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說，無論政治還是文學，我甚麼派都不是，不隸屬於任何主義，也包括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我固然有我的政治見解和文學藝術觀，可沒有必要釘死在某一種政治或美學的框子裡。現今這個意識形態分崩離析的時代，個人想要保持精神的獨立，可取的態度，我以為□有質疑。
我作為一個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學和藝術的創作中才得以自救。這並不是說，我就主張所謂純文學，那種全然脫離社會的象牙塔。恰恰相反，我把文學創作作為個人的生存對社會的一種挑戰，哪怕這種挑戰其實微不足道，畢竟是一個姿態。
我為自己贏得表述自由的時候，才傾心於語言。我有時甚至遊戲語言，可這並不是我寫作的終極目的。而語言的遊戲對作家往往是一個陷阱，如果這遊戲背後不能傳達通常難以表達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聰明、再漂亮，也徒然□是某種空洞的語言形式。我所以找尋新的表述方式，□因為常規的語言限制了我，無法把我的感受表達得十分真切。
文學創作所以有趣正在於個人的獨創和不重複。作為原則說來容易，人事實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陰影裡，特別當你由衷欣賞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時候。我的經驗是盡量拉開距離。
流亡西方對我並非壞事，相反為我提供更多的參照。我在國外完成的《靈山》與《山海經傳》，已經了結了所謂鄉愁。前者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引發的感受，後者則是對中國文化的源起的思考，都費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脫離所謂祖國，有種距離，寫起來倒更為冷靜。中國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裡，毋需給自己再貼商標。傳統的中國文化正面與負面，我已自行清理。一個作家重要的是超脫出來，有所創造，不必靠變賣祖宗的遺產過日子。倘要找出同西方作家的區別，恐怕是一種靜觀的態度，我對社會和自我都一概採取這種態度，當然也可以說發自根深柢固的中國文化傳統，有別於西方作家通常採用的心理分析和體驗。可老莊哲學的無為和佛家的出世過於消極，我畢竟想做點甚麼，我非道非佛，取的□是一種觀省的態度。
我把文學創作作為自救的方式，或者說也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寫作為的是自己，不企圖愉悅他人，也不企圖改造世界或他人，因為我連我自己都改變不了。要緊的，對我來說，□是我說了，寫了，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