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雕像孤單第6節雕像孤單（1）
（1）
薩拉曼卡是怎麼一個地方？除了一所與城一樣大的薩拉曼卡大學，我想它剩不下什麼別的東西。當然，還有一條不敢小看的河；因為一部有趣的異色的書，它的題目是《托爾美斯河上的拉撒路》（LazarillodeTormes）——乃是世界流浪漢小說的鼻祖；所以這條跨著一座石頭羅馬橋的淺淺的河，也就成了一處文學聖地。
所以，我怎麼也得去河邊瞻仰一番。只是，直到走到河邊的那一刻為止，我還沒有讀過這部小說。
我是在二月十五日反戰大遊行的次日，到達薩拉曼卡的。急急看了前一天遊行的報道，就趕快跑去看河。夕陽下，那河水粼粼閃爍，如一條碎裂的玻璃。戰爭就要來了。人們拼盡了力氣，但沒能阻止住它。費了漫長時光建立起來的民主，望著河流我想，原來就像這玻璃一樣，又薄又脆。當玻璃被粗暴地打碎的時候，世界並沒有捍衛民主。
走向羅馬橋必須路過一所教堂。本來，去托爾美斯河回味憑弔有趣的流浪兒拉撒路該是一件快事；但伊拉克的災難使人心裡沉重。沿河岸繞著半圓的城牆，我們打聽著，走得很累。
一路上到處看見廣場和建築前的雕像。
我一邊走，一邊隨意瀏覽，大多都不知道是屬於誰的。
走到橋頭也看見一組銅像，是一對流浪漢。一個小孩，牽著一個盲人老頭的手，朝著前途行走。塑像筆法粗曠，稜線滑圓，眼神和姿態都很籠統，有點模仿羅丹。我在台基上坐下，掏出帶來的小說讀起來。
書極易讀，我不知不覺讀了進去。
確實，不管怎麼苛刻也得把它評為名著。它不僅成書年頭古老（16世紀中葉），而且作者不詳，成書過程奇特。一般公認它是流浪漢小說的鼻祖，不僅如此，由於拉撒路這個流浪兒典型太精彩、小說的敘事方式又太簡單——一共兩人：流浪兒的惡主總是更換不歇，流浪兒的噩運隨之巡迴不已——所以，一切有過流浪經歷、或者乾脆所有倒過霉的人，就忍不住狗尾續貂的衝動。這樣，無名氏們在篇尾大逞才華，傾倒個人獨特痛苦，模仿前輩嘲諷文風，讓倒霉花樣翻新，使名著生命不老。
我很快就讀完了。
起身再打量這座流浪者的豐碑，覺得雕像完全沒有文本的詼諧。它不單單略過細節不畫眉眼，我覺得塑像者根本沒有表達什麼詼諧幽默。小孩是無表情的，甚至沒有痛苦。老頭則更是中性，全然沒有書中那種——因饑寒交加滋生的惡毒。我不置可否，反正我讀的不是原文，誰知道究竟是書寫得過於油腔滑調，還是這種羅丹式的藝術太模稜兩可？
反正這銅像高高立在托爾美斯的河岸上，和優雅古老的羅馬橋作伴，宛似漫漫古代的橋頭堡。
看了一陣羅馬橋，又在河邊遛躂了一會，我們往回走。順著河岸半個時辰，又回到了那個正前方立著一座雕像的教堂。
一天的事結束了，我們走近雕像，還是在台座上坐下，摸出一個波卡迪奧（就是一個冷麵包，夾著一層硬奶酪），吃了起來。
薩拉曼卡的市街，亮起了黃的和銀色的燈，就在這時天黑了。
（2）
這一尊不似剛才流浪漢的烏黑，它是常見的那種青綠銅像。一個披髮的哲人，長髯披髮，衣裾飄拂，俯身看著下面的大學城。
光線很暗，看不清他的眉眼和神情。仔細辨認了銘文才知道，這第二座雕像不是別人，正是薩拉曼卡學派的弗朗西斯科-德-維多利亞修士（FranciscodeVitoria）。
十六世紀，針對西班牙對美洲實施的大規模殖民過程，特別對其中的可怕奴役、大量屠殺、以及對印第安人的人性否認，薩拉曼卡大學的一批天主教神學家曾勇敢地批判不義的祖國，他們不畏王權和神權，顯示了人類的良知。
1539年，維多利亞修士發表《論神學》，否認教皇把美洲贈送給西班牙國王的詔書合法。他說，耶穌從未把世俗權力賜予個人，教皇也無權處理他人的財產土地。美洲是有人居住的土地，本地居民擁有對土地的一切自然權利。西班牙無權借口傳播基督教，對美洲發動戰爭。
那時，西班牙王國的宗教裁判所每天都在用火刑處死異端。殖民主義以神聖的名義，在拉丁美洲大肆屠殺掠奪。人們不能想像，他們究竟是冒著極大的恐怖，還是那個時代也存在一定的言論空間——後人只知道，維多利亞修士和薩拉曼卡的人道主義先驅們，為視為劣等非人的印第安種族，實行過偉大的辯護。
居然我就坐在他腳下！……我大吃一驚。
如今讀著他的話如讀天書，不僅無人聽，而且讀不懂。
在遙遠的古代矗立的良知，使我感到一種被連根拔起的震撼。它使我亢奮而緊張，心裡交叉湧著尊嚴和羞恥。如今，全世界都默認地注視著一個大國對一個小國施暴。他們以國際的名義，把弱者的土地和石油，贈送給正在犯罪的強盜。只因為強盜的武器，只因為強盜的恫嚇。
五百年前維多利亞修士的一系列名言值得重新背誦：
