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卡吉·米什拉時，就會吼叫一聲：「滾出去！」我們立刻逃之夭夭。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8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29個。這都是我從26歲到29歲的三年裡所幹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週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敘述過，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的酸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台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得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
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余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余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得都寫了，不該寫得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余華打聽另外一個余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余華為何失蹤了？
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佈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傢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余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余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余華負責，不是只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余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
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余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余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得都寫了，不該寫得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余華打聽另外一個余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余華為何失蹤了？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佈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傢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余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余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余華負責，不是只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余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逕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乾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我決定只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複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複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澤東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吃飯。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1991年、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逕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
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
時，就會吼叫一聲：「滾出去！」我們立刻逃之夭夭。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8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29個。這都是我從26歲到29歲的三年裡所幹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週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敘述過，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的酸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台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得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
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乾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
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我決定只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複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複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澤東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余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余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得都寫了，不該寫得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余華打聽另外一個余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余華為何失蹤了？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佈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傢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余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余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余華負責，不是只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余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逕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乾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我決定只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複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複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澤東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吃飯。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
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吃飯。
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余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余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得都寫了，不該寫得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余華打聽另外一個余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余華為何失蹤了？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佈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傢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余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余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余華負責，不是只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余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逕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乾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我決定只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複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複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澤東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吃飯。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
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時，就會吼叫一聲：
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余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余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得都寫了，不該寫得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余華打聽另外一個余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余華為何失蹤了？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佈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傢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余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余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余華負責，不是只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余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逕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乾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我決定只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複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複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澤東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吃飯。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滾出去！」
我們立刻逃之夭夭。
然後在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余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余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得都寫了，不該寫得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余華打聽另外一個余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余華為何失蹤了？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佈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傢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余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余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余華負責，不是只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余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逕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乾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我決定只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複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複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澤東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吃飯。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8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29個。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這都是我從26歲到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29歲的三年裡所幹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
「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
時，就會吼叫一聲：「滾出去！」我們立刻逃之夭夭。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8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29個。這都是我從26歲到29歲的三年裡所幹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週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敘述過，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的酸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台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得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
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週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
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敘述過，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
時，就會吼叫一聲：「滾出去！」我們立刻逃之夭夭。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8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29個。這都是我從26歲到29歲的三年裡所幹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週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敘述過，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的酸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台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得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
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
時，就會吼叫一聲：「滾出去！」我們立刻逃之夭夭。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8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29個。這都是我從26歲到29歲的三年裡所幹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週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敘述過，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的酸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台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得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的酸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台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
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得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
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
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
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
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
時，就會吼叫一聲：「滾出去！」我們立刻逃之夭夭。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8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29個。這都是我從26歲到29歲的三年裡所幹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週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經敘述過，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的酸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台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得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
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
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個我前面說到的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台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台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疆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得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
現在，差不多20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20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