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車站，沒有多遠的距離。我們走在地鐵軌道上，電車來時就躲在立柱後面等它通過。車內光景歷歷在目，而乘客對我們則不屑一顧。地鐵乘客沒有人往窗外張望。他們或看報紙，或干脆怔怔發呆。地鐵無非是便於人們在都市空間移動的權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會為乘地鐵而滿懷欣喜。
乘客數量不很多。幾乎無人站立。雖說上班高峰已經過去，但依我的記憶，上午10時後的銀座線該更擠些才是。
“今天星期幾？”我問女郎。
“不知道，從來不理會星期幾。”女郎回答。
“就平日來說，乘客未免過少。”我搖了搖頭，“說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麼？”
“怎麼也不怎麼，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說。
地鐵線路比預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蕩蕩，無遮無攔。沒有信號，沒有車輛，沒有街頭募捐，沒有醉漢。牆壁的熒光燈以適當的亮度照明腳下，空調器保持空氣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爛氣味強似百倍，無可挑剔。
最先從身旁通過的是開往銀座方面的電車，其次開往澀谷的疾馳而過。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時，從立柱背後窺視了站台情況。如果正在地鐵線路行走時被站務員逮住，那可是件麻煩事，因為想不出如何解釋才能使對方相信。站台最前頭有一架梯子，翻越柵欄估計輕而易舉。問題只是怎樣避開站務員的視線。
我們站在立柱後面，靜靜看著開往銀座方面的電車停進站台，開門放客，又載上新的乘客後關門。列車長下到站台，確認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車關門。發出開車信號。電車消失後，站務員便不知去了何處，對面站台也已不見站務員身影。
“走吧。”我說，“別跑，要裝得若無其事，跑會招致乘客的懷疑。”
“明白。”
兩人從立柱背後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這邊一頭，然後裝出習已為常且毫無興致的樣子爬上鐵梯，跳過木柵欄。有幾個乘客看見我們，露出費解的神情，想必懷疑我們擔當的角色。無論怎麼看，我們都不像是地鐵有關人員。滿身污泥，褲子裙子濕得一塌糊塗，頭發亂蓬蓬一團，眼睛被燈光晃得直流淚。如此人物當然不會被看成地鐵工作人員，可是究竟又有誰會樂此不疲地在這地鐵線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們得出結論，我們已三步兩步穿過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識到沒有車票。
“沒票。”我說。
“就說票丟了，付錢補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輕站務員說票弄丟了。
“好好找過了？”站務員說，“衣袋左一個右一個的，再找一遍試試？”
於是我們在出站口前裝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樣子。這時間裡站務員不無疑惑地定定注視我倆的裝束。
還是沒有。我說。
“從哪裡上的？”
澀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錢，從澀谷到這裡？”
“忘了，”我說，“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記不得了？”
“想問題來著。”
“真從澀谷上的？”站務員問。
“開進這站台的不都是澀谷始發的嗎？如何騙得了人！”我提出抗議。
“從那邊的站台來這邊也是可能的。銀座線相當長的嘛。比方說可以從津田沼乘東西線到日本橋，從那裡換車來這裡。”
“津田沼？”
“比方說。”站務員道。
“那麼津田沼到這裡多少錢？照付就是。這總該可以了吧？”
“從津田沼來的？”
“哪裡，”我說，“根本就沒去什麼津田沼。”
“那為什麼要照付？”
“你不是那麼說的麼？”
“所以我不是說打比方嗎？”
此時又開來一列電車，下來20多個乘客，通過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著他們通過。沒一個人丟票。隨後我們重新開始交涉。