「如果臣民意識到戰爭的非正義性就不該前去打仗，哪怕受遣於君主的命令。」
「一切民族都有權自我管理，選擇他們喜歡的政治制度，哪怕選擇的不是最好的制度。」
「與其強暴他人，不如放棄自己。」
……
若想知道更多只有請教人。我們看著銅像身後的大教堂，這兒多半就是當年維多利亞修士的棲身之地。但教堂的門緊閉著，不是彌撒的時間。
正打算去敲門時，教堂的巨大鐵門吱呀一響，幾個人漫步出來。我們趕快跑上去，似乎是一位神父出來送客。
等他送走了客人，回身推門時，我們深施一禮，問道：
「您能給我們講一點維多利亞修士的事情嗎？」
他怔住了：「誰？你說的是誰？」
我們指著雕像：「當然，就是他，FranciscodeVitoria，薩拉曼卡的維多利亞修士。」
他聽懂了。他的嗓音尖銳：
——「噢，你說他麼？他是很早以前的人了！」
他不耐煩地轉身進去，大鐵門嘎然閉上了。我吃了一驚，這個傢伙，好像他對維多利亞修士懷有一股仇恨。
突兀地，黑暗裡剩下我們和那座孤單的銅像。
第二章雕像孤單第7節雕像孤單（2）
（3）
——誰都說，現在這個時代，朋友愈來愈少了。
可是我的朋友——只不過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來。
在這座不小心會說它沒意思的城市，還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連，似乎是深交的密友。
不知始自何時，或許是從讀過莫德在《托爾斯泰傳》裡寫的一段話後，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這念頭經過了整整一個九十年代，都沒有變得淡薄。我在想像一個人，我對他抱著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對我當時遭遇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參考，我一直企圖貼近他。這個人（也許我說的是他的雕像），就是聖芳濟各（SanFranciscodeAsis）。
莫德的那段話，是在他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對托爾斯泰的思想行為進行知己的批評時寫出的。他遲疑著，反對了人類史上的一種流脈——雖然高尚但注定失敗的思想和行動。我讀得出他寫這一段時，有一種情感糾纏筆鋒的心境。話語斟酌到如此地步，顯露出他的艱澀選擇。莫德如是說：
但是托爾斯泰犯了許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樣的錯誤。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惡，又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種不適當的補救辦法︰但在試驗這個補救辦法時卻沒有成功而是失敗了。勸說人們離開人類生活的主流，而採取一條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們的靈魂這個辦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嘗試來糾正社會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會改革的道路都證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這樣，偉大的聖芳濟會運動是這樣，托爾斯泰運動也是這樣。
（徐遲中譯本，p.671）
不過，儘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給我更大的提示還是他列出的名單：早期的基督教公社，聖芳濟會運動，托爾斯泰運動。
對聖芳濟各，他使用了「偉大的」一語。而那時，不知何故我正把聖芳濟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蘇菲。他的清貧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禿落頭頂，都和我心醉的伊斯蘭神秘主義者不僅異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
