後，不讓美國人和中央政府在這個重要的工業區立穩腳跟，他們只允許紅軍進入東北。
在從北面和東面進入東北的蘇軍中，還有一批馱著輜重的中國共產黨的部隊，他們可以在小城鎮建立地方政府並設置防禦設施。另外一支蘇聯軍隊經過內蒙古及河北北部進入了東北的南部，他們與林彪指揮的共產黨軍隊會合，並為其提供鐵路運輸。林彪的部隊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許多行政和防禦設施，配合北部已經建立起來的據點。
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的面前不僅有蘇聯和本國的對手所設置的障礙，美國盟友的態度也阻礙著他實施他的戰略方針。
在8月和9月問，他關心的大一件箏就是奪回中國東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漢口和北平。
中央軍是坐著由美國提供的飛機和軍艦進入這些城市的。
誠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軍的過程中，蔣介石得到了麥卡錫將軍、魏德邁將軍、巴比上將及其他美國軍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當蔣介石的部隊就要到達北平西北部的張家口和赤峰時——從這兩個地方他們可以阻止毛澤東的軍隊進入東北——馬歇爾將軍給蔣介石施加了很大壓力，迫使他下令停火並停止前進。這一決定使得中國共產黨比較順利地進入了東北。
正是這些部隊，在經過了蘇聯人的重新整編、訓練和武裝之後，回到中原，完成了對整個大陸的佔領。
無疑，魏德邁將軍對馬歇爾將軍的行動所造成的後果十分關注，在軍事上，他認為，中央軍在經過長期的艱苦戰爭之後，沒有能力奪取東北，他建議蔣介石鞏固其現有的地盤。
但是他也意識到，需要在中國北部和東北一帶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擋蘇聯的軍隊。出於這個目的，他要求華盛頓再向中國派17個師的美軍。然而，他只得到了兩個海軍陸戰隊的兵力。
毛澤東剛到重慶時的局勢就是這樣的。他在重慶呆了六個多星期。
會談分兩個級別進行，即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會談和低一級的兩黨會談。其中，國民黨方面有張群、王世傑和邵力子參加，共產黨方面有周恩來和王若飛參加。會談一開始，雙方就擺出了各自的觀點。
蔣介石堅決要求共產黨解散軍隊，將其併入國民軍，以此作為參加國民政府的條件。
而毛澤東則同樣堅決。他堅持共產黨在正式編入國民軍時，應保持原有的編制並仍由現任軍官指揮。而且，共產黨還要參加國民黨軍事委員會。
永遠那麼樂觀的赫爾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國治病和述職之前，國共能夠達成協議。
他給毛澤東發了一封信，講明了他的意思，然後就和張群一起，坐下來等待這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回音。
他計劃在得到答覆之後，就上飛機。
信是回了，但沒有提到協議的事。
毛澤東只是請赫爾利暫緩回國，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爾利找到了蔣介石，蔣說他將保證毛澤東安全返回。但是，毛澤東堅持要大使作出書面保證，以確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這個保證。
赫爾利帶著失望飛離了中國。
蔣介石沒有採納魏德邁的建議，他決定行使中蘇條約賦與他的權力，佔領東北。
然而，使他煩惱的消息不斷傳來：蘇軍正在有步驟地拆卸東北的工業設施，並將其運回蘇聯。從表面上看，如果蘇聯人像蔣介石想像的那樣，準備把東北交給他的對頭共產黨，那麼這一舉動就很令人費解。由於缺少蘇聯方面的資料，人們只能推測。
斯大林認為美國人也和他一樣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國人會聽任他實行他在中國的東北計劃，所以他不想讓國民黨到來時得到那裡的工業設施。可是在美國方面，並沒有真正下決心支持中央政府在東北的權力，儘管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作過這樣的保證。
10月6日(毛澤東仍在重慶)，美國海軍試圖讓國民黨軍隊在大連登陸，被蘇聯拒絕。其理由是大連是個商業港口，不能用於軍事目的。
隨後美國人又不大熱心地試了另外兩個港口，同樣遭到拒絕。這兩次拒絕他們的不是蘇聯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直到11月1日，國民黨才在山海關登陸，這使他們在南部有了一個小小的落腳點。
10月10日，正好是雙十節。毛澤東、蔣介石和他們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聯合公報，公報沒有掩蓋雙方完全缺乏共同點這一事實。
這份聯合公報直到第二天毛澤東飛回延安之後才發表。在兩個問題上，公報似乎表現了某種進展。例如，雖然政府拒絕承認「解放區」的共產黨政府，但卻同意擴大地區性的自治。至於武裝力量，共產黨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國範圍內將其原有的80到100個師的兵力削減為20到24個師。並將部隊駐紮在指定區域內。
這些事情還沒有安排好，國共兩黨之間的小型衝突幾周之內便在各地爆發了。
