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感激孫中山對他的恩典，「總是極力尋找支持者，而不單是尋找友誼」。孫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認為「邦會」對革命是有用的。
陳氏兄弟的叔叔和邦會幫助蔣介石從貧困中崛起……成為一個勝利之師的統帥。上海的買辦和銀行家資助蔣介石建立右翼政府，使蔣介石擺脫了對俄國的財政依賴。
1927年上半年，蔣介石與共產黨之間醞釀中的衝突終於爆發了。
這一年是最混亂的一年，在大城市上海和廣州，還有其它一些地方，共產黨多次舉行起義，但大都失敗了。中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也破裂了。
儘管蔣此時登峰造極，但他曾有段時間在深受共產黨影響的國民黨「政府」中被撤消了所有的職務。這一年還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蔣介石辭職、蔣下野以及他第三次結婚等事件。
1927年初，在蔣試圖用自己的旗幟統一中國的道路上，存在著三大障礙。
隨著吳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敗，唯一與蔣對立的強大軍閥是北方的張作霖。這一障礙純屬軍事性的。
政治障礙或許更加嚴重，既有還沒有完全團聚起來的共產黨，也有汪精衛周圍的國民黨左派。汪在與蔣發生衝突之後，迅速轉向了左派。
1926年3月20日，蔣的反共突然襲擊曾使汪的職務喪失並漂泊海外，這件事使蔣很難得到汪的好感，但在這一年的9月底，汪給蔣的來信打動了蔣。汪在信中說，對於3月份發生的事情，他們之間已沒有什麼分歧了。蔣立即於10月3日用一種和解的語氣給汪發了一封電報。
蔣在電報中說，他打算把兩個同事送往法國，以便請汪回來負責黨務。
但是，蔣並不知道汪的用意，後來，他才知道汪給他寫信的目的，是為了消除他對汪的疑慮，並且使他確信，在適當時候汪會回來，事實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來，一回來，就開始抨擊蔣。
汪把大部分時間用來進行黨內的調解緩和，而蔣則主要在前線忙於戰事。雖然他以總司令的身份控制著武裝部隊，並且通過其他職務控制著黨和政府，但他還必須對執行委員會負責。
在該委員會中，支持他的人被動、沉默，而他的對手們則主動、活躍。這個委員會並不大，只有36個成員，但其中16個是反對派，當然，只有7位是共產黨員，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進派，他們都反對蔣大權獨攬，專制獨裁。
非共產黨的反對派包括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於受到美國的支持，他很有份量)，還有被暗殺的左派領袖、財政部長廖仲愷的夫人。此外，還有宋慶齡的繼子和其他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姓鄧，他曾是蔣最信任的助手，後來轉向激進的一方，不再忠於蔣了。他最後被蔣殺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東召開會議，通過了一個含糊不清的反蔣決議。該決議譴責個人專權，卻不指名道姓。執委會還召請汪精衛回國，並贊同國共合作。
在莫斯科，蘇聯領導人帶著滿意和希望觀察著中國形勢的發展。蔣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進革命(這正是他們需要他做的)。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個機會將輪到中國共產黨。的確，對於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國顧問和在國民黨中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並不是一種奢望。
隨著北伐的推進，政府仍留在廣東顯得不便。蔣要求遷都南昌，因為蔣介石的軍隊都駐紮在南昌。
但大多數中央委員願意留在武漢。
在武漢，人們曾就軍人干政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另外，共產黨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業區武漢比在南昌更能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
由於多數人主張遷都武漢，蔣作了讓步，同意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對這一決定又感到非常後悔。實際上，在政府遷至武漢之前，共產黨及其同盟者就來到了武昌。
在這裡，他們建立了一個國務院的聯合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非共產黨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還有俄國人鮑羅廷，他在背後對政策施加決定性影響。