當然我已學會留意事情的複雜性。誰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沒有藏著針鋒相對的故事！有時我甚至暗想，我永遠不能對他們——發達列強的文化，達到精確的把握！也許我的異國隨筆，不過是我即時心境的記錄，以及我善意的願望而已。
我怎能知道聖芳濟各會的暗部？就如同伊斯蘭學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萊徹的專著，你以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麼？……我不熟悉聖芳濟各的「偉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敗」，但是我喜歡他如同聖徒的遠影。維多利亞修士也一樣，畢竟他的原則是新帝國主義戰車無法逾越的障礙，如當路攔截的一座石敢當。
人類就沿著這些人的腳印進步，畢竟第一步，是由他們邁出的。
我每逢遇見合適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們打聽聖芳濟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語焉不詳。我還喜歡路過教堂時，就試著和神父攀談。在聖塞巴斯蒂安，我們幾乎靠這樣的攀談，和一個巴斯克神父聊得兩相滿意。但這在中國不易：他們在和陌生人交談時，是敷衍的和警惕的。
漸漸地，遙遠的聖芳濟各成了我心裡的一個情結。有時，電視裡出現了教堂或教士，別人正看情節呢，我卻突然大喊道：「看！聖-弗朗西斯科！……」
因為我看見了繩子，那條教士腰上束著的、充當腰帶和標誌的繩子。一定是他們：白繩子，打著結，褐色長袍……
還曾拜訪過一個叫「小兄弟」的修會。他們也穿褐袍，被稱為Capuchinos——這個詞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稱他們與聖芳濟各會類似，我卻覺得繩子系法似乎不同。
那天也沒能暢談：教堂正有一個集會，滿街的白髮老夫老婦，人擁人擠，我們要拜見的神父穿梭其間——還能指望談什麼呢？我坐在小兄弟會教堂的台階上，消磨了一個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曖昧的人道主義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麼標榜民主的人都不吱聲。一個新帝國，一個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新十字軍，正在指鹿為馬，脅迫世界。
記得我無所事事，只呆坐著，盯著小兄弟會的屋頂。
在高高的尖頂上，一下午總是停著一隻啄啄跳跳的鴿子。誰知道我的心思？誰理會我對他們——聖芳濟各、馬明心、托爾斯泰的追究？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罷，滿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鴿子不時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個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著鴿子，心裡茫然若失。
SanFrancisco！……我暗自念叨著。不知為什麼這名字惹我喜歡，它朗朗上口，有一種親近的感覺。
那天我還沒有看到聖芳濟各的雕像。
在薩拉曼卡找到雕像的那天，是在維多利亞修士之後。
第二章雕像孤單第8節雕像孤單（3）
（4）
聖芳濟各很難找，最後發現，它躲在一個小小的公園裡。
與前兩座不一樣的是，聖芳濟各是一個現代派的鐵雕。粗糙厚沉的黑鐵，彎成尖頂帽，鑄成刀劍般的腰繩。那個鐵像扭曲著，做著一個古怪的摟抱姿態。當然做得粗糙，使用鐵質，都可以強調他的安貧。現代派的手法，更可以略去事務的暗黑一面。
維多利亞修士和聖芳濟各派似乎在給我描繪著一個粗粗線條，這個輪廓裡似乎充斥著一種樸素的人道主義，它不是中國智識階級裝點嘴巴的人啊人，它隨時準備犧牲——從拋棄財產到反抗皇帝，從受歧視的思想到被判為異端。
當然，還從一個異端到從者如流的大派別，一種純淨的理想，到一個世俗化的教團。在濁浪滔滔的人間社會，它被本能與利益的合力裹脅，隨波而下，九曲八折，迷失了遙遠的初衷。