“那麼說，從哪裡付起才能使你滿意？”我問。
“從你上車那裡。”站務員說。
“所以不是從澀谷嗎？”
“卻又不記得票價。”
“忘了嘛，”我說，“你可記得麥當勞的咖啡價格？”
“沒喝過什麼麥當勞的咖啡。”站務員說，“純浪費錢。”
“打個比方嘛，”我說，“就是說這類瑣事是很容易忘記的。”
“反正丟票的人總是往少報，全都到這邊站台說是從澀谷來的，無一例外。”
“所以不是說從哪裡起算都照付就是麼？你看從哪裡起算合適？”
“那種事我如何曉得！”
我懶得再這麼無休無止地爭論下去，便放下一張千元鈔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後傳來站務員的喊聲，我們裝作沒有聽見，兀自前行。在這世界即將步入盡頭之際，實在懶得為這一兩張地鐵票挖空心思。追究起來，我們根本就沒乘地鐵。
地上在下雨。針一般的霏霏細雨將地面和樹木淋得濕漉漉的。想必從夜裡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緒多少有些默然。對我來說，今天是寶貴的最後一天。不希望下什麼雨，最好一兩天萬裡無雲。而後像J·G·巴拉德小說中描寫的那樣連降一個月傾盆大雨，反正已不關我事。我只想躺在燦爛陽光照耀下的草坪上聽著音樂痛飲冰涼冰涼的啤酒。此外別無他求。
然而事與願違，雨不像有止息的跡象。仿佛包了好幾層塑料包裝紙一樣色調模糊的陰雲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實實，雨不間斷地從中瀉下。我想買份晨報看看天氣預報，但買報必須走到地鐵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勢必又要同站務員重開那場徒勞無益的論戰。於是我只好放棄買報的打算。一天剛開頭就這樣不順心。連今天星期幾都無從判斷。
人們撐傘而行，不撐傘的惟獨我們兩人。我們站在大樓簷下，像觀看古希臘衛城遺址似的茫然注視著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顏六色的車輛熙來攘往。無論如何我也無法想象在這下面有個廣大而離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說。
“好在哪裡？”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們好久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麼辦？”女郎問。
“先喝點熱東西，再回家洗澡。”
我們走進附近一家自選商場，在門口處的飲食間要了兩個濃湯和一個火腿雞蛋三明治。
櫃台裡的女孩見我們這副狼狽相，起始像是相當驚愕，旋即若無其事地用職業性口氣應對下來。
“濃湯兩個火腿雞蛋三明治一個。”女郎道。
“一模一樣。”我說。接著問，“今天星期幾？”
“星期日。”對方回答。
“瞧，”我對胖女郎說，“猜得不錯。”
湯和三明治上來之前，我翻閱鄰座丟下的《體育日本》來消磨時間。盡管看體育報也什麼解決不了，但總比什麼也不看好些。報紙日期為10月2日星期日。體育報上沒有天氣預報，不過賽馬專版報道的雨情相當詳細：傍晚可能下雨，好在並不影響最後一個跑道的賽馬，而這一跑道的競爭恐怕相當激烈。神宮球場上進行的是棒球比賽，亞克爾特隊對中日隊的最後一場，結果亞克爾特以6：2敗北。誰都不曉得神宮球場的正下面即是夜鬼龐大的巢穴。
女郎說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來遞過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於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說類的東西：《被關入籠子強奸的我》。我無法想象如何強奸關入籠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樣，肯定很費操辦。我可做不來。
“咦，喜歡給人喝精液？”女郎問我。
“怎麼都無所謂。”我回答。
“可這裡是這樣寫的：‘一般來說，男子喜歡在被愛撫時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確認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種僅式，一種承認。’”
“不大明白。”我說。
“可讓人喝過？”
“記不得了，大概沒有。”
她唔了一聲，繼續看那篇東西。
我則閱讀中央棒球聯隊擊潰太平棒球聯隊的前後過程。
