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人生 四、藝苑一瞥 談音樂
    我不大喜歡音樂。不知為什麼,顏色與氣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謂「輕性音樂」,那跳躍也像是浮面上的,有點假。譬如說顏色:夏天房裡下著簾子,龍鬚草蓆上堆著一疊舊睡衣,摺得很齊整,翠藍青布衫,青綢褲,那翠藍與青在一起有一種森森細細的美,並不一定使人發生什麼聯想,只是在房間的薄暗裡挖空了一塊,悄沒聲地留出這塊地方來給喜悅。我坐在一邊,無心中看到了,也高興了好一會。

    還有一次,沿室裡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裡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有一種新的立體。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走進去的,然而真的走進去了,彷彿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興而又害怕,觸了電似地微微發麻,馬上就得出來。

    總之,顏色這樣東西,只有沒顏落色的時候是淒慘的;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喜的,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氣味也是這樣的。別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氣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霉氣,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價的香水。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伕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後面,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氣。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氣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把手腳放慢了,盡著汽油大量蒸發。牛奶燒糊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油漆的氣味,因為簇嶄新,所以是積極奮發的,彷彿在新房子裡過新年,清冷,乾淨,興旺。火腿鹹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味,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豐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後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種寒香。戰爭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

    氣味總是暫時,偶爾的;長久嗅著,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氣味到底是小趣味。而顏色,有了個顏色就有在那裡了,使人安心。顏色和氣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係。不像音樂,音樂永遠是離開了它自己到別處去的,到哪裡,似乎誰都不能確定,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跟著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著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迴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我認為戲裡只能有正旦貼旦小旦之分而不應當有「悲旦」,「風騷潑旦」,「言論老生」。(民國初年的文明戲裡有專門發表政治性演說的「言論老生。」

    凡啞林與鋼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樂隊,以鋼琴與凡啞林為主,我也討厭,零零落落,歷碌不安,很難打成一片,結果就像中國人合作的畫,畫一個美人,由另一個人補上花卉,又一個人補上背景的亭台樓閣,往往沒有情調可言。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響樂,因為編起來太複雜,作曲者必須經過艱苦的訓練,以後往往就沉溺於訓練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的成份過多。為什麼隔一陣子就要來這麼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入決戰最後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聽眾掃數肅清剷除消滅,而觀眾只是默默抵抗著,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裡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鋼琴小喇叭凡啞林一一安排佈置,四下裡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劃的陰謀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姑姑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緊匝著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裡絞著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裡常常有花開著。琴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並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是掛著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致的,裝著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後,手按在她肩上,「拉拉拉拉」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於肺有益。無論什麼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葉的淡赭,肩上垂著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並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我要彈得這麼好就好了!」於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塊鸚歌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我被帶到音樂會裡,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終沉默著,坐在位子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著。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姑姑竊竊議論一下紅頭髮的女人:「紅頭髮真是使人為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沖,只有綠,紅頭髮穿綠,那的確……」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裡,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髮的人,後來在汽車上一路想著,頭髮難道真有大紅的麼?很為困惑。

    以後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聽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裡,遠遠坐著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著茸茸的金汗毛,時常誇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裡充滿了眼淚,抱著我的頭吻我。我客氣地微笑著,記著她吻在什麼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絹子去擦擦。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傭領著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傭也常常參加談話。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游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曬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客室的牆壁上掛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著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極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幾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麼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太教琴養家,他不做什麼事。

    後來我進了學校,學校裡的琴先生時常生氣,把琴譜往地上一摜,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越打我越偷懶,對於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後的地板上看小說。琴先生結婚之後脾氣好了許多。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離著臉總有一寸遠。鬆鬆的包著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著鈴響,總是渾身發抖,想到浴室裡去一趟。

    因為已經下了幾年的工夫,彷彿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後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裡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叮叮咚咚彈琴,紛紛的琴字有搖落、寥落的感覺,彷彿是黎明,下著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裡難受。彈琴的偶爾踩動下面的踏板,琴字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搭搭稀稀朗朗的了。

    彈著琴,又像在幾十層樓的大廈裡,急急走上僕人苦力推銷員所用的後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欄干,兩旁夾著灰色水泥牆壁,轉角處堆著紅洋鐵桶與冬天的沒有氣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裡,只是往上走。

    後來離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聽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機上的,因為比較短)總嫌裡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緻的Minuet,尖手尖腳怕碰壞了什麼似的——的確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磁器,連房間傢俱都用磁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芬或蕭邦,卻是較早的巴赫,巴赫的曲子並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氣也沒有英雄氣,那裡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裡,牆上的掛鐘滴搭搖擺;從木碗裡喝羊奶;女人牽著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著的牛羊與沒有思想的白雲彩;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婚的鐘。如同勃郎寧的詩裡所說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裡,世間一切都好了。」