蔣介石和毛澤東會談的失敗對帕特裡克-赫爾利大使來說是致命的一擊。從他上任開始，就與他手下的中國問題專家發生了爭執。
和他爭論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員中最勤奮的一個、即謝偉思。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攻擊蔣介石及其政府，頌揚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他認為，共產黨才是這個國家裡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謝偉思曾多次毅然建議美國政府由支持蔣介石轉為支持毛澤東。有一次，赫爾利先生曾警告他說：「如果你只管匯報情況，我們還可以繼續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趕你走！」
看到謝偉思仍無視他的警告，赫爾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華盛頓，當時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後，謝偉恩便和另外三個同事一起被捕了。因為共產黨的前線刊物《美亞雜誌，》的編輯部裡發現了大約100份他寫的電文。
使館工作人員中另一位與謝偉思觀點相同的人是約翰-戴維斯。在1944年12月12日的一份秘密報告中，他建議美國中止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除非他們停止阻擊共產黨的部隊。戴維斯曾在魏德邁將軍手下當過他的臨時政治顧問。赫爾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裡克-赫爾利向總統杜魯門遞交了辭呈。在他的信中，他指責大使館和國務院裡的「職業外交人員」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
有些人對共產黨說，赫爾利為防止國民黨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並不代表美國的政策」，他們還勸告毛澤東「拒絕將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與國民黨合併，除非把領導權交給共產黨」。
11月27日，杜魯門總統宣佈接受赫爾利的辭呈，同時任命喬治-C-馬歇爾將軍以大使的身份作為他在中國的特別代表。
在12月的頭兩個星期裡，馬歇爾與總統、國務卿貝爾納斯、副國務卿迪恩斯-艾奇遜進行了一系列的會談，反覆研究了美國下一階段的對華政策。
政策基本上沒變，只作了幾處重要的解釋，馬歇爾將軍繼續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實現政治上的統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敗了——即使失敗是由於蔣介石拒絕合作而造成的——
美國政府也仍將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國應幫助蔣介石向北方進軍，「以便結束日軍的遣返工作」。不管調解成功與否，美國政府將支持蔣介石，這個決定將對外保密。
美國之所以支持蔣介石在華北建立軍事力量，表面上所說的理由不過是用來遮人耳目的，實際上，這樣做是為了使馬歇爾將軍能保證國民黨在與共產黨對抗中軍事力量始終處於優勢。
總統還聲明，中國的建議將得到美國慷慨的經濟援助，前提是馬歇爾將軍能完成建立一個聯合政府的使命。
蔣介石為杜魯門總統任命馬歇爾而拍手叫好，毛澤東和斯大林也為此高興，捲入中國之爭的各方都覺得這一任命會對自己有利。
總統的特使帶著三項具體的指示來到了重慶。他將努力促使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停止敵對行動，完成將共產黨軍隊按比例編入國民軍的工作，並召集一個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及其它團體參加的全國性會議，會議的目的在於結束國民黨的領導，並使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
馬歇爾將軍是二戰中的一位偉大的戰士，是使盟軍得以獲勝的主要功臣。帶著這種威望，他接受了去中國的使命。
他性格沉穩，舉止文雅，而且品德高尚，為人正直。儘管他的聰明才智比赫爾利更勝一籌，但他對錯縱複雜、明爭暗鬥的中國政壇並不比赫爾利更熟。他剛一到達就被各方包圍了。
其中當然有國民黨，因為他是被派往蔣介石的政府的。另外還有共產黨方面的周恩來以及張瀾、羅隆基等民盟的領導人。民盟被國民黨視為共產黨陣線中的組織。
馬歇爾最關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保證赫爾利的繼任者既能稱職，義能受到歡迎。他起先推薦魏德邁將軍，因為蔣介石很信任他。馬歇爾似乎從沒想到過，蔣介石的信任這一點足以使共產黨人認為魏德邁不夠格。
他在一次非正式的記者招待會上透露了對魏德邁將軍的任命。周恩來馬上便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向馬歇爾提出了強烈抗議，聲稱共產黨一方完全不能接受魏德邁。
馬歇爾將軍很尷尬，他電告在華盛頓的艾奇遜，請他取消這項任命。