在12月13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新的委員會代表黨和政府選舉了它的領導機關。雖然該機構是臨時性的、但從那以後，武漢成了反蔣中心。
反蔣活動仍在繼續進行，蔣發現自己被描述成「軍閥」或「獨裁者」。很多地方掛著他的肖像，肖像的一邊是希特勒，另一邊是墨索里尼。
蔣怎麼辦呢？沒有人會在對立中讓步。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在武漢試圖說服該委員會放棄敵對態度，但毫無進展。此時，廣州政府已遷至武漢，從1927年1月1日起開始辦公。
共產黨認為他們已穩操勝券。一年來，他們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試圖贏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贏得上海、廣州、漢口等大工業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這是他們作為虔誠的馬列主義者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們不能離開中國城市工人人數很少而農村卻有成千上萬農民的這一事實。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對這些明顯的事實辦事的時候，受到了教條的束縛。
但早在1926年，共產國際就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
當然，毛是真正理解農民的，他也是一個組織天才。只有他能將那些民眾組織起來，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國民黨曾讓他擔任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他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後來，他又在武漢擔任了農民協會主席。他於1927年3月寫了一篇報告，是在湖南省五個地區現場調查的結果，文章字裡行間充滿著力量和對農民的情感。他認為，農民運動象暴風驟雨，像狂飆，能將帝國主義、軍閥和土豪劣紳統統掃進墳墓。
然而在當時，問題的實質在於：共產黨是將局勢控制在自己手中，還是繼續讓國民黨領導革命，只在國民黨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進時，共產黨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們不要走得太快(有一個人不同意這種說法，這個人就是托洛茨基。他總是鼓勵他的中國同志與國民黨斷絕關係，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聽從俄國人的話，他們就會不知所措。共產國際曾派美國人厄爾布勞德、法國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國人托馬斯-曼來到中國。1927年初，這些人在廣州和武漢發表鼓動性演說，其主題之上是促使外國軍隊嘩變。
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們的腳下開始「地震」了。與外國來的共產黨相比，武漢政府幾乎沒有鼓動性.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們高舉著牌子，上面寫著：「該死的帝國主義」。政治壓力開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強迫罰款，有的被處死。在漢口，有27家本國的銀行被迫關閉。
蔣沒有捲入其中。他把中國的災難無條件地歸結為外國的掠奪，但他並沒有斷絕與其極端憎恨的外國人的聯繫。
事實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開始的時候，他發表過一項宣言，表示只要外國人不妨礙北伐運動和國民革命軍的行動，不管他們的國籍如何，對他們的財產將給予保護。
雖然蔣的部隊在攻下漢口數月之後於1月3日發生了嚴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況下，國民革命軍在許多城市執行了這一命令。
當第6軍的部隊3月24日進入南京時，對外國的機構進行了攻擊和掠奪，蔣對此很惱火。在這些機構中，有商業公司，羅馬天主教會，還有英、美、日的領事館等，大約有12個外國人喪生。
為了躲避士兵，也為了躲避外國艦艇報復的炮火，百姓們紛紛躲到城牆腳下。
蔣來到現場，對第6軍的第3師採取了無情的行動，繳了他們的誡，並處決了30一40人。
後來據說共產黨的政治委員插手了這一事件，(蔣寫道)「他們希望挑動外國勢力和革命軍發生直接的衝突」。但正像吉勒麥茲所指出的那樣，很難看出對外國租界的掠奪會給共產黨帶來什麼好處，那很可能只是一次軍隊違紀事件。
很快，蔣在上海陷入了更嚴重的麻煩之中，在周恩來等人組織的80萬工人罷工配合下，國民軍1927年3月22日攻佔了上海。
