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庸的日子裡，有時會突然聽見一串樂句，像風在哪裡搖動了一株異樣的樹枝。它與眾不同，不是一般常說的悅耳。它也不同於古典的莊嚴、流行的瘋狂。我至今還沒有找到概括它的語匯。我只是霎時若有所思，一瞬感覺到了心魂被牽扯，有時當場站住，癡癡地聽下去。而它卻多是似是又非；一陣風飄了過去，就再也追不上。遲鈍的失聰的日子又淹沒而來，又將久久地不能和它相遇了。
何止沒有聽出譜子歌詞，即便感覺和滋味也再不能分辨。哪怕固執地尋訪，但是已經追問不清——已經與它永遠地失之交臂了。
這樣的體驗一旦被自己意識清晰，以後再聽人議論歌曲音樂，就會覺得難以插嘴。人不會喜歡自己的沉默；可是怎麼說得請呢，那種奪魂的神秘和親切，那種迷人的坦白和浪漫！
我很少和人談論歌曲。哪怕是當人們談到一些受到知識界和青年強烈支持的著名音樂家；更不用說對那些充斥電視的老鼠腔狐狸眼、對那些廁所蒼蠅一般嗡嗡繁殖的“偽歌”了。
漸漸地我必須習慣一個“偏激”的名聲。因為這個莫須有的結論，我在漫長的、差不多走遍了北方的過程裡，無數次地審查著自己的感覺。不管手裡忙著什麼，我的雙耳總是在傾聽。我用觸覺留意，處處盼著與我念盼的歌子相遇。迎著那些清風般吹拂而來的、使我愛戀的歌，我再三地看到了——在這人間和大地上，存在著洗煉的詩句、特定的和鬼斧天工的旋律、還有導致著一種音樂類型的、幾乎無可概述的神秘氣質。
它們是真實存在的。
無論誰，在他活一世的路上，都會與音樂——主要是歌，發生若干關系，雖然質類深淺不同。我也一樣，我可以用一連串的歌子，把自己的履歷編寫一遍。
我回憶起伴奏著各種歌聲的過去。追憶中我不住地咀嚼著其中的意味。我不禁吃驚地發現，我居然長久地獨自涉水，逆溯著沖騰的水流。那些在往日漫不經心地哼過的小調，正滾滾淹沒而來。它們至今仍在強勁地沖刷著我，繼續著對我的改造。
（一）
1968年夏天，當我和兩個同班同學扒車插隊，混跡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識青年隊伍裡，翻越了張家口大境門一線的長城，緊緊抓牢解放牌卡車的木攔板，奔向蒼蒼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時候，我們嘴裡哼的是清華老團的《井岡山的道路》，是還沒改詞的《長征組歌》，和被大小三軍宣傳隊唱紅的、譜曲不同的兩套《毛主席詩詞》。
在那條劇烈顛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們沒有察覺：自己唱著的歌，和自己將要迎送的生活，其實各自屬於極其相異的文化。
時代的偽裝，相當全面地隱蔽了這種區別。
那時的草原，正在席卷著紅色歌曲大潮。只不過，沒有誰指出過它其實是“漢式”的。那時不僅人人都在唱《毛主席的著作閃金光》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且還正在一個小節或一拍之間，拼命地塞進好幾個蒙語單詞。雖然已經住進這片將要安身立命的草地，知識青年們卻沒有怎麼擔心自己的蒙古知識缺乏。我們只是興致勃勃地在那轟鳴的大一統主旋律之中，和貧下中牧們一起大喊大唱。
——只是，非常不同的是，在這種大喊大唱時使用的，是一種非常新鮮的語言。
最初的蒙語學習，最初的對異質文化的接觸和喜愛，居然就在簡直說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開始了。今天我才懂得：多少人永遠不能接近的一步質變，被我們跨越得簡單至極。此刻回想，只覺得不可思議。
時代的野性也鼓勵了在這個方向上的興趣。因為，突兀地加於我們的，還不僅是壓抑的政治和干癟的“藝術”，更有亙古沿襲的——騎馬游牧生活。
青春的欲望和活力，在騎馬的生活方式中，被釋放和平衡了。
隨著第一件袍子穿破，隨著對牧人生計的熟悉，以及在生產隊（今天叫嘎查）的家族和人群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昔日的北京中學生們闖過了蒙古語言的第一道關口。應當說，在這道關口裡的一片空地上，很多人都停步了。生活總算有了秩序，余下的只是謀生，他們不打算再費力改變。
而且，誰也沒要求過誰什麼。
可是，在另外一部分北京學生的內裡深處，卻不易察覺地滋生出了一個細胞。
起伏的牧草，合理的飲食尤其是奶茶，鮮艷的袍服，駿馬和忠實的狗，慷慨而不道謝的作風，引誘著啟發著他們。追逐牧群作息，觀望水草遷徙的日復一日，使他們的身心漸漸熏染上了一層蒙古牧民的、難以形容的氣質。
壓迫人的政治空氣，並不能阻擋敏銳起來的蒙語聽力。那麼人就會向著魅力傾倒。對於我，就是向著蒙古舊歌的傾倒。
是有生第一次嗎？當我初次從一種異族語言中接觸了那樣的表達時，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是，幾乎就是在感到興奮的同一個瞬間，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和這些歌不發生關系。
“十兩黃金打成的摔跤服，在後背的上面閃著光。”而在草原上聽的時候，它的蒙語原詞不僅比漢譯更富畫面感，而且韻律間還有悠悠的贊歎：
“ArbanLang—ginaltanJodag
Ar—inedegurgilalJinahoi
和漢語是多麼不一樣呵，它居然是首句押韻！a對a，阿勒巴(+)對阿楞（後背）！年輕的我叼著草棍，躺在牧場上想入非非了。真絕呀，接著：“二十兩絲線繡的花護腿，在護腰的下面閃著金光”：
Horinlang-ginholgaitoxiu
Hormuicdogurgilajinahoi
從十兩到二十兩，從穿戴到籍貫，傳奇的摔跤手獨龍章被詠吟了一遍。最後，“百兩重的一頭走騾子，在場子中央小走著出現了”——Jo對Jo，召(一百)對召西（Josin，摔跤場）。當然，還要懂得什麼叫走馬的“走”（Joro），否則想象不出那頭走騾上場時又穩又搖的神態。
牧民們非常耐心地解釋說：走騾，據說是古來角斗場上最高級獎賞。低一級的獎賞是全鞍馬；再低一級是馬，然後是牛羊。我究根問底：那麼為什麼騾子重一百兩呢？牧民們哈哈大笑。
躺在草地上的我，捉摸著這種奇特的性格。這些舊歌子，對詞匯的使用簡練得幾乎吝嗇，比如動詞“閃光”就只是重復而不替換。而名詞則是全套的蒙古話；排著隊一樣，滾滾而來。最新鮮的是，從來枯燥的數詞在這個隊列中無拘無束，活潑又可愛。