當馬歇爾讓周恩來提一個可以接受的人選時，這位共產黨的領導人推薦了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博士。司徒雷登博士莊中國工作了大半生，頗受人們尊敬，但是他對中國的政界卻並下熟悉。
國民黨把共產黨否決對魏德邁的提名一事，看作是敵人的一欠勝利。
馬歇爾將軍以他那軍人的果敢，向他宣佈的三個目標邁進。
第一個目標是停止敵對行動。在這一點上，中央政府滿足了他的一半要求，他們建立了一個三人委員會，由馬歇爾領導這個委員會，另外加上中央政府的代表張群和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在名義上達成了一項停火協定。蔣介石和毛澤東命令各自的武裝於13日停止一切軍事敵對行動。在北平成立了一個軍事調解執行部，任命了八個停戰小組，每組包括一個美國人，一個政府代表和一個共產黨人。
時隔不久，人們便看出這一項協議形同虛設。當談判還在進行的時候，雙方的軍隊便在河北、山西、綏遠、江蘇北部及山東等地發生了戰鬥。
周恩來堅持內蒙古的赤峰和另外一個要塞在停火期間，應由共產黨控制。為表示誠意，蔣介石勉強答應了這一點，這樣共產黨便掌握了控制熱河的關鍵。隨後，共產黨加強了在東北的兵力。46，000軍隊從山西調往東北，以加強林彪的部隊。2月份，又從河北和山東分別調來了10，000和40，000軍隊，另有80，000軍隊從山東坐船，登上了蘇聯人控制的港口。
馬歇爾將軍不知道這些事，他很快又奔向他的第二和第三個目標。
1946年2月15日，政治協商會議下設的一個軍事委員會簽定了一個協議，這個委員會包括國共雙方的代表及馬歇爾將軍。
根據協議，在以後的12個月中，要對軍隊進行改編。政府軍減至90個師，共產黨的軍隊減至18個師。再過6個月，還要分別減至50個師和10個師。當時，蔣介石建議，裁軍應由三人委員會進行監督，並且應該有美國人在場。共產黨拒絕了這個建議。
在政治方面，蔣介石於1月10日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會上討論了召開國民大會及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民主憲法的具體計劃。在這些會上，共產黨對政府的建議都表示贊同，這使馬歇爾覺得，和平已近在咫尺。
這時候，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正在莫斯科，他是應斯大林的邀請去過聖誕節的。他曾與這位蘇聯的領導人進行過兩次會談。
斯大林表示，他希望中國和蘇聯之間、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能和平相處。他還提議，蔣經國的父親應在莫斯科或中蘇邊境上的某個地方與他進行一次會談。
這一邀請使蔣介石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如果他接受邀請，其結果可能是建立一個美國政府所要求的聯合政府，並「完全依靠蘇聯」。如果不接受邀請，使斯大林失望，那麼斯大林也許會更加無保留地支持中國共產黨。
他去問馬歇爾，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有助於改善中蘇關係的事情我都支持。」
3月13日，馬歇爾將軍回到了華盛頓，深信自己已經完成了上述三項使命，接下來的目標便是善後工作了。但是，他離開中國的時候，心裡肯定還是有疑慮的。
因為3月8日，他接到了使館二秘雷蒙德-勒登寫的一份備忘錄，請他注意東北的共產黨人日益增長的敵對態度。並說．他懷疑中國共產黨已同蘇聯聯合起來。
馬歇爾將軍此時回美國，實在大不是時候了。
3月7日，蘇聯人已開始從東北南部撤退，但他們沒有宣佈這個情況。他們剛一撤走，中共就開進去了。消息傳到蔣介石那裡，他便立即決定不顧共產黨軍隊的抵抗，佔領蘇均撤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這已不可能了。4月15日，周恩來宣佈東北進入「全面敵對」的狀態。停戰就此夭折。共產黨佔領了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佔領了四平街，這樣，他們便有力量堵住蔣介石向東北派駐的軍隊。
4月18日，馬歇爾的政策已亂了套。這時他回到了中國。
19日(應為5月19日——譯注)。國民黨大舉進攻，佔領了四平街，並追擊林彪的後撤部隊。
從軍事角度上看，1946年5、6月份在東北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已決定了國民黨軍隊在內戰後期不可避免的大潰敗。
在這個階段，蘇聯沒有向共產黨提供軍用物資。除了步槍之外，共產黨的大部分裝備都是從政府軍兵器庫裡奪來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權衡了時局之後，決定請蔣介石到莫斯科來會談，以討論對東北的重新安排；新的安排將把美國人排除在外。
斯大林知道美國根本不會在乎被人排擠在東北之外，他們關心的事主要是避免過多地捲入。
不出斯大林所料，馬歇爾將軍和杜魯門總統都強烈要求蔣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請；然而他們也有重重顧慮，他們擔心東北將來會納入蘇聯的經濟。
他們認為，斯大林的這一建議增加了國共雙方在既沒有美國也沒有蘇聯介入的情況下聯合統治東北的可能性。於是，馬歇爾便加倍努力地勸說蔣介石與共產黨建立一個聯合政府。