坐在鐵聖徒的腳下，啃著剩下的半個波卡迪奧，我看不懂他虛懷合抱的姿勢。
幾個鐵星星，粘在他的手上或那合抱的袖口上。
——或許那不是鐵星，是變形的鴿子？
愈看愈覺得，粘在聖芳濟各袖口的鐵星，就是鴿子。
突然想起小兄弟會屋頂上的那只鴿子。我恍然大悟：落在屋頂上的鴿子，成了建築的一部分。和這鐵星鴿子一樣，它是建築的活雕塑。這鴿子的含義是什麼呢？愈看愈像，幾枚鐵星粘著黑鐵的衣袖，古怪的形狀沒有遮住飛翔的姿態。沒錯，就是變形的鴿子。
聖芳濟各，他究竟和鴿子之間有什麼聯繫呢？有人說他生前呵護動物，我覺得不僅那麼簡單。看來到處與聖芳濟各有關的地方，都有鴿子的存在。我猜來猜去，還是想到了那只叼回了橄欖枝的鴿子。也許戀著聖芳濟各不肯離開的鴿子，正以眷戀呼喚和平，雖然今天人們正在容忍戰爭，誰都不理睬和平的教喻。
我只能找到這樣的他，這座變了形的鐵人，就是讓我牽掛了好久的他。
再端詳時，鐵像愈發地怪異了。
莫德在那段溫和告誡的末尾，提出了他的主義：
「脫離普通群眾，我們決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實踐中，結果是拒絕專業化的人——就是說，拒絕主要從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過著不自然的生活。」
必須說，這樣的主義，導致了對戰爭和殺戮的漠視。在事實上，高尚的取道未必就一定意味著絕對主義。關心他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對人的複雜性的判斷和機智。
不，即便莫德的善意是確實的，即便他的探討基於深刻的社會經驗和真實——人們也不能以那些經驗做為依據，批判托爾斯泰的原則。因為在今天，在暴虐的武力行為之外，還有恣意的輿論製造。這是更大的罪惡；它隨著電視信號的覆蓋，佔領著每一個角落，腐蝕著艱難的世界。
國際法被侮辱了，雖然電視機高唱國際準則。共同語言在呼喇喇崩潰，哪怕再簡單的黑白是非，看法都冰冷地截然對立。語言的災荒也隨之蔓延——抵抗者犧牲被稱為擊斃，侵略者被擊斃卻叫做戰死。戰爭被稱作反恐，佔領後的壓迫，叫做安全局勢。
離開那天，我們又沿著舊路，把三座雕像瀏覽了一遍。
維多利亞修士的青銅像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個雕像如出一轍，除了那本他的著作。顯然，他被敷衍了事地塑成了一個沒有個性的街頭飾件。
聖芳濟各的鐵像則意有所指，粗糙、黑鐵、抽像，都顯得言簡意賅，且避開了細節。包括他座下的冷清，雕塑所處的公園是一個沒人去的角落，門可羅雀，連鴿子都要焊接粘住——我不由佩服無名的作者。
維多利亞，聖芳濟各——他們若是都失敗了，還有我們偉大的導師托爾斯泰，他若也最終失敗——那也無非是人的精神，以及文明程度的一次失敗而已。
而不朽名著《托爾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紀念雕塑則是手法含混的，一如羅丹的作品。那本書的語言太詼諧了，這樣易招誤讀；好像只要湊得出噱頭誰都可以續作，一個中譯本就乾脆把它譯成《小癩子》。而羅丹筆法抹平了雕塑版的明亮，它暗含憂鬱，眼神模糊，老頭不刁，小孩不油，人物顯得比較「正面」。
但我們是一些前定主義者。雖然缺乏職業的流浪兒履歷，卻對小拉撒路他們那一套生來熟悉。我們的血統裡，活躍著一種隨時準備找他倆入伙的暗示——因為我們寧肯那樣，也不願做體制的順奴。他倆確是我們的同夥，不同處頂多是，我們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
到了二十一世紀，才發現人沒有怎麼進化。和平、高尚、他人的飽暖，那一樣都沒上完初級班。我突然悟到——只有他們，這托爾美斯河上的流浪漢，它的含義才是最隱秘的。人類還會從頭開始，從解決最低限的需求開始，重頭跋涉漫長的進步之路。踟躕於饑寒，如動物流浪，重複小拉撒路在托爾美斯河上的悲慘旅途，永遠也不能答覆——關於人道的深刻追問。
我最後停在石頭橋旁休息，爬上仿造羅丹的雙人像坐下。回想了一番維多利亞，又捉摸了一陣聖芳濟各，迷茫的西班牙大地荒涼沉寂。我又把帶來的小說翻閱了一遍，心裡暗暗稱奇，真不得了，簡直是一本寓言。三座雕像還是得評它第一。不僅小說，就連老小主人公本身，也可以由代代人接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