共產黨武裝了工人糾察隊，接著便發生了殘酷的巷戰。在此過程中，約有200名工人被打死，1000名工人被打傷。隨後，他們建立了臨時市政府，使局勢有利於自己。
蔣在南昌的司令部裡，注視著這些事情，心裡憋著一股怒火。開始是左派在武漢建立政府，對他在國民黨中的權威表示蔑視；現在，共產黨又奪取了上海。
他發表講話，但不起作用。他時而調和，時而挑釁，在3月10日的一篇講話中，二者兼而有之。他說：
他沒有打算不與共產黨合作，而且還主張把他們拉進國民黨。但是，共產黨現在已達到力量和聲望的頂點，如果他們對自己的行為不加控制的話，他們將給國民黨帶來災難。他說他不反共，他感激共產黨的支持和同情，但共產黨不能在國民黨內謀求優勢，壓制國民黨中的溫和派。
武漢政府沒有理睬蔣的指責。中央執行委員會撤消了蔣作為政治委員的職務，使其總司令之權隸屬於新的軍事委員會。
他在國民黨中的所有重要職務，都轉給了他的對手汪精衛。那時，汪正在從法國返回的途中。該委員會還通過發表公告對他進行譴責。指責他是專制者和獨裁者，說他的統治保護「官僚、商人和其他機會主義者」。按照蔣的說法，是共產國際勸汪精衛經莫斯科回國的。儘管他們之間發生過一些事情，但蔣明顯對汪的回國仍抱著希望，認為他的老同事會因汪的回國而被重新啟用。汪1927年4月1日回國後的幾天裡，蔣和汪在上海會晤了好幾次。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根據蔣的建議，一個姓吳的國民黨人參加了「清黨」會議的討論，此人是蔣在控制委員會中的忠實信徒。
會議的重點是討論「清除共產黨」的問題。當他們幹這件事的時候，一些遠離革命的地主和富人發現他們有救了。吳在會上作了報告，報告中對共產黨和鮑羅廷進行了攻擊。
4月5日，汪同來上海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髮表了一個聯合宣言，重申共產黨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且進行了闢謠。因為有謠言說，共產黨企圖破壞國民軍，並攻擊租界；而國民黨準備解除共產黨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並將共產黨開除出黨等。
同日，吳等人決定「清黨」，他們建立了一個委員會研究有關方案。6日，北京和上海是多事的一天。在上海的所有武裝集團接到通知，從今以後，他們必須按軍紀行事，任何反對行動，將以叛亂論處。
在北京，張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蘇聯使館，使蘇使館人員大吃一驚。
他們在蘇使館中發現的東西。比張本人希望的要多。中共的建黨人之一李大釗和另外35名共產黨員在那裡避難。張作霖當時的外交部長宣佈中斷與蘇聯的關係，並且通知蘇聯人回國。
4月28日，張下令殺死了李大釗及另外19個共產黨人。
蔣依然面臨著如何使在武漢的敵手潰散的問題。
中央執行委員會撤消他各種職務的消息，使他感到沮喪。
李宗仁也為來自上海的消息所震動，便離開安徽前線來到上海與蔣會面。他到達上海的時候，正值蔣接到第一軍軍長何應欽要求辭職的電報，蔣說：「如果連第一軍都不能穩定的話，那我就無法維持下去了。」
李回答說：「如果你也不幹了，那麼事情就糟了。當前的危機主要是共產黨企圖消滅國民黨。」他建議蔣馬上通電其他軍界的支持者來上海「清黨」，他自己的第七軍可以召集到南京，授權在那裡「清黨」，蔣接受了他的建議。
4月6日，正是張作霖派警察搜查蘇聯大使館的那一天，汪精衛到了武漢。
第二天，支持蔣介石的軍官到達上海，他們立即與蔣、李和上海警備區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議，討論「清黨」問題。
8日，蔣建立了一個臨時行政委員會，以取代共產黨建立的臨時市政會。
10日，蔣及其支持者(自稱是清查委員會)舉行正式會議，以政令形式通過了各種方案。所有的入黨申請暫時停止，任何重新登記的黨員必須受到3個月的調查，每個黨員必須每兩周向其所在支部報告自己的政治活動。會議還決定，取消武漢政府，國民黨中央總部遷至南京。
隨著為蔣的行為作辯護的「清查令」的施行，蔣開始準備進攻了。1927年4月11日，蔣發佈了一項密令：沒收2700名共產黨工人糾察隊員的槍。12日，蔣的支持者採取行動，在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時進行「清洗」。
李宗仁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沒有李的支持，「清洗」是不可能的。然而，上海的詳細情況是不清楚的，有關這一事情的報道比較混亂。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國民黨讓當地流氓穿著工人制服，根據約好的信號，這些假工人突然襲擊了全市所有工人階級的組織，並且無論他們是否抵抗，一律將他們打死。
還有一種說法是，蔣在進入上海之前，事先與上海有權勢的賭場主、鴉片商、秘密社會的頭目杜月笙達成了協議。
據說，青幫流氓屠殺了數千名工人領袖和富於戰鬥精神的工人。共產黨的官方數字是，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蹤，一些很有前途的青年共產黨幹部，在那天的戰鬥中和在13日的總罷工流產後被處決。