然而，蔣介石對於這些建議置若罔聞。他很清楚——雖然美國人還沒有明白——他的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已不可能制定出對付蘇聯的共同策略。因此，他作出了一項重大的決定——
「必要的話，將單獨抵抗蘇聯的侵略」。他不會同意「建立聯合政府」而使中國受到削弱。於是，他拒絕了斯大林的邀請。
蔣介石這個決定的直接後果，是使他陷入了一個更加困難的境地。
起初，斯大林雖為中國共產黨進入東北打開了方便之門，但他們已運走了東北的重要工業設備，沒有讓中國共產黨得到這個工業基地，而且在武器彈藥方面也幾乎沒有給共產黨提供什麼援助。
可是現在，斯大林突然改變了做法。在隨後的幾個月中，蘇聯送給中國共產黨1，226支槍和369輛坦克，這些都是由日本生產的。另外還提供了300，000支步槍，4，836架機關鎗和2，300輛機動車輛。總而言之，所援助的武器和裝備可以武裝一支五、六十萬人的軍隊，此外，中國共產黨的原莫斯科的領導人李立三也於1946年冬至1947年派回中國，以便將100，000北朝鮮軍隊併入林彪的隊伍。
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需要經過訓練才能掌握這些新式的現代化武器，所以，這些大規模的軍事援助起初並沒有起到什麼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後來，這些援助使共產黨獲得了壓倒國民黨的優勢。
4月18日，馬歇爾回到中國那天，也是四平街戰役打得正激烈的時候，(時間有誤，四平戰役發生在5月份——譯注)。他試圖勸說蔣介石停止進攻，但是沒有奏效。蔣介石看到勝利在望，再怎麼勸他停戰他也不會回頭。
5月，蔣介石趕到瀋陽指揮戰鬥。29日，他收到了馬歇爾在一封怒氣沖沖的信中的威脅——除非馬上停止戰鬥，否則他將退出調解。
當馬歇爾在重慶向周恩來解釋這些情況時，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他們那時正站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上。」對此，周恩來心中十分清楚，雖然馬歇爾還不明白，這位調解人後來在6月23日又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會談，當他聽到共產黨的這位代表指責他在中國實行「雙重政策」時，他大吃一驚，周恩來說美國一面支持國民黨，一面又假裝調解。凡是熟悉共產黨的談判之道的人都會明白，他們在談判中變換口氣意味著什麼。但是，馬歇爾並不明白，他只把這些話當成了對他個人的指責。
談判仍在繼續，6月26日，國共在東北達成了一個停火協定。
儘管雙方在7月1日都宣佈這個停火協定將無限期地延長，但是，人們很快就看出，它和前一個協定一樣不起作用。4日。
蔣介石宣佈國民大會將於11月12日舉行。
7日，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同時發表宣言，譴責美國支持蔣介石政府。這就是周恩來在變換口氣時要傳達給馬歇爾的信息。
此時，蔣介石已經明白繼續談判已沒有任何意義，而馬歇爾及他的上司們卻沒能看到這一點。
蔣介石命令他的軍隊開始進攻，到9月中旬，華北的主要鐵路幹線已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共產黨的軍隊撤退到山東和山西的山區裡。這時，蔣介石瞄準了一個更大目標，即張家口，這個地方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和戰略意義。說它具有象徵意義，是因為蘇聯曾將此城交給中國共產黨，共產黨曾準備將其首府從延安移到這裡。它的戰略地位在於，它是中國北部與西伯利亞的通道口。
為此，共產黨向馬歇爾將軍提出了抗議，並說如果國民黨軍隊不停止行動，他們將中斷與政府的談判。蔣介石置馬歇爾的調解於下顧，使馬歇爾越來越惱火，他強迫蔣介石停止攻佔張家口的行動。但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最後終於佔領了這座城市。
馬歇爾勃然大怒，這時，他給了蔣介石及其政府和軍隊重重一擊，他勸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實行全面的武器禁運。
「美國找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借口，即這些軍用物資只能提供給聯合政府。美國政府表示，如果禁運「最符合美國的利益」，就可以實行禁運。
然而，這一事關重大的決定既沒有公開宣佈，也沒有通報蔣介石，蔣介石頭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是在8月30日，這天他得知，美國方面已拒絕簽發向中國提供武器的出口許可。他還不知道，禁運早就從7月29日開始生效了。一直到第二年5月26日，禁運才正式取消；實際上，美國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開始向中國中央政府提供武器。
在這個重大的打擊面前，蔣介石只得無可奈何地承認，他現在已無法繼續進攻。
10月10日雙十節，張家口失守，同一天，蔣介石在一年一度的雙十節演說中宣佈，他準備繼續通過調解和協商，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此時，馬歇爾又天真地以為成功在望了。但是，他沒有考慮到共產黨，他們明白地表示，他們對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已不抱希望。他們要求政府的軍隊在中原撤回到1月13日的位置，在東北則撤到6月7日的位置。
