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北京陰雲不開，冷雨夾風，已經暴熱了一場的城市又抽去了些噪鬧。都市人如果說到天氣，多半會用「北國之春姍姍來遲」之類的話吧，可是我想，對於散隱在這片城市中的那一小批原內蒙古插隊知識青年來說，雖然沉睡了很久但確實還留著的一點經驗，已經像風濕病般醒了。他們心中會掠過個沉重的念頭：春天的暴風雪。他們的心會隨著天空一直悄悄帶著一抹陰蒙，直至酷暑再次攫住北京才會在忙碌和熱苦中漸漸麻木了那個念頭。
對於我，當我那麼想能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些什麼的時候，季節正好巡迴到了這一個五月末，陰雲逼窗，樹影搖風，我覺得應當回想一件事情並把它寫出來。
1970年春，我正在烏珠穆沁茫茫無邊的大草原上，衣衫襤褸地和一群骯髒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們的生涯。那就是我們的汗烏拉小學。可悲的油印的「鄉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塊磚茶，一頭健壯的牛和一頂黑污的氈房，還有那快活嘹亮的童聲齊唱的歌聲。我一直認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生活，也是我顯示我這個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暢的一段歷史。我一個人能同時教蒙文和漢文；能用蒙語給孩子們講各種各樣的故事並使他們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聽懂他們夢想欺騙我而使用的「黑話」——一種只用單詞第一音節再加上古怪的「噓喂」後綴的隱語——並嚴厲地或溫和地戳穿他們；我能帶著他們種菜，乾泥水活，拾羊毛賣錢，我一個人的嗓子可以成為他們全部清脆稚嫩的齊唱的低音部。
那是自信麼？
不，我只是懷念，我只是懷念而已。
我只是為那往事感動太深，才如傾如瀉地寫滿了一篇又一篇紙。甚至使人誤以為是自信的某些大話和粗話，以及一種文體的流動感（我以為描寫帶有特殊色彩的人如牧民，主要在於把握他們的心理和意識。在《春天》裡我曾企圖模擬這種牧民意識），其實也只是一種懷念的表示。我出自懷念和體會已經寫了一批草原小說。我想，既然真主造就我還能夠懷念，又打算成全我不斷去體會，我就還會寫出一批草原小說。這不是由於什麼自信；也不是由於為一些超高級女士（SuperLady）錯愛或甚嫌不夠勁的男子漢氣。基於往事體驗的小說是為了懷念而寫作的；那裡只有真誠、溫柔或是痛苦。
後來，我們那所二十來個人的小學校在一個五月末遊牧到了大隊部。我們有了三間低矮歪斜的黃泥小屋作新校舍。一面紅旗抖著草原上空的風，嘩啦啦地飄揚在我們度完了嚴冬的汗烏拉小學之上。我們的歌聲和朗朗書聲迴響在亙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時的山野空氣似乎都有過一股不易的喜悅。
有一個小瘸子，一個十歲牧主的兒子或是孫子，那時終日賴在我們小屋門口。開始我沒有察覺（我總想為自己開脫：當時的我也只不過才剛剛二十二歲，我還不會觀察生活和觀察人的眼睛呢）到那個瘸子。後來，他還是那麼可憐巴巴地攀著我們的門框，睜大膽怯的眼睛望著我，我知道自己面前已經有了一個新問題了。
一個領導班子成員（他中學畢業，一表人材，是小孩的牧主家庭的親戚）嚴厲地對我說：應該讓這孩子上學。我猶豫了。我們的生產大隊正處在尖銳的派系與家族鬥爭中，我知道另一派的牧民會立刻非難我把學校辦成牧主學校。我艱難創業，我們的小學生存不易——「還是你們領導先開會決定了，再讓他來上學吧」，我回答說。於是那中學畢業生領導大怒了：