就這樣，我接觸了韻腳、音節、詞首和句尾。也是這樣，我第一次見識了樸素而有趣的比喻、排比和比興的藝術。對於一個在一所重理輕文的工科大學附中裡，幾乎從未接觸過文學的中學生來說；對於除了小人書和語文課本，再也沒有誰為自己開闊視野的普通北京孩子來說，這異樣又對仗的蒙古詞兒，是一次新奇的啟蒙。它們像灌頂的雪水，像開竅的一擊，弄得正在草原上尋尋覓覓，精力過剩的，剛剛滿了二十歲的我滿心歡喜。
第一首學會的舊歌是什麼？是《乃林呼和》還是《獨龍章》？時至今天記憶已經模糊了。記不清我那時是用漢字記的音呢，還是用別字連篇的“准蒙文”加上俄文字母和漢語拼音。我耳朵豎直地聽，右手急速地寫，把老人們好不容易才吐露的一句半句，不求甚解，先記下來。
恐怖的政治，從來直接壓迫人的歌唱。阿爸額吉們沒有忘記謹慎，他們往往唱了幾句就後悔了，生怕因為宣揚古舊而招禍。他們在教了幾句之後，往往就神色不安，漸漸坐不住了。“拜！都是舊東西，拜！”他們連連揮手，堅決不教了。但是，我大多已經勝利地記了下來。
由於蒙古長調的用語的樸素和口語化，諸如“大海喇嘛的祭會上，它七十三次跑第一”那樣的奇句，往往讓人一聽即熟，過耳不忘。這種樸素成全了我，使我不至因為沒聽懂、沒記住，而落得過多地得而復失。這種樸素不僅使我感慨，而且至今使我體會不盡。
歌詞因人而異，古歌在每一個歌手那裡都被隨意增刪。我忍住煩，費勁地一個人一個人地反復打聽。後來我懂了，確認一種介乎民間流傳和傳世古典之間的舊歌，是一件不易的大業，歌子的生命也表現在就在於它的衍變。但我的要求不高，我的願望只是大體學會立即上口；只是用這些異色的歌強化自己身上的、那些被我滿心喜歡的牧人味兒。
那是我的最初求學。
我在馬背上游蕩，琢磨著遠近的老人。歌子成了我的心事，我用一切辦法引誘和啟發他們開口。一般在羊群安穩的時候我就去串包，然後端著茶碗哼出半句，他們大多不可能憋住，大都會接下去。當然求學不能只靠這些小伎倆；在嚴酷的草原，人之間的關系在隨人的品質改變。記得在我教游牧小學的那個冬天，有一次刮著凶狠的白毛風，放學時刮得更猛，四顧天昏地暗。我把布德的小女兒抱在胸前，踏著雪把她送回了家。那一晚，布德似乎為了報答，他拉起了四胡，唱了一個晚上——我記詞又記譜，手臂都寫累了。
那一夜在我的經歷中相當重要。許久以來我一直認為，那一夜使我突破了向著底層的人的防線。近來，我又總是想，是那一夜使我靠近了真實的音樂。
蒙古民歌啟發了愚鈍的我。似乎心裡有一絲靈性在生成。幾年時光如白駒過隙，終於，我遇上了那首神奇古歌，當然，它就是長調《黑駿馬》。
至今我依然對這首歌咀嚼未盡。你愈是深入草原，你就逾覺得它概括了北亞草原的一切。茫茫的風景、異樣的風俗、男女的方式、話語的思路、道路和水井、燃料和道程、牧人的日日生計、生為牧人的前途，還有成為憧憬的駿馬。我震驚不已，它居然能似有似無地、平淡至極而又如鏤如刻地、描畫出了我們每年每日的生活，描畫出了我那麼熟悉的普通牧民，他們的風塵遠影，他們難言的心境。特別是，他們中使年輕的我入迷凝神的女性。
這只偉大的古歌無可替代。順便說一句，小說《黑駿馬》在改編成電影以後，我一直覺得不好過多議論。如果只說一句，我覺得電影對那首古歌勾勒的基本游牧世界的畫面，以及它敘述的那種古樸的生活方式，缺乏神會和深究。自然，耳朵和眼睛都隨人而異；也許那古歌能給人不同的印象。它給予我的，是一種異彩的誘惑。多少年了，它總是給我不盡的感歎和啟迪。已經不能計算有多少次，我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一再地對它驚奇不已。
不錯，我已經和它結成了一種神秘的授受關系，好比芨芨草叢生的雨季窪地，它常年浸泡般地，徐緩地改變著我。而我，每當我聽見了它遙遠的流音，我就想竭盡全力喊出一響回聲；我總想以它象征的生活本質，批評傲慢而空虛的文化。
歌子促進著語言。歲月推移帶來的語言的熟悉，又使我學會了更多的歌子。我沒有對證過別的朋友，也許我學的並不算多；不過是，我一直在吟味而已。
至於旋律和曲調，至於蒙古民歌為什麼找到了這種音樂，對我還是一個深邃的迷。我常對它依仗著那麼簡單的因素就能保持的、那麼持久的生命力，反復地暗歎不已。
唱蒙古民歌的訣竅是必須騎馬。
若是不騎馬，無論如何也不會唱得自在。而且一旦馬兒奔馳起來，身隨馬，聲隨蹄，那麼無論是誰，都能傾吐出一串又一串自由至極的、顛簸滑下的長音。歌唱在這個火候上，其實是無所謂好聽不好聽的；只有這麼唱，才能騎姿和唱勢都舒暢，才能使人馬世界還有心情，都達到和諧。
在馳騁和呼喊的縱欲中，人癡醉了，有時我真地覺得自己化成了雨點般的蹄音。歌聲只是在奔跑中的隨意拋灑。盈溢胸膛的，都是日復一日的心事和渴望。在馬鞍上，耳邊風急急呼響，欲望被鼓舞了。旋律話語都不用改變，那種呼嘯顛簸之間的心情，和古歌裡唱過的毫無兩樣。
四蹄的敲擊密如雨點，體重一壓住鞍子，歌聲就被顛得破碎，墜跳閃滑著脫口而出。一霎間歌手不敢相信這是自己的聲音——唱慣了我就胡亂總結：著名的蒙古長調的自由滑落部分，也許就是這樣誕生的。只是，盡管有閃跳而滑落，它的定義仍然只能是“長調”。
什麼叫典型草原呢？也許，只有古歌裡的描述才最傳神。蒙古草原的地理，幾乎原封不動地進入了這種歌曲。
和其他民族比較，比如高山牧場上的突厥游牧民族的音樂比較時，可以看到平坦草原給予古歌的特性。峻峭的森林和冰峰山谷，使得突厥人的彈撥樂就像密集的馬蹄。而綿延起伏的地理特點，卻奪取了蒙古古歌的主調，賦予了它長慢的旋律、舒緩的節拍。因為，只有遼遠地盡著喉嚨和呼吸的極限，延伸再延伸，才能夠得上這坦蕩世界的無限。加上華彩裝飾一般的、激烈的跌化，它描述和抒發了——這無論怎樣疾奔馳驟也走不出去的、草之大海裡的傷感和崇拜。
當我二十來歲的時候，在世界的一隅，我學會了在六合八方洶湧的草海裡，匹馬獨行，心高氣遠地歌唱。那時曾是多麼痛快啊，我記得那分分刻刻的愉悅，甚至是狂喜和興奮。
記得那時我得到了著名的白音塔拉的竿子馬，它的顏色叫“切普德拉”，即通身紅艷，但有銀色的鬃尾和白蹄白唇的的馬。它非常快，飛一樣地下坡時人會失重。一夜，我在從一道山梁向下過癮時身子失重了，霎時心如開花一樣甜甜地醉了，長調脫口而出。我忘情地在高高的音階上揚落跳轉，隨著馬兒沖下長長的草原。顛簸的、妙不可言的歌唱感覺，伴了我一路。
還有一次，但卻是另一匹馬；我在同樣的發瘋般的飛馳放歌中馬失前蹄，連人帶馬翻了幾圈。正是初春，滿地濕雪，我摔了個頭暈眼花。但是坐了起來，呆了半晌，用雪胡亂擦著臉上的血跡，第一個念頭是——唉！我還沒唱完呢。突然我忍不住獨自笑了起來。回到家裡，和兄嫂額吉們一說，大家又是一陣捧腹大笑。
後來彈指二十幾年。
身不由己地，我幾次重返過草原。也許，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感覺“放生”麼？1985年夏天的一夜，我在蒙古哥哥的長子巴特爾的陪同下串包做客。回家時，抬頭看見，正是月上中天的時分。月兒姣好，真的像半個靜靜的銀盤。繁星璀璨，夏夜的草原在暗暗引誘。