這些要求使馬歇爾左右為難，他對周恩來說，他覺得自己的調解工作「沒有效果」。他接著說：「我已對你說過，如果中國共產黨認為他們無法相信我是公正的，他們只需要說一聲。我馬上就走。現在你們已經這樣說了，我馬上離開這裡，去南京。
11月15日蔣介石召集的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都沒有出席。16日，周恩來指責南京召開國民大會、並要求馬歇爾將軍提供交通，將他和其他中共代表送回延安。
現在，除了蔣介石之外，馬歇爾將軍已無人可談了，他們兩人於12月1日進行了一次會談，雙方的分歧已無法彌補。
馬歇爾嚴厲地指責蔣介石用軍事行動破壞了他的調解工作，並指責他把70％的預算用於軍費，使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這樣做只會為共產主義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蔣介石回答說：共產黨從來就沒打算與國民黨合作，在蘇聯的影響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辦法只有消滅共產黨的軍隊，這需要八到十個月，至於經濟形勢，他無比自信地說，不會有崩潰的危險，因為中國是農業經濟。談到這裡，兩個人不歡而散。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蔣介石顯然不再理會馬歇爾將軍了。
他自行其是，於11月27日向「國民大會」提交了一部憲法草案，這個草案於1946年聖誕節那天通過，從表面上看，這部憲法處處都是按孫中山的希望制定的，它規定，一切公民和種族都是平等的；實行全民不記名投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享有選舉權；保障權利和自由；總統六年選舉一次；只許連任一次等等。
遵照孫中山的臨終遺言，政府將分五個部門，即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和考選部門。大會同意憲法於一年之後生效。
中共和民盟沒有參加憲法的制定。除了國民黨之外，只有兩個很小的黨派參加了憲法的制定工作，即青年黨和張嘉森領導的民主社會黨。
就中國大陸當時的情形而言，這部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
在國民黨被趕到台灣之後，這些規定才在那裡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執行。
看到事情已毫無希望，馬歇爾將軍要求將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國，擔任國務卿。
當天，他發表了一份長篇的「個人聲明」，說他的失敗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對方都有著「幾乎無法解除的懷疑」。
兩黨都是由極端分子操縱的，國民黨裡的是「一批反動派」，共產黨裡的則是「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
他認為，在共產黨裡，有一批開明派，特別是那些年輕人，「他們是因為憎惡地方政府的腐敗才轉向共產黨的，」他們會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共產主義思想之上。
他的聲明中沒有提到蘇聯，似乎中共從這一年開始出現的強硬態度，與斯大林放棄與美國合作，幫助中共壯大軍隊的決定毫無關係。
美國對馬歇爾使命的失敗作了許多反省，這些反省包括馬歇爾將軍自己的觀點，已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是，中國方面的解釋雖然沒有引起那麼大的注意，但卻對馬歇爾失敗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的條件是無法調和的，這就像兩條平行線，永遠走不到一起。雙方都沒接受美國調解人的意見。
在談判中共產黨比它的對手更成功一些。國民黨的談判代表並不是些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負責人張治中在軍方在黨內都沒有什麼人支持，蔣介石對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個姓張的助手，雖然說是代表著CC系，但他的話卻代表不了CC系，他得聽命於陳家兄弟，並向他們請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沒有什麼作用，挑選他去談判是因為他有一個「溫和派」的名聲。
這三個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蔣介石，只能通過張群間接地向他匯報。
張治中深知，美國希望問題能和平解決，於是他便利用這種希望，常把馬歇爾的眼光引向過於樂觀的和平前景。
就他個人而言，他是贊成聯合政府的。他認為自己將在這樣一個政府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陳立夫和他的CC繫在宣傳上一直不停地攻擊共產黨，他們質問談判會有什麼作用。
在宣傳戰線上，共產黨無疑在每個方面都比國民黨聰明。