湯和三明治端了上來。我們喝著湯，把三明治一掰兩半。於是烤面包片味兒和蛋清蛋黃味兒蕩漾開來。我用紙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黃，再次喟然長歎，長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歎息匯成了這一聲。如此深長的喟歎整個一生都不會出現幾次。
走出店門，攔了輛出租車。由於渾身髒污，等了好些時回才碰上一輛肯停下來的。司機是個留長發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組合音響式的大型收錄機，裡面流出警察樂隊的歌聲。我大聲告以去處，然後深深縮進坐席。
“喂，怎麼髒成這樣？”司機對著後望鏡問道。
“在雨中抓打起來了。”女郎回答。
“呵，厲害厲害。”司機說，“不過也太狼狽了。脖子側面紅一塊青一塊的。”
“知道。”我說。
“沒關系，這個我不在乎。”司機說。
“為什麼？”胖女郎問。
“我只拉看上去喜歡聽流行歌曲的年輕人，哪伯髒點也無所謂，只聽這個就足夠開心的了。喜歡《警察》？”
“差不多。”我適當應和一句。
“公司嘛，偏偏不讓放進這種歌，要我用收音機放電台的音樂節目。開哪家的玩笑！什麼瑪蒂啦松田聖子啦，誰聽那無聊玩藝兒！《警察》才叫絕！聽一天都聽不厭。萊戈也蠻好。你看呢，萊戈如何？”
“不壞。”我說。
《警察》磁帶轉罷，司機給我們聽鮑勃·馬利的戀歌。儀表板堆滿盒式磁帶。我早已筋疲力盡，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談不上欣賞音樂。但不管怎樣，能讓坐他的車已算是謝天謝地了。我從後面木然望著司機一邊扶方向盤一邊用肩頭打著拍子。
開到我住處門前停下，我付罷車費下車，給了一張千元小費：
“買磁帶好了。”
“太高興了！”司機說，“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過，你不認為再過10年15年世上大多數出租車都會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覺得那樣很好？”
“是很好。”我說。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裡遜已死有10多年了，我還從未碰上哪輛出租車放著德阿茲的音樂趕路。世間有變化的有不變化的。不變此的永遠一成不變。出租車上的音樂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車收音機播收的永遠是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談或棒球賽轉播之類。商店擴音器傳出的是雷蒙·盧浮布爾的管弦樂，酒吧散的是波爾卡舞曲，年末商業街上聽到的是本查茲的聖誕歌。
我們乘電梯上樓。房間的門本應依然處於合葉脫盡的狀態，不料不知何人已將門整個嵌入門框，乍看似乎門關得好好的。誰干的不曉得，肯定花了不少時間和氣力。我像克羅馬尼翁人打開洞門那樣卸掉不銹鋼門，把女郎讓入室內，又從裡面把門移過來，以免房間暴露。而後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盜鏈。
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一瞬間我甚至懷疑昨天那狼狽場面是自己的錯覺。原先所有四腳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淨，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殘片了無蹤影，書和唱片返回書架，衣服被收進立櫃，廚房衛生間臥室也已被擦洗得閃閃發光，地板不見半點垃圾。
不過若仔細檢查，仍可隨處發現遺痕。打爛的顯像管如時間隧道一樣赫然開著空洞；電冰箱嗚呼哀哉，裡邊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己被統統扔掉，剩下來僅能裝滿一小皮箱；餐櫥裡僅存幾個盤子和玻璃杯；掛鍾停了；沒有一件電器運轉正常。顯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東西挑出處理掉了，房間因而給人以神清氣爽之感。寬寬敞敞，別無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東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種。