我要放縱了。借著滿肚子的酒勁，我半是醉了半是有意地，劇烈地在馬背上東傾西歪，肆情地把當年的古歌一一吐了出來。馬兒沖過呼屏·烏拉，馳過汗敖包西側的丘陵，巴特兒無奈地緊貼著我，他緊張地隨時准備救護，幾次企圖奪過我的馬籠頭。而那時他甚至還不算兒童，只是一個虛歲才兩歲的嬰兒。他把奶子叫“乎”而不叫“蘇”，光屁股只穿一件連褲的羊皮“格登”。
那是實實在在的、美麗的夜草原，墨藍色的天穹下，只有我們倆騎馬飛馳著，穿過一座座氈包，順著傾斜的山坡，飛奔向家。
馬兒馳下山麓，唱調激越起來，尖銳的拖音在高揚處還能三折三疊。我興奮得想哭。在北京，平日裡，我哪能這麼痛快地大吼大唱呢？後來，巴特兒說我那一夜是完全地爛醉，“aimor！（嚇人）”，他說。而我明白，我是清醒的。原來自古牧人一旦有了心事，就在馬背鞍上，把它緩急輕重地卸掉。我要用草原的夜歌，把心中的堵噎酒盡吐淨。
到了1996年，從我插隊數的第二十八個年頭，我又一次回到草原。因為額吉逝世了。二十八年過去，世事滄桑，牧區富裕了。家家都端出健力寶和啤酒，我穿著團花的嶄新緞子長袍。依然是巴特爾陪著我四處轉悠；只不過他不是騎兵護衛而是駕駛員，我坐在他的嘉陵牌摩托後座上，聽憑這小子馱著我，以八十公裡的時速危險地從山頂筆直沖下。
我憶起十幾年前，老人六十一歲的“jil”（本命年）時，我們就在這裡，在爐火熊熊的烘烤前，圍著她此起彼伏地唱起《乃林谷和》的情景。嫂子的破長袍拖到地面，她攪著鐵鍋裡翻滾的奶茶，銅勺不斷地朝鐵鍋流下棕色的小小瀑布。她帶頭唱起了那首歌唱母親的古歌，調子起得又高又陡。大家應和著，不知怎麼都有些羞澀；因為當著老人動了感情。歌聲高銳地拔地而起，久久地繚繞不散。我當然使出丹田之氣緊跟。我唱著，也捨不得地注視著。那一夜多麼難忘，我們復習古歌和往事，爐火照紅了臉龐，長調從半圓的蒙古包天窗扶搖而去。
老人在應該離開的時候離開了，沒有拖累和病痛。我雖然因她的逝去而長途奔來，但是我懂得，牧民的習俗中並沒有吊孝。我還是只休息身心，半躺著喝奶茶，用蒙語扯家常，在巴特爾陪同下出游。
我和哥哥的話題依舊：孩子，燃料，畜群，羊毛價錢。我們都覺得，彼此誰也沒有變。我們避免過多涉及母親的話題，盡管我們非常清楚，我們都在想著她。
我們都喜歡一面散漫地談著，一面在硬盤左近散步。遼闊的草浪方圓之中，少了的只有一個人，那位生養了他和影響了我的蒙古母親。草浪在靴子上摩擦，歷史就在眼前。一股無聲的氣氛，莫名地在四周升起，又輕悄悄地四散落下。我感到了古歌在走近，就是它，那音樂和汗烏拉的草海一樣浩渺蒼茫，它逼近著，我簡直就在與它對岸相望。《二十八年的額吉》，我突然想到了一個題目。
那一夜我失眠了。以前的我從未在草原上失眠過，那一夜我滿心都是句子、單詞、排比和比興，都是騎手們爛醉地縱馬馳過，高喊著我寫的歌詞的幻境。
一夜過去了，我編成了幾個半截的句子，幾個想用的關鍵詞，幾個……一個野心突兀地出現在我的心頭。我的心思被它俘獲了，我一下子沉浸在對久疏的蒙語的尋詞摘句之中。
次日我用筆寫著想，又多了幾個半截句子，幾個比喻，幾個想法的表達。
次年，我還在對著它發愁。盡管心中反復湧起著一團強烈的堵噎，盡管旋律有時已經轟擊和裹挾得自己不能忍受；歌子沒有出現，紙上的它，依然還只是一些句子、幾個段落、一行行蒙文。
一直到了今年，到了寫這篇散文之前我還沒有放棄幻想。我想在這一節收尾時使用它。但是歌沒有寫成。我絕望了：我缺乏足夠的修養和才力。
二十八年變成了三十年。盡管我真地從對一種古歌的喜愛，神差鬼使地走到企圖寫一首如此的歌；但是，萬能的造物平衡著人的成敗，限制著人的野望。
絕望並不痛苦，它是溫暖和深沉的。在計劃以後寫的散文《二十八年的額吉》裡，我會把那幾個零散小節和半截句子整理一下，但是我已經不會強求了。
也許可以說，在蒙古草原上的日子裡，我聽見過自己這條生命的、可能的和最好聽的歌唱。馬和歌，我發覺“這一個我”正合我意。如此一種感覺，決定了此生的我做人與處世，惠予了我以幸福和成功，也帶來了我要接受的一些麻煩。無論如何，感激草原，它使我遠離了另一種——我想是可怕的存活方式。如今回顧，何止單單是一時橫行的“紅文化”；游牧烏珠穆沁和蒙古古歌的履歷，托拽得我如同墜落一般，劇烈地傾斜了自己的選擇。
我開始朝著一個魅力世界墜去。一個幽靈已經潛入了我的肌骨筋絡。它在我的深處凸動著，催化著血肉的一次次蛻變。直到今天它還在鳴響著、掙跳著、不可控制、重現不已。我不知道這是禍是福，我不敢判斷究竟該驕傲還是該自省。我只知道它使我此生再無法回頭。反正它不會全是壞的；至少，平庸順從的人生，猥瑣噤聲的人生，與它賦與我的氣質，已經不能協調。
（二）
隨著一個個的變化，後來我從一個職業牧民變成了一個職業寫作者。裹挾著我的時代也從六十年代來到了蛻變更新的八十年代。現代正沖淘而來，帶著炫目的色彩和轟鳴般的聲響。
憶起八十年代的文學環境，可能不少人會有多少的惜春感覺。時值百廢俱興，現代藝術如強勁的風，使我們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穿著磨破的靴子、凍疤尚未褪盡的我，那時對自己教養中的欠缺有一種很強的補足願望。回到都市我覺得力氣單薄，我希望捕捉住“現代”，以求獲得新的坐騎。那時對形式、對手法和語言特別關心；雖然我一邊弄著也一直在琢磨，這些技術和概念的玩藝究竟是不是真有意味的現代主義。
文學領域，特別是小說領域的故作玄虛和曖昧怪奧，使我淺嘗輒止和心裡疲倦。一個朋友的介紹，使我偶然地碰上了岡林信康的歌曲。初聽時雖然有振聾發聵的新鮮感，但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遭遇，對於我見識“現代派”有多麼重要。
關於日本歌手岡林信康，我已經寫過三篇小文，還有他的一張CD解說詞。此外用日文發表的，還有我和他在《朝日Journal》上發表的對談《從兩個邊境看到的文化》；以及論文《絕望的前衛》。我不願寫得更多；我曾表示，就對岡林信康的分析和介紹而言，以上的文字已經夠了。
但是在我的音樂履歷中，這一格如同學歷：一個被蒙古草原的古樂塗抹過耳朵、但還不能掌握它的含義的現代人，或許需要一個類似學院的階段。誰也不能拒絕現代。如果歌聲和音樂真的與人的進步息息相關，那麼音樂的路上必須有一個究及現代的階段。
對於我，那是離經叛道德、極其新鮮的體驗。我久久地不能分辨，它的聲音，是肉體？還是一種質地的美？好長一段時間，我的聽覺和思路，在這些念頭中間被撕來扯去。
過分清晰的，帶著喘息和胸腔震鳴的原樣的肉聲，給了我異樣的、首先是生理的感覺。有一個評論家說，他聽岡林的音樂會時，像被鐵錘猛砸著後腦。那種過度的刺激，把人幾乎是一陣風般擄掠而去，使人完全不能抵抗。