    歌劇這樣東西是貴重的,也止於貴重。歌劇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這樣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劇裡也就是最簡單的妒忌,一方面卻用最複雜最文明的音樂把它放大一千倍來奢侈地表現著,因為不調和,更顯得吃力。「大」不一定是偉大。而且那樣的隆重的熱情,那樣的捶胸脯打手勢的英雄,也討厭。可是也有它偉大的時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壓的音樂下從容上升,各種各樣的樂器一個個惴惴懾伏了;人在人生的風浪裡突然站直了身子,原來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與歌聲便在星群裡也放光。不看他站起來,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國的通俗音樂,我最不喜歡半新舊的,例如「一百零一隻最好的歌」,帶有十九世紀會客室的氣息,黯淡,溫雅,透不過氣來——大約因為那時候時行束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種飽悶的感覺。那裡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慘沮不舒。《在黃昏》支情歌:「在黃昏,想起我的時候,不要記恨,親愛的……」

    聽口氣是端方的女人,多年前拒絕了男人,為了他的好,也為了她的好。以為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她一個人住著,一個人老了。雖然到現在還是理直氣壯,同時卻又抱歉著。這原是溫柔可愛的,只是當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與腐爛,使我們對於她那些過了時的邏輯起了反感。

    蘇格蘭的民歌就沒有那些邏輯,例如《羅門湖》,這支古老的歌前兩年曾經被美國流行樂隊拿去爵士化了,大紅過一陣:

    「你走高的路罷,我走低的路……

    我與我真心愛的永遠不會再相逢,在羅門湖美麗,美麗的湖邊。

    可以想像多山多霧的蘇格蘭,遍山坡的heather,長長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層紫色的霧。空氣清揚寒冷。那種乾淨,只有我們的《詩經》裡有。

    一般的爵士樂,聽多了使人覺得昏昏沉沉,像是起來得太晚了,太陽黃黃的,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沒有氣力,也沒有胃口,沒頭沒腦。那顯著的搖擺的節拍,像給人捶腿似的,卻是非常舒服的。我最喜歡的一支歌是《本埠新聞裡的姑娘》,在中國不甚流行,大約因為立意新穎了一點,沒有通常的「六月」,「月亮」,「藍天」,「你」——

    「因為我想她,

    想那本埠新聞裡的姑娘

    想那粉紅紙張的

    本埠新聞裡的

    年輕美麗的黑頭髮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爛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樂很單調,永遠是「吉他」的琮琤。彷彿在夏末秋初,蓆子要收起來,掛在竹竿上曬著,花格子的台灣席,黃草蓆,風捲起的邊緣上有一條金黃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臉上打瞌睡。不是一個人——靠在肩上的愛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髮店的吹風。極單純的沉湎,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愛著的話,恐怕要嫌煩,因為耗費時間的感覺太分明,使人發急。頭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藍的天,上下幾千年的風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長的,以此為永生的一切所激惱了。

    中國的通俗音樂裡,大鼓書我嫌它太像賭氣,名手一口氣貫串奇長的句子,臉不紅,筋不爆,聽眾就專門要看他的臉紅不紅,筋爆不爆。《大西廂》費了大氣力描寫鶯鶯的思春,總覺得是京油子的耍貧嘴。

    彈詞我只聽見過一次,一個瘦長臉的年輕人唱《描金鳳》,每隔兩句,句尾就加上極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頭搖一搖,像是咬著人的肉不放似的。對於有些聽眾這大約是軟性刺激。

    比較還是申曲最為老實懇切。申曲裡表現「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種特殊的音樂,的確像是慌慌張張,腳不點地,耳際風生。最奇怪的是,表現死亡,也用類似的調子,氣氛卻不同了。唱的是:「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閻王叫人三更死,並不留人,並不留人到五更!」忒愣楞急雨式的,平平的,重複又重複,倉皇,嘈雜,彷彿大事臨頭,旁邊的人都很緊張,自己反倒不知道心裡有什麼感覺——那樣的小戶人家的死,至死也還是有人間味的。

    中國的流行歌曲,從前因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嚨逼得尖而扁,無線電擴音機裡的《桃花江》聽上去只是「價啊價,嘰價價嘰家啊價……」外國人常常駭異地問中國女人的聲音怎麼是這樣的。現在好多了,然而中國的流行歌到底還是沒有底子,彷彿是決定了新時代應當有的新的歌,硬給湊了出來的。所以聽到一兩個悅耳的調子像《薔薇處處開》,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從西洋或日本抄了來的。有一天深夜,遠處飄來跳舞廳的音樂,女人尖細的喉嚨唱著:「薔薇薔薇處處開!」偌大的上海,沒有幾家人家點著燈,更顯得夜的空曠。我房間裡倒還沒熄燈,一長排窗戶,拉上了暗藍的舊絲絨簾子,像文藝濫調裡的「沉沉夜幕。」絲絨敗了色的邊緣被燈光噴上了灰撲撲的淡金色,簾子在大風裡蓬飄,街上急急駛過一輛奇異的車,不知是不是捉強盜,「嘩!嘩!」銳叫,像輪船的汽笛,淒長地,「嘩!嘩!……嘩!嘩!」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別離,命運性的決裂,冷到人心裡去。「嘩!嘩!」漸漸遠了。在這樣凶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像的事,然而這女人還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著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沿,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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