「不用開會！這孩子家裡是牧主，他自己不是牧主！有黨的政策，用不著開會！……」
可是我是軟弱的。我不願或者是我怕那種風波。我眼前晃動著一些比這中學生更厲害更善言辭的黑壯牧民的影子。我寧願犧牲這個念上三個月就可能膩煩，就可能拉都拉不回來的小瘸子，而絕不願讓這所風雨飄搖的小學校挨一場風暴。在「意識流」中，我是為我自己。我知道這小學校對我是多麼寶貴；我知道它一完蛋我立刻就想拍屁股回北京——回城的大潮已經衝撞得我們幾乎無法自制了。
小瘸子上學是微不足道的。草原兒童心中對讀書的渴望決不像高玉寶，也不像艾特瑪托夫的名篇《第一個老師》中描寫的那樣。他們還有小狗，有新靴子，有兼為勞動和遊戲的包裡包外的種種樂事。長大了他們還會有駿馬、氈包、酒和女人。那件事情不可能佔據我的心。賴在學校小屋門口的那個小瘸子其貌不揚，我還有我的索伊拉、白音寶力格和始終不渝地跟隨過我的小巴雅。歲月匆匆，春去東來，我看慣了草原的既枯又榮，我滋生了牧民式的淡漠和剛硬。要我為一個草地娃娃沒有上過小學而憂鬱簡直是笑話。就這樣，十多年過去了，十多個綠遍大地後再來一場狂風暴雪的春天過去了。
我自己的情況也完全變了。
1981年那年，我於五月底回到闊別的汗烏拉草原。我在舒緩的草地上徹底獲得了身心的休憩。我吃飽了就睡，從來沒有失眠。有時我和牧民漫生閒談著，從太陽高高就開始，一直喝酒至夜深。那時連醉酒也是寧靜的；醉後拖著發軟的雙腿走出包外，我躺在柔軟的草地上，微笑著看這奧雲娜和五一她們（都是我在草原那家裡的小女孩）忙著在一個狗食盆裡給我洗衣服。
然而有一天我看見了那匹死馬。那個五月裡，在我到達之前有過一場風雪，全東烏旗凍死了十三個馬倌。湖中堆著的死馬像黑色的島，呆傻了好一陣子的草原在六月初才醒過來一般，開始料理雪災的喪事。
我這才知道了我們隊也死在雪裡的那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馬倌就是那個小瘸子。幾天後，我打馬走上一座叫曼卡泰·海勒罕的山坡，見到了他坐騎的那匹馬的屍骸。
文學應當是作家心中最後的堡壘。一個作家很難做個完人，但是他至少對自己的文學要做到真誠。不應當有作文或為文等概念，作品應當是作家淋漓的心血。為了這樣的作品作家才活著，為了這樣的作品青春被點燃，生命被耗盡。為了追求這樣的作品，作家眼中只有一片輝煌的幻彩，而絕不會看到紅地毯和金錢；為了保衛這樣的自己的作品，哪怕是最弱小的作家也敢挺身而起，一直犧牲到自己心跳的最後一下。
講這樣的話是何等愚蠢啊！
然而懲罰還沒有完。按照文學的鐵的規律，衝動又被形式改造了。短篇小說《春天》沒有寫盡我對亡命春雪的小瘸子的悼念和悔恨，它只是一篇手法新穎的意識流小說。無論我們正在編輯歷史的理論家們對它不屑一顧也好，還是我們正銳意求新的年輕的藝術家們對它的激賞也好，對我來說，《春天》帶給我了些什麼呢？人真不能活得無愧無恨，後來《春天》獲得北京文學獎，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羞恥。
但是道路已經選定，我也許從今天開始才真的準備寫作。還有那麼多感動、衝動和抑制不住的情思，只是我已經注意在心中給自己一個暗示了。也許確實不應該暴露太過，也許確實不應該愛憎太烈，也許我也會改變；但是，我想小瘸子和那個青年馬倌的故事將會永遠教育我的，其沉重的程度會遠遠超過我受過的教育和說教。
至於我和《北京文學》，那又畢竟還是一次應該記住的充滿溫暖的合作。《春天》排印沒有一個錯字，包括標點。
又一個春天來了。它畢竟是活力和熱情的巡迴。我想，無論是我們的文學，還是《北京文學》這份雜誌，或是我打算寫的那些小說，都會活潑起來，興奮起來，成長起來，因為，不管怎樣，我們對這春天的理解已經深刻些了。
1985.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