不用說我們聽膩了贗品和惡心的作假，這種嗓音當然因人而異。只是他不同，十幾年聽著，不管我怎樣審視和挑剔，我還是一次次地肯定了他。他的音質很難形容，哪怕在震耳欲聾的喧囂聲浪中，也藏著那一絲特質。他的聲音比常人高出一階，這不單使他在嘶吼中游刃有余，尤其在低唱時，帶有一種透明的男性質感。
這個質感很特別。我發現由於這個質地，他和別人區別得很清楚。在錄音帶或唱片裡，尤其是在音樂會的現場，只有那一絲本質任他回避而不能掩飾。它時隱時現深藏又閃耀，如隱現的磁場，悄悄地抓著聽眾。是的，哪怕他在唱得最放縱最瘋的搖滾時期，那些怪誕野蠻的話語裡仍然挾著一股神聖的因素，使人不斷地聯想到歌手的牧師家庭，和歌手的唱贊美詩的幼年。
與歌聲共存的，是歌唱者的臉龐。那樣的歌，要求著與歌手徹底一致的形象。後來岡林信康曾經對我開玩笑說，他可能有俄羅斯血統。裝幀者曾利用他的形象，在一張唱片廣告上把他畫成一個十字架上的耶穌。他有一雙低垂的眼睛，長發蓄須，在日本人中罕見地拔群。變幻的燈光照射之下的他，回蕩的聲浪浮托之下的他，給了默默聽著的人們一個美男子的確認。
這些是視聽中的現象。只是他的現象特別誘人思索。誰都知道，缺乏內容的表層，是不會達到美的。如果從1983年開始算，我追蹤和傾聽了他十幾年，漸漸地我明白了他始終在竭力調動著自己復雜的經歷，順遂著自己的天賦。
他立志做一名牧師的少年時代，他練習拳擊以感受痛苦的故事，他的考入同志社大學神社部又退學放棄教會的選擇，他的著名的在山谷貧民窟出賣體力、當雇用工人的體驗，他買了一把劣質吉他一鳴驚人的傳奇，他的作為六十年代左翼青年的“民謠之神”、大紅大紫的記錄，以及又突然遁入鄉間自耕自食的行為，他的被人牢記不忘的名曲《山谷布魯斯》——，他不僅極盡了歌星的風流，更積蓄了寶貴的體驗。
三十年一彈指而過。其實如果缺乏底蘊，那麼過了中年以後，明星的能力就大多衰竭了。對於藝術和思想來說，時間的含義是嚴峻的。
在日本，六十年代的群星紛紛凋落以後，唯有他，不僅能成功地重返舞台，而且還能再三地掀起波瀾、保持著自己的存在價值——我想，他的異乎群類的特殊體驗，是關鍵的原因。這種向自身經歷強求力量的努力，有時甚至使人覺得難過。他在1986年9月和我的對話中，突然說過這樣的一段話：“還是最近，借著老父親做手術臨死的時候，才終於寫出來一首。可是結果呢，老頭還是沒為我死掉。”在場的人一片哄笑。他指的是抒情的《’84冬》，一首凝視著病床上的父親的歌。日後我幾次重讀那本《朝日Journal》，總是不由得盯住這段話，心裡不是滋味。
只有開一代風氣的鮑勃·迪蘭（BobDylan）才擅長的寫詩才能，在這個日本歌手身上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詩句不定不羈，人們很難猜出他的念頭由來。這種自由的才能在早期就已經顯現，他能在凶狠粗重的搖滾和囈語中，突然插入非常直接的輕柔抒情。比如《Hobitto》。他編了一個自己在“Hobitto”（咖啡館）裡遇上一伙要去示威的左翼學生，由於那些女大學生嬌聲邀請，就決定和他們一塊去跟警察干。半路上碰上一個唱他的《朋友啊》（此曲一度被當成小國際歌使用）的青年，捉弄了那害羞的青年後繼續前進。看了警察後他掄起武斗棒，對准警察的腦門一劈而下——而警察也在同一瞬間掏出了手槍。岡林信康唱得又瘋又癡，節奏快得如同快板書。兩段相接的當兒，他居然還對唱片外的的聽眾說：“您受累了”。而“究竟武斗棒劈開了警察的天靈蓋還是沒有劈開，警察的手槍裡是打出了子彈還是沒有打”，他的結尾句是“請聽下回分解”。
而在一堆如此的亂暴合集中，他又突然用單調的口琴聲和吉他和弦伴奏，唱起秋天的紅葉，風中的蘆草；敘述“姐姐已經有了，已經有了第二個孩子。前面的小五月子，已經成了，已經成了小姐姐”——表露他寧靜的另一面，表達他比普通人還要平易的感情了。
我又開始有了一種模糊的觸覺般的感受。
那是繼草原以後，對一種語言滋味的不確切把握。岡林信康的歌曲使我對又一種語言有了體會，日語的語匯限度和曖昧、它的特用形式，使得這種語言常常含有更重的語感。他的歌詞則在這一點上更突出；時而有入木三分或使人受襲擊般的刺激。而我並沒有太留意：我正在雙語的路上增加記錄。
我覺得這都是為著躲避；為著躲避人們要求他暴露真心的逼迫。一切都是依仗才能，當然伴隨著捕捉旋律的作曲才能。藝術的殘酷說明著社會的殘酷，人好像是享受藝術，而實際上是在享用藝術家本人。這個道理，經過中國的政治空氣濾出以後，一分分顯得令人心悸。
岡林信康的作曲由於涉及了廣泛的形式，其實應該受到更充分的評價。從早期的FolkSong，到大潮大流中的搖滾，到電吉他以及大音響效果，再回頭到日本的演歌。“演歌”其實是“艷歌”的一個變稱，顧名思義，日本流行的大多數演歌都相當俗氣。可岡林的幾首還是有一股清純，作曲也地道至極。其中有兩首，是他為盛名經久不衰的演歌女王美空Hibari（有人譯成美空雲雀）寫的，但美空當然不可能反映岡林信康在農村自耕自作的意境，所以她唱得並沒有岡林的男聲唱得好。美空與他之間的合作，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明星行為。
但是，左翼之星的政治標簽，不管他怎麼撕，還是牢牢貼在他的臉上。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連我這樣一個中國人，也不知幾次地目睹了聽眾強求他重唱抗議歌曲的場面。而他似乎毫無禮貌，在樂器譜架之間和台下的聽眾爭吵，臉上是滿不在乎和惡作劇的表情。只有少數朋友才能透過那種表情，看出一種受傷的野獸般的絕望。對政治的恐怖，居然能迅速變成對眼前觀眾、對圍著自己的人們的恐怖，這種苦味，他不知早於我多少年就嘗夠了。
而當他剛剛宣布要用類似中國的“呼而嘿呀”的“en—ya—to—to”做主旋律時，我完全沒有相信。關於藝術的諾言常不可信；不敢斷定哪一招是真心，哪一招是招攬。即便是被環境逼迫吧，藝術家常會有冷靜的狡一面。
但他看來決意已定。整個九十年代他沒有再做改弦更張，每一首歌都使用最傳統的日本民謠號子做旋律和節奏的基調。包括《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和不久前他剛剛寄給我的、紀念早逝母親的《風歌》；即便在這類最適合他本意的心底抒情中，他仍然放棄folksong唱法，放棄微微歐化的修飾，放棄現代派的習慣，把心情納入大鼓和竹子的單調打擊。我記得那時已是1992年，我已經自以為對他做到了掌握，就在為他寫的CD《信康》的解說詞中藏入一點微詞。後來在北京，又在為周刊《AERA》使用的一篇文字（只用於采訪者引文，沒有原樣發表）裡，委婉地對他的尋根表示了不同意見。我第一次用文字建議他回到依靠詩作、進行獨自一人、一把吉他的路上去。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態度居然在私人的書信之間也那麼堅決。他讀了我給《AERA》的原文後回信說：“我明白一把吉他彈唱是我的一部分才能。但是以它作為音樂活動的中心，會不會變成對尋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我有這樣的恐怖心。因此，不能那樣。”