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對於現在的我到底何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衛生間打開煤氣熱水器，確認未被損壞之後，開始往浴槽裡放水。香皂刮須刀牙膏毛巾洗頭劑基本剩在那裡，淋浴也沒有問題。衛生間應當有許多物品不翼而飛，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麼，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視房間的時間裡，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爾扎克的《農民》。
“法國也有水獺，嗯？”她說。
“有的吧。”
“現在也有？”
“不曉得。”我回答。這種事我哪裡曉得。
我坐在廚房椅子上，動腦思索究竟何人為我收拾了這形同垃圾場的房間。是有人出於某種目的富有耐性地徹頭徹尾拾掇了房間。或許是那兩個符號士，也可能是“組織”裡的人。我無法想象他們所思所為依據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樣，我都感謝謎一樣的對方把房間整理得如此整潔漂亮。回到這樣的房間的確令人心情舒暢。
水放滿後，我讓女郎先洗。女郎在書裡夾上一枚書簽下床，在廚房三下兩下脫去衣服。脫得十分瀟灑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看著她的裸體。她的體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渾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儼然普通人的身體上上下下塗了一層果凍。而且胖得十分勻稱，不注意險些忘記她胖這一事實。胳膊大腿脖頸腰部都膨脹得賞心悅目，如鯨魚一般珠滑玉潤。較之身體，乳房並不很大，緊繃繃地隆起。臀部也豐滿得恰到好處。
“我的體形不差吧？”女郎從廚房問我。
“不差。”
“使肉長到這個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飯，還得吃蛋糕啦油炸的東西啦等等。”
我默然點頭。她洗澡時，我脫去襯衫和濕褲子，換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麼辦。時間已近11點半。剩余時間僅有24小時多一點點。必須好好籌劃一番才行，決不能讓人生最後24小時稀裡糊塗地過去。
外面仍然下雨，靜靜的細細的雨，幾乎分辨不出。若窗前沒有雨滴順簷滴下，甚至下沒下雨都無從知曉。汽車不時從窗下駛過，傳來濺起路面薄薄積水的聲響。也可聽到幾個小孩招呼誰的聲音。女郎在衛生間哼著聽不清旋律的小曲，大概是她自己創作的。
躺在床上不久，睡意洶湧襲來，但不能就勢睡去。一睡必是幾個小時，什麼也做不成。
但若問不睡干什麼，自己也全然不知干什麼好，我取下床頭燈傘上的橡膠圈，擺弄了一會又放了回去。反正不能呆在房間不動，悶在這裡一無所得。要去外面做點什麼。至於做什麼走到外面再作打算不遲。
想來，人生僅剩24個小時這點頗有點妙不可言。該干的事原本堆積如山，實際上卻一個也想不起來。我又取下台燈傘的橡膠圈，用手指來回旋轉。驀地，我想起超級商場牆壁上貼的法蘭克福旅游宣傳畫：有河，河上有橋，河面浮著天鵝。地方似乎不壞。去法蘭克福終此一生倒也十分可取。問題是24小時以內不大可能趕到，即使可能也要被塞在飛機座位十幾個小時，不得不吃機上那索然無味的食品。況且親眼目睹時又未必有畫上的那麼好看。看來無論如何只能如此心灰意冷地結束此生了，無可回避。既然這樣，也就無需計劃旅行。旅行太費時間，而且大多都不如預想的那般開心愜意。
終歸我能想得起來的，只有同女孩一起美美吃上一頓喝上一通。此外沒有任何感興趣的事。我翻開手冊，找到圖書館電話號碼，撥動轉盤，找來負責參考文獻那個女孩。
“喂喂。”女孩招呼道。
“最近有關獨角獸的書，實在謝謝了。”我說。
“哪裡哪裡，應該謝謝你的招待才是。”
“如果方便的話，今晚再吃一頓如何？”我放出引線。
“吃一頓？”她重復道，“今晚有研究會呀！”
“研究會？”我也復述一遍。
“關於河流污染的研究會。噢，例如合成洗衣粉造成魚類滅絕等等，就研究這個。今晚輪到我報告研究成果。”
“倒像很實用的研究。”我說。
“嗯，那當然。所以如果可能，吃飯的事最好改到明天，好麼？明天周日，圖書館休息，盡可慢慢來。”
“明天下午我已不在。電話中說不清楚，總之我要遠離一段時間。”
“遠離？旅行不成？”她問。
“算是吧。”
“對不起，等一下。”
