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身為後輩，卻真切地感到某種把握在沉靜中逼近時，那感受是新鮮的。也許確實應當放縱這種瞬間的感受。他身邊糾纏著那麼多無聊至極的異類，如成群蒼蠅在糾纏一具死骸。１９９１年的我突然覺得應當站出來了，應當有人將心比心，以血試血。
這原因是由於參照的必要：十餘年來我一直尋求參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終。我習慣了以血統區別和判斷，因為我曾這樣認識了自己。托命一支筆以來，我曾非常注意向文人尋找，但結論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見識過《活動變人形》（王蒙）、《慈航》（詩，昌耀）、《邊城》（沈從文）。艾特瑪托夫（蘇聯），斯坦貝克（美國）和岡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藝術，以及有一篇僅一頁的兼論毛澤東和魯迅的李新華的小文－－因此，我同樣不能否認他人的潛力。
這樣，對自己的「類」的孤立的自信和無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靈魂。
我堅信，我讀著《野草》、《故事新編》、《藥》、《傷逝》、《故鄉》、《狂人日記》這幾篇時，我相信有了一種把握。我不願重讀。中學生教室裡念一遍而如今卻日覺鮮烈的印象，也許錯，也許對，也許是關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許不過是自我感覺－－都無關緊要。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選集，我只選上述幾篇。其中《野草》和《故事先編》只選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籬下，身無分文，資料全遠在彼岸中國，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據他漢族型作家的內心體驗戲作《紅樓夢》研究，我也只憑自己的內心體驗寫這篇關于先生的隨筆。
曹雪芹固然偉大，但是太中國人味了。或許曹雪芹是滿洲族人，但滿人比漢人更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著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國從來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表；但中國需要的卻是另一種人。腐朽的中華文明不該再增添什麼「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之類陳言濫調。中國需要公元前後那大時代的、剛剛混血所以新鮮的「士」；需要俠氣、熱血、極致。
先生弱也，丈夫氣短。但是現代中國僅先生一人屬於這個類型，因此，我遵循中國人稱「主席」則不言而喻即專指毛澤東主席、稱「總理」則不言而喻在周恩來之用語習慣，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稱特指魯迅先生一人。
二
有過一個非常善意的外國人問我：「魯迅真可以被稱做文學家嗎？」－－他的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餘，政治論戰、投槍匕首有餘，而純粹藝術意味的文學性不足。
就這個意義而言，我也覺得，先生確實一直沒有能夠寫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部或幾部長篇小說－－就純粹藝術意味而言，我們幾乎早在他那些陰暗文字中品味過某種有苦難言的滋味。是責任感和區別意圖－－真的對祖國大前途的沉重責任（而決不是劉賓雁、白樺式的輕浮文字）逼他的文章不得不理論化與學術化；同時，區別－－他不願與活得輕鬆甚至妙趣橫生的同時文豪們（比如郭沫若、林語堂）為伍，就如當代中國在牧區和田野忍受辛苦沉入底層的民族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不願與費孝通那種媚世無節的學者共伍一樣－－他沒有寧靜下來或瘋狂起來，著作一部大書的餘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錯，就是能力二字。從《狂人日記》中可以判斷他的現代主義能力，從《故事新編》中可以判斷他的變形力。《傷逝》顯示了他的「基本小說」的創作能力，沒有對這種能力的確認一個作家會喪失自信。（若容忍舉一劣例，我想說，我本人若沒有寫過《西省暗殺考》和《北望長城外》兩個篇什，我將長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儘管我有過不少鉛字）。更重要的是《故鄉》，閏土這個形象關鍵無比－－前面失禮羅列的名人們是不會牢牢記住閏土的。讓閏土成為自己心底充盈的深情，這種能力對一個大作家來說價值連城（我在同樣意義上肯定王蒙的《在伊犁》）。此外還有學者式的能力；做學者態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見者不見幾人。沈從文後日潛心服飾史，但並不見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錢鍾書一部《管錐篇》，未必經得住後人推敲。－－具備全部能力者，言則過嚴－－但確實僅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說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題時決心已定。