我建議的，其實是他的“無拳套的演出”（BareKnuckleRevue）方式。而他卻早留意了我對政治的拒絕，因此他干脆斷言抒情與政治之間的危險關系。只是話裡行間，還有更多的難言之隱。我幾遍地讀著，這封信，應該說是他的一次尖銳的內心暴露。我暗暗感到震動。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連幾張“成人pop”裡嘲男笑女和糊塗亂抹之後，終於走上了“無拳套的演出”。他考證說，在1867年規定拳擊必須戴上皮制手套之前，拳手門是用精拳搏斗的。音樂在沒有電氣設備音響伴奏之前，歌手們也是用肉聲唱的，因此，Bareknucklerevue就是扔掉歌手的電拳套，放棄一切音響和工業化手段，放棄如今的歌已經離不開的電氣化粉飾和掩護，像古時那樣精拳上陣的斗士一樣，以真的“歌”面對人們。不用說，這樣的觀點使我深深贊歎。這樣的歌，和我在蒙古草原上朦朧跟隨過的的歌，似乎有著一絲維系。
那是我真正明白岡林信康不同凡響的一次。他依然是前衛，如兄長一般又走在前面。如同一個暗示一樣，我已經覺察出，我的文學也在走近同樣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類似的抉擇。
已經不是七千人擁擠在日比谷野外音樂堂歡呼的時代了；他一把吉他，獨自一人，在各種館捨、廟宇、結婚式場、青年會，農協、酒館飯店——發動聽眾鼓著掌給他伴奏，讓歌聲和淋漓的汗水面對面地迎著他的聽眾。他的“無拳套的演出”遍布日本每個角落，幾年裡，一共進行過近三百場。後來到了九十年代我們又在日本重逢，他告訴我，1984年6月9日，我在東京EggMan聽過的那場如醉如癡的演唱，原來就是Bareknucklerevue的大規模實行的開始。我總覺得，只有他，只有回到獨自一人的無拳套的英雄路，才使這個BobDylan的日本復制品終於在一步之上超過了BobDylan。因為那種合唱逼近了歌唱的原初，它造就岡林信康達到了一生藝術的頂峰。
但是岡林信康顯然並不像我這麼重視“無拳套演出”的意味。他的悲劇在於，他今天對日本號子的宣傳，和昨天對“無拳套”、前天對演歌、更以前對回歸農村的宣傳是那麼類似。在日本他的聽眾已經很少，他在試著接近亞洲。而亞洲是歌舞的淵藪，不僅有能力問題，他的常識是否夠用也日益嚴峻。1993年的CD裡有兩首蒙古題材的創作，那簡直是敗筆，令人不敢聽完。
日本的六十年代人，包括他，如今都進入了五十歲。前幾年在東京，我問過他對“以後”的考慮。他說：我除了唱什麼也不會。最近在《風歌》的附信中，他主動提到他的五十歲，但他說他要做“新的出發了”。在歌詞以外，他還是只傳達自信。我沒有讀出一丁點傷感，他的筆跡依然草率輕松，用語漫不經意。我讀著有些難受，旋即又覺得多余。
寄來的《風歌》還是試聽帶，依然使用號子的底色。其中的題目曲《風歌》一首，是岡林信康頭一次涉及他早逝的母親的歌。
也就是說，他的決心是真的。他決心把自己一切最寶貴的，都在這激烈、單調、有些古怪的竹木笛鼓之間孤注一擲。
茫然地聽著一陣陣的號子變音，我猛地想起《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那大約是在1992年，他在受到尾奇慧之死的刺激後，寫出的一首堪稱最真摯的自敘傳的歌。歌手尾奇慧死於年輕的二十六歲，他的歌尤其他的死贏得了成千上萬的青年。電視上接連幾天一直播著痛哭的年輕人吊唁的鏡頭。岡林信康對尾奇的死，用《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進行了發言。詹姆斯·丁（JamesDing）是個流星般的演員，幾乎是與成名同時就死了，也正因為他活得短暫，他在死後就更加出名。人人都愛看他的電影，他成了年輕地走上藝術祭壇的象征。岡林信康的這首歌在東京的首次演唱時，是在日清大廈裡一個可以邊吃邊喝的場所。再不是沖破警察維持的秩序、跳牆擠入大海、數千人共同狂吼狂歡的年代了；如今他的會場首先要滿足客人胃口的品嘗，然後再給客人添加音樂的品嘗。
一個歌手死去了
只有二十六歲那麼年輕
他被人們捧上了祭壇
從此變成了詹姆斯·丁
我曾經被歌累得疲憊到了盡頭
一直逃到了深山野村
那年剛好也是二十六歲
而且至今又是二十年
記得唱到這首歌時，沒有太多的聽眾注意他的表情。隔著變幻色彩的照明，我記得他如同一尊雕像，稜角鋒利，目光冷漠。這首歌的配樂如同竹子的鳴嘯，絲絲淒厲。在激烈蕭殺的竹木伴奏正中，他抱著吉他，反復唱著這樣的副歌：
雖然沒有成為——詹姆斯·丁
但是能夠活了下來，還是該說，真好
我不知道，使用母語聽人如此表白時，聽者會不會感覺舒服；我更不知道，使用著母語，對著人唱如此坦白私心事的歌時，歌手的感覺會是怎樣。但是無論我有過怎樣復雜的心境，當時我並沒有留意——《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的作曲，用的就是傳統的號子變調！他的小樂隊汗流滿面，重重地打擊著竹筒、三弦還有震耳欲聾的大鼓。特別是竹子；他的樂隊頭目是忠實的平野，一個人負責編曲、旋律吉他、電子琴、以及最主要的擊竹。他把砍來的竹子挑出不同質地的幾節，制成一個打擊竹樂器。我一直暗想這麼干不如干脆打梆子，但是那一次——我突然聽到了一排竹筒發出的，無可比擬的淒厲傾訴和逼人的效果。
像農民號子一般晃動的、古拙的節奏單調的音樂，淹沒了岡林的吉他。一派不易形容的聲浪，使得手持吉他的他，完全抽象成了他的形象。我想，當年，他僅僅二十幾歲的當年，在萬眾歡呼中緊握吉他，唱著震撼了一個國度和一個時代的《山谷布魯斯》時，他的形象一定就是這樣。毫無疑問，因為我清楚地看見了一種永遠不變的、人的質地。
追憶起來，居然一直聽了他十八年。我不僅覺得珍惜，而且意識到這已是我經歷的一部分。以他為入口，我接觸了現代形式的歌曲。這種學習和蒙古草原和長調不停地撞擊，催我總是在一個念頭上捉摸不完：究竟什麼才是歌。當然，概括一個深刻的結論不是我的事；我只是覺得，流水般的悅耳音聲流入心裡，人的內裡不再僵老枯硬。音樂的流水直接滋養著我的文字，若不是幾條小溪分別注著活潑的水，我早就在那些呆傻的干癟作文裡死掉了。
