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 正文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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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斧斫的一樣,歐洲二十世紀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傷痕。1914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歷時最長、稱為冷戰、最後以共產主義消亡而告結束的第三次戰爭。除了這些關涉整個歐洲的重大日子,還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決定了某些民族的命運:1936年西班牙內戰;1956年俄國入侵匈牙利;1948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1991年又開始自相殘殺。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945年以後幸運地沒有遇到任何重大日子,使他們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虛空的半個世紀。

    在這個世紀,捷克人的歷史由於「20」這個數字的三次重複而具有了非凡的數學美。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歲月之後,他們於1918年獲得了國家獨立,而在1938年又喪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產主義革命開啟了第二個20年的恐怖,後在1968年,以俄國人氣不過該國放肆的解放,興兵50萬入侵該國而告結束。

    佔領政權於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誰也沒有料到,又於1989年秋悄悄地、有禮有節地撤除了,與當時歐洲所有的共產黨政權一模一樣。這是第三個20年。

    只是在我們這個世紀,歷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貪婪地主宰每一個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對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萊娜在法國的存在。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流亡者在法國是很不讓人喜歡的;法國人當時把納粹主義視為惟一真正的災禍。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專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們才漸漸拿定主意,把共產主義設想為一種災禍,儘管是低一層次的災禍,我們姑且稱其為二號災禍。正是在這個時期,在1969年,伊萊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國。他們很快明白,與頭號災禍相比,落到他們祖國頭上的災難實在太沒有血腥味,無法促動他們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釋,他們養成了習慣,幾乎每次都差不多這麼說:

    「不管有多可怕,一個法西斯專政總歸會隨著獨裁者的滅亡而倒台,人們總算有點指望。可是,以無邊的俄羅斯文明為支撐的共產主義,對於波蘭,對於匈牙利(且不談愛沙尼亞)來說,則是沒有盡頭的黑洞。獨裁者是會滅亡的,但俄羅斯是永存的。我們逃出來的國家所遇到的災難,是一點兒希望都沒有的。」

    他們就這樣一次次忠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伊萊娜還舉當時的捷克詩人揚·斯卡塞爾的一首四行詩為證:他談起籠罩在他心頭的悲苦;這份悲苦,他多麼想將它掀起,推向遠處,用它為自己造一間屋,關在裡邊三百年,三百年裡永不把門打開,對誰都不打開!

    三百年?斯卡塞爾是在七十年代寫的這幾句詩,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幾天後,曾經在他眼前展現的三百年在短短幾天裡化為烏有:布拉格的街頭擠滿了人群,高舉的手中那一串串鑰匙,如擊打的鐘聲,宣告著新時代的到來。

    斯卡塞爾說三百年莫非錯了?當然錯了。任何預測都會出錯的,這是賦予人類的少有的確證之一。但是,如果說預言錯了,但對預言者而言卻是真的,不是就他們的未來而言,而是就他們的現在而言。在我稱之為第一個20年的那個時代(1918至1938年間),捷克人曾以為他們的共和國前程無限。他們想錯了,但正是因為他們想錯了,他們才在歡樂中度過了這些歲月,而歡樂使他們的藝術有了從未有過的繁榮。

    俄國人入侵之後,他們絲毫也沒想過共產主義會很快跨台,重又想像會沒有個頭。因而,奪去了他們的力量,遏制了他們的勇氣,致使這第三個20年變得如此卑懦,如此悲苦的,不是他們真實生活的痛苦,而是未來的虛空。

    阿諾爾德·勳伯格堅信以其十二音美學打開了音樂史的遠大前景,於1921年宣稱,多虧了他,德意志音樂(他是維也納人,沒有說「奧地利」音樂,卻說「德意志」音樂)的統治地位(他沒有說「榮耀」,而是說「Vorherrschaft」,即「統治」)將在未來的一百年裡(我授引準確無誤,他確實說過「一百年」)得到保證。但這番預言之後12年,即1933年,他由於是猶太人而被驅逐出德國(他想要保證其「Vorherrschaft」(統治)地位的正是這個國家),而隨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學(被譴責為費解的,精英主義的,世界主義的,對德意志精神抱有敵意)之上的整個音樂。

    勳伯格的預言不管有多大的錯,但對想理解其作品意義的人來說,還是不可缺少的,其作品自以為不是摧毀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義的,也不是個人主義的、難解的、抽像的,而是深深根植於「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說的是「德意志土壤」);勳伯格認為他在書寫的,不是偉大的歐洲音樂史的迷人尾聲(我傾向於這樣理解他的作品),而是無限的輝煌前程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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