共產黨的代表因住在梅園5號，離國民政府大樓只有幾百碼遠(這幢樓在推行憲政之後改為總統辦公樓)。中共代表團成為中外記者唯一的消息來源。周恩來對要求進行評論的記者總是有求必應。
埃裡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點去拜訪他，周恩來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發言人王炳南等也對記者十分熱情。從南京發出的有關和談的消息都是以共產黨的說法為根據的，這麼說毫不過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連國民黨的傳聲筒中央新聞社和《中央日報》，都要靠共產黨提供和談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談判被認為是秘密的，而且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和發言人都害怕說出什麼讓蔣介石不高興的話，實在躲不過了，他們才會同意接見記者，但卻拒絕發言。這使共產黨一方控制了消息報道。
軍方的意見是有分歧的，蔣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軍完全反對與共產黨講和。抗日戰爭時他們與共產黨之間發生的局部衝突仍記憶猶新。另外，他們受的教育一直是讓他們去恨共產黨，恨了這麼長的時間，再讓他們去愛共產黨，已為時過晚。
而原來的軍閥手下的各種地方軍隊則大多採取中間立場。
誠然，他們不喜歡共產黨，但他們同時也恨中央軍，因為中央軍在裝備方面有各種優先權。
閻錫山(山西的「模範省長」)是個例外，對所有的人他都說共產黨對和平並不真正感興趣。和其他的將領不同，閻錫山認為，即使能夠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共產黨也不會放棄將全中國共產化的計劃。他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都這麼說，1947年和談還沒有破裂時，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出了這一點。
1946年6月，馬歇爾將軍曾邀請《大公報》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寧海路5號的住處作了一次長談。當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場，埃裡克-周當翻譯。
當馬歇爾請胡霖坦率地談談他對和談前景的看法時，他指出了下面幾點：
一、中國共產黨不是「土地改革派』、如果美國人這麼看，他們就錯了。
二、建成聯合政府就像建立一個「德意志法蘭西聯合共和國」，國共合作是沒有基礎的。
三、馬歇爾最多只能爭取到一個暫時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須保證停戰協定起作用，如果沒有國際上的監督，停火協定就不會奏效。
四、有一個比較實際的辦法就是把東北給共產黨，這樣他們就可能在那裡建立某種自治政府。但問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願背上分裂國家的罪名。
五，像民主同盟、青年中國黨(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這種弱小的黨派既缺乏廣泛的支持，又沒有對大眾的號召力，不應太重視他們。
六、美國所說的那種民主，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都不可能建立起來。
七、中國出現共產黨的政權，對美國來說是弊大於利的。
八、蘇聯極有可能鞏固他們在東北的力量，以達到秘密援助共產黨的目的。
馬歇爾將軍沒有理會這些話。
胡霖的這些話講得比閻錫山還要清楚，在此之前，閻錫山同樣沒有能使馬歇爾從他最初的幻想中醒悟過來。
1946年3月3日，馬歇爾曾去太原見過閻錫山，第二天，閻錫山用車把馬歇爾送到了機場，路上，馬歇爾說：「我想調解，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夠解決國共之間的矛盾，因為我給共產黨的條件比蘇聯給他們的更好。」閻錫山說：「你在談交易。如果共產黨的確想做交易的話，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們的目的是接管這個工廠，那麼交易就做不成。」
馬歇爾問：「你認為中國共產黨真的不會妥協嗎？」
閻錫山說：「這我不能肯定。這完全取決於共產黨是否願意放棄進行世界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歇爾說：「至於中國，美國要看調解的進展如何。如果不成功，美國將全盤退出。」
平心而論，馬歇爾的處境本來就不妙，美國國務院和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交給他的那個爛攤子，對國民黨十分不利，對共產黨卻較為有利。他對周恩來所抱有的信心比對蔣介石的大。
現在，他走了，共產黨的力量在繼續壯大，而蔣介石卻得不到他需要的軍用物資。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內戰於1947年春進入了一個一觸即發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