我的體驗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我驚奇和感到親切。我愈來愈習慣了以他為參考，對一個蹣跚在嚴格控制裡的作家來說，對世界的參考是極為重要的；只是大多數人只參考文字，而我喜歡聽歌。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對岡林信康所下的功夫，已經使不少日本人覺得過度。可是我想，他們不懂得在藝術懸崖的邊緣上站著的個人，需要的心境是什麼。時間積壓太久了，我自己也追究不清，到底我為什麼那麼長久地聽他的歌。我無法擺脫一種辨別後的美感。他的歌被我比較過、判斷過多次，我不能否定自己的聽覺和感動。我總想作證，他的歌裡確實有著美的質感。
後來孩子也開始聽他的歌了。女兒經常邊聽音樂邊做功課，以減輕沉重作業的壓迫。但她說：“不能一邊做作業一邊聽岡林叔叔的歌。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不用說他的詞，單說那嗓子吧——太好聽了！”我這才敢信任了聽覺。或者孩子的感覺更可靠；由嗓音傳達的氣質，還有人的某種不易解釋的內涵，當然還有直接反映思想的歌詞，區別著現代的歌潮歌海中的真偽。
他的男聲獨訴在房間裡傳蕩。又是最後扔開手裡的筆，干脆一聽到底。一張張唱片走著自然而曲折的路，如今我抽出任何一首，都如同電影的切入，看見他那時的形象。是的，歌子未必曲曲經典，偶爾敗筆甚至一個時期的迷茫確有存在；但那形象的美從來沒有消失，盡管，我也開始看見他的衰老。
十數年的歲月裡，聽岡林信康成了我的休息，也成了我的功課。後來他對我不再是什麼現代主義的參考，而只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兄長。我們有了淡淡的、但是彼此相敬相遠的私交。他是我因游學和打工而結識的眾多日本人中惟一的名人，但卻是這眾多中最平易的一個。
和他在一起時我經常想，其實成為明星並不難，只有獲得美的質地最難。若是具備這種本質，旋律和流暢的作曲會來到，有力而富有靈性的文章也會來到。它們都不是欺世文藝的花屁股。
在接觸本人與聽他的歌之間，存在著奇異的距離感，也感受到巨大的原因。就是這樣，一面覺得不可理喻，不能相信這風暴般的搖滾居然從詞到曲都出自他的筆下，也不能相信那排山倒海的音響是源於他的口齒之間；另一方面，又覺得道理簡單至極，從來如此，最棒的一個才最樸素。
我還在聽他。雖然他目前堅持的“en－ya－to－to”形式使我多少有些擔心，但是我對他的傾聽已經是我的個人行為。他的聲音依然高人一階，但是已經失去著引而不發的余裕，和令人艷羨的那種豐滿。他的聲音在不易察覺之間帶著一種嘶啞。這更使我凝思屏息，聽得緊張而集中。不，不要緊，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在他隨著他喜愛的大自然逐步遠去的時候，歌聲並沒有失美。在我聽來，他清清楚楚地在那些旋律節拍之間，在高亢淒烈的竹子擊打中掙跳，高傲而孤單。他依然與眾不同，一如舊日地閃爍不已。是的，仍是他人不能企及的獨特光芒。
確實，無論是歌，無論是文，決定的因素從來沒有變，最終決定的還是有血有肉的東西，還是人的真摯、拔群的氣質，還是血肉的美。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日譯本《北方的河》正好在日本出版。出版社居然找到了他，而他，這前任“folksong之神”的岡林信康，居然為《北方的河》寫了封套環帶上的一段話：
大約十年前，讀了張在日本雜志上發表的岡林信康論，我從心底裡流出了眼淚。他是“紅衛兵”這個留在世界史上的詞匯的命名者；在沉重的前紅衛兵標簽之下，持續著實現自己的嚴峻旅途。我想，正因此，他理解了在民謠之神的標簽下痛苦的我。人都是為了成為自己、為了實現自己而活著。在如此之深的的題目下的這個故事，我只能祈願，它能夠在日本被盡量多的人讀到。
他提及的岡林信康論，指的是我寫的論文《絕望的前衛》。我是在拿到書之前聽說他為我寫圍帶的事的，我有些震驚。因為這一段話將隨著每一本書，在大大小小的書店裡為我促銷——在書滯銷時更會與書一同被冷落。他是在為了我破例。我心裡掠過強烈的不安，如果我在東京也許我會阻止這件事。但是，看到他的名字印在封面洶湧的黃河浪頭上，我又覺出一種莫名的安慰。也許對一個日本歌手來說，靠近偉大的黃河，並非是一件小事。此外，他講及的話題，於今天的我更非無所謂。我不知道，此刻在我心裡湧起的，是否也是流淚的感覺。
我還會繼續聽下去的，懷著善意的關心、學習的姿態和嚴肅的質疑，直到或是他或是我先一步離開。已經不是簡單的愛惡贊否，岡林信康，這個存在給了我一個完整的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例證。他使我覺得親切，也使我在雙語尋求的路上更有信心了。
（三）
我是在很久之後才覺察到，我愛聽的歌，大多不是由漢語表達的。已經有人非難，我自己也暗暗吃驚。
有一陣我主動補習西洋正統，托朋友買了一大批磁帶，也去聽音樂廳和朋友的演奏。那些縹緲的演奏確實使人如夢如幻，我也自覺很喜歡。但在請教時我總有一句話說不出來，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聽著，我沉默。行家的解釋好像周密，但原因是曖昧的。他們說的不是被襲擊時的感受，而是一種秩序般的詮釋體系。人不能在聽覺上也隨波逐流。我委屈地想，該有一針見血的、本質的解說，在我找到它之前，我寧肯應聲而去吧。
宿命的是，漢語之外的啟發還剛剛開頭。
是的，語言幾乎不能更替。回憶蒙古古歌和岡林信康的時候，我只須十數一二。喜愛的歌，會使人對一部分外語記得爛熟，並且使人悄悄進入他的語感和分寸之中。然而真是學無涯；後來我多少次對朋友說過——臨死前若是問我有什麼憾事，我就說，此生沒有掌握哈薩克語，此恨綿綿！再後來，隨著我對塔裡木南緣的文明開始了解，更對維吾爾渾如天成的文化構造禁不住地驚歎；我又斟酌好久，最後把這句遺言裡的語種，改成了維吾爾語。
在老城舊街的深巷裡，若是彷徨良久，而並沒有一個了解你的維吾爾家庭，人會覺得難忍的孤單。我聽說過葉文福（他才算得上是詩人）的一個故事。他從喀什到烏魯木齊的長途車上，和滿滿一車維吾爾人同路。維吾爾人唱了一路，照例唱得瘋瘋癲癲。而葉沒有言語，也不熟悉他們。他枯坐一路，那時的喀什路要走六天。車到烏魯木齊，滿車的維吾爾人心滿意足地下車了，沒有人理睬他。等到葉踉蹌下了車，他抱住一棵樹，號啕大哭起來。
這個傳聞使我感動不已。他能夠為這樣的事而哭，這是詩人的記號。
和葉難過的一樣，我的命運也僅是旁聽。聽見了，愛上了，心裡發燙了，又無法深入，被拒之於外——那真是可怕的折磨。為了掙脫葉文福的厄運，我在喀什到烏魯木齊的路上拼命跟上他們；我跟著大聲哼曲子，喊伴唱的吆聲，迅速地大致模仿哪怕一句，使勁地加入進去。他們露出了有名的微笑，不斷回過頭，向我瞟著鼓勵的眼神。鄰座的胖大嫂干脆唱一個副歌是“郎呀郎，親愛的郎，你要找上一個好對象”的怪裡怪氣的知青歌來安慰我。