在那些被逮捕或被處決的人當中有周恩來，但他與一個師長的兄弟一起逃出來了，那位師長的兄弟是周在黃埔的學生。
蔣介石本人沒有把這些事件講清楚，他的解釋是委婉和隱晦的。他說4月12日，為了防止共產黨暴動，國民軍在當地工會和商會的配合下，繳了紅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支並將共產黨破壞分子置於監視之中。對上海發生的這種情況，不得不進行控制。
根據國民黨開列的清單，當時繳獲的武器總計有3000支步槍，20挺機關鎗，200支毛瑟槍，400支手槍，80萬發子彈，幾推車斧頭和2000支長矛。
那麼，蔣與當地幫會是什麼關係呢？
先說紅幫，它是在「反清復明」中建立起來的，是一個從太平天國起義中成長起來的地區性和政治性組織，這一組織與義和團有聯繫。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並熱衷於迷信儀式。隨著時間的推移，紅幫演變成了一種流氓團伙。
青幫是作為紅幫的一個分支發展起來的，不久在長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勢力，其總部在上海，青幫沿著長江擴展勢力，他們招收水手和搬運工，從事非法經營，並收買人心。他們通常依靠三種途徑來保證財源：販賣毒品，開設妓院和進行賭博。
蔣介石本人從未加入過幫會，但他的確與幫會有過密切的聯繫。他早期的靠山陳其美在上海擔任軍事長官的時候，就是幫會的一員。或許蔣認為這些幫會對他有用。
他感激孫中山對他的恩典，總是極力幫助尋找支持者，而不單是尋找友誼。孫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認為這些幫會對革命是有用的。
青幫的主要頭目是杜月笙，他幫助過蔣介石。陳其美的侄子——陳立夫從1925年至1929年是蔣的私人秘書。在他的弟弟陳果夫的幫助下，他領導著稱之為「CC派」的國民黨右翼。
按照中國的習俗，蔣介石將陳氏二兄弟認為親侄，以報答陳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變時，陳立夫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同時還管理著國民黨組織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為該部部長。1974年當我在台北採訪他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創建了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中統後來由陳立夫的兄弟陳果夫接管。作為國民黨政府的內部安全機構，中統在大專院校，新聞界和其他「文化」組織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國民黨所辦的全部報社社長都是為中統服務的。大專院校中的訓導長也同樣是為中統服務的。中統還在各個城市和省份設立了自己的網點。
類似的另一個機構是軍委調查統計局(軍統)，由戴笠領導，主要從事特務活動，還管理所有的秘密監獄。它是按照納粹的蓋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在社會各界都有代理人。
陳果夫是從稱之為「A-B團」的秘密的政治社團中進入國民黨組織部的。
「CC派」及他們的秘密組織幫助蔣介石保持和擴展勢力。
1920年初，當陳氏兄弟的叔叔和幫會在上海幫助蔣從貧困中崛起的時候，蔣當時還住在一間沒有窗戶的房子裡，在上海交易所從事經紀人的工作。其他曾幫助過蔣的人還有，銀行家錢某和船主虞某(後來成為商會主席)。
當蔣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時候，他不再是一個窮困的青年，而是一個勝利之師的統帥了。
銀行家們和幫會用大量的「貸款」資助他。作為回報，他幫助他們消除軍隊的侵擾，結束當時還在武漢持續的停業狀態，並從共產黨工會的制約中解脫出來。
有一種看法認為，蔣在摧毀共產黨糾察隊過程中接收了1500萬貸款，後來又接受了3000萬貸款。這些錢或許只是名義上的貸款，第二筆錢似乎是很不情願拿出來的。據說商人們事先接到一個「軍界要求資助」的通知，說是如果這樣做就不會遭逮捕。
有一個很知名的實業家因為不願意資助50萬元，結果被關進了監獄。醒悟之後，他願意出一半的錢以擔保釋放，並且這些錢是無償的。
不管是自願的還是強迫的，上海的買辦和銀行家資助了蔣即將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們還使蔣擺脫了對俄國的財政依賴，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年4月12日的政變，標誌著蔣介石與受國民黨左翼支持的共產黨之間的最後決裂。
從此以後，儘管有一些暫時的表面合作，但兩黨之間的裂痕最終無法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