女孩似在接待來參考文獻室商談什麼的人。從聽筒不難感覺出周日圖書館大廳的光景：一個小女孩大嚷大叫，父親則好言勸慰。看來世界安然無恙。人們在圖書館借書，站務員向無票乘車者投以火眼金睛，賽馬場的馬在雨中飛奔。
“關於民房拆遷的資料，”女孩解答對方提問的語聲清晰可聞，“下5號書架上有3冊，請到那邊看看。”
接著又向對方說了什麼。
“抱歉抱歉，”女孩返回拿起聽筒，“OK，好了，研究會就算啦。肯定給大家說三道四。”
“對不起。”
“沒什麼。反正這一帶河裡魚已死絕，我的研究成果遲一周報告也無所謂。”
“那怕也是。”我說。
“在你那裡吃？”
“不不，我的房間報廢了。電冰箱一命嗚呼，餐具也幾乎蕩然無存。做不成飯菜。”
“知道。”她說。
“知道？”
“嗯，不是收拾得很整齊嗎？”
“你收拾的？”
“當然。不行麼？今早上班順路前去送另一本書，發現門掉了，裡面亂七八糟，就打掃一下，上班倒是晚了點兒。也算是對你招待的回報吧。幫倒忙了？”
“哪裡哪裡，”我說，“實在求之不得。”
“那，傍晚6點10分左右能來圖書館門前接我？只有星期日6點閉館。”
“好的。”我說，“謝謝。”
“不客氣。”說罷，女孩放下電話。
我正在尋找吃飯時穿的衣服，胖女郎從衛生間出來，我把毛巾和浴巾遞給她。女郎接過卻是不動，在我面前佇立片刻。洗過的頭發緊緊貼著額頭和臉頰，尖尖的耳朵從中直挺挺豎起，耳垂上仍戴著金耳環。
“總是戴著金耳環洗澡？”我問。
“那自然。上次不是說過麼？”女郎答道，“絕對掉不下來。別擔心。喜歡這耳環？”
“是不錯。”我說。
衛生間晾著她的內衣、裙子和襯衫。粉紅色胸罩粉紅色三角褲粉紅色裙子粉紅色襯衫。泡在浴糟裡一瞧見這些物件，兩個太陽穴便一剜一剜地作痛。我本來就不喜歡什麼內衣長筒襪晾在衛生間裡。原因說不上來，反正就是不喜歡。
我三下五除二洗了頭發，洗了身體，刷了牙，刮了須。而後走出衛生間拿浴巾擦干身體，穿上褲頭和長褲。盡管鹵莽的行動接二連三，但腹部傷痛卻比昨天輕了許多。洗澡前我甚至想不起還有傷口在身。胖女郎坐在床上，一面用風筒吹頭發一面繼續看巴爾扎克。窗外細雨依然，沒有止息的跡象。如此目睹衛生間晾的內衣，床上坐著女孩用風筒吹發看書，外面細雨飄零的時間裡，我恍若回到了幾年前的婚姻生活。
“不用風筒？”女郎問。
“不用。”
風筒還是妻子離家出走時留下的。我頭發短，用不著吹風。我坐在她身旁，背靠床頭閉起眼睛。一閉眼，黑暗中便有各種顏色時閃時滅。想來，我足有好幾天沒像樣睡過覺了，每次躺下都有人來把我叫醒，以致現在一合眼皮，頓時睡意急不可耐地將自已拖進深重的黑暗，猶如夜鬼之手企圖把我拉入暗處。我睜開眼睛，雙手搓臉。由於時隔好久才洗臉刮須，皮膚緊如鼓面。搓臉簡直像在搓別人的臉。被螞蝗叮過的地方火辣辣地痛。想必兩條螞蝗沒少吸我的血。
“噯，”女郎把書放在一邊，“真的不想讓人喝精液？”
“現在不想。”
“沒那個情緒？”
“嗯。”
“不想同我睡覺？”
“現在不想。”
“嫌我胖？”
“哪裡，”我說，“你的身子十分誘人。”
“那干嗎不想睡？”
“不明白。”我說，“原因我不明白。總覺得現在不該同你睡。”
“是出於道德上的原因？還是因為違背你的生活倫理？”
“生活倫理。”我重復一句。這四個字眼很是不同凡響。我眼望天花板思索了一會。
“不，不是，不是那麼回事。”我說，“兩碼事。可能近乎本能或直感吧。或者同我的記憶倒流有關。很難解釋清楚。其實我現在極想同你睡覺，但有某種東西從中作梗，說眼下不到時候。”
女郎胳膊支在枕頭上凝視我的臉。
“不是說謊？”
“這方面是不說謊的。”
“真那樣想？”
“那樣感覺。”
“可有證據？”
“證據？”我愕然反問。
“就是說可有什麼東西能讓我相信你想同我睡覺？”
“已經勃起。”我說。
“看一眼！”
我略一遲疑，終歸還是脫掉褲子亮相。我實在筋疲力盡，無心繼續爭辯，況且我已不久人世。
“唔。”女郎看著我說，“可以摸摸？”
“不行。”我說，“作為證據總可以了吧？”
“也罷，算啦！”
我提起了褲子。外面傳來重型卡車從窗下緩緩馳過的聲響。
“什麼時候返回你祖父那裡？”我試著問。
“睡一會，等衣服干就走。”女郎說，“水要到傍晚才能消，消了才好再經地鐵返回。”
“這種天氣晾衣服，得等到明天才能干。”
“真的？”她說，“那如何是好？”
“附近有家自動洗衣店，去那裡烘干就是。”
“可我沒出門衣服啊！”
我歪頭想了想，但想不出好辦法。結果只好由我跑去自動洗衣店把她的衣服扔進烘干機。我走進衛生間，將她的濕衣服塞入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然後從剩的衣服中挑出橄欖綠短褲和藍色帶扣開領衫穿了。鞋穿的是茶色皮鞋。這麼著，剩給我的寶貴時間的幾分之一便將在自動洗衣店那寒傖的電鍍椅上毫無價值地消耗掉。時間已指向12點1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