後來不再那麼慘。我多少學了幾段，多少進入過他們的環境。在果園子裡，在朋友們歡聚飲宴，在長途灼熱戈壁路上。但我雖然努力加入還是停在表面，擺脫外人的遺恨是那麼難。這使我不能容忍，我幾乎打算撤退回頭。只是，在每一次的離別之後，那快活的耳音，那亞洲腹地的氣息，又挑逗一般不依不饒地追上來，又一陣陣不由分說地摩挲充灌！
它使人迷亂，它一陣陣誘得人不由得把雙肩著了魔似的漸漸端起，兩腳蠢蠢地尋找節拍。它被它的環境發酵得愈加濃烈，眼神都乜斜了，嘴角閉著微笑，白楊葉子也嘩嘩地響著切分音。一頭撞上了它，我怎麼不暈眩，我只想一個勁地沉入進去，向著它紅艷或漆黑的神秘洞底。
這可是不折不扣地聽音樂。由於不懂歌詞，我聽的是單純的音樂，就像都會裡那些古典西洋大曲的崇拜者一樣。只是它可不那麼大雅大器，它不需要解釋，它新鮮明艷，它給人悅耳和心動的時刻，它不是“皇帝的新衣”——但是，它究竟是一種什麼音樂呢？
他們在塵土飛揚的廣場上唱，在烈日炎炎的沙漠路上唱，在新娘子害羞地不抬頭的婚禮上唱，肥胖的大師傅在在油煙彌漫的灶台旁唱，蒙面的窮苦女人和傷殘的乞丐，在清真寺的尖塔下唱。我被它引著領略悅耳和心動，可是我哪裡敢解釋。
所以在這篇隨感裡，前兩節我能依仗經久的體驗，而筆行至此，我只能大致追著直覺和感覺。我無法彌補這個缺陷了；誰叫我多少次猶豫，沒有決心攻下這麼美的語言。我惟有的僥幸心理是，歌畢竟是音樂而不僅是歌詞；也許，歌聲可以用直覺和感覺來判斷？
為了確認再次西行。而一旦再次踏進，感覺如封存後的發酵，它深沉了。它不再那麼明麗，又一次在心中掀起的，是又似無形又在湧起的重重大潮。
絕望其實往往也是希望，我最終不能容忍自己與它無緣。
在帕米爾的高原，那年夏天可怕的暴曬就象世道，地皮被曬焦了厚厚一層，踏上去立刻升起一股白煙。聽說有一個婚禮正在舉行，我趕快跑了去。院落裡積著一尺厚的黃土粉末。即便那樣他們跳得滋味濃足。他們一個個深眉俊目，銳利的眼睛在挑著塵土的舞步中柔和了，嘴角掛著優雅的微笑。兩個男子吹著鷹翅骨制成的骨笛，兩個女人擊著大張的皮鼓。就那樣兩支笛、兩張鼓，他們不間斷地奏出撩人的曲子，那異樣的旋律不可思議。我目不轉睛地聽到天色昏黑，沒有歌，只有單調的四件樂器裡流出的魅人樂曲。
我絕望於捕捉和記憶。那一刻我明白了，做什麼都是徒勞的，此刻就只該這樣與他們同在，加入這肆情流意的中亞情調。背後是近在咫尺的冰峰，在塵埃中，它若隱若現，如秘如讖，強大地吸引著渺小的我。
一個白皙的少婦接過了手鼓。它仍然擊打著那個節拍，只是一舉手一側目，明眸瞟過或淡淡一笑，都使我陣陣受傷。她簡直不是此界的人物；我猜，一定在只有最古老的兩大文明混合時，才會有如此的美女誕生。是哪兩大文明呢，突厥和土火羅？或者是印度和波斯？誰也再不可能猜測了，只有她的鼓點伴著鷹笛的婉轉，匯成世人不知但魔力無垠的音樂。舞步在凸凹的土地上輕挑慢踏，長長的睫毛在肩頭上面垂下。險峭的高原也被暈染了，我被蒙裹在色彩裡。這種歌，這種音樂——它是一個魔女，不留一絲殘剩地，專門掠奪和俘虜人心。它又是一副甜甜的毒藥，誰飲下去誰就再不得脫離。
不能看著美逃跑。我在想辦法，總會還有一些辦法。
漫長的日子裡我魂不守捨，中了魔症般一次次進入秘境。哪怕在最嚴謹的學習中，感覺也是無法推翻的：這是一個文明林中的魔區。除了咬著牙一次次反復奔波著靠近，除了多少學幾句話幾首歌，除了做些微的語言急救之外，我使出了吃奶的勁，從其他方面補充。也就是說，閱讀、學習、考古、旅途，反正追著它，不捨棄。我讀著，聽著，一點一點地了解著它。漸漸地我的視野不再那麼朦朧，音樂開始顯現一點輪廓。
它不是一道支流，它是一個樞紐或者核心。這和亙古的、我熟識的那種牧民的長嘯不同。綠洲像串起的文明珍珠，這裡本身就是一個發達的文明中心。遠古的伊蘭人（這個概念准確麼，反正是一種印歐人）、粟特人在這裡大規模活動過，雖然在史料上無聲無息。
後來突厥南下的浪頭重重滾來，突厥化使得牧人的長調得到了質變。直到蒙古鐵蹄激起的狼煙散盡以後，西方和東方在一個扭結上再生了。
很久以後的突兀一天，人們才猛醒般悟到，伊斯蘭是新文明響亮的名字。所有古伊斯蘭的、土火羅的、印度的、突厥的和回鶻、阿拉伯的和波斯的一切，都響起了魅力十足的鮮艷旋律。當知道了這些以後再轉過眼睛：它正如醉如癡地唱著，它和它更富魔力的音樂形象遙遙微笑著，望著目瞪口呆的我。
第一次，這回是我獨自笑了。因為恰巧我新配了一把鑰匙。
秋天，秘密地帶著我的鑰匙，我又一次奔向沙漠南緣，奔向我已經對它刮目相看的喀什葛兒和葉兒羌。
英吉沙古城的這個夏天依然酷熱。白楊樹和葡萄架的葉子在肆虐的日曬下，已經不再綠閃閃地抖擻。夾道的囊坑鋪子，沙啞的歌聲琴響，這情調任世道變遷不改底色。女人長裙，男子花帽，滿街都是神秘異域的眼神。眼中是熟悉的中亞小城風景。心裡示翻卷的波瀾。渺小的我，終於在一群維吾爾人中間，被他們緊握著，簇擁著，走過他們的風情街道，走進他們的干淨庭院。二十年後，終於有了一個改變。在那個炎熱的正午，我獲得了和“它”關系的改變。
我也許已經累得衰老，但我懷著的，還是那年喀什路上的那顆心。那年我不會一句，而今天——我掌握了幾個關鍵詞。
我跟著節拍，踏上了維吾爾人的、圓圈般的打伊爾。如今我們用音樂和舞步，來暢談我們心中的迪尼。依著門框的女人和那年帕米爾見到的一樣漂亮。她驚異這個東干，居然流暢地和男人們一道唱著即克爾。一個穿袷袢的人居然當場進入了費那，他的臉頰上流下了幸福的淚水。
上述詞語的注解是多余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氣氛中的因子。重要的是終於有了我們的話語。當然，其實語言也是次要的，充溢一切的是音樂。
望著這情景我不由笑了。忽然我想到了葉，若是堅持下來他也會笑的。胖胖的母親滿面笑容，忙著在桌單的上面換上更多的食物。那個粗壯的漢子則著急地准備給客人的禮物，我已經看見了英吉沙特產的鑲嵌刀子。四壁的掛毯圖案酷似波斯，也像音樂一樣難以捉摸。放下剛喝了半碗的奶茶，顧不上吃一顆晶瑩的葡萄。打伊爾上，人們已經開始旋轉。
那是人一生中難得幾次的、短暫的點悟時刻。因為我不僅見識了傳奇中聽說已久的舞蹈祈念；還結識了第一個apiz。只有這個詞需要解釋一下：維語中需要阿拉伯語匯借詞時，通常省略詞首的送氣音h。所以，apiz（阿皮茲），就是阿語中的harfiz。解釋它很復雜；在這裡，它指專司伴唱的蘇菲世界的歌手。
他是一個綠衣的中年男人，眼睛裡含著憂郁。他總是歎息般地望著我，一件暗綠的長衫上繡有綠絲線的花紋，對扣的襟口也縫著銀綠的花邊。看來，他在激動的時候不外現，神色嚴肅。不像比比皆是的巴扎攤和飯鋪子歌手，不是那種粗魯的莫合煙嗓子，他有著一副顫抖的、圓潤的職業歌喉。