由於種種原因，無力無暇寫自己的人生之作，卻眼見對手（文學戰場上，總有高低較量）新書大著層出不窮－－先生的苦澀，包括無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澀，是他文章陰鬱沉重的原因之一。
－－這裡引出一個深具意味的問題：究竟什麼是文學呢？藝術性是否絕對是第一前提呢？
我長久地為這個問題痛苦著。
暫時，我覺得：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吃虧了。比如他花費精力援助過不少年輕人，讓他們成為作家。但是年輕人未必有青春，年輕人易於背叛。蕭紅、蕭軍未必是先生同類。先生放棄了一部分純粹藝術性，也浪費了已有的條件。先生不知道：當年阜成門內的大四合院，以及上海的上層物質條件，對於他的後來同類來說，已是不可企及。除此以外，政府對先生的特殊容忍，在中國史上也是罕見的。他缺乏一種殘酷或者說堅決，也缺乏一種判斷，他吃了虧，苦在心裡。死年出版的《故事新編》，正以一副末世相的怪誕猙獰，向後來人訴說著先生再無大作品的痛苦。
三
尚不僅僅是無法再寫下去，而且既然小作品已經道破深機、便無心再寫大作品；尚有更大的危機。
人最難與之對峙的，是自己內心中一個簡單的矛盾。《故事新編》據我剛剛打電話向專家詢問：恰出版於他的死年。這不可思議－－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經向「古代」求索，尤其向春秋戰國那中國的大時代強求，於是只要把痛苦的同感加上些許藝術力氣，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慄。讀《故事新編》會有一種生理的感覺，它決不是愉快的。這種東西會使作家自知已經寫絕，它們的問世本身就意味著作家已經無心再寫下去。
但是，先生向古史鉤沉是不能自救的。一生看破了學術也看破了文章，更看破了孔孟之道這一天敵的先生，並沒有出口。紹興一帶，正是孔孟之道的深潭。出生紹興，幾乎斷定了先生無法打破障礙。
－－我在結識了、投身於回民哲合忍耶教派以後，常常胡思亂想。我總覺得毛澤東和魯迅這兩位南方人應該知道中國存在這樣一個教派。但不可能，人生有限，知也無限，他們兩人顯然都缺乏這種特殊知識和認識。他們應當遺憾，尤其魯迅先生應當遺憾－－他很可能對這種頑強地在中國活下來的人群一無所知。
痛知中國文化之毒，苦無中國自救之理，又憎惡形形色色的媚外媚洋，而自己最終又不得不向中國這無限的存在去求活－－宛如魔圈，宛如鬼牆，先生孤身一人，自責自苦，沒有答案。他沒有找到一個巨大的參照系。
在沒有解決這巨大的矛盾之前，優秀的作家很難寫作長篇小說。１９３６年先生逝世，留下了費解的《故事新編》勉作答案，但更留下了《狂人日記》為自己不死的靈魂吶喊。何止沒有寫成鴻篇巨著，先生只差一步沒有瘋狂。
讀者既然讀了，也應該做一個理解者。干擾的閱讀是討厭的。我想，我可以反問那位不乏善心的外國人了：你真的可以被稱為讀者嗎？你有什麼資格議論別人的文學呢？
四
臆想和胡說一發便不可收拾。我追憶著一些曾有過的對我的美好臆想，我覺得先生不會討厭我的思路－－據我的胡說，先生或是「胡人」後裔。當然，這是絕對無法實證的。
先生血性激烈，不合東南風水。當然，這僅僅是少數民族對當代漢族的一種偏見。我只是覺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種類病的憂鬱的執掘，好像在我的經歷中似曾相識。中華血脈複雜，歷史上幾次大規模混血；似乎血的繼承是奇異的－－並非是混血後形成新的人，而是人們各自繼承著遙遠的某種秘密。就這個觀點，我請教過遺傳學專業人士，他們對我的胡說不予同意。因此，以上僅是妄言而已。
但我的心靈卻堅持這個感覺，先生特殊的文章和為人，實在是太特殊了。對於江南以及中國，他的一切都太顯得格格不入。我懷疑他的血緣，因為我極端地尊重這血緣。也許胡說更逼近一種把握。胡說應該節制，就此止筆。
回憶中，印象中，他的文章是多麼不可思議呵，眉間尺行刺不成，人變怨鬼，兩顆頭顱在沸騰的鼎爐中迸跳追咬，最後大王和賤民兩顆頭顱都安靜下來，安靜成一對不能區別的白骨－－追憶著，心裡陣陣激動。１９９０年，當被侮辱的中國人也安靜下來時，我滿心殺意又手無寸鐵時，突然想起了這個畫面。這才是短篇小說，有哪一位小說家創造過這樣的文章畫呢？寫出來以後，又怎能再寫長篇呢？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是的，並不需要長篇。
我手頭只有一薄冊《野草》。它在１９７３年的中國印成的精美的單行本，定價只有兩毛錢。三萬字，兩毛錢，這些數字都有寓意－－今天這樣短的散文集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那時如此便宜的定價，使任何窮人都買得起。
而先生本人，序這本《野草》時，他想到過那序幾乎是一篇近主的宗教誓辭了嗎？「地火在地下運行」－－把它解釋成革命和階級鬥爭，是多麼天真；「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的環境，難道不是現世麼？回民稱之為「頓亞」(Duniya)時，對這種現世與精神世界之間界限的強調，難道不可能成為先生的參考麼？對於「智識分子」的諷刺和蔑視，如果有一個溫暖的出口，是不會導致「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的傷感的。哪怕他們有長篇。
但畢竟是先生向中國大聲喊出了孔孟之道的本質。中國的小學和中學強求當年還是孩子的我們背誦這吶喊，實在是太殘酷了。好在那時教與學雙方都不理解。但那時童聲的背誦又太奇妙了；它使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一直鮮活，心沒有受傷然而心也沒有麻木。
是的，「吃人」的孔孟之道將反覆成為我們心靈的敵手。中國人，尤其是有信仰的中國人，應該牢記先生那沾血的吶喊聲。
懷念你，我的先生。
1991.4.
（選自張承志《清潔的精神》（修訂版），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