歌聲如怨如訴，踏著使人搖晃的節拍。正是這個調子，你使我癡迷了半生。現在你正為我響起，阿皮茲就站在我的身旁，從他那兒，歌聲流水般不住地汩汩淌入打伊爾。都陶醉了，但阿皮茲沒有一刻間歇，他邊唱邊輕輕地搖著頭，象是體會著自己的歌唱。我盡心地投入陶醉，隨著拍子在在圈子上旋轉。我要抓住難逢的機會，和我尊重的他們一共度良辰。微醺之中，我勉強地分出一念確認著葡萄、囊，還有和田壁毯，我提醒自己說：記住幸福。
如今問題就有趣了，究竟是這片世界的音樂底色，使得統一它的信仰沾染了濃重的音樂味道呢；還是信仰輸入時也一路送來了音樂？是阿拉伯、波斯，還有印度都溶成一道道源流灌溉了這片古老的綠洲呢，還是這秘境的風土使得伊斯蘭唱起了豐饒快樂的歌？
追究也許可有可無，總之此刻他們是渾然一體。它們早就再也難分難辨，宛如一首歌中的曲和詞，一種歌中的情調和內容。阿皮茲，如果遠息的古文化裡沒有它，那麼它隨著強勁的文明之風吹來時被催生了。如果它本初就是生活中的水，那麼它已經被兌上潔白的乳和香醇的酒了。重要的是阿皮茲的存在，還有他胸中無窮無盡的歌。
走下打伊爾的時候，我們已經成了朋友。剛才哭了的男子久久拉著我的手，難受地說“難道胡大真的要我們馬上分開麼”。領袖般的老者翹首朝著天空，自語著感謝上蒼。只有阿皮茲沒有表達，他撫撫青綠的長衫，默默地目送著我，他已經在詠歌時表達過了。
那一天，綠洲的暮色從來沒有那麼溫柔。高空的白楊長梢，在沉重地搖來拽去。我只能離開；推辭水珠滾動的大串葡萄，推辭滿是金黃的粘稠汁液無花果。我實踐著又一次的離別，就像我經常非要離開美好的時候一樣。我甚至沒有顧上傷感；因為對我來說，阿皮茲——的發現席卷了並充斥了我的心。
我緊緊抓著他。淡綠的繡花袖口，遮住了我們緊握的手。捨不得，我想著。抬頭望去，毒日頭還在驕橫地施虐。還是不要久留吧，我做出了決定。阿皮茲不眨眼地注視著我，象是在審視我追求真知的程度。我覺得他的雙眼那麼美，那麼深陷的眸子，就像深藏的夜星。
也許，傳說中的木卡姆，喧囂中的木卡姆，其實就是緣於阿皮茲的蘇菲之歌？我想著，又覺察到自己的不安分。但是我更判斷著學術和邏輯，是不安分麼？我突然心花怒放，我笑了，一邊把阿皮茲的手握得更緊。
最後的感覺，是欣慰呢還是難過？你在為無法更深入而難過的同時，也在最後辯出了它的本相。最後的時光我默默無語。你也許是一個失敗者，但你畢竟向往過、甚至兩腳塵沙地探尋過——所謂天籟。不必強求做到更多了，我想，你已經耗盡了一生，不該奢望過度。不僅如此，當失助的文明被歧視和欺侮時，你留下了你的判斷與正義的辯解。你已經成為了一個美好絕唱的、哪怕是蹩腳的介紹者。那麼，在剩下的時間裡，你不妨悠閒地走走，做一個享受者和欣賞者吧。
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常在古跡上散步。
在近郊，在僅僅隔了一步就和都市離開的冷清野地裡，矗立著泥塗表面的迪尼麻扎。
我走近時，看見那裡獨自跪著一個農民，破舊褐衫的枯瘦老人。他撥弄著一小堆點燃的枯樹枝，把手指直接插進火堆裡。篝火很小，不過是熄了又亮的，一小簇枯樹枝架起的火苗。褐布的袷袢和土地混為一色。他的靴子滿粘著紅褐的泥巴。他癡癡凝視著微弱的輕煙，漫聲哼著一些句子。那身四郊最普通的褐色袷袢和也曬成了土褐色的圓帽，與幾天前結交的、潔淨綠衣的阿皮茲恰好成了一對。而歌聲卻一模一樣；他獨自地低唱著，若有所思地搖著肩頭。他不時把手伸進火苗撥著枯枝，好像火苗一點也不灼手。
我在寂靜的空曠中走近。間或他濁重地咳嗽，他的曲調時有時無。但是聲音慢慢散開，原野如同被點化著，浮現了情調。我那時靠得很緊，聽著那些滑落的音節和沙啞的喘息，遠處的暮靄一層層次第蒼涼了。我要溶入，我捧起了雙手。我摹仿著，追隨著空中的旋律，開口吟唱起來。開了頭，當吟到《阿葉提·庫勒西》時，褐衣的老人禮貌地對我欠起了身。
他濁啞地問道：
Siz…Diniuxunma？
（您是……為了迪尼嗎？）
Man…birApizboldem.
（我是……一個阿皮茲。）
我輕聲地回答。
剩下的傍晚時光，都是音樂的低訴。無論一身土褐散漫坐著的維吾爾老農，還是滿腳塵沙的我。我們各自吟歎，時間就在身邊流過，曠野裡只有我和他。我抬起頭來，看見喀什噶爾大地上，蕩漾著暮靄的黃色。
我覺察到了難以言說的和諧。我信服了，人間的音樂，確實起源於神授。我記憶著心靈的洗滌，記憶著這個永恆的邊緣。我緊靠著它，它溫暖著我，一直到黑藍晶瑩的夜幕完全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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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迷戀著各種異族的音樂，心裡卻想著母語和故土。從遠古的禮樂時代開始，其實我雙腳踏著的這塊土地，也是一個音樂的源頭。只是旋律隨時間而僵硬，和聲之律變成了鐵序。不知為了什麼，氣質和真情一絲絲被排斥，鼓樂衍化成了統治的禮教，音樂可哀地異化了。
只剩下邊緣死角。只剩下貧瘠不毛的旱渴之地，還殘存著幾絲熾熱和苦澀，還繚繞著一響擾人的呼叫。
當植被和綠色都破壞淨盡，當世界已是一派荒漠的黃色，人的心事更重了。年復一年，我徘徊在黃土的塬坪峽谷之間，尋尋覓覓，山東山西地找著新的《三十裡鋪》，高山空谷地聽著《花兒》和《少年》。但是，封建主義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主宰；他使人吶喊著又要矜持，渴盼之中又要規矩。它總使每一股鮮活的情感，都依附在另一股強大的束縛之上。
於是我便步不可收，急劇地滑下了深淵。憶起來如同前世的定然，三十年過去了，留下腳印般的履歷。在漫野的美聲魅惑中，我如中魔症，如被奪魂，離官俸利益、大勢時潮步步遠了。猛然覺醒時，才發現自己像是初次做人，剛剛嘗到一點人性的滋味。
有一些糾纏我半生的命題，諸如木卡姆與蘇菲的關系，諸如不同語言的樂感、它們與曲調的承載諧調……，要承認自己已經很難深入了。不用說更使我傾心的那個題目——關於那個覆蓋著廣袤歐亞內大陸的音樂之海，究竟是從印度起源還是從波斯起源——不，已經不是此生可以窮究的領域了。
但是更多的依然是滿足的感覺。因為我畢竟聽見了，我沒有完全墜入失聰，這是一件使我悄悄喜悅的事。
懷著感激，我不斷地學習，一次次踏上長旅。我和深愛的人們時散時聚，分享和分憂著文學和生計。流年之中，我總是聽見耳際充斥著一脈歌聲；是的，就是它，是它在陪伴著我